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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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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1884年7月11日—1953年5月26日），原名昌儀，字碩權，號太昭，別號止園，四川省成都府彭縣升平鄉人[1]。清朝及中華民國軍事及政治人物。
生平
尹昌衡的祖上是湖廣漢陽府孝昌縣（今湖北省孝感市）人，清朝康熙年間，尹昌衡家族的十世祖「湖廣填四川」來到成都。
1903年（光緒29年），尹昌衡入四川武備學堂第1期。翌年，他獲公費派赴日本留學。先入東京振武學校，後來入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步兵科。在日本期間，他對革命派的思想產生共鳴，並於1906年（光緒32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翌年，他加入鐵血丈夫團。[2][3]在日本，尹昌衡還和留日學生陳朴等人為演出話劇而組織了陽春社，演出了據吳趼人的長篇小說改編的同名新派話劇《電術奇談》。[4]
1908年（光緒34年）尹昌衡歸國，參加天津軍隊的演習。翌年他被派到廣西省，任廣西督練公所編譯科長兼幹部學堂教練。因秘密從事革命派活動等原因，1910年（宣統2年）尹昌衡辭職回到四川。在四川，他被任命為督練公所編譯科長兼成都講武堂教官。1911年（宣統3年），他就任新軍教練處會辦兼陸軍小學總辦代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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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四川總督趙爾巽成立陸軍十七鎮，鎮統制官為朱慶瀾，眾多高級軍官也為外省人。該軍官配置系統引起川籍軍官的集體不滿，而尹昌衡就是利用這種不滿情緒，在成立大會的宴會上在趙爾巽面前大罵十七鎮的高級軍官無能，以此煽動土客矛盾，製造對立情緒，快速團結了大量川籍軍官在身邊。根據《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後見聞》：「一九一〇年，尹由廣西回川後，充任教練處軍事編譯科科長，頗感不得志。當時川督趙爾巽已調朱慶瀾來川籌備第十七鎮，朱隨身帶來幹部不少，都安置在十七鎮裡面，四川軍人周道剛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歸國後，在四川歷任武備學堂的教官和陸軍小學生總辦有年，沒有取得十七鎮協統位置，川籍軍人，深感不滿。尹見此機會可乘，即大加煽動，謂川籍軍官中人才不少，當局不予重用，遂致埋沒，因而部分川籍軍官認為尹能代表大家意見，對尹頗寄希望。尹也感覺到自己有群眾基礎，而清政權已是外強中乾，名位可以力取。一九一〇年，川軍舉行秋季對抗演習，尹昌衡擔任審批官，在總結講評時，乘機大罵客籍幹部毫無戰術常識，指揮凌亂無次，為川籍軍官出氣，更博得較多川籍軍官的快意和擁護。在十七鎮宣布成立的慶祝儀式上，川督趙爾巽講話為國軍川軍賀。尹昌衡見趙在場，乃大聲宣言，第十七鎮的軍械都是日本的廢物，而且將不知兵，何足言賀。趙爾巽大為驚訝，詢知尹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出身，因反問他「要哪個才是知兵的將才？」尹首舉周道剛，其次則舉出他自己。趙爾巽又指出當時在場的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軍官向尹說：「他們也不知兵嗎？」