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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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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朝。最流行的傳說是，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遣使求法[1]，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2]。在中國傳播的佛教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及中國南方的上座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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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
據說佛教在漢朝之前就已傳入中國，但是這些說法多屬傳說性質，禁不起考證，如王嘉《拾遺記》載，燕昭王七年（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是「佛法入中國之始」[3]。
《列子·仲尼篇》 載：「丘聞西方有聖人焉」，因此唐代道宣認為「孔子深知佛為大聖」[4]。今傳本《列子》經考證，為魏晉時人偽作。
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一載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攜經來化秦始皇，秦始皇不信佛教，把他們關進牢裡。半夜，有金剛打破牢獄把釋利防等人救走[5]。唐代法琳《破邪論》也有此說[6]。梁啓超在《佛教之初輸入》認為此事可信。
永平八年（65年），劉英「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漢明帝在給劉英的詔書中褒獎他「尚浮屠之仁祠，絮齋三月，與神為誓」[7]。
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年[8]。韓愈在上唐憲宗的《論佛骨表》中也說，「佛者，……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後漢書·卷八十八·列傳·西域傳·第七十八》：「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前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一說張騫在西域時即聽說有佛教。《魏書·釋老志》記載：「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後漢書·西域傳》關於身毒國（印度）記述：「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小，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東漢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太子安世高東來洛陽，致力譯經二十餘年，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切流攝守因經》和《本相猗致經》等三十餘部，後歷經散失，現存22種，26卷[9]。安世高是中國翻譯佛經的第一人，傳譯以小乘經論為主[10]。
桓帝末年支婁迦讖至洛陽，譯有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大乘佛學，為大乘經漢譯之始，其中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為最。
東晉時後趙中書著作郎王度，向石虎奏說：「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回民之服。」石虎駁斥：「朕生自邊壤，黍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11]
東晉高僧慧遠在廬山東林寺組織蓮社，弘揚西方淨土法門，為中國淨土宗初祖。
東晉高僧法顯在弘始二年（400年）從長安出發到印度取經，於義熙八年（412年）歸國，著有《佛國記》一書記錄西行見聞，是佛教史的重要文獻。
毛先舒在《詩辯坻》中說：「六朝釋子多賦豔詞，唐代女冠恆於曲宴。」
後秦弘始三年（401年），姚興攻滅後涼，呂隆出降，是年十二月二十日鳩摩羅什抵長安，以國師之禮待之，信徒數千人，公卿以下皆奉佛[12]，羅什育有二子[13]，又在姚興的逼迫之下娶了十名伎女，「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缽，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14]。此後在俗10年間，潛心鑽研佛學，將梵文經卷譯成漢文，並廣收門徒。羅什所譯《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維摩經》、《大智度論》等在漢傳佛教地區流傳很廣。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後改信道教，下令禁止王公士族庶人供養僧侶，50歲以下的僧侶還俗。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詔：「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唐代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記載：「以太平七年，遂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
高僧慧文領悟「一心三智」、「一心三觀」的禪法，天台宗推崇其為初祖。
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15][16]，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17]，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18][19]；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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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四年（621年）六月二十一日。太史令傅奕上「廢省佛僧表」稱：「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6]
玄奘所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瑜伽師地論》在中國廣為流傳，他將印度唯識宗傳入中國，後來形成法相宗。
武則天寵信白馬寺主僧懷義，胡作非為，《資治通鑑》卷二〇三，垂拱元年載：
| “ |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出入乘御馬，宦官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髟其髮而去。……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 | ” |
禪宗六祖惠能主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而北宗神秀主張漸修。惠能弟子荷澤神會於730年滑台大會辯倒了神秀門人，使得「南宗」成為中國禪宗正統。
唐代宗深信佛教，「常于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23]
唐中宗時，胡僧慧範交遊權貴，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桓彥範上表論慧範執左道撓亂時政，請予正法，中宗不予理睬。唐睿宗時，慧範仗著太平公主的勢力侵奪民田，御史大夫薛謙光、殿中侍御史慕容珣上疏彈劾[24]。
李紳對於僧徒一向蔑視，「多咄叱而出」[25]，有僧人向李紳宣傳因果報應。他問：「阿師從何處來？」僧答：「貧道從來處來。」李紳將他痛打二十下，說：「任從去處去！」[26]
李膺曾處理僧人結黨屠牛捕魚事：「違西天之禁戒，犯中國之條章，不思流水之心，輒舉庖丁之刃，既集徒侶，須務極刑，各決三十，用示伽藍。」
韓滉處理僧雲晏五人聚集賭錢之事：「正法何曾持具（具足戒），空門不積餘財。白日既能賭博，通宵必醉樽罍。強說天堂難到，又言地獄長開。並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27]
韓滉擔任鎮海軍節度使時，京師爆發了涇原兵變，唐德宗出逃。韓滉「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又「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時滉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為備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28]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鳳翔府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的一節釋迦牟尼佛指骨，被送往帝都以迎福納祥。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反對：
| “ |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29]。 |
” |
《資治通鑑》卷二四〇，元和十四年正月條記載：
| “ |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奉者。形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 | ” |
