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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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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英语：Carbon footprint，也称为温室气体足迹（英语：Greenhouse gas footprint））指的是由个人、事件、机构、服务、地点或产品产生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总量，以二氧化碳当量 (CO2) 表示。[1]温室气体包括含碳气体如二氧化碳和甲烷，会经由燃烧化石燃料、土地清理以及生产及耗用食品、制成品、材料、木材、道路、建筑物、运输和其他服务而排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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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对产生过程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包括储存或释放二氧化碳的自然过程）了解不足，因此无法对总体碳足迹作准确估计。为此，研究人员Wright、Kemp和Williams提出碳足迹的定义为：
衡量特定人群、系统或活动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总量（相关人群、系统或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所有相关来源、汇整和储存均列入考虑），采相关百年全球暖化潜势 (GWP100) 计算所得的二氧化碳当量。[3]
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Greenhouse Gas Protocol）把温室气体的范围予以扩大。
包含《京都议定书》所涵盖的7种温室气体的核算和报告 - 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一氧化二氮 (N2O)、氢氟烃 (HFCs)、碳氟化合物 (PCFs)、六氟化硫 (SF6) 和三氟化氮 (NF3)。[4]
全球2014年人均碳足迹约为5公吨二氧化碳当量。[5]计算碳足迹的方法有多种，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认为美国公民的平均碳足迹为16吨。[6]此数字名列世界最高者之一，[7]导致该国要实施新政策以将其降低。学者们估计纽约市到2050年可把当地建筑物的碳足迹消除。根据纽约市的文件和国家统计数据，该市能直接控制的重要做法是把其集中供热的碳排放消除，此排放占纽约市报告碳排放量的30%，在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中占比则为58%。 [8]
家庭碳足迹计算表源自石油生产商BP，这家公司聘请奥美公司开展宣传活动，把造成气候变化的责任从企业和机构转移到个人生活方式之上 - 即人类经自身选择而导致碳排放，无可避免。 “碳足迹”这个名词也因BP推广而变得风行。[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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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人类活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使用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所产生的排放，会增加地球的温度。其主要影响包括气候变化（例如极端天气和海洋酸化与变暖）。自182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以来，即开始导致气候变化。由于人类严重依赖化石燃料、大量使用能源和不断进行的森林砍伐，持续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数量，让减少温室气体足迹变得极为困难。但个人有几种方法可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足迹，例如改变饮食习惯（减少肉类和奶制品的消费，以及减少食物浪费）、在家中使用高能源效率的电器、减少日常购买（尤其是一次性物品，例如快时尚）和减少旅行（特别是减少航空旅行）。[11]
温室气体会吸收红外线辐射而升高地球的温度。[12]虽然有些排放是自然发生，但人类是导致排放速率增加的罪魁祸首。这些排放来自使用化石燃料来发电、产生热和交通运输，还有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中的副产品。最常见的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 、甲烷、一氧化二氮和许多氟化气体。[13]温室气体足迹的计算，可单独计算一个人的，以至于计算全世界的。[14]
