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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伊斯蘭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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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伊斯蘭教歷史傳說開端是四位薩哈巴（賽爾德·本·阿比·瓦卡斯、賈法爾·本·阿比利布、沃赫卜·阿布·卡布查(Wah(a)b Abu Kabcha)和賈赫須·伊本·瑞亞卜）在公元615至616年年間從阿比西尼亞出發，沿著吉大港-迦摩縷波-曼尼普爾的路線行進，最終於616至617年年間到達中國及開始傳教。650至651年年間，在哈里發奧斯曼·本·阿凡的命令下，賽爾德·本·阿比·瓦卡斯又率領一支大使團第三次出使中國，並受到唐高宗的熱情接待。[1]
 | 此條目翻譯自英語維基百科，需要相關領域的編者協助校對翻譯。 |
起源
伊斯蘭教誕生之前，阿拉伯半島諸國已通過南中國海與中國有貿易往來。在阿拉伯海上貿易商人大規模皈依伊斯蘭教的時候，雙邊貿易更加繁榮時期。這種海上貿易在元朝時期達到了頂峰。
中國和各個草原部落與帝國之間通過貿易、戰爭、統治以及臣從造就的悠久而又錯綜複雜的關係，伊斯蘭教的傳播鋪平了道路。伊斯蘭教的影響大都來自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與交流。穆斯林被當做管理者、將軍和其他領導者從波斯和中亞交給蒙古人管理。
公元七世紀時，時機成熟，穆斯林們成功在中國播下了伊斯蘭教的種子。伊斯蘭教現已經成為中國一種合法的宗教。[2]
據中國回族記載，伊斯蘭教最先由賽爾德·本·阿比·瓦卡斯傳入中國。公元651年，他受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本·阿凡的命令，帶領一支大使團第三次出使中國。唐高宗接見了使者後，便下令在廣州建造全國第一座清真寺懷聖寺。[2][3]不過回族人似乎把651年伊斯蘭教正式在中國成立和617年薩哈巴們的訪問搞混了。
現代的歷史學家更傾向於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瓦卡斯曾經親自來到中國，[3]他們相信穆斯林外交官和商人在中世紀（希吉拉）開始幾十年後才到達中國。[3]唐朝世界性的文化、與中亞民族頻繁接觸、中西亞商人所組成的重要的團體（原來並非穆斯林）在中國的城市居住等，都有助於伊斯蘭教傳入。[3]
唐朝
阿拉伯人在中國的唐朝的一些年代紀中最早被提到，中國人稱他們為「大食」（大食這個名稱是從波斯語的阿拉伯人"Tazi"依中文音譯來的）。其記錄可以追溯到713年大食大使到來。第一批定居中國的穆斯林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4]
公元751年，唐朝和阿拔斯王朝在怛羅斯發生了衝突，但不久之後，兩國就重歸於好。公元756年，阿拔斯王朝有可能送了一批波斯人和伊拉克人到甘肅，幫助唐肅宗平定安史之亂。大約五十年後，吐蕃帝國在中亞襲擊了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為保證東部領土的安全，便與唐朝結締了同盟。同盟書由時任哈里發哈倫·拉希德下令送往長安。[5]
根據記載，公元758年有一大批穆斯林定居廣州，導致廣州爆發了動亂，原居民大批逃走。前者在廣州建造了一座大清真寺（懷聖寺），1314年被大火焚毀，1349年-1351年年間又重建。現如今能見的最初建造的部分，就只有一座塔的遺蹟了。
唐朝時，有源源不斷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過絲綢之路或者走海上路線來到中國。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外界移民來的，還有很多皈依伊斯蘭教的漢族人和回族民。波斯的移民將馬球（Polo）、他們的民族菜餚、樂器和很多醫學知識傳入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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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
大量穆斯林前往中國貿易，他們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與影響。宋朝時，中國的穆斯林主導著對外貿易——西部和南部產品的進口、出口。
