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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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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电影为1982年至1987年,由台湾新生代电影工作者及电影导演所发起之电影改革运动。电影主要呈现写实风格,其题材贴近现实社会,回顾民众的真实生活,由于形式新颖、风格独特,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

历史

前史

政治宣传(1945年至1960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接管后废止皇民化日语,开始推行国语。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攻占大陆,国府撤退台湾。

1950年代,为达至配合政府政治策略的要求,“三大公营片厂”(台湾省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制片厂农业教育电影公司)陆续调整架构,然后,国府再透过相关法律与意识形态的管制,全面进行对电影的管理(郑玩香,2001年,21-29页)。此时期,台湾电影配合“反共抗俄”的政治路线,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创作内容单调。当时在“国共对峙”与“美苏冷战”的特殊情况下,在地民众在郁闷的局势中,找到了引起本土共鸣的电影文化,即台语电影

创新制作(1960年至1978年)

1960年代,台湾海峡情势略趋稳定,整体社会气氛比以往也略为轻松,加上美国驻军支援,台湾开始稳定发展。1963年3月,中央电影公司新任总经理龚弘提出“健康写实”的电影制作路线,以及欧美写实电影的拍摄风格,但要避免暴露社会黑暗面以免违反政府审查,这特意“隐恶扬善”的作品,受市场的欢迎。这番创举带动了台湾电影的制作水准,也开拓了电影输往东南亚等海外华人市场。

此外,依据华语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的作品改编制作的系列电影,大量导入新兴的男女爱情元素,扩展了台湾电影的视野。在这时期,国语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起,挤压了台语电影市场,使其走向没落。

1970年代,在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之主导下,国府进行“十大建设”,加速台湾经济发展。此后,台湾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形为工业社会,民众的经济变得宽裕,电影消费开始回应社会需求,涌现爱国电影爱情电影武侠电影功夫电影喜剧电影等主流作品,成为民众重要的娱乐消费项目。

但之后,这些作品由于创新内容有限,消费者不再青睐,加上陆续输入美国电影香港电影,更令台湾电影雪上加霜,几乎全面跌入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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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改革(1978年至1982年)

1978年6月,中央电影公司(中影)总经理明骥重新调整制片的规划方向,订定了“加强政令宣传、促进海内外影人合作”的作品目标。

1980年,行政院新闻局开始从事提高台湾电影艺术性与国际性的工作,指定中影公司以电影改革为出发点,进行一连串人事变更:聘请小野为中央电影公司制片企划部副经理兼企划组长,聘任新生代编剧吴念真担任创作。

从此,台湾电影逐渐摆脱传统的创作风格,剧情取材更为贴近真实的社会现况,开始选用非明星级演员或非职业演员,采取自然写实的拍摄方式,建立新的电影形式及电影语言。

新电影(1982年至1987年)

1982年,中央电影公司在杨德昌柯一正张毅等三位新生代导演的参与,共同合作构想小成本电影的拍摄,再经由明骥小野的努力之下(李道明,2001年,41—51页),拍成四段式集锦电影光阴的故事》。本片开启了解析社会真实现象,并关怀大众现实生活和共同记忆,因而普遍被认为是台湾新电影的首部作品。该片的创作者均成为后来新电影的重要成员,影片的自然写实风格与文学表现特质,象征了“新电影”与“旧电影”之间的差别(卢非易,1998)。

随后,陈坤厚侯孝贤万仁王童等台湾新生代电影导演开始根据运动所引起的共鸣,陆续制作合乎期望的写实作品,掀起了写实电影的潮流。此时,强调电影的严肃性和学术性的艺术电影,亦已逐渐传入台湾,纵使这些意识未必与“中国影评人协会”的“观众电影”理念雷同(张世伦,2001)。

1983年,三位新生代导演执导的三段式集锦电影儿子的大玩偶》,因上映前的“削苹果事件”而引起过舆论界一阵批评声浪,事件普遍被视为“新电影”与“旧电影”、以及“新生代导演”与“中国影评人协会”的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前者,把争议搬上舆论空间,寻求仲裁;后者,则利用黑函提出检举,传达质疑。最终影片逃过了被删剪的命运,创作理念得以完整保全,为新电影奠定了往后的主题及方向。

但是,由于少数拙劣混迹者的不成熟滥用,部分影片有着过度的自溺情调,因此新电影的品质良莠不齐,新电影渐渐失利于票房,最终迅速消退(卢非易,2003)。台湾新电影是以艺术电影为主轴,香港电影及好莱坞电影则以商业电影为先驱,因而双方的影评人和支持者在舆论上逐渐壁垒分明,情势如水火般不容彼此。支持者表达不愿扼杀新电影的进步,而反对者进行对新电影的批判。历经诸多争论后,“新生代导演”对“中国影评人协会”更是不满(李幼新,1986,46—48页)。不过,新电影在当时台湾市场环境影响下虽饱受猛烈批评,票房亦惨遭冷落,但新电影却是大受国际影展与各国艺术电影市场上的欢迎,荣获无数奖项。