发表在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中的的气候科学数据，列出的关键科学发现，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与当前气候变化建立关联。根据这份报告，世界唯有立即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避免地球温度升高1.5 °C或2 °C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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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的概念和名称源自生态足迹概念，[15]生态足迹之名由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William E. Rees和Mathis Wackernagel于1990年代提出。碳足迹通常以每年排放的吨数（二氧化碳当量）表达，但生态足迹通常是以地球的更新来作报告。评估方式是根据地球每人的生态足迹所耗用的资源，需要几个“地球”才足够应付。碳足迹是生态足迹中的一部分。碳足迹仅衡量导致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较生态足迹受更多的关注。
除碳足迹及生态足迹外，[15]还有水足迹和土地足迹等关于足迹的指标。
个人碳足迹的概念在2005年，经BP雇用奥美办理的大型广告活动中而变得普及。 [10][15]人们受指导去计算自己的个人足迹，活动中并为人们提供施行“低碳饮食”的做法。[16]其他主要化石燃料公司[17]也采此一策略，此策略是大量借鉴烟草业[18]和塑料业之前的做法，把这些行业产生负面影响的责任（如未成年人吸烟，[19]乱扔烟蒂，[20]和塑胶污染[21]）推诿成因个人选择所造成。
BP并未尝试减少自己的碳足迹，反而把石油钻探活动扩充，进入2020年代。[22][23]其策略确实获致取某种成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自己的个人行为，并创建多个计算碳足迹计的方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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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碳足迹
常见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84%）
甲烷（9%）
一氧化氮（5%）
氟化气体（2%）
个人、国家或机构的碳足迹可依据其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做评估。[24]碳排放生命周期评估或其他统计作业被称为碳排放会计。一旦知道碳足迹的数量，就可制定将其降低的策略 - 例如透过技术发展、能源效率改进、更完善的流程和产品管理、改采绿色公共或私人采购 (GPP)、碳捕集与封存、消费策略和碳补偿等。 [25]
网络上提供有几个免费计算个人碳足迹的应用工具[26][27]其中一些（包括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CoolClimate Network研究联盟和CarbonStory。[28][29][30]）得到同行评审的支持。这些网站或多或少会要求使用者回答有关饮食、交通选项、房屋大小、购物和娱乐活动、用电量、供暖以及如烘干机和冰箱等设备方面的详细问题。网站会根据回答，以系统性回顾方式，尽力客观的计算出个人/家庭的碳足迹。卡内基美隆大学主管气候与可持续性研究的克里斯托弗·韦伯（Christopher Weber）最近发表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做产品碳足迹计算时，往往充满甚大的不确定性。计算电子产品碳足迹中的变量，例如生产、运输和制造所用的先前技术，会让建立准确的碳足迹变得困难。对那些广受欢迎的计算碳足迹技术提出质疑和确定其准确性就变得很重要。 [31]
计算产业、产品或服务的碳足迹是项复杂的工作。国际标准化组织有个名为ISO 14040:2006的标准，此标准具有针对生命周期评估（LCA）做研究的框架。[32]而ISO 14060系列标准为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在量化、监测、报告和确认或验证提供更复杂的工具。[33]另一种是通过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34]此为一套用于跟踪价值链中范围1、2和3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 [35]
使用上述标准，也可用于预测过程中发生的碳足迹 - 在规划/设计流程时，把燃料、化学品或其他原料的估计年度使用量，乘上它们的排放强度（也称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即有结果。
直接碳排放（或称范围1碳排放）是由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场所直接产生的排放。[36][37]其中一例是与现场燃烧燃料相关的排放。而在个人层面，私家车或燃气灶的排放属于这一类。
间接碳排放是来自过程的上游或下游的排放（或称范围2或范围3排放）。[36]