朱慶瀾此時乃轉圈說：「尹昌衡醉了，」派人扶他回家休息。果然趙爾巽雖感尹昌衡有此狂妄，但還認為他有點豪邁，可以利用，而且也感覺川軍心理，必須採取以柔克剛辦法乃不致做事，遂亦表示優容。不久趙爾巽調任東三省總督，乃囑其弟趙爾豐對尹特加留意。在我由日本回成都的時候，適尹已由編譯科長升到教練處的會辦，而且兼代了四川陸軍小學堂總辦」[6]。《成都文史資料選輯》中的記述更為詳細：「當成立大會舉行了慶祝儀式以後，宴會上，總督趙爾巽親自舉杯酌酒，簡單講了幾句話：「十七鎮今天成立了……為川人慶，為川人賀！」眾官皆起立舉杯稱讚，獨昌衡未起舉杯，趙問其故？尹即起立回答：「剛才大帥所講的話，有兩句卑職還不懂，正在琢磨，忘了舉杯，請大帥見諒！」趙問：「哪一點你還不懂？」尹高聲答：「大帥所說為川人慶，為川人賀，卑職認為應該是為川人悲，為川人吊！」趙勃然不悅，故意問：「此話怎解？」尹亢聲說：「十七鎮的槍炮，都是日本不用了的廢物；統兵的人，又無軍事才學，不是軍人。真是誠不可用，將不知兵，兵猶火也，不毀將自焚。大帥所練的兵，只是自焚，焉用賀？所以為川人悲，為川人吊！」趙雖強調耳，認為還是有些道理，又問：「依你之見呢？」尹答：「主罷擇將。」趙問：「誰是將才？」尹大聲答：「昌衡就是將才。」趙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尹答：「日本士官。」又問「還有將才沒有？」尹環視一周答道：「周道剛。」趙指著在座的吳鍾銓、程潛、姜登選、方聲濤等人對尹說：「他們不都是日本士官生嗎？學的都是一樣嘛！」尹立即高聲答道：「大帥以此論人，卑職以為大謬不然，昔李綱以學士為宰相，秦檜亦以學士為宰相，其功罪何如？」趙爾巽默然未語。辭台王人文當即出來轉環說：「尹昌衡今天酒喝多了，語言唐突，望大帥不要見怪！」王以目視周道剛，周即挽尹離席而去。慶祝盛典，不歡而散」[7]。
1911年11月27日，四川省的革命派呼應武昌起義，在成都成立了大漢四川軍政府。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任都督，陸軍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任副都督，尹昌衡任軍政部長。據王右瑜於《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後見聞》中回憶，「尹表面上跟我說：'趙爾豐退位，由蒲殿俊任都督的醞釀已經成熟，我只要求他們給我一個軍政部長就行了。'實際上尹與周均、彭光烈等，正在暗中積極活動。」[8]由此可見，尹昌衡等一眾川籍軍官對朱慶瀾十分不滿，土客矛盾爆發，尹昌衡藉此兵變奪權。同年12月8日，川軍士兵因不滿軍餉欠發而發動成都兵變，尹昌衡等川籍藉此兵變奪權。尹對於此次奪權早有密謀，根據王右瑜的記述：「同時尹昌衡和周駿、彭光烈等，亦密謀奪取都督府權力。一面大力拉攏四川軍人，一面加緊聯絡袍哥，準備大干」[9]。蒲殿俊和朱慶瀾因無法收拾局面而逃走。大量士兵在成都城內打砸搶，一時間成都城內秩序崩壞。[10]藉由此次兵變，蒲殿俊倒台，尹昌衡奪取了大漢四川軍政府權力，自立為都督。[11]
尹昌衡私德敗壞，貪財好色。在成都兵變期間，尹昌衡趁亂洗劫陸軍小學的公款。根據《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後見聞》：「據我所知，在這一天一夜中，藩庫所存的八百萬兩（一說六百萬兩）生銀全遭洗劫，尹昌衡還乘機把他當時所兼管的陸軍小學的公款三萬元捲入了私囊。人民財產的損失，就無法計算了」[12]。尹昌衡上台後，實行黑幫政治，與嘓嚕會（哥老會）分子組成政治聯盟，與其重要頭人「拜把子」，消極處理公務。