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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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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称为图瓦的地区在历史上曾被各种势力占领。图瓦早期历史的资料稀少且不清晰。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9世纪可能已经存在斯基泰人的活动。图瓦先后相对容易地被横扫该地区的各个帝国征服。在1207年前，该地可能由多个突厥汗国控制。此后，直到18世纪，该地由多个蒙古政权（包括元朝）统治，之后归顺于满族建立的清朝。19世纪期间俄罗斯的缓慢殖民最终导致20世纪该地逐步被俄罗斯吞并。此后，该地先后由俄罗斯帝国与苏联控制，最终于1992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在此期间，图瓦的边界几乎没有改变。
早期历史
在18世纪中叶之前，唐努乌梁海的书面记载非常稀少。此外，这些资料往往不区分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以及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总体而言，这片土地在内亚历史中仅扮演被动角色，从一个征服者易手到另一个征服者几乎没有遇到太大阻力。此地曾由蒙古北部一系列突厥汗国统治；突厥人、回鹘人与吉尔吉斯人相继出现。不过，真正的突厥化似乎始于13世纪成吉思汗崛起后，部分突厥部落逃入该地。
考古学发现现今图瓦地区存有长时间居住痕迹。墓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1]。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区早期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迄今考古学家所知最壮观的斯基泰人遗迹在图瓦北部靠近阿尔赞地区被发掘。这些遗迹可追溯至公元前7至9世纪，不仅是已知最早的斯基泰遗迹之一，也是最东端的。[2] 在圣彼得堡修复后，[3] 这批黄金宝藏现已陈列于克孜勒新建的国家博物馆。[4]
在约公元200年前，匈奴统治这片区域。关于匈奴民族核心成分的身份，学术界有蒙古语族与突厥语族等多种假说。当时中国史料记载该地区居住著一支名为丁零的民族。中国记载在东萨彦山一带有一支丁零后裔部落名为“都波”，这被认为与图瓦人有关，是关于图瓦人的最早文字记录。[5]
鲜卑人击败了匈奴，之后柔然兴起。突厥汗国灭亡后，属于铁勒诸部的都播人被唐朝编入安北都护府，都播是图瓦人的祖先。
8世纪，回鹘汗国兴起，图瓦人臣服于汗国，汗国于公元840年被来自叶尼塞上游的吉尔吉斯人推翻一些回鹘人融入到图瓦社会中。由于中国史学界往往将回鹘汗国视为中国地方政权，因此部分中国史学者将此作为图瓦曾归于唐朝管辖的依据[6]。
现今图瓦共和国的原住民是南西伯利亚的突厥语族民族，其语言受到萨莫耶德语族与蒙古语族的强烈影响。[7] “图瓦”这个名称可能来自7世纪中国史料中记载的萨莫耶德部落“都波”或“秃波”，他们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这些人被中国人与蒙古人称作“乌梁海”。学者普遍将这一名称追溯至大兴安岭的乌梁海人，他们属于女真人，因大规模迁徙而使得“乌梁海”成为自西伯利亚东部至阿尔泰山地区若干民族的称呼。[8]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乌梁海人与阿尔泰乌梁海（蒙古族）、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位于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共和国的突厥语族）、以及库页乌梁海（图瓦共和国东部的驯鹿牧民）并不相同。
在公元8至9世纪初，图瓦人是回鹘汗国的臣民。回鹘人在图瓦设立多座要塞以控制当地。公元840年，叶尼塞吉尔吉斯起兵推翻回鹘汗国，吉尔吉斯人来自叶尼塞河上游。在此期间，一些回鹘人被同化进图瓦社会[9]。 吉尔吉斯人统治图瓦直到13世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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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统治
1207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领蒙古人征服图瓦[11]。 这标志著蒙古宗主权在图瓦的开始。元朝时称为秃巴思人，归属岭北行省的益兰州。图瓦人由喀尔喀蒙古领袖舒鲁伊·乌巴什的阿拉坦汗统治，直至17世纪。