上游间接碳排放的例子包括：[38]
- 材料/燃料的交通运输所产生
- 在生产场所之外使用的任何能源所产生
- 生产场所外产生的废弃物（垃圾）所产生
下游间接碳排放的例子包括：[13]
- 任何报废过程或处置所产生
- 产品和废弃物的交通运输所产生
- 与销售产品相关的排放
范围2排放是与现场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和/或蒸汽间接相关的排放。[37]
范围3排放是来自组织活动使用，但非由自身生产或控制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39]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中的企业价值链（范围3）会计和报告标准可让公司评估其整个价值链排放影响，以确定减排活动的重点。[40]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把导致发电厂排放的因素按州划分。 [41]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从2002年起就把排放因素按范围1、2和3做区分。[42]DEFRA不再提供排放因素给国外询问者，而请他们找国际能源署（IEA）取得重点资料，IEA可提供详细的（范围1及2）资料，但要收费。[43]
地理区域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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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4年全球人均碳足迹为4.97公吨。[5]欧盟2007年的人均值约为13.8吨（二氧化碳当量），而美国、卢森堡和澳大利亚的则超过25吨。美国在2017年的人均值约为20公吨（二氧化碳当量）。[a]
决定个人碳足迹最主要的因素有移动（驾车、搭乘飞机和少量来自公共交通）、住所（用电、供暖和建筑）和食物。在欧盟，因移动而产生的碳足迹，由直接排放（例如驾驶私家车）和购买与移动相关服务中隐含的排放（航空运输、汽车生产和燃料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平均分配。如瑞典和法国等低碳经济体中，大部分家庭碳排放由进口商品产生，分别为65%和51%。[46]
美国家庭的碳足迹大约是全球平均值的5倍。对大多数美国家庭来说，减少碳足迹的最重要方式是减少驾车，或是改开具有更高燃料效率的汽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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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计算整个国家的碳足迹外，也可计算地区、城市和社区的碳足迹。[48]
能源消耗的碳足迹
研究显示在所有发电方式中，水力发电、风能发电和核能发电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少。但数字不包括事故或恐怖主义造成的排放。风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在其运行过程中不排放碳，但在建设和维护期间会留下碳足迹。利用水库作水力发电也有很大的足迹，包括建筑时的移除植被和持续的甲烷排放（溪流中残余物在水库底部厌氧活动分解出甲烷，若残留物随溪水移动，则经有氧活动分解出二氧化碳）。[49]
发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占世界人为排放量的一半。热量的二氧化碳足迹同样重要，研究显示使用发电厂废热做热电联产（CHP）或是供热（DH）的碳足迹最低，[50]远低于微型发电或热泵空调所产生的。
煤炭生产经调整后，已大幅减少碳排放，自1980年代以来，生产一吨钢所消耗的能源减少达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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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的碳足迹
本节提供不同运输工具所使用燃料，其碳足迹的代表性数字（不包括制造车辆或建设相关基础设施的碳足迹）。准确的数字因多种因素而异。
芬兰所采用的交通工具尾气排放和能源使用排放计算系统LIPASTO[52]对客机的平均直接排放量（不考虑高海拔辐射效应）所做的调查，提供一些二氧化碳排放量代表性数据，这些排放以每乘客公里的二氧化碳及二氧化碳当量表示：[53]
- 国内，短距离（小于463公里，或288英里）：257克/公里，或259克/公里（14.7盎司/英里）二氧化碳当量
- 长途飞行：113克/公里二氧化碳，或114克/公里（6.5盎司/英里）二氧化碳当量
但使用每单位旅行距离的排放量不一定是表达航空旅行碳足迹的最佳指标，因为航空旅行所覆盖的距离通常比其他旅行方式更远。决定碳足迹的是一次旅行的总排放量，而非仅是排放率。例如由于航空旅行让快速长途旅行成为可能，因此选择的目的地可能比使用其他旅行方式要远很多。[54]
欧洲环境署提供的2011年欧洲所有公路旅行每乘客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5]
- 109克/公里