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在台北市家中举行他40岁生日聚会时,发表了“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亦称为“另一种电影”宣言)的论述,正式表达对当时的电影政策、大众传媒和影评体系提出强烈的质疑,其震撼性的言论就如宣告新电影的“死亡”一般[谁说的?]。1987年1月24日,该宣言刊登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另外,亦刊载于《文星月刊》和香港《电影双周刊》之内。一般而言,这五十位新电影工作者与文化人所草拟发表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可以视为新电影的结束,以及追求下一个过程的“另一种电影”的开始(卢非易,2003)。

1987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令,允许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亲,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趋于缓和。另外,随着党外运动的兴起,台湾社会逐渐从压迫中解放出来,配合党禁结社自由)和报禁新闻自由)的陆续解禁,整体而言,社会已没有过往般的严肃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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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1988年至1996年)

解严后,台湾电影在市场上虽然持续不振,但从新电影出身的导演和编剧,已经将触角伸向过去禁忌的题材,回顾探讨台湾近代历史与个人记忆(李道明,2001)。

1989年,属于新电影运动参与者的侯孝贤,凭着《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殊荣,亦是首部荣获世界级三大影展的台湾电影。影片剧情描述九份地区林氏大户的家庭成员,从“日治时期”历经“二战结束”、“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阶段,具体而微地反映台湾近代历史的记忆,最为令人津津乐道(李道明,2001)。此后,台湾电影在题材创作上,终于达到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充分自由,正式迈入多元化时代。

台湾电影宣言

正逢电影诞生100周年庆,“法国电影笔记”特将电影史上的重要事件挑选后,集结编辑成书《电光幻影100年》(journées qui ont fait le cinéma),其中的1986年11月6日,便以此宣言为题材。 1986年11月6日晚间,台北市济南路二段69号的房屋内正举行聚会……屋主杨德昌先生年约40岁,为台湾最出色的导演之一。这栋住宅甚至也是庆祝的一部分,因为房屋常被商借为电影拍摄的场所,包括他自己的电影《海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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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贡献

新电影的意义

1998年,第一届《台北电影节》正式经“台北电影节执行委员会”举办,并用主办单位的名义出版《旧像重游:台湾电影溯往》(陈国富,1998),将台湾电影“溯往”的“起点”定位在台湾新电影滥觞源头《儿子的大玩偶》,全因在此之前,没有一种电影会被称为“台湾电影”……(陈国富,1998,4页)。因为,新电影之“前”的台湾电影,常被形容为皆是“两国政治紧张氛围及社会转型期里人们内心的矛盾……不愿面对现实的一昧逃避”。此时,国产影片常被冠上“逃避主义”之污名(陈国富,1998,13页)。

整本手册将主题摆放在《儿子的大玩偶》回顾,其视为“新电影”现象乃至“台湾电影”之起点而“溯往”;清楚地对台湾电影史采取“新电影派”的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大量提及和强烈批判了当时引发“削苹果事件”的电影团体“中国影评人协会”。而且,新电影导演万仁则认为其黑函事件“完全是旧势力与新势力的对抗”(陈国富,1998,5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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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影的风格

  • 贴近台湾民众生活:提供有别于中国文化的记忆,大量采用本土的台湾文学创作,凝聚起台湾民众整体向心力,传达对于生活环境的自省。
  • 剖析真实社会现象:创作着眼于生活周遭的事物,重视民众成长经历和个人回忆居多,摒弃过往特意“隐恶扬善”的作风,冷峻克制地剖析著每个时代人们所经历的阵痛,宛如成为台湾历史发展的代言人。
  • 选用非明星级演员:打破电影明星制度,大量采用非明星级演员或非职业演员参与演出,更为贴近市井小民的角色形象,建构一般大众的生活遭遇,突破性的表达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关怀。
  • 传达拍摄风格美学:跳脱过往老旧的工业制作与叙事模式,创造出影像风格以深焦摄影和强调长镜头美学,搭配简洁的剧情叙述方式,兼具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的风格,亦成为重要的特色标记。

新电影的影响

  • 提高台湾电影品质:间接排挤品质低劣的作品,强调电影即为艺术的概念,让台湾电影与世界电影接轨,跻身世界一流国际影展。
  • 突破创作题材限制:触角延伸到过往禁忌题材,挖掘台湾争议事件和人物,并环顾社会基层结构的变迁,达到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自由。

主要作品

更多信息 台湾新电影, 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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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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