由于卫拉特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断，喀尔喀汗国消亡。图瓦人归属于卫拉特统治的准噶尔汗国[10]。 准噶尔统治了整个萨彦－阿尔泰地区，直至1755年。北元之后，图瓦由和托辉特部统治直至17世纪。和托辉特部消失可能是和瓦剌持续的战斗。图瓦成为准噶尔的一部分。
作为唐努乌梁海一部分的图瓦，自1207年至1757年由蒙古统治，之后归入清朝版图直至1911年。
在此之前，该地先后由鲜卑政权（93–234年）、柔然汗国（330–555年）、蒙古帝国（1206–1271年）、元朝（1271–1368年）、北元（1368–1691年）以及准噶尔汗国（1634–1758年）统治。[12]
清朝统治
清朝在通过与准噶尔的一系列战争此地建立统治。1691 年，康熙帝在今日内蒙古的多伦诺尔接受喀尔喀的归附，随后在 1696 年亲自率军击败噶尔丹统治下的准噶尔。自此，喀尔喀蒙古人及其属民（包括部分乌梁海人）归入清朝统治，而准噶尔汗国则继续控制今图瓦一带[13]。1726 年，雍正帝命科托噶特部汗布威贝子与一名清朝高级官员（“办事大臣”，amban）一同前往“向乌梁海传达[清朝]谕旨”，以防“发生不测”[14]。清朝对阿尔泰乌梁海及阿尔泰诺尔乌梁海的征服则要晚得多——1754 年，作为对准噶尔帝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才完成。
1757年后清廷将乌梁海人纳入统治，1762年，清设置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总管下辖唐努旗等5旗（1764年增编1旗）、46佐领[15]，乌里雅苏台将军定期派遣蒙古官员收取贡赋。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附约《乌里雅苏台界约》中，划定了唐努乌梁海西部边界，设立8个界牌[15]。
清朝将唐努乌梁海改编为与蒙古相似的行政体系，设五个“旗”（khoshun），以及 46 或 47 个“苏木”（sumun，“箭”之意——中俄史料对具体数字有出入）。每一旗由世袭札萨克亲王治理，名义上由乌里雅苏台的清朝驻军总管任命。18 世纪后期，因军功，一位旗的亲王被任命为总管（蒙语：“amban-noyon”），统领其馀诸旗[16]。
1883-1885年，克穆齐克旗地区爆发针对清朝官吏和地方领主的牧民反抗运动，起义者被民间歌谣称为Aldan Maadyr（“六十英雄”）。起义随后遭到镇压[17][18][19][20]。
唐努乌梁海（以及阿尔泰与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在清朝边疆行政体系中地位特殊。清朝律例对外蒙古、内蒙古、准噶尔和青海的贵族如何进贡、领取俸禄、参加朝觐都有严格规定，但对唐努乌梁海却没有明文[21]。1727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划定边界后，清朝在唐努乌拉山南侧（将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隔开），而非与俄罗斯接壤的萨彦岭设置“蒙古包哨”（蒙语：ger kharuul）作为边防。19 世纪的俄罗斯政论家与后来的苏联作家据此主张，图瓦在历史上是中俄“争议地”。乌里雅苏台将军在三年一次的 24 个哨卡巡视中，从未越过唐努乌拉山进入乌梁海。若有需要处理的事务，多派幕府中的蒙古人前往，而非亲自到场。此后，没有任何高级清朝官员（除 1726 年外）踏足唐努乌梁海[21]。当地居民若无中俄一方的国籍关系，需向中俄两方纳税[16]。
依清律，中国商人不得越过哨卡，该禁令直至 20 世纪初才解除。乌梁海贵族每年将毛皮贡品送到乌里雅苏台时，才能与清军总管交易，换取俸禄与皇帝赏赐（多为缎匹与棉布）[22]。因此，唐努乌梁海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自治程度，在清朝边境中几乎无可比拟[21]。
19 世纪，俄罗斯人开始进入图瓦。根据 1860 年《北京条约》，清朝允许俄国人在当地居住，但须住在船上或帐篷内。1881 年起，俄国人被允许兴建永久性房屋，并已形成规模可观的社区，由俄方派员管理，负责处理纠纷、监督图瓦首领。到 1883 年，俄国矿工达 485 人。早在 1838 年，俄国淘金者就来到西斯特格-克木河上游开采黄金。米努辛斯克的俄国商人亦随之而来。随后几十年间，库特河、奥克河、塞尔利格河以及毕-克木河、乌卢格-克木河的支流也有开采，到 1885 年共产出近 9,000 公斤黄金。俄罗斯人被图瓦人愿意为俄国制品（布料、杂货、茶炊、刀具、烟草等）支付的价格所吸引。到 1860 年代末，唐努乌梁海已有 16 家商号。当地人以牲畜、毛皮和皮革（羊、山羊、马、牛）支付货款。但翻越萨彦岭艰险异常，因此 1880–1885 年间，夏季在当地经商的俄国商人不过五十人左右[23][24][25]。
1856 年，一群称为“寻找白水者”的旧礼仪派教徒来到此地，寻找他们传说中被高山密林隔绝、免受政府干预、亦无尼康派正教仪式的避难所。1860 年代，又有逃避西伯利亚刑役的人迁入，并在图瓦北部与中部建立聚落。1878年，俄罗斯人在乌梁海东部发现了金矿，俄国商人和矿工向位于叶尼塞斯克的俄罗斯当局请求军事和警察保护。1885 年，一位商人获伊尔库茨克总督准许在今图兰地区耕种。1886年，乌辛斯克边境总监成立，代表俄罗斯在唐努乌梁海的利益，并向在乌梁海旅行的俄罗斯人发放护照，开始非正式地管理该地区俄罗斯人的税收，警务，行政和司法权[25]。20 世纪初，当地已有约 2,000 名俄罗斯商人与移民[26]。