对于车辆，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提供2013年欧洲道路行驶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平均数据（依新欧洲驾驶循环调整）：[56]
- 新注册汽车：127克/公里
- 混合动力汽车：92克/公里
- 轻型商用车 (LCV)：175克/公里
美国的平均数据由EPA[57]依据EPA联邦测试程序提供，分为以下三类：
- 乘用车：200克/公里（322克/英里）
- 卡车：280克/公里（450克/英里）
- 综合：229克/公里（369克/英里）
产品碳足迹
有些组织已为制成品做过碳足迹的计算。[58]EPA已为纸张、塑料（供糖果包装）、玻璃、罐头、电脑、地毯和轮胎计算出碳足迹。澳大利亚已为木材和其他建材计算出碳足迹。澳大利亚、韩国和美国的学术单位已为柏油路计算出碳足迹。公司、非营利组织和学术单位已为邮寄信件和包裹计算出碳足迹。卡内基美隆大学为8个国家，每国46个大型经济部门计算出碳足迹。卡内基美隆大学、瑞典和英国碳信托基金已为家庭和餐馆食品计算出碳足迹。
碳信托基金与英国的食品、衬衫和清洁剂制造商合作，于2007年3月推出二氧化碳排放标签。这种标签用于配合新的公开可用规范（不是种标准）和PAS 2050（产品与服务温室气体排放生命周期评估规范），[59]碳信托基金和各种行业合作伙伴正积极推动这种标签的试点计划。[60]碳信托基金在2012年8月表示他们已经测量27,000个可认证产品的碳足迹。[61]
观察某些产品的包装是计算其碳足迹的关键因素。[62]通常包装体积越大，碳足迹就越大。
食物占家庭碳足迹的10-30%，主要由农业活动和运输等产生。由于植物能量转化为动物能量的效率低下，以及畜养动物的粪便会释放甲烷，肉类食物的碳足迹比蔬菜和谷物等植物产品大。[63]由研究人员Scarborough等人于2014年所做的研究，针对英国人的现实饮食进行调查，并就其饮食温室气体足迹做估计。[64]每天平均膳食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公斤当量计）为：
不同纺织品的精确碳足迹会因多种因素而有很大差异。但针对欧洲纺织品生产的研究显示，消费者在购买时，每公斤纺织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为：[65]
就纺织品经洗涤和干燥的耐用性和所需能量，合成纺织品的碳足迹通常比天然织物低得多。 [66]
材料的碳足迹（也称为隐含碳足迹）差异很大。许多常见材料的碳足迹可在数据库如“Carbon & Energy database ”、[67]“GREET databases及模型 ”，[68]以及透过网页openLCA Nexus进入“LCA databases”中找到。[69]任何制成品的估计碳足迹都应经由第三方验证。[70]
水泥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
政治碳足迹
衡量个人政治倾向（例如透过投票表达）的“政治碳足迹”概念最初由Seth Wynes、Matthew Motta和SimonDonner三位研究人员于2021年在探讨加拿大[71]选举中引入。针对德国和英国的[72]则由Jakob Thomä在同时期进行。这项研究首次尝试把个人碳足迹的概念扩展到消费和投资之外。对加拿大大选的分析显示，“赞同克制气候变化”投票的中位数胜选投票者，每人可转化为34.2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而提倡生活无车的胜选投票者，每人可转化为2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对德国和英国的分析通过将投票转向更多“支持克制气候变化的政党”来衡量相对碳足迹的减少。在2021年的德国大选中，一名德国选民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政党）转向联盟90/绿党后每年可减少约7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而转向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则可减少3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政治碳足迹通常比消费或投资足迹具有更高的减排潜力，因为消费足迹仅导致自己行为的影响，而透过选举，可同时决定获胜政党选民、失败政党选民和未投票选民的气候结果。
融资排放
金融投资组合的碳足迹（所谓的“融资排放”）起源于2000年代中期，投资公司（Henderson Global Investors和Pictet Asset Management）和非政府组织试图让银行和投资者为其牵涉的碳足迹负责。[73]名为2° Investing Initiative的非营利智库于2013年对研究融资排放的方法学进行首次审查。[73]蒙特利尔碳承诺（Montreal Climate Pledge）是金融机构所做的首个正式碳足迹承诺。[74]此承诺受责任投资原则组织（联合国支持的国际金融机构网络）监督，截至2015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COP21)时，已经吸引120多家投资公司（合计管理的资产超过10兆美元）的承诺，。在这个领域有一系列融资排放数据和方法供应商（例如 ISS、MSCI、S&P Sustainable1）。碳会计金融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PCAF) 是项金融产业倡议，目的在把支持管制融资排放的会计原则标准化。[74]然而在此领域使用碳足迹概念并非没争议，因为将足迹逻辑转换为金融工具会带来许多挑战和警示，包括须把扭曲结果和数据品质的金融变量标准化。[75]因此许多主要的气候目标设定行动都侧重于前瞻性的衡量投资组合匹配做法（例如Paris Agreement Capital Transition Assessment，PACTA，由2° Investing Initiative开发的工具，用于衡量财务投资组合与气候变化情景的匹配度，也可用于衡量特定公司的投资[76]）。
