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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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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励德，CMG，RIBA，FRICS（英语：Alec Michael John Wright，1912年9月19日—2018年1月26日），香港和英国的建筑师及殖民地官员，1938年加入香港政府，长年任职于工务司署。他在1963年至1969年间出任工务司，并兼任立法局及市政局官守议员，卸任后出任香港政府驻英专员，至1973年退休后定居伦敦。
在工务司任内，邬励德大量建造徙置屋邨和政府廉租屋以安置寮屋居民，而香港后来不少大型基础建设，包括地下铁路、万宜水库、海底隧道和新市镇等，都在他任内开始构思。邬励德还长年担任香港住房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提倡每个房协屋邨单位都应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其主张在当时被称为“邬励德原则”（Wright Principle）。
邬励德是香港建筑师学会创会会员，并曾在1958年至1959年出任会长，他也有份设计曾经是中环地标之一的爱丁堡广场渡轮码头。位于大坑的励德邨，即为纪念邬励德对香港的贡献而以他命名。
2018年1月26日，邬励德于英国伦敦逝世，享嵩寿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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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邬励德在1912年9月19日生于香港，父母分别是亚瑟·埃德加·莱特（Arthur Edgar Wright，1880年－1949年）和玛洁莉·赫普沃斯·查普曼（Margery Hepworth Chapman，1888年－1973年）。[1][2]邬励德父祖两代均在香港政府任职，他的祖父在1889年来港，任职于差饷部门，[3]父亲则在1903年加入港府工务司署，1911年出任技术工程师、1915年出任特补署理物业估价官、1917年出任一级执行工程师、1918年至1920年间借调到英属威海卫工作，回港后于1923年出任署理助理工务司，至1929年因病提早退休。[4][5]邬励德另有三名兄弟姊妹，[6]兄长丹尼士·莱特爵士（Sir Denis Wright，1911年－2005年）是职业外交官，曾任英国驻伊朗大使，1979年曾奉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命，到巴哈马向流亡的伊朗阿沙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表达英政府不会收容和庇护他的立场。[2]
邬励德幼年就读于奇力山歌赋山里的山顶学校，[7]八岁时负笈英国，[8]跟随兄长入读雅息士郡的布伦特伍德学校。[1]受父亲的影响，他对建筑工程产生兴趣，求学期间除了在一所建筑师行当实习生外，毕业后又先后在1934年和1937年考取资格成为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会员（ARICS）和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ARIBA）。[1]日后，他还取得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院士（FRICS）和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特许会员（RIBA）的荣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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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特许建筑师和特许测量师资格的邬励德曾于伦敦私人执业，从事建筑工程。[1]在1938年12月2日，他跟随父祖加入香港政府，获父亲曾任职的工务司署聘用为建筑师，由此展开他在工务司署逾30年的工作生涯。[8]可是不久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邬励德在1941年被编到香港义勇防卫军服役。[10]同年12月，日军挥军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邬励德参与战事抵抗日军，但随着香港在12月25日沦陷后，邬励德沦为战俘，遭日军拘禁于九龙的亚皆老街集中营，1944年又被迁至深水埗[10][11]。相关经历使他深切体会到当时华人恶劣的生活环境，促成后来的邬励德原则[12]。