根據《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後見聞》：「尹昌衡高居大漢四川軍政府的都督後，即掛出一個「大漢公」的招牌來，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在他登台的接連幾天內，天天都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客，各公口碼頭也都為他掛紅進酒。他每出去一次，必披一身的紅綢或紅布回來，堆在床上之後便又去拜。如是在返拜客披紅，以致都督府急待處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周駿就任軍政部長後，在軍政部亦掛出了一個「大陸公」的招牌來。於是參謀部的人也要求組織「大參公」，我沒有答應。幾年前我由成都東文學堂畢業回家，準備到日本留學的時候，覺得哥老是一個有反抗性的群眾組織，我當時就參加了本鄉保興場的公口碼頭，不過以機關作公口，我很不贊成，因此「大參公」的招牌始終未拿出來」[13]。根據《乘時平亂上台的尹昌衡》：「一是同志軍的問題，尹昌衡就把他的袍哥組織「大漢公」的牌子掛了出來，自己就是「舵把子」，接二連三到各處拜本地的「公口」「碼頭」及同志軍的頭領稱哥道弟，杯酒聯歡每到一處都給他披一道紅，天天都是「絳縐纏身」，這些袍哥都不稱尹都督，而改稱「尹大哥」，表示擁護「不逾刻而遍城中」，尹昌衡也洋洋得意之至。軍政府參謀部也成立了「大參公」，陸軍部也成立「大陸公」，上行下效，全城都以參加袍哥為榮，形成風氣」[14]。
尹昌衡的私生活非常淫亂，身邊女眷眾多。在與顏楷之妹顏機結婚前，尹昌衡已有諸多情人。後尹昌衡強搶成衣店老闆娘，鬧出了「願盡義務」的荒唐笑話。尹昌衡也貪戀花旦楊素蘭的美色，令其打扮後進都督府玩樂，被鐵面無私的時任四川大漢軍政府軍事巡警總監的楊維當場抓住。楊維隨後怒斥尹昌衡。尹昌衡不得已，下罪己詔。根據郭沫若回憶錄《反正前後》的記述：「那位二十世紀的劉玄德的確也有點劉玄德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因為他的老朔很多。他在未和自己的聘妻結婚以前，便先討了六七位小老婆，而這六七位小老婆大都是在他當了都督之後收集起來的。他人很年青，在當時怕僅僅三十歲來...成都人有一句意義轉變的說話，便是「願盡義務」。這「願盡義務」四個字，你到了成都是不好隨意說出口的。原因是這樣。有一次都督出府，經過都督府所在的皇城附近一家成衣店門口。那成衣店的老闆娘很有姿色。在都督從她店鋪門口跑過的時候，她飽看了一場。誰知都督也把她飽看進心裡了。都督回府之後，就在那天晚上，派了副官去和成衣店的老闆交涉：都督看中了那老闆娘，要請她進宮。你說，那老闆是怎樣的答覆？他很鞠躬盡瘁地回答道：「既是都督有心，小民願盡義務。」就這樣這「願盡義務」便成為了成都人的話柄。這位尹將軍的猖狂真也就不可一世了。然而，他的「寡人好色」的表現還不僅這一點。成都有一位有名的旦腳名叫楊素蘭，他的確是一位天才。我在成都看見他唱戲的時候，怕已經六十多歲了，然而他還是在唱閨門旦（花衫）。三二十年前，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是炙手可熱的。有過一位總督很喜歡他，他時常出入公門。在那時的司道府縣的大小候補官員沒有一個不去仰仰他的鼻息的。尹都督也看上了這位老天才。他真異想天開，公然叫他扮成女眷進他的都督府。有一天晚上是天才的不幸，在他進都督府門的時候，卻闖著了那位號稱張三爺的楊總監，把他破獲了。這件事情便鬧遍了全城。弄到第二天，我們的尹大都督便下了一通罪己詔，把楊總監褒獎了一場，似乎是稱他為「鐵面御史」」[15]。