1870 年代末与 1880 年代，俄罗斯势力已开始带有政治性。1878 年，俄国人在乌梁海东部发现金矿，引发“此地盛产财富”的传言，并促使叶尼塞省政府接到大量淘金申请。获准后，商人与矿工又请求军警保护。1886 年，设立乌辛斯克边防监督局，专责代表俄罗斯在唐努乌梁海的利益，并向来访的俄国人发放护照。多年下来，该机构逐渐在当地非正式地治理俄国居民，代行清朝在税收、治安、行政与司法方面的权力。俄国报纸甚至预言，唐努乌梁海终将并入俄罗斯。但沙俄政府在乌梁海行事谨慎以免刺激清朝，更倾向鼓励移民而非直接军事占领。俄国人在当地兴建农舍、开垦土地、筑围栏、养牲畜，而且多集中于人口稀少的北部与中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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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并非对俄罗斯的存在毫不知情。1860 年代与 1870 年代，乌里雅苏台将军多次向清廷报告俄国人大量涌入的情况。[27] 在 1864 年清俄《塔城界约》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坚称清朝边界卡哨以北的所有领土应属于俄国。此外，乌里雅苏台将军还拿到一份俄国地图，上面将唐努乌拉山列为中俄边界。[28] 这些情况引起清廷的忧虑。然而在 19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深陷国内问题，无暇处理此事。边境地区的地方官员只能尽力自行应付俄国人，但缺乏经费与兵力。乌里雅苏台的将军们提出软弱的抗议与没有结果的调查[26]。 到 1909 年，有记录显示已有 9,000 名俄国人定居在唐努乌梁海。[29]
到 20 世纪初，乌梁海的经济已严重衰退，导致当地贫困加剧。造成衰退的原因多种多样：毛皮动物数量减少（很可能是乌梁海人与俄国人过度猎捕的结果）；由于出口西伯利亚的市场需求，牲畜数量下降；以及周期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与瘟疫）进一步削减了牲畜数量。根据清朝政策，汉族商人不得进入乌梁海。与蒙古等其他边疆地区不同，这项禁令在此地确实得到了执行。1902 年，汉族商人被允许越界，以打破俄国人在乌梁海经济上的垄断。到 1910 年，已有大约 30 家商号在乌里雅苏台经营，全部为汉人公司分号。由于更积极的销售策略、更宽松的信贷条件，以及价格更低、受欢迎的商品，汉商很快就像在蒙古一样掌握了商业主导地位。不久，乌梁海的平民与王公贵族都积欠汉商大量债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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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梁海独立与俄罗斯吞并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12月1日独立，四天后驱逐了清朝驻扎大臣[31]。12 月下半月，乌梁海的各支队伍开始抢掠并焚烧汉商店铺。
乌梁海的贵族在政治前途上意见分歧。1912年2月，唐努旗副都统贡布多尔济宣布属下三旗独立建立乌梁海共和国，希望俄国反过来任命他为乌梁海的总督，并请求俄罗斯帝国出兵保护[32]。而另外两旗的王公希望加入哲布尊丹巴的大蒙古国，接受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神权统治[33]，也有贵族希望建立一个独立国家[34]。 贡布多尔济并未退缩，他向乌辛斯克的边防监督呈交请愿书，声称自己已被选为独立的唐努乌梁海国的领袖，并要求俄国提供保护，立即派兵进入该地，以防中国恢复统治。但没有得到答复，因为三个月前，沙俄部长会议已决定采取鼓励俄国殖民、逐步谨慎并吞乌梁海的政策，担心贸然行动会刺激中国[35]。
然而，这一立场随后改变，原因包括：对乌梁海境内俄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切、俄国商界要求采取更积极行动的压力，以及 1913 年秋天两个乌梁海旗的请愿，要求并入俄国。其他旗随后也纷纷效仿。1914 年 4 月，唐努乌梁海正式成为俄国的保护国[36]。
1914年7月，俄国出兵将乌梁海共和国划归叶尼塞省乌梁海边疆区，并委派了事务专员管理当地。俄国殖民者在建立乌梁海边疆区后开始建设如今的图瓦首都别洛察尔斯克（俄语：Белоца́рск，直译：“白沙皇城”），事务专员驻扎于此；1915年又宣布俄国的民法、刑法及各类法典均适用于唐努乌梁海地区[15]。