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香港重光，邬励德才得以获释。[10]重光后，邬励德在临时军政府民事小组的工务科任职技术秘书。[10]1946年殖民地重新设立文治政府后，他重新加入工务司署，并在1950年初出任署理总建筑师，同年再正式成为工务司署总建筑师。[10]邬励德在1952年曾署任助理工务司，1956年初复署任助理工务司（工务），同年10月再获正式擢升为助理工务司。[8][10]
邬励德在战后参与不少公务员宿舍和公共住房的兴建计划，并由1953年起担任非营利组织香港住房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13]在邬励德的建议下，房协在1952年兴建的上李屋邨A至D座时，就特别为每个单位设立独立厨房和厕所，一反过往共用厨房和厕所的设计。港府后来在1954年起兴建徙置屋邨，但早期的徙置屋邨也只设有共用厕所和厨房，因此由邬励德参与设计的房协屋邨，质素都要比这些徙置屋邨好。[13][14]邬励德提出每个屋邨都应该设有独立厕所和厨房的原则，在当时被归纳为“邬励德原则”（Wright Principle），并为房协所大致采纳。[14]
在1956年至1957年间，邬励德与助理建筑师陈洪业负责设计俗称为中环天星码头的爱丁堡广场渡轮码头，以取代因为中环填海而需要关闭清拆的旧中环天星码头。由邬励德和陈洪业设计的中环天星码头以简约实用为设计原则，外墙颜色则配上代表天星小轮的白色和绿色。[15]码头主体部分的设计工作由陈洪业负责，并在邬励德构思下为码头加上钟楼，使钟楼成为整座码头的焦点之余，也为码头整体塑造对称和高雅的感觉。[15]这座码头曾经是中环的地标性建筑，一直到2006年才因为中环再进行填海而被港府清卸，由于码头极具特色，引发当时舆论激烈争论码头的去留问题。[16][17]
邬励德在1950年代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统筹兴建位于中环的中区政府合署。[18]中区政府合署前身是始建于1847年的旧辅政司署，旧辅政司署于1848年落成，使用超过百年，至二战以后，由于大楼破旧不堪，加上面积细小，无法容纳分散于市区内不同商业楼宇的各个政府部门，因此港府在1951年决定把旧辅政司署拆卸重建。[19]在邬励德的监督下，中区政府合署东座、中座和西座分别在1954年、1956年和1959年落成。[19]此后，辅政司署与各个主要政府部门均集中迁入中区政府合署，比以往更为便利，而中区政府合署至港督府的各座建筑，则成为政府山上的一组特别的政府建筑群。[18]
除了港府的工作外，邬励德也积极参与本地建筑界的活动。在1956年9月3日，包括邬励德在内的27位本地建筑师正式成立香港建筑师公会（1972年改名为香港建筑师学会），邬励德遂成为公会的创会会员之一。[20][21]在1958年，邬励德复接替徐敬直成为公会的第二任会长，在任一年，至1959年卸任。[22]另外，在邬励德的策划下，他的母校山顶学校在1954年获港府安排迁往宾吉道新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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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励德在1959年出任副工务司，1963年3月正式接替英格理（Allan Inglis）出任工务司，同时出任立法局官守委任议员和市政局当然官守议员。在1968年9月至11月间，邬励德也曾短暂出任行政局临时官守议员。[23][24]
在工务司任内，邬励德继续关注公共住房的发展，并大量兴建徙置屋邨和较优质的政府廉租屋，以配合港府安置寮屋居民的政策。[25]由1963年至1968年间，港府每年用于兴建徙置屋邨和政府廉租屋的支出平均高达1.19亿港元。[25]此外，他又应港府屋宇政策研讨委员会（Housing Board）提出的建议，订下六年计划，目标在1967年4月至1973年3月间，兴建徙置屋邨和政府廉租屋以容纳99万人口。[25]在计划首年，工务司署成功为约16.5万人提供公营居所，而另外建造中的公共住房也预计可安置超过30万人口。[25]虽然如此，邬励德任内兴建公共住房的规模也不及后来港督麦理浩爵士在1970年代推出的十年建屋计划宏大。该计划目标在10年内兴建公共住房以容纳180万人口，而计划所兴建的公共屋邨，规格和质素也要比原来的徙置屋邨好。而终邬励德一任，工务司署落成的政府廉租屋计有山谷道邨、牛头角上邨和黄竹坑邨等，徙置屋邨则包括慈云山邨、石篱邨和石排湾邨等。
邬励德也曾参与屋宇建设委员会、城市规划委员会、以及立法局财务委员会和工务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在1964年，他还获港府委任为清除贫民区工作小组（Slum Clearance Working Party）主席，研究对旧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楼宇进行重建。[11][26][27][28]工作小组初期把香港岛西营盘等地划作市区重建先导计划（Urban Renewal Pilot Scheme）的目标地区，可是工作小组的进展缓慢，在旧区重建方面的成果始终有限。[28]