同時期，清朝的四川總督趙爾豐仍在總督府中養病。由於重慶軍政府以「窩藏包庇趙爾豐」等理由抨擊成都軍政府，以此奪取整個四川的軍政大權。尹昌衡深感腹背受敵，於是花錢賄賂買通了保護趙爾豐的管帶齊得勝。12月22日，尹昌衡騙取了趙的兵權並逮捕了他，將其公開斬首殺害。根據當事人郭沫若之回憶錄《反正前後》所記：「快到陰曆年底了，趙爾豐依然住在總督署裡面。外邊對於他造了不少的謠言，說總督署裡面藏了好多兵，又有好幾架機關槍陳列在大堂上，想乘機攻打出來。新政府屢次想要解決他，終不敢輕易動手。快要到陰曆的年底了，尹大都督或許也怕是想立出一項功業來挽回他的名譽罷？他終究派了三營人把舊總督府包圍了起來。裡面並沒有甚麼動靜，他們也就攻打進去。衙門裡面那裡有甚麼兵？大堂上面那裡有甚麼機關槍呢？比諸葛亮的「空城計」還要空得厲害的，是老卒殘兵的影子都不見一個。一直走進裡面去搜查的是一位哨官，名叫陶澤錕。他最後終究搜到了趙爾豐的寢室，他闖進門去，裡面打了一發手槍出來。趙爾豐病了，是睡在床上的，只留著一位「蠻丫頭」（四川人是這樣稱呼的，是否「蠻子」我不知道）在服侍他的湯藥。那打手槍的就是這位蠻丫頭了。一位病夫，一位女子，當然只好束手就擒。蠻丫頭好像當場便被槍決了，趙爾豐便從病床上拖了起來，由督署街拉到皇城，他的腦袋子也就和端方的一樣被指揮刀斬了下來。趙爾豐假使不病，或許他早已設法逃跑了？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儘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他在經營西藏上，大約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紀才五十上下，頭髮都已經白了。特別令人惋惜的是他的蠻丫頭，四川人差不多沒有人不稱道她的。這位少數民族的女性為中國封建勢力的末路，卻點綴了一段優美的光輝。古代的所謂「忠義」，結晶在這位女性身上了。趙爾豐死後還有小小的一場波折。陶澤錕殺了趙爾豐後，尹大都督立地升他為標統。大都督自己把趙的首級提在手裡打馬出都督府，遊街示眾。待他跑到東大街，從一家店鋪的樓上「搭」的一聲打了一槍下來，打中了他背後的一位馬弁。大都督回馬便跑，提著人頭又跑回都督府里去了」[16][17]。尹昌衡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被四川各界所恥。尹昌衡企圖進一步加害趙爾豐的家眷，被顏楷勸阻。後尹昌衡為樹立威信，將趙爾豐被殺害的照片批量列印發往川邊康區，但此舉使得當地殘餘土司和喇嘛勢力不再服從改土歸流政策，也不再向中央政府效忠，加劇了康藏地區的危機與動盪。
尹昌衡殺死趙爾豐的舉動引起了很多負面評價。1913年12月在北京見過尹昌衡的朱爾典爵士告訴他在倫敦外交部的朋友沃特爾·蘭利爵士（Sir Walter Langley），稱「尹昌衡是我在中華民國遇到的最糟糕的人，之所以得出這種印象，是因為他吹噓自己如何親手殺了趙爾豐。」[18]
1912年（民國元年）1月，尹昌衡開始同1911年11月在重慶成立的蜀軍政府（都督張培爵）交涉合併事宜。3月12日，兩政府合併，統一的四川軍政府成立，尹昌衡繼續任都督。[19][3]
當時，藏軍在四川省邊境同川軍發生衝突。4月22日，尹昌衡被袁世凱任命為征藏總司令。同年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軍從成都出發，不久便擊退了藏軍。在出征前，尹昌衡為了在川邊樹立其個人威信，將趙爾豐受難照大量印刷發往川邊。但事與願違，該舉動並不能有效增強尹昌衡的個人權威，忌恨趙爾豐的土司喇嘛由此知道了趙爾豐的死訊，從而密謀叛亂；而歡迎趙爾豐新政的普通藏民、烏拉差役則憤恨尹昌衡的殺趙之舉。根據《辛壬春秋》的記述：「昌衡以蠻人所畏惟趙爾豐，乃廣散殺趙爾豐時遺屍攝影，冀威遠人。康民念爾豐恩也，睹之大恨。又川軍將士頗淫掠，康民益失望」[20]。9月25日，他兼任川邊鎮撫使，10月獲授陸軍中將位加上將銜。1913年（民國2年）4月，尹昌衡回到成都。[21][3]