1070年，宋真宗邀請了5300名來自布哈拉的穆斯林來中國定居。宋真宗用這些人去抵抗遼國。這些人定居於燕京和開封府之間的一些地區，目的是創造宋朝與遼國之間的一片緩衝區。1080年，上萬名阿拉伯人騎著馬來到中國，定居於北部和東北部的一些省份。[6]
這些阿拉伯人由來自布哈拉的指揮官埃米爾薩義德王子「索菲爾」率領。這位王子後來被譽為中國穆斯林「教父」。伊斯蘭教在唐宋時期被中國人稱為「大食法」（Dashi fa）。[7]而薩義德重新命名了伊斯蘭教，稱它為回回教，意為回人的宗教。[8]
元朝
中國在元朝統治時期，仍與蒙古其他游牧部落之間保持良好關係。元朝的蒙古君主提升各宗教與漢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他外國人的地位，並遷入許多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信仰基督教的突厥人、猶太人，信仰藏傳佛教的喇嘛和信仰疆傳佛教的維吾爾人擔任上級官位，而本地的儒家學者卻都不被重用，所以當時中國朝廷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穆斯林。元朝被劃分為12個行省，由省長和副省長管理。據伊朗歷史學家拉什杜丁·法德魯拉（Rashidu'd-Din Fadlu'llah）的敘述，這十二個省的省長，其中有8個是穆斯林；其他地區的副省長也都是穆斯林。[9]
與此同時，蒙古人引入中亞的穆斯林來中國擔任行政官員，而蒙古人也向中亞地區送去漢人和契丹人，在布哈拉擔任行政官員，這是在利用外國人來遏制全國各地地方政府的力量。[10]
在元朝時期，蒙古人使大量中亞穆斯林進入中國。到了14世紀，穆斯林的數量甚至已經達到了400萬人。[11]正在此時，一個波斯天文學家札馬剌丁，向忽必烈介紹了波斯的七種天文儀器。[12]同時，穆斯林建築師亦黑迭兒丁學習漢代建築形式，並設計、構建了元朝的首都——大都。[13]
14世紀時，一場在中國居住的色目人反對元朝統治的亦思巴奚兵亂在福建南部爆發。這場兵亂被鎮壓後，不僅使泉州、興化一帶的社會經濟遭到了重創，也導致了當時世界最大港口泉州迅速衰落。
成吉思汗和其後的元朝皇帝，一概禁止穆斯林的一些教條慣例，像禁止清真屠宰，讓穆斯林使用蒙古人屠宰動物的方法，而且還對其他方面也有所限制。[14]成吉思汗直接稱呼穆斯林和猶太教徒為「奴隸」，要求穆斯林遵循的蒙古的飲食方式而不是伊斯蘭的。割禮也遭到禁止。猶太教徒同樣受到影響——禁止吃潔食。[15][16]在元朝要步入滅亡時，腐敗和迫害活動變得極其嚴重，穆斯林將軍和漢人一同反抗蒙古人。有些穆斯林團體的名字在中文中的意思是「兵營」（Barracks）亦或是「謝謝」（Thanks）。部分回族穆斯林聲稱這是因為他們在推翻蒙古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那些受到協助的漢族人起了這樣的名字。[17]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為實現他的野心，就派大將徐達帶領軍隊向元大都進發。[18]最後一位元朝皇帝逃到北方的上都。後來，元大都被改名為北平（即今天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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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明朝時期，穆斯林仍然在中國活躍，其首都應天府是伊斯蘭學術的中心地區，[20]。明朝經歷了海港穆斯林人口迅速下降，這和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有關。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他最信任的指揮官都是穆斯林，包括胡大海、沐英、藍玉和丁德興。明朝時期也誕生了一位著名的穆斯林航海家鄭和。[21]
明朝時期在北平居住的穆斯林相對比較自由，政府沒有限制他們的宗教信仰或信仰選擇，與普通臣民一樣看待。朝廷雖然讓穆斯林保有信仰，但是藏傳佛教和天主教教徒在北京卻受到限制和壓迫。[22]
明朝時期不僅移民活動大幅放緩，而且在中國穆斯林也越來越孤立於外部的的伊斯蘭世界，逐漸漢化，使用中國語言，穿中國服裝。在這一時期，穆斯林也開始使用中國姓氏。其他找不到類似於原姓氏的中國姓氏的穆斯林，就使用與原名首音的字音最相似的漢字——穆罕默德改用馬、穆斯塔法改用麥、馬蘇德改用穆、哈桑改用哈、海珊改用胡、賽義德改為賽等等。回族、撒拉族和東鄉族都使用中國姓氏。最終，穆斯林在表面上就和普通漢人沒什麼區別了。[23]
除了名字，穆斯林穿著和飲食的習慣也經歷了與中國文化的融合。語言方面也開始向中國文化靠攏——使用中文。
清朝