成因
虽然有些温室气体是自然产生，但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其数量。工业上，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是发电厂、住宅建筑物和公路运输，以及能源工业生产的流程和逸失、钢铁制造、煤炭开采以及化学和石化工业。[77]环境变化也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例如森林砍伐、森林退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畜牧业、农业使用土壤和水，以及污水。中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总排放量的30%。美国占15%，其次是欧盟占9%，印度占7%，俄罗斯占5%，日本占4%，剩余的30%由其他国家/地区共同组成。.[78] 二氧化碳并非威力最强的温室气体，但因其最为普遍，而且数量极为庞大（约占所有温室气体的3分之2），因此有绝大的影响力。其余的主要温室气体有甲烷（16%占比）、氮氧化物（6%占比）及工业废气（2%占比）。[79]
甲烷主要由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释放。虽然甲烷不像二氧化碳那般数量庞大，但仍非常普遍。因甲烷更能吸收热量而比二氧化碳更有害。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工业界和消费者近来大量使用天然气，他们认为天然气含有较少的二氧化碳，因此对环境较好。但事实上是甲烷对环境的危害反而更大。 [80]
一氧化二氮经燃料燃烧后释放，主要是由燃煤发电厂、农业和工业活动所产生。
氟化气体包括氢氟烃、碳氟化合物、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这些气体完全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最主要的来源是使用如冷媒、气溶胶、推进剂、发泡剂、溶剂和阻燃剂等会耗用臭氧的物质。[80]
生产这些气体会增加个人的温室气体足迹。产量越多，温室气体足迹就越大。
与时俱增的温室气体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增加。截至2017年，二氧化碳水准是工业革命前的142%。甲烷增加253%，一氧化二氮增加121%。大量使用化石燃料，让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把地球温度升高。在过去的250年里，燃烧化石燃料加上砍伐森林等人类活动是这一增长的大推动者。仅在过去25年里，排放量就增加33%以上，其中大部分是二氧化碳，占增量的4分之3。[81][82][83]
减少碳足迹
2017年7月发表在季刊《环境研究快报》上的一项研究报告，提出个人减轻自身碳足迹的最重要方式是少生一个孩子（“在发达国家平均每年可减少58.6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其次是无车生活（每年减少2.4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放弃航空旅行（每一次跨大西洋旅行会产生1.6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和采植物性饮食（每年减少0.8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84][85]该研究还说大多数政府的资源都用在效果不大的地方，结论是：“一个美国家庭选择少生一个孩子，其减排效果抵得上684个青少年选择在其余生中采全面资源回收利用的做法。[85]
一个有效选择是少开车。利用步行、骑自行车、共乘、利用大众运输和整合旅游行程都可减少燃料消耗，减少排放。
选择食物对个人的碳足迹有重大影响。动物性蛋白质（尤其是红肉）、稻米（通常产自甲烷排放量高的稻田）、需长途运输或低燃料效率运输的食品（例如，长途运送极易腐烂的农产品）以及经大量加工和包装的食品，都是高碳食物。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估计[86]“美国人的平均饮食（有28%的卡路里来自动物性食物)，每人每年比素食，或是纯素食多产生约一公吨半以上的温室气体。”[87]依据他们的计算，即使用植物蛋白（例如豆类、谷物）取代一般美国人饮食中3分之1的动物蛋白，也可把饮食的碳足迹减少半公吨。最后，扔掉食物不仅会增加个人或家庭碳足迹，还会增加把垃圾运送到垃圾场的运输排放量和食物分解的排放量，而分解所产生的是比二氧化碳更强大的甲烷。
减少人类碳足迹的做法还有对所用材料的拒绝使用、减少使用、重复使用、设定新用途及资源回收（称为5R's）。[88]