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署。蒙古取消独立，俄罗斯承认中华民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政府开始寻求将乌梁海纳入版图。1916年，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派代表向中国驻乌城佐理专员交涉。同时蒙古博格多汗政府照会俄罗斯驻库伦总领事,要求俄国将乌梁海交给蒙古。亲俄派阿格旺喇嘛在索拉马河边被杀。1916年12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由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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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内战、中国军队重新进入
二月革命后，俄罗斯临时政府继承帝国时期的立场，拒绝承认中国对乌梁海的声索。俄国内战爆发后，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在乌梁海的俄裔人口中短暂建立了政权，并没收富有俄人的财产均分。同时布尔什维克与乌梁海各旗代表订立《脱离保护条约》。7月，白军卷土重来，图瓦大部分地区于1918年7月5日至1919年7月15日被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的白军占领。
1918年，中国政府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公署秘书长孟榘进入乌梁海调查。北京政府任命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长严式超为调查员、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黄成婷为宣慰员，蒙古自治政府派遣贝子朝克图瓦齐尔为驻乌梁海大官,分头率兵前赴乌梁海。中国军队进驻唐努旗总管驻地萨穆噶勒。秋天，北洋政府任命严式超出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中国政府军在严率领下联合马克思尔扎布率领的外蒙古军队攻占了图瓦南部。
1919年，中国军队在加大遭到俄军袭击。蒙古自治政府改派玛克苏尔札布为驻乌梁海大官,并增兵唐努乌梁海。克旗人起兵反俄，中国军队进入克穆齐克、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四旗。苏俄红军在克木必齐尔等地打败白军,随后退出乌梁海。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地区后，中国亦宣布外蒙古“取消自治”，并宣布唐努乌梁海全境处于中国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的直接管辖之下。1919年冬，中国驻唐努乌梁海地方长官曾与苏维埃俄国代表就该地主权问题举行过会晤，但双方对立，会晤未取得成果。
在1919年7月和1920年2月间，红军控制图瓦，在俄国侨民中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由于共产主义革命与反沙皇运动，首都1918年改名肯木毕齐尔（图瓦语：Хем-Белдир，直译：“河流汇合处”，又译“克木毕齐尔”）。1919年8月底，红军舍秋金和克拉夫琴科率领的部队，与白军上尉博洛戈夫率领的高尔查克部队，在图瓦首都爆发激烈战斗，最终城市几乎被完全烧毁。
1920年，唐努乌梁海大喇嘛达克丹作为外蒙古代表之一,前往北京进行商订善后条件的谈判。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唐努乌梁海参赞”,并任命黄成婷为首任参赞。同时俄国白军恩琴部在应博克多汗邀请，重新进入库伦，扶持蒙古再次独立，驱赶当地中国北洋军。1921年3月，占据库伦的恩琴军队残部进入唐努乌梁海，大部分中国官员和驻军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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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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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苏俄红军以“支援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名义，入侵唐努乌梁海地区，意图消灭白俄残馀势力，并最终将其击败。蒙库什·布扬-巴德尔戈作为图瓦政治的核心人物，于1921年8月主持全图瓦立宪会议。8月16日，在布尔什维克支持下，图瓦呼拉尔宣布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宪法、国旗、国徽相继制定，并确立了黄金储备、国家预算，以及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机构。首府克木必齐尔再次被更名为克孜勒（Кызыл，图瓦语中意为“红色”）。图瓦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图瓦人民革命党。