清朝統治期間，穆斯林在大城市建有許多清真寺，其中應天府、長安、杭州府、廣州和其他一些地方（除了西部的穆斯林區）都是極其重要的。清真寺通常以傳統的中國風格並帶有阿拉伯語銘文作為主要特徵。許多穆斯林擔任政府職務，特別是在軍事方面，位於重要的位置。因為旅行變得更加容易，所以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的交流也就逐漸變多，其中一些中國的穆斯林到達紐西蘭，並成為那裡第一批穆斯林（參見紐西蘭伊斯蘭教）。蘇菲教派也在清代早期的幾十年遍布中國西北地區。[24]最重要的蘇菲門宦有：
- 卡迪林耶派：由中國人祁靜一（教名為哈拉爾阿爾丁）建立，他是著名的和卓伊達雅圖勒拉的學生，在回族蘇菲派被稱為「祁道祖」。在臨夏市的拱北周圍的神殿仍然是卡迪林耶派的中心地帶。
- 虎夫耶派：由一個納克什班迪教團領導。
- 哲赫林耶派：另一個納克什班迪教團，由馬明心建立。
當1644年清朝侵略明朝的時候，在甘肅的明朝穆斯林遺民由米喇印領導發動叛亂[25]，同時丁國棟也領導起義反清。[26]明朝穆斯林遺民受到了哈米斯·蘇丹·賽義德·巴卜（Hami's Sultan Sa'id Baba）和他的兒子土倫泰的支持。[27][28][29]明朝穆斯林遺民在叛亂中也與藏族人和漢族人聯合起來。[30]經過激烈的戰鬥和談判，1649年達成了一個和平協議，米喇印和丁國棟名義上的承諾接受清朝收編，並擁護清朝。[31]當南明成立後，清朝被迫撤出駐守甘肅的部隊去攻打南明，米喇印和丁國棟再次拿起武器反抗清朝。[32]最後，明朝穆斯林遺民被清朝軍隊殺害了近10萬人，其中包括米喇印和丁國棟，土倫泰也兵敗被殺。
儒家的回族穆斯林學者馬注也曾同南部的明朝遺民共同反清。[33]
在廣州，有一座「回教三忠墓」，這是在滿族侵略中國廣州時，為紀念羽鳳麒、撒之浮、馬承祖三位反對清朝卻被殺害的明朝穆斯林將領而建立衣冠冢。[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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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裡，穆斯林多次起事反抗清朝，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同治陝甘回變、同治新疆回變和雲南回變。清政府下令清剿叛軍，雲南回變中近百萬人被殺[5][36]，同治陝甘回變中上百萬人被殺，[5]另有人估計當時甘肅境內有九成漢民及三分二回民被屠殺[37]。
然而，在中國東部和南部各省的穆斯林並沒有叛亂，也絲毫沒有受到叛亂的影響。他們沒有遭到過屠殺，也不想反抗。
河南省的穆斯林村莊雖然很靠近陝西，但是那裡完全不受影響，回漢關係仍然很融洽。
伊莉莎白·艾麗斯（Élisabeth Allès）曾寫出，回族穆斯林和漢族的關係在河南地區很融洽，沒有受到其他地區的穆斯林叛亂的影響。原文這樣寫道：「十九世紀中期最主要的穆斯林叛亂，就數陝西、甘肅和雲南一連串的事件了，和維吾爾人在新疆一樣，似乎對中原都沒有直接的影響。」[39]
很多像馬占鰲、馬安良、馬千齡、馬如龍那樣的穆斯林站到了清朝一邊，並且幫助清朝將軍左宗棠消滅穆斯林叛軍。這些穆斯林將領都屬於虎夫耶派，他們幫助清朝屠殺哲赫林耶派叛軍。左將軍將河州周圍的漢人遷出去，把那作為幫助清朝清剿其他穆斯林叛軍的穆斯林的報酬。
1895年，東干起義爆發，被董福祥、馬安良、馬國良、馬福祿、馬福祥等忠誠的穆斯林所鎮壓，並且屠殺由馬大漢、馬永琳、馬萬福等領導的穆斯林叛軍。
一個由將軍董福祥領導的效忠清朝的穆斯林軍隊「甘軍」，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阻擊外國軍隊。軍中有像馬安良、馬福祿、馬福祥等眾所周知的將軍。
在雲南，有記錄寫道，清朝軍隊僅僅屠殺叛亂的穆斯林，不傷害沒有參加起義的穆斯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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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孫中山建立起中華民國，並執行了「五族共和」的政策。這使得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得到極大改善。清王朝的終結也標誌著中外的交往會更加頻繁。這使得中國和中東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接觸機會增多。有一個叫克勞德·皮克斯的傳教士，在1923至1934年間找到了834個去朝覲過的回族人。直至1939年，至少有33個回族穆斯林去過艾資哈爾大學學習。1912年，中國穆斯林聯盟（Chinese Muslim Federation）在首都南京建立。與其類似的組織也在北京（1912）、上海（1925）、濟南（1934）等地相繼建立。[41]各穆斯林團體的學術活動也蓬勃發展。在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前，已知的已經有上百種穆斯林刊物，其中有超過三十種是在1911到1937年間創立的。儘管臨夏是當時中國穆斯林宗教活動的中心地區，但還是有很多宗教活動都轉移到了北京。[42]