另一种选择是减少在家中使用空调和暖气。同样，可在家中穿着价格不高的保温衣物即可达到减排的目的。[89]
碳手印（carbon handprint）运动强调碳补偿的个别手段，例如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或在历经森林砍伐地区植树，以减少个人的碳足迹并增加他们的“手印”。[90][91]
效果最大的气体排放管理行动有：[92]冷媒管理（2017年-2050年，减少900-980亿公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93]因为冷媒的升温潜能是二氧化碳的数千倍）、建立陆地风力发动机发电（减少850亿公吨当量）、减少食物浪费（减少710亿公吨当量）及复育热带森林（减少610亿公吨当量）。前述计算是到2050年的累积减量，因为这类行动的准备时间很长，无法按年计算。[94] 产品、服务或公司的碳足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 能源种类
- 发电厂以外发电活动
- 使用材料
这些因素也可能因地点或产业而有变化。但有一些通用步骤可达到大规模减少碳足迹。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2016年的报告，美国发电厂约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7%，是值得设法减排的目标。[95]最便宜的方法是透过提高能源效率。美国节能经济委员会（ACEEE）报告说，根据2015年的数据，能源效率有可能每年为美国节省超过8,000亿千瓦时的电量。[96]提高能源效率的一些方案，包括但不限于：[97]
- 废热回收系统
- 大型建筑物和燃烧室的隔热设计
- 技术升级，即采用不同的发光源，更低的机器耗电量
通过发展核子动力（一种零碳排放能源）和替代能源项目（例如太阳能和风能等再生资源，可减少消耗能源而产生的碳足迹
林地复育是碳补偿（在产生碳排放的同时也减少大气中等量的二氧化碳）的其中一例。[98]因有碳补偿，而产生碳信用，可用来减少公司的整体碳足迹。
由于供应商改进排放核算，而计算出供应链排放（范围3）平均比营运排放高11.4倍，[99]（为先前估计的两倍多）。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关注减少来自其供应商的排放，以此作为降低风险和掌握改进机会的方式。
生命周期或供应链碳足迹研究可提供有用的数据，帮助企业确定需要改进的特定和关键领域，便于采取降低行动。目前收集供应商排放的真实数据、制定针对热点的战略和激励供应商，仍会遇到障碍。但确实已有解决方案，重点应放在逐年改进。[100]
减少碳排放的方案
由于人类燃烧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而把大量温室气体排放进入大气。但可透过购买碳权来抵销此类有害影响。
京都议定书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和时间表，以减少参与签订的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经济（即市场)的角度来看，强制市场和自愿市场有其区别。此两种市场有典型特征，即排放权证交易：
- 认证减排单位 (CER)，根据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颁发
- 减排单位（ERU），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联合执行（JI）计划产生，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公吨
- 核实减排量 (VER)，以二氧化碳当量公吨为单位，可用于交易
强制市场引入下列三灵活机制，企图以最低的经济成本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
- 清洁发展机制（CDM），经由联合国运作的碳抵销计划，供参与国家筹集减排资金以及达到气候目标的衡量
- 联合执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让签订国达成具有拘束力的目标
- 排放权交易
CDM和JI机制用来创建减排的权证，而排放权交易机制则让这些权证得在国际市场上销售。
- 符合清洁发展机制（CDM）要求的项目可产生认证减排单位(CER)。
- 符合联合执行机制（JI）要求的项目可产生减排单位（ERU）。
CER和ERU可透过排放权交易机制出售。对CER和ERU的需求是由下述因素驱动：
- 依据《京都议定书》，减排不足的国家。
- 根据当地减排计划，减排不足的机构团体。
履行京都议定书减排义务的国家，发生不足的情况时，可购买CER和ERU作弥补。国家和国家集团也可制定地方减排计划，设定强制性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如果有义务的实体发生减排不足的情况，可购买CER和ERU来弥补。虽然《京都议定书》并未对地方性减排义务设有规定，但这种地方性对CER和ERU的需求，可有效刺激排放权交易和设定市场价格。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是个知名的强制性本地排放交易计划。
EU ETS对进出欧盟的航空业产生的排放于2022年12月达成协议，纳入排放权交易。 [101]
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开始参与排放权交易计划。[102]