關於尹昌衡出兵康藏的根本動機，史學界匆忙爭議。歷史當事人和見證者普遍認為，尹昌衡出征康藏的根本目的是挽回聲譽和抬高人設。根據郭沫若在《黑貓》中的回憶，「當時天下的豪傑差不多都以自請征討西藏為榮，而終竟擔負了這個榮譽的是四川的大都督尹昌衡將軍。尹昌衡大將軍，那位自稱為「好色的英雄」，就因為好色的結果，弄得來在成都的聲名一敗塗地。同時省內本是有兩個軍政府存在的，重慶的一個是民黨在主持。這兩個軍政府，也就和我們的兩位大嫂一樣，時常爭持不下。正在那西藏問題緊急的時候，重慶方面更有以武力來襲取成都的形勢，成都的民黨在準備內應。在這時，那進退維谷的尹昌衡才利用了征討西藏的名目，作以退為進的應付。這個策略在尹將軍是收到了一時的大成功。他博得名震海內，儼然象是諸葛武侯復活——這自然是指「七月渡爐」的一節。民黨分子震於他的美名，便不好過分露出爭權奪利的鋒芒了。於是，尹昌衡便把都督的位置暫托胡景伊代理，而成、渝的和平合併也就成立在胡景伊的手中。尹昌衡出師西征的一天，那在四川恐怕是自開闢以來的第一個盛大節日。誓師的地方是南門外的武侯祠，滿城的官紳商學各界都出城送行，特別是學生，聽說是有好幾萬人（我自己實在罪過，當時並沒有去送我們這一位愛國將軍）。在武侯祠附近都站立著女學生，等尹將軍一到，便一齊成了散花天女，滿天滿地都散發著通草花。這個光景大可以說是千秋盛事了。不過要曉得，那花有一半是尹將軍自己命人辦的！還有一半呢？還有一半是商會的義捐。成都的商會有那樣的愛國至誠嗎？你假如要這樣去稱讚他們，那商家一定會笑你。他們會告訴你說：「先生，你太年青了，我們玩不出那樣的花樣。你要曉得自反正以來，成都城裡平空地添了幾十萬軍人，而這些軍人們都使用鈔票，小店主們實在吃不消。如今尹都督要帶領大兵去西征，這是何等的功德，所以要備點香花來送神。」是的，成都實在就為軍隊和鈔票苦得要命。那時的帶兵官還沒有甚麼地盤觀念，他們都想住在那錦繡的「小巴黎」，不想移到地方上去駐紮。怎樣使兵隊分駐也是當時大家所焦頭爛額的問題。尹都督西征一舉的確是附帶著解決了一項困難。然而商家的打算也依然錯了。他們沒有想到兵是可以增加的，舊的去了，新的會源源不絕而來。四川在反正時有十四五萬大兵的，後來不是增加到了四五十萬嗎？」[22]，尹昌衡在出征前進行了大量自導自演的輿論造勢，為自己博得名聲與讚譽。
英國領事官埃里克·台克滿（Eric Teichman）在其回憶錄《一個領事官的藏東之旅》（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1922年版）里的記載（第41-42頁）：「尹昌衡的計劃是仿效趙爾豐所採用的那些，即通過南北兩路並行推進以會師昌都。遠征軍抵達打箭爐後，隨即洗劫了該城，燒毀了前明正土司的官寨，並斬首了他的兄弟，土司本人則成功逃入了其舊領地內難以進入的深山地區。巴塘和昌都如期抵達並解圍，乍丫、馬克康和其他邊境地區再次落入中國人手中。北路上的德格和甘孜從未失守。在鄉城進行的漫長軍事行動，伴隨著通常的暴行（這些暴行似乎隨著每次叛亂和隨後的鎮壓行動而愈演愈烈），於1913年平定了該地區。在打箭爐和甘孜之間北路上的道孚，一次當地叛亂（幾乎讓一位天主教神父喪命）被輕易平息，到1914年底，中國在邊境地區的控制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建，直至瀾滄江。然而，這些短暫的叛亂在當地人心中留下的對中國人的怨恨，比趙爾豐的任何一次戰役都要深，原因是尹將軍紀律渙散的共和軍隊缺乏秩序和約束。拉薩政府重獲自治並決心保持之，他們對四川遠征軍的推進感到有些恐慌，於是派遣了藏軍總司令噶倫喇嘛率部隊進入康區，在任何可能遭遇的地方阻止中國軍隊的推進。結果，推進中的中國軍隊被明確阻擋在了瀾滄江一線和瀾滄江-怒江分水嶺，在那裡他們與來自西藏中部的新組建的軍團接觸。從此，邊境局勢改變了其面貌，康區部落民與喇嘛之間混亂的邊境衝突，演變成了中國與西藏本土之間關於中藏邊境問題的戰爭」[23]。事實上，尹昌衡所謂「西征」的戰果有諸多誇大之嫌，且其軍隊軍紀敗壞，多有擄掠燒殺的惡行，與前清趙爾豐的邊軍形成鮮明對比。尹昌衡軍隊在川康地區的罪行加深了漢藏矛盾。