20世紀10年代時期，根據估計，中國本土有大約2000萬的穆斯林。[43][44][45][46][47]其中近半居住在甘肅，三分之一居住在陝西，其餘的都住在雲南。1911年時，青海、甘肅、寧夏各省落入了以馬步芳和馬仲英等人為首的馬家軍的手中。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施行「三光政策」，並破壞了許多清真寺。據 Wan Lei [譯名請求]所說，「統計數據顯示，截至1941年4月，日本摧毀了220座清真寺，並屠殺了無數的回族人。」在南京大屠殺後，南京的清真寺中堆滿了屍體。同時他們也施行經濟壓迫政策，其中涉及到對清真寺的破壞，並導致許多回民失業、無家可歸。再者就是一些故意的侮辱性的政策，例如將肥豬肉塗在清真寺上、強迫回民給士兵們殺豬、表面上是在強迫女孩做藝妓和歌手的訓練，但事實上卻將她們充當性隸。連回族的公墓也因軍事原因被毀壞。[48]因此許多回族人都加入了抗日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建國早期出現了巨大的動盪。自1953年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曾先後組織過十批穆斯林朝覲團去麥加朝覲[49]。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鼓勵城市裡的年輕人上山下鄉來「開墾荒地」，其中就有許多人選擇去新疆，並在無意中對穆斯林造成了影響。[50]這段時間內，政府不斷指責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團體堅持「迷信觀念」、宣揚「反共主義」。[51]清真寺遭到醜化、破壞亦或被關閉，古蘭經的抄本也隨著寺廟、教堂、修道院、墓地等一起被紅衛兵摧毀。[52]1965年至1978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亦暫停組織朝覲團[53]。
中國穆斯林說蘇聯對於穆斯林的處理甚至要比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還要糟糕。[54]
自從1978年鄧小平上台以來，中國政府放鬆了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政策。新法律給予所有少數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發展自己的文化和教育、舉辦宗教活動的自由。[55]自1979年恢復派出朝覲團後[49]，中國內地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穆斯林前去朝覲。[56]
在當今中國的領導下，伊斯蘭教獲得了復甦，現在中國有許多清真寺。對於伊斯蘭教表現已經達到了頂峰，許多全國性的伊斯蘭教協會也已經組織起穆斯林之間的民族協調活動。[來源請求]
1975年，雲南發生沙甸事件，有穆斯林反抗中國政府的宗教決定，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唯一的大規模民族叛亂。[57]在鎮壓叛亂時，解放軍使用米格戰鬥機向村莊發射火箭，屠殺了1600名回族人[58]。四人幫倒台後，當局道歉和賠償。[59]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引入資本主義改革，廢除了社會主義的免費醫療，導致中國醫療保健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私人服務。這項舉引起了中國西北方穆斯林的不滿，因為他們住在偏遠山區，在改革後根本得不到醫療保障。[來源請求]
1979年鄧小平主理後，穆斯林被認為經歷一段自由化時期。新立法賦予所有少數民族使用自己的口語和書面語言、發展自己的文化和教育以及實踐宗教自由，[60]與過往相比，有更多的中國穆斯林被允許去朝覲。[61]
1982年，中國政府提出「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保障和尊重信仰自由成為國家的基本方針。[62]同年，哈吉和副朝覲被允許。[63]另外，文化大革命期間關閉的清真寺等宗教建築由政府資金重建，[64]廣州和泉州等歷史悠久的清真寺作為「文物保護單位」受到保護。[65]另外，在北京、新疆多地設立伊斯蘭教經學院。[66]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達成互設商務代表處協議後，中國伊協首次組織直航吉達的朝覲包機[67]。