图瓦人民共和国总理栋杜·库乌拉上任后，定佛教为国教、设法限制来自苏联的移居者，并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联络。9月9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致乌梁海人民书中宣布：“苏维埃俄国不把这块领土视为自己的领土，而把它的自决与蒙古的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承认了唐努乌梁海的独立[15]。
1922年，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设立财政部。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于1924年获苏联承认。1924年，图瓦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模仿苏联的正规军图瓦阿拉特（人民）红军。1924年春，一些领主和喇嘛发动反抗当局的起义，宣布图瓦并入蒙古，当年夏天被苏联军队和图瓦红军镇压。同年,蒙古对图瓦提出权利要求。苏联起初明确地予以拒绝。蒙古再次提出要求,并请求组织一个俄蒙委员会来处理唐努图瓦问题。苏联遂与蒙古当局谈判,对唐努图瓦与蒙古在库苏古尔湖以西的边界作了小幅度的调整[6]。
1926年，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三方代表召开会议，获蒙古人民共和国承认，东部库苏古尔湖附近仍属蒙古。但图瓦人民共和国未获中国及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这些国家认为图瓦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苏联的促使下，1926年8月,唐努图瓦与蒙古签订“友好条约”，彼此承认独立。该约以1921年的苏蒙条约为范本[6]。
自1926年10月起，改国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通过新宪法，确认了“土地公有”等原则。宪法的序言和句法结构与1918年7月的苏俄宪法、1924年11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几乎完全相同。首都改名为克孜勒，是图瓦语中“红色”之意[6]。
1928年召开的图瓦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全图瓦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青年团的支部。一支按照苏联军队模式建立的军队,在1929年达到1600人,苏联人在军中充当教官和政治指导员。由于栋杜对苏联的抵制，在苏联支持下1929年图瓦爆发政变，亲苏派夺取权力。栋杜被拘捕和处死，布扬-巴德尔戈等人被捕。
1930年四五月间,图瓦人民革命党宣布武力镇压“图瓦贵族和俄侨富农企图推翻政府的反革命事件”。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没收“剥削阶级的财产”。新的图瓦政府在党内进行了多次清洗，并在图瓦这个传统的牧牛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斯大林的鼓动下，新政府还试图摧毁国内的佛教和萨满教：1929年，图瓦境内有25座寺庙、约4000名宗教人士，而到了1931年，图瓦仅存1座寺庙、约750名宗教人士。然而在图瓦消灭畜牧业则显得困难：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82%的图瓦人仍从事畜牧业。到1931年年中,集体牧场达到166个。这种仿效苏联集体农庄而建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引起群众不满,不久宣布解散,小规模的私有农牧业经济被允许继续存在。
1932年，萨尔查克·托卡成为图瓦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托卡领导了图瓦的苏维埃化进程，开展“反封建革命”，将图瓦语从传统文字和拉丁字母改为采用西里尔字母，并模仿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37]。前图瓦最高领导人布扬-巴德尔戈未经审判遭处决。