陳善在《捫蝨新話》批評韓愈：「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亳州盛傳聖水，有妖僧以每斗水三貫錢牟取暴利。李德裕上疏說：「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無益黎氓。……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30]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大規模毀佛，共毀寺院4,600餘所，勒令還俗僧尼達260,500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15萬人[31]，史稱「會昌毀佛」或「會昌法難」。《因話錄》卷4說：「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懼台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為，視衣冠過於仇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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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廢天下佛寺，以佛像銅料鑄行「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他說：「佛祖說以身世為輕，以利和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於世，猶欲割截，豈有所惜哉！」[33] 。司馬光評述周世宗「毀佛」：「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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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宋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有李藹作《滅邪集》反佛，宋太祖說他「非毀佛教，誑惑西姓」，把他發配沙門島。
《中國佛教史——宋朝佛教文化事業》記載：「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令高品張從信去四川益州開刻大藏經，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這是中國第一部木雕藏經……」這就是著名的《開寶藏》，亦稱《蜀藏》。
宋太宗特設譯經院，並分譯經、校經、印經三部，由印度僧人天息齋、法天主持釋譯佛經，宋太宗還撰寫了《蓮華回文偈》，稱「朕機務之暇，留心釋典，乃構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
天禧五年（1021年），僧眾人數達397,615人，尼眾61,240人，寺院4萬餘所，成為宋朝佛教最發達的一個時期。
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道民「喫菜事魔，所謂奸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群，扶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假名興造，自豐囊囊，創置私庵，以為逋逃淵藪」[34]，請禁止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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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年間，太監興安「佞佛甚於王振，請帝於大興縣東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以太監尚義、陳祥、陳謹、工部左侍郎趙榮董之，四年三月功成。」[35]，莊嚴可與大興隆寺媲美。《明典匯》載：「隆福寺成，車架擇日臨幸，……大學士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而睹，今乃（又）棄儒學而崇佛，豈可垂範後世耶？」
萬曆年間《順天府志》：「風會之趨也，人情之返也，（開）始未嘗不朴茂，而後漸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會）大都薄骨肉而重交遊，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宴遊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人民）家無擔石（之儲）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更）甚則遺骸未收，即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噫，何心哉！德化凌遲，民風不竟。」
1908年，楊文會在金陵刻經處開辦祇洹精舍，成為中國史上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機構。1922年歐陽竟無、呂澂等人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促進唯識宗復興與佛學研究風氣。民國初年許多知識份子輕視佛教，太虛大師發起佛教改革運動，主張整頓「中國佛教會」[37]，主張推行貼近民眾生活的「人生佛教」，設立武昌佛學院，擔任閩南佛學院院長，派人學習南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翻譯其經典。其弟子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主張注重「此時、此地、此人」的佛教，而非注重「死後、他方、他力」的佛教。
陳寅恪提到，「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好在天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以不要緊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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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
中統五年（1264年），元世祖以國師八思巴為總制院院使，掌管全國佛教事物。「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道」[39]，「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並令緇侶安心辦道。」[40] 自此藏傳佛教地位穩固，「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41]，大規模賜田賜鈔之風，「凡天下人跡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42]。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境內有寺4萬2千餘所，僧尼21300餘人[43]。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建臨洮寺、萬壽依國寺。大德五年（1031年），「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寺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皆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44]
元順帝時，佛事的費用支出，較元世祖時，「歲增金38錠，銀203錠40兩，繒帛61600餘匹，鈔29250餘錠」。[41]
滿族最早信仰薩滿教，金代佛教盛行，後金亦受其影響，皇太極與西藏達賴喇嘛五世羅桑嘉措建立關係。滿清入關後，《大清律例》規定，不許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許私度僧尼。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處，小寺6409處；私建大寺8458處，小寺58682處。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45]
上座部佛教
上座部佛教又稱南傳佛教。隨著佛教在公元1世紀開始由印度向東方傳入，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同期傳入中國，中國開始有大量由梵文譯作中文的佛經，當中以安息三藏安世高譯出大量上座部佛經。
除了少數的漢族南傳佛教徒外，居住在雲南的傣族、布朗族和德昂族都是全民信奉上座部佛教。西雙版納、孟連、耿馬的男童也會到佛寺里當一段時間的小沙彌，同時學習傣文和佛教教義，少則數月，多則數年。
參考書目
- 梁《僧傳》
- 卷九《佛圖澄傳》
- 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
-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 印順《中國禪宗史》
- 湯用彤 (1938)《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 任繼愈 (1981-88)《中國佛教史》1至3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ISBN 7500401787.
- 杜繼文 《佛教史》 （1988年）
- 賴永海 《中國佛教通史》（2010年）
- 季羨林 《中華佛教史》（2014年）
- 魏道儒 《世界佛教通史》（2015年）
- 藍吉富 (1994)《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全套10卷. 台灣 ISBN 95799821-0-4
- 賴永海 (2000)《中國佛教百科全書 》全套8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32528707
- 《梁武帝受菩薩戒及捨身同泰寺與「皇帝菩薩」地位的建立》--顏尚文，東方宗教研究新一期（1990.10.出版）
參見
注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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