1990年代，中國開設了私立阿拉伯語學校，也出現了透過自己的路線進行麥加朝聖的人。[68]另一方面，未經許可的清真寺增加，私人宗教學校擴大，中國政府開始控制宗教活動，清真寺和宗教主管人成為登記制。[69]
2007年是豬年，這年中國中央電視台禁止在任何國營電視台出現關於豬的圖片、卡通造型和標語，目的是「避免與少數民族衝突」。[70]
從20世紀後半葉到21世紀，於新疆出身的維吾爾族為主的突厥裔穆斯林開始出現對中國政府的分離獨立運動，[71]1997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伊寧二·五事件。另外，2009年烏魯木齊發生了烏魯木齊七五事件[151]。 除此之外，有突厥系穆斯林也引發2013年天安門撞橋事件和2014年昆明火車站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等。中國國內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警惕心提高。 [71]
2010年代，當局被指興建「新疆再教育營」， 對上百萬維吾爾人進行「洗腦」。[72][73]而當局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目的在於從源頭上消滅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強調完全是尊重和保障人權之舉。[74]2019年12月，當局稱教育培訓中心學員已全部結業。[75]
202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向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稱，要深入推進中國伊斯蘭教中國化，「引導伊斯蘭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眾不斷增進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堅持全面從嚴治教。[76]
伊斯蘭教育
經堂教育是一個明朝回族中官方的圍繞著清真寺開展的伊斯蘭教育。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十三經是主要課程的一部分。[77]在伊斯蘭學校中，一些像漢克塔布一類的中國穆斯林著作被用於教育方面。[78]劉智也寫書幫助回族學習阿拉伯語。[79]最開始的時候，波斯語是中國穆斯林最常用的語言，之後變為阿拉伯語。[80]
像馬福祥、馬鴻逵、馬步芳一類的回族軍閥都資助學校或贊助學生出國留學。阿訇虎嵩山和馬鄰翼參與了中國伊斯蘭教育的改革。
國民黨穆斯林官員在中華民國時期資助建立了成達師範學校，這有利於中國迎來伊斯蘭教育的新時代，在穆斯林之間發揚國家主義和中文，並將他們完全融入到中國社會。[81]教育部為中國穆斯林教育而給回教救國聯合會（Islamic National Salvation Federation）提供資金。[82][83]聯合會的主席是白崇禧，副主席是唐柯三。[84]寧夏省長馬鴻逵也建立了40所中阿小學。[85]
阿訇王靜齋在埃及和另外幾位中國穆斯林學生一起在愛資哈爾大學進修，他們是現代第一批在中東研究的中國留學生。[86]王靜齋回憶起自己在河南省、河北省、山東省等地的教學經歷，發現在中國西北傳統的穆斯林教育中心之外，生活條件較差的地方的學生要比西北的學生更加艱難。[87]1931年，中國派出五名學生到埃及愛資哈爾大學進修，這其中還包括馬堅。[88][89][90][91]賽典赤·贍思丁的後裔納忠也是1931年隨著張子仁、馬堅、林仲明等人去愛資哈爾大學深造的學生中的一員。[92]
來自中原和西北的回族穆斯林在對女子教育的看法大相逕庭，來自中原歷來就有女性專門的清真寺和宗教學校，而西北的女性卻只能處理家務。不過在19世紀20年代，中國西北就已經開始了女子教育的改革。在甘肅、寧夏等地，馬步芳建立了許多世俗回族女校，其中一所叫刷達小學，後以他妻子的名字改校名為素琴女校[93]。日本入侵中國後，原居中原的回族穆斯林難民逃到西北，在那裡他們繼續接受教育，並建立女清真寺團體。不過畢竟女性教育仍然還未被西北的回族穆斯林接納，於是支持女子教育的團體和不支持的仍然各行其道。[94]
將軍馬福祥也捐款資助回族穆斯林教育，並在回族人之間組建起知識分子階級來增進回族對國家發展方面的作用。[95]
在完成初級中學教育後，中國法律允許想接觸宗教的學生在阿訇那裡學習。[96]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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