在供水事务方面，邬励德任内见证中港两地推动东深供水工程，另又负责督建在新界大埔修筑的船湾淡水湖。[29]船湾淡水湖在1968年落成启用，是当时全港平面面积和储水量最大的水塘（储水量后来被万宜水库超越）。船湾淡水湖透过兴建堤坝围堵海湾而改造得来，也是全球首座在海中建造的水塘。可是，香港当时仍不时受到旱灾的威胁，在1963年，香港久旱不雨，港府被迫宣布制水，而邬励德更在同年6月起实施“四天供水四小时”的政策，使得大批市民要在街头轮候食水，而制水政策一直维持到1964年才完全撤销。[30][31]
尽管面对旱灾的威胁，但鉴于当时中国大陆局势不稳，而且又在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因此邬励德并不主张过分依赖由中国大陆供水。[29]在他的主持下，港府在西贡三处海域选址，构思研究建造更多类似船湾淡水湖的水塘，该研究随后在1969年建议在粮船湾洲和西贡半岛东部之间兴建全新的水塘。这个水塘的建造工程在邬励德卸任工务司后的1971年才正式展开，到1978年落成，是为万宜水库。[31]在1967年，社会上还有声音建议在兴建水塘的同时，港府可以引入海水化淡作食水的技术，不过邬励德指出，兴建海水化淡厂需动辄花费上亿港元，而产出的淡水不多，直指建议等如把金钱“投入沟渠”。[32]一直到多年以后，港府终在1972年决定兴建海水化淡厂，并且在1975年启用。但一如邬励德所料，由于海水化淡的成本高昂，化淡厂投产仅三年，便在1978年宣告停产，最终更在1982年正式关闭。[31]
除了住房和供水事务，邬励德也积极扩展交通网络以应付不继上升的交通流量。在他任内完成的交通工程计有在1966年开通的龙翔道和呈祥道，以及在1967年开通、连接新界沙田和九龙市区的狮子山隧道第一管道等。[31]邬励德还对于在维多利亚港兴建连接九龙和香港岛的首条海底隧道进行可行性研究，促成港府在1969年委托私人公司兴建红磡海底隧道，海底隧道后来在1972年通车。[33][31]
此外，港府在1963年邀请英国的伦敦运输委员会（London Transport Board）及道路研究实验所（Road Research Laboratory）就香港的未来交通发展进行研究，促成港府在1964年成立公共运输调查小组（Passenger Transport Survey Unit，PTSU）。[34]调查小组在1967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长远有必要兴建新的集体运输系统，以应付未来人口增长所潜在的交通问题。在调查进行期间，港府还在1966年2月委托英国的费尔文霍士顾问工程公司（Freeman, Fox, Wilbur Smith & Associates）就发展集体运输系统进行研究，顾问公司复于1967年9月发表《香港集体运输研究报告书》，草拟了地下铁路的兴建蓝图。[34]
研究报告书最初建议港府兴建荃湾线和观塘线两条连接港九的过海地下铁路，另又建造港岛线和沙田线两条分别贯通香港岛北岸和连接九龙和新界的地下铁路，当时估计作价约34亿港元。[35]工务司署后来根据政府统计处发表的1966年中期人口统计数据，审议研究报告书的建议。在1968年3月，邬励德提出修订方案，重点包括建议港岛线推迟至有需要的时候才动工、只保留荃湾线和观塘线其中一条铁路延伸至香港岛、以及反对在1986年以前兴建沙田线，但认为可改为在九龙塘兴建地下铁路与九广铁路英段的转乘站。[25]
邬励德曾表示希望可以在1968年底为香港地铁的兴建作最后决定，[35]惟建造方案一再修订，使工程多次延迟。邬励德离任后，顾问公司在1970年发表《集体运输进一步研究报告书》，对地铁计划提交新的修订方案。而一直到1972年，港府才在港督麦理浩爵士主持下成立地下铁路临时管理局，而首条地下铁路要到1975年11月才正式动工兴建。由研究到动工兴建地下铁路，港府前后共使用了12年的时间。[31]
在1963年至1968年间，港府用于工务工程的开支为24亿港元，每年平均开支为5亿港元。[25]然而，邬励德虽然与时任财政司郭伯伟爵士有“良好的工作关系”，但由于在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郭伯伟主张反对“任何可能导致长期财务承担的前瞻性规划”，并对公共开支作出严格的监控，使工务司署不少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受到相当的掣肘。[36]不少长期项目，例如在沙田和青山（即屯门）兴建新市镇、修建屯门公路、兴建万宜水库、发展地下铁路和重建前金钟海军船坞等等，均因为财政司方面持保留意见而一再修订和延迟，据说使到工务司署内不少官员感到失望和气馁。[37][36]即使是红磡海底隧道的兴建得到郭伯伟支持，但郭伯伟却反对港府向工程作任何形式的补贴，因此红磡海底隧道最终是交由私人公司以“建造、营运、移转”（BOT）的模式兴建。[38]
邬励德在1969年3月卸任工务司一职，结束六年任期，由副工务司卢秉信（J. J. Robson）接任。[39][40]在卸任前夕，邬励德在同年2月7日主持中环花园道的美利大厦纪念牌匾揭幕仪式。美利大厦由工务司署主持修建，楼高21层，采用崭新而简约的设计风格，1970年落成后成为工务司署的总部。[40]为表扬邬励德多年来在工务司署作出的贡献，他早在1967年的元旦授勋名单中，已获英廷授予CMG勋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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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励德在港府任职31年后，本应在1969年卸任工务司后退休，但在港府特别安排下，他得以押后退休，并在同年9月接替石智益在英国伦敦出任香港政府驻英专员。[41]据邬励德忆述，由于自己并非外交官出身，因此最初出任驻英专员的时候，难以融入英国的外交官圈子。幸得到保守党籍外务次官罗义尔（Anthony Royle）的主动协助，他才逐渐得到外交圈子的接纳。[36]在罗义尔的指示下，邬励德每次到外交部与他会面时，均获安排在大使接待室等候，罗义尔也曾邀请邬励德出席退休大使的午餐会，让他取得机会结交不同的外交界人物。[36]