1931年后，与原库苏古尔诺尔旗混居的东部九佐领之地划归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库苏古尔省。193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唐努-乌拉山脉以南由图瓦人居住的领土划归图瓦，这些地区即今日的蒙贡-泰加区、奥维尔区、特斯-赫姆区和埃尔津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图瓦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署边界协议是在苏联压力下完成的。
1932年,当局效法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34年，图瓦红军更名为图瓦人民革命军。1936年，总理萨特·楚密特-达吉批准在图瓦重新开放四座先前关闭的佛教寺庙。图瓦人民共和国举行成立15周年庆祝典礼中，仅有苏联一国派遣代表前往“致贺”。
1937年至1938年，图瓦发生了与苏联大清洗类似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大量的共和国领导人被枪决或监禁，特别是共和国总理萨特·楚密特-达吉和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阿迪哥-图鲁什·赫姆奇克-奥勒（Adyg-Tyulyush Khemchik-ool）等国家领导人被以“反革命分子”和“日本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柯特克·安吉玛负责特别法庭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一致认定所有九名被告都有罪，并判处他们死刑，此案在图瓦历史上被称为“九人案”。达吉此前一直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改造，例如反对破坏图瓦经济的基础畜牧业，反对暴力集体化和复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对破坏和摧毁寺庙。
40年代初,随着私有农牧的重新发展，克穆齐克地区4200户人家拥有家畜48.8万头, 每户平均116头,有的牧民家庭的牲畜甚至达到二三百头。1940年4月，柯特克·安吉玛成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小呼拉尔主席团的主席），成为现代第一位非世袭的女性国家元首。同年，柯特克·安吉玛与图瓦人民革命党秘书长萨尔查克·托卡结婚，并成为此后继续把持图瓦政治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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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图瓦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影响下参战。6月22日，第十届大呼拉尔会议通过了一份宣言宣布：
图瓦人民在全体革命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惜生命，准备以全部力量和手段参与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6月25日，图瓦人民共和国向德国宣战，并承诺向苏联提供援助。共和国的黄金储备（约3000万卢布）被移交莫斯科。自1941年6月至1944年10月，图瓦为红军提供了5万匹马、5.2万副滑雪板、1.2万件皮短大衣、1.5万双毛毡靴、7万吨羊毛、数百吨肉类，以及马车、雪橇、挽具等其他物资，总价值约6650万卢布。
1942年，苏联政府批准接收来自图瓦的志愿者参军。在此之前，红军已对讲俄语的公民进行了征兵动员。第一批志愿者于1943年5月加入红军，被编入第25独立坦克团（1944年2月起隶属第2乌克兰方面军第52集团军），参加了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1943年9月，第二批志愿者（206人）被编入第8骑兵师，并参与了乌克兰西部对德军后方的突袭。
整个战争期间，来自图瓦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图瓦的服役人员在红军中总计约8000人。在战争期间，图瓦越加亲近莫斯科，图瓦的社会和经济实践更加俄罗斯化，几乎所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人也都被铲除。
苏联统治
1944年，萨尔查克·托卡和柯特克·安吉玛-托卡策划了请愿书，要求图瓦人民共和国合并成为苏联的一个组成国。1944年8月17日，图瓦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小呼拉尔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入苏联的宣言，并向苏联最高苏维埃递交申请，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治州的身份接纳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