与强制市场相对的，有自愿市场，为公司提供减排的另类选项。自愿性市场开发的解决方案称为核实减排量 (VER)。此方案的优势在于项目/活动是根据CDM/JI项目的标准进行管理，但所提供的权证并未在东道国政府或是联合国执行委员会注册。对于相同项目品质的权证，VER的市场价格会较低。但目前VER并不能在强制性市场抵用。
北美洲的自愿市场分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员和场外交易 (OTC) 市场成员。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个自愿但买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权交易计划，成员必须承诺遵守设定排放上限，并且从其他成员处购买配额以抵消超额排放。场外交易市场买卖的不涉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计划，进场者包含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广泛买家，以及希望达成碳中和的特殊活动的参与者。碳中和指的是透过等量的碳封存或抵消量来平衡碳排放，或购买足够的碳信用额度来弥补差额，达到净零碳排放。
自愿市场的参与者有项目开发商、批发商、经纪人和零售商，也有碳基金。参与市场的一些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可能具有前述一种以上的身份。 根据非营利性组织Ecosystem Marketplace发表的报告显示，碳抵消价格随着供应链从上而往下（从项目开发商到零售商）的移动而增加。[103]
虽然一些强制性减排计划并未包括森林项目，但此类项目在自愿市场内的交易却很蓬勃。一个对林业项目温室气体封存量化方法的的批评是其不具精确性。但仍有人注意到林业项目可促进社区共同利益。自愿市场中的项目包括避免森林砍伐、造林/林地复育、工业温室气体封存、提高能源效率、燃料转换、从燃煤电厂和牲畜中捕获甲烷，甚至是再生能源。在自愿市场上出售的可再生能源证书 (REC) 因有所谓的额外性问题而颇有争议。[104]工业温室气体项目受到批评，因为此类项目仅适用于固定成本已经很高的大型工业工厂。吸收工业温室气体作封存被认为是是种轻而易举之事；结果是类似项目的权证在自愿市场上的价格最低。
扩大自愿碳市场特别工作组 (Taskforce on Scaling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TSVCM) [105]是由英格兰银行前总裁马克·卡尼领衔的倡议，目的是为自愿碳市场提高品质和完整性。TSVCM预定在2023年期间创建一套核心碳原则 (Core Carbon Principles，CCP) 和机制，以简化公司取得高诚信信评的途径，并为银行和投资者提供融资和交易的信心。
自愿碳市场的规模和活动目前不易衡量。 估计在2021年的市场规模为10亿美元。[106]
解决方案
透过简单改变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就能达到减少温室气体足迹。做法包括减少使用空调与暖气、使用LED灯、选择符合能源之星标准的电器、回收利用、使用冷水洗衣服、避免使用烘干机以及少吃肉。另一项调整是减少使用汽车。[36]人们还可在空中旅行时搭乘直航班机。虽然这样做不会瞬间减少个人的碳足迹，但长远而言可产生重大影响。[107]
可持续生活指的是在地球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或是人们有意减少个人或社会使用自然资源和个人资源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人类经济结构“脱碳”[108]的结构性变化（也需超脱政治的结构性变化）是气候变缓缓解所必需。[109]这种变化会引导进入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连同生产出相关的产品、服务和支出。[110]
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必须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改用可再生资源。 [13]家庭节能措施包括在建筑中增加绝缘、使用节能车辆和能源之星电器，以及在不使用时把电器插头拔下。
有几种减少甲烷气体排放的方式，其中两种是收集煤矿和垃圾掩埋场的排放。做牲畜及其粪便管理是另一种解决方案。生产化石燃料时会产生副产品的甲烷。利用技术避免过程中的泄漏以及减少车辆的使用也能减少排放。 [13]
一氧化二氮通常在工业生产中发生以及排放，改进生产技术是减排的手段。许多肥料都有含氮碱基的成分，减少其使用，或改变其成分，是减少氧化氮排放的方法。 [13]
氟化气体并未大规模生产，但其对环境的影响最严重。有多种方式可减少这类气体排放。许多会排放这些气体的产业可将其捕获，或是回收利用。这些产业也可投资于先进的技术，避免产出这类气体。透过降低输电网络和机动车的泄漏，还有许多空调系统会排放氟化气体，而改用温室效果较小的氢氟烯烃（HFOs）来取代，并最终开发不需用到氢氟烃冷媒的技术，均可降低这类气体的排放。[13]
参见
附注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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