在驻英专员任内，邬励德最主要的贡献是在1972年10月把港府驻英办事处由原来位于圣詹姆斯宫附近的槌球道53至54号（53-54 Pall Mall），迁往邻近伯克莱广场的格拉夫顿街6号（6 Grafton Street）。[42]这座办事处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仍继续使用，并成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办工地点。邬励德还积极照顾旅英港人和旅英新界原居民在英国的需要，并在1970年起提供灵格风英语课程，让他们学好英语。[43]邬励德一任四年，到1973年9月由首席助理辅政司祁德（Samuel Kidd）接任，正式从港府退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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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邬励德在任香港住房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期间的贡献，房协特地把在1975年至1976年间落成，位于香港岛大坑的屋邨名命为励德邨（Lai Tak Tsuen）。[45]励德邨中文名字取自邬励德的中文名称，而屋邨的英文名称则由中文名称直接音译而成。在1976年3月18日，在邬励德夫人、房协主席祁德尊爵士、住房司黎保德和住房署长廖本怀等人见证下，邬励德亲身在励德邨主持开邨揭幕典礼，以作纪念。[45][13]
邬励德退休后继续定居伦敦骑士桥，曾任香港嘉富国际有限公司顾问和任职于香港地铁的伦敦招聘办事处。[46][47]邬励德晚年热心关注自己的社区事务，并自1980年起参与骑士桥居民协会（Knightsbridge Association）的工作，促进社区发展。[48]邬励德历任协会副主席和规划及保育委员会主席等职，直到2009年初才以96岁的高龄卸下协会的全职工作。[48]
在2011年8月，香港特区政府位于金钟添马舰的新政府总部落成启用，而各个政府决策部门则陆续由中区政府合署等地迁到新政府总部。[19]对于在1950年代落成的中区政府合署不再成为政府总部，港府只同意保留中座和东座，但认为西座较迟落成，与中座和东座关联性较低，因此提出建议拆卸西座，以便腾出空地，让私人地产发展商兴建最高可达32层的甲级商业楼宇。港府有关决定引起社会上不少保育团体反对，这些团体认为包括西座在内的政府山极具历史价值，应该加以保育，不应把西座重建成商业楼宇。[18]
本身有份参与兴建中区政府合署的邬励德虽然已近百岁，但仍关注事件发展，并在伦敦家中接受保育团体“政府山关注组”访问。在访问当中，他强调西座是中区政府合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东座和中座三为一体，反驳港府提出西座与东座和中座没有关联的说法。[18]邬励德又批评港府舍弃自然得体的西座，取而代之兴建“丑陋”的32层商业大厦，再配以细小的公园用地，是“不合逻辑”的设计。他认为，该处附近已经有香港公园、遮打花园和动植物公园等大片公园用地，对于拟建的商业大楼附设一个非常人工化的小型公园，他对有关设计感到诧异。[18]
邬励德2018年1月26日于英国伦敦逝世，享嵩寿105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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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邬励德于1948年在香港迎娶艾瑟尔·索迪斯（Ethel Surtees）为妻，夫妇俩育有的一名在香港出生的女儿。[3][1]邬励德也是香港会的会员。[1]
荣誉
- A.R.I.C.S. （1934年）
- A.R.I.B.A. （1937年）
- M.R.I.C.S.
- F.R.I.C.S.
- R.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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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
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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