1944年10月1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这一请求，并建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自治州身份接纳图瓦人民共和国。10月1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接纳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令》，接纳图瓦人民共和国为图瓦自治州。托卡成为联共（布）图瓦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并继续领导图瓦的苏共党组织直至去世。苏联当时对此事秘而不宣，官方未发表声明，塔斯社也没有报导。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才为世人所知[38]。
1961年10月10日，图瓦自治州改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61年12月17日，举行了第一届图瓦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
1964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庭作出裁决，认定对1938年大清洗中的“九人案”受害者等人的指控毫无根据。九人被平反[39]。1973年，统治图瓦长达41年的苏联共产党图瓦委员会第一书记萨尔查克·托卡去世。书记职务由由弗拉基米尔·谢里亚科夫短暂代理，并由格里戈里·乔杜耶维奇·希尔申继任，直到苏联解体。
1978年，图瓦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加入苏联以来首次通过了宪法。
1990年，图瓦自治共和国民族关系急剧恶化，爆发图瓦族针对俄罗斯族的骚乱和冲突。当年春夏，发生了霍武-阿克西、埃列格斯特和苏特-霍勒的冲突，导致大量讲俄语人口外迁（1990年约15,000人），主要来自共和国中族群最为混杂的地区——克孜勒市、坦丁区霍武-阿克西镇以及卡-赫姆和克孜勒区的村庄。当地暴力频发，住宅被焚，安全无法保障。多数俄裔不懂当地语言，失业与贫困加剧民族矛盾。居民生活恐慌，专家流失严重，经济受影响，局势持续恶化。另一个促使非主体民族人口外迁的因素是，1980年代末之前，俄罗斯人在“高端”行业和“纯粹”劳动力岗位中占比很高，但后来这些岗位成为主体民族的竞争目标[40]。矛盾的根源在于多项政策偏向少数的俄罗斯族人口，而使得土著居民被边缘化，例如强制牧民子女进入俄语寄宿学校的政策[41]。
1990年2月，图瓦民主运动由卡迪尔-奥尔·比切尔代伊（克孜勒大学的语言学家，后来担任图瓦大呼拉尔主席）创立。该政党旨在提供急需的就业与住房，同时提升图瓦语与文化的地位[42][41]。
受苏联解体前夕的主权游行影响，1990年12月12日，图瓦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维埃图瓦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43]。1990年的图瓦苏维埃选举是图瓦并入苏联以来第一次由图瓦族同时担任行政体系中三个最高职位（苏共共和国委员会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部长会议主席）。
1991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图瓦是少数几个在投票中压倒性支持苏联共产党保守派候选人雷日科夫的自治苏维埃共和国之一，雷日科夫获得了65%的选票，而无党籍的改革派叶利钦仅获15%。
1991年5月24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正案，将图瓦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修改了俄罗斯宪法第71条。然而，剥夺图瓦自治共和国地位违反了苏联宪法第85条。由青年领袖与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力量联盟于8月27日发起绝食抗议，要求共和国领导层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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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苏联八一九政变后，1991年8月28日，议会召开会议，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奇米特-多尔久·翁达尔辞职，共产党的全部财产被政府接管。此举导致图瓦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解体。图瓦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将其更名为“图瓦共和国”。这一名称被载入1992年4月21日修订的俄罗斯宪法。1991年12月，设立了图瓦总统职务，兼任图瓦共和国政府首脑。1991年底，苏联解体。