同樣根據《在西藏的先鋒-阿爾伯特·謝爾頓博士的人生和危機》中的記錄：「 到七月底，尹（昌衡）率領四千軍隊攻占了打箭爐。士兵們肆意進行破壞，洗劫了先前被廢黜的明正土司的王宮，並在城市周邊造成嚴重破壞。土司撤退到了其舊領地內部的部落庇護所。在昌都的中國指揮官（彭日升）頂住了僧侶們的攻擊，占領了寺院並將其徹底摧毀。昌都寺院是藏人最重要的宗教機構之一，它的被毀從未被遺忘或原諒。與趙（爾豐）的嚴格紀律不同，尹的部下不受軍官約束。他們的掠奪行為在藏人中留下了特別怨恨的遺產。九月初，尹（昌衡）向共和政府官員報告說，巴塘以東的主要道路已經暢通，他預計很快就能平定巴塘以西的地區。然而，尹並非完全坦誠。他缺乏足夠兵力來有效執行其戰略以對抗敵對的民眾，而且與其他省軍閥的競爭阻止了來自雲南的增援。英國領事路易斯·金（Louis King）告知其政府，即使在打箭爐周邊地區，中國的控制也遠非毫無挑戰。到1912年底，武裝游牧民的反覆出擊使尹的攻勢陷入停滯。鄉城部落民裝備著從中國人手中繳獲的現代步槍，再次控制了Jung Lam。在那裡，尹不僅面對叛亂的藏人，還面對仍然效忠於清廷的中國軍隊。屈從於現實情況，中國人放棄了奪回拉薩的希望。取而代之的是，他們重拾了趙（爾豐）建立新的中國省份西康的夢想，該省將囊括康區，並延伸至先前被認為是達賴喇嘛政府勢力範圍的西藏中部領土。但中國人幾乎沒有理由相信他們甚至能夠守住整個康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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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成都後，尹昌衡同出征期間留守成都的部下、全川陸軍軍團長胡景伊之間發生對立。為謀求四川都督的地位，胡景伊請求袁世凱支持將尹昌衡罷黜。袁世凱受到胡景伊影響，於同年6月13日任命胡景伊為四川都督，改尹昌衡為川邊經略使。尹昌衡反對該任命，但沒能推翻它。自此，尹昌衡失去了對四川省的統治權。[25][3]
經略使一職，不久改稱川邊都督，不過改名並非重點，對於被派到川邊，形同發配，尹昌衡十分鬱悶。同年11月，他病休，到北京療養。1914年（民國3年）1月，川邊都督一職被廢止。此後的2月2日，趙爾豐之兄趙爾巽密結胡景伊進行謀劃，尹昌衡被以貪污公款之罪逮捕，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其地位和名譽被剝奪，監禁於南京。袁世凱死後，1916年（民國5年）6月，尹昌衡獲得特赦而被釋放，其地位和名譽獲得恢復，但其老部下與同事皆對其避而遠之，少有攀附。[26][3]
此後，尹昌衡任直系的江蘇督軍李純的顧問。1920年（民國9年），他與孫文（孫中山）聯合，在四川省和雲南省活動。1921年（民國10年）他回到成都。此後他事實上從軍政界引退。1937年（民國26年）10月，他當選成都的在野軍人會執行委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尹昌衡留在四川。[27][3]
1953年5月26日，尹昌衡病逝於重慶大井巷5號寓所，殯於南岸黃桷渡重慶市第三公墓[28]（在南坪萬壽橋[29]）。享年6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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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家庭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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