1992年3月31日，图瓦签署协议，加入俄罗斯联邦。1993年10月22日，该共和国起草了新宪法，批准了带有新名称“图瓦共和国”的共和国宪法版本（两个月后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中亦确认了“图瓦共和国”的名称），设立了一个由 32 名成员组成的议会（最高呼拉尔）以及一个图瓦大呼拉尔，后者负责外交政策及宪法的任何可能修改，并确保图瓦法律优先于其他法律。宪法还规定，如果图瓦寻求独立，可以举行公投。该宪法于 1993 年 12 月 12 日的公投中获得 53.9%（或根据其他来源为 62.2%）图瓦人的支持而通过[44][45]。图瓦宪法在14个重要方面与俄罗斯联邦基本法存在冲突，包括自主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共和国公民身份、司法系统构造及检察监督等[46]。
1992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访问图瓦，成为首位访问图瓦的达赖喇嘛[47]。1994年，通过受害者后代的努力，纪念图瓦大清洗的图瓦政治压迫史博物馆在克孜勒成立[48]。1994年10月，苏联解体后推动转型正义的组织纪念在克孜勒机场附近发现了一处大清洗时期的万人坑。遗体被挖出并重新埋葬[49]。
现行的2001年共和国宪法中，“图瓦共和国”和“图瓦”两个名称具有同等效力。2001年5月6日通过的宪法未提及主权问题，但将俄语和图瓦语的权利平等化。该宪法还废除了共和国总统职务，地区领导人改为由俄罗斯总统任命的政府主席[50][51]。
苏共解散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于2002年4月在图瓦共和国成立支部，并成为继统一俄罗斯之后的第二大党。
2002年，俄罗斯政府拒绝了达赖喇嘛访问图瓦、布里亚特等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自治共和国[52]。
2006年，地区议会13名议员联名致信俄罗斯总统，要求罢免共和国领导人舍里格-奥尔·奥尔扎克[53]。俄罗斯总统未作回应，九名联名议员被统一俄罗斯党开除，理由是其行为导致党内分裂和地区局势不稳[54]。2007年春，俄罗斯总统提名绍尔班·卡拉-奥尔为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引发奥尔扎克支持者强烈但未果的反对[55]。
2007年，在图瓦独立和制定宪法中做出主导贡献的布扬-巴德尔戈完全恢复名誉（在共产时期被杀），并被部分人士称为“国父”[56]。
2009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批评地区议会人数过多，并以图瓦为例。同年4月，梅德韦杰夫还指出图瓦宪法与俄罗斯联邦基本法存在矛盾[51]。2010年4月12日，图瓦举行公投，将宪法与俄罗斯联邦宪法对齐。投票率为83.84%，其中多地达到90%，赞成率95.36%[57][58]。2010年公投对图瓦现行宪法的143条中31条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完全删除了关于地方公民身份的条款[59]。
2011年，图瓦当局通过新国歌《我是图瓦人》，被部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批评为鼓励分离主义[60]。
2012年，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访问克孜勒，并会见当地官员与藏传佛教、东正教领袖[61]。
2016年，图瓦部分俄罗斯族人士成立组织，对当地俄族人口的持续下降表示担忧[60]。
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随着进行局部军事动员，图瓦和其他俄罗斯远东地区爆发了反战和反动员抗议活动，一些妇女在共和国首府克孜勒抗议，20人被捕。蒙古国前总统查希亚金·额勒贝格道尔吉抗议使用图瓦人等蒙系少数民族作为炮灰，并邀请他们到蒙古定居[62]。据报道，俄乌战争中图瓦族在俄罗斯军队中的伤亡率异常地高[63]。一些图瓦人士则开始推动“新图瓦”等反战运动，帮助军人拒绝参战，取消服役合同，提供物质和法律援助，安排逃避兵役者去蒙古或哈萨克斯坦，并呼吁图瓦进行民族自决和“去殖民化”，俄罗斯当局往往将这些活动定性为“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6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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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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