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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茲·馮·巴本
德国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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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茲·馮·巴本（德語：Franz von 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全名法蘭茲·約瑟夫·赫爾曼·米夏埃爾·瑪麗亞·馮·巴本（德語：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是一位德國政治人物、外交官、普魯士貴族與軍官。作為一名國家保守主義者，他曾於1932年擔任德國總理，隨後於1933年至1934年間擔任副總理，輔佐阿道夫·希特勒。巴本最為人所記憶的是其在促成希特勒上台過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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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本出生於普魯士威斯伐倫地區一個富裕的天主教貴族家庭，1898年起服役於普魯士陸軍，並接受德國總參謀部軍官訓練。1913年至1915年間，他曾擔任駐墨西哥與美國的武官，同時秘密在美國組織一系列破壞活動，並代表德國軍事情報部門暗中資助墨西哥革命中的武裝勢力。1915年因間諜活動被美國國務院驅逐並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隨後返回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西線戰場擔任營長，戰爭後期又轉赴中東戰場，最終以中校軍銜退役。
1932年，在總統保羅·馮·興登堡的提議下，巴本出任魏瑪共和國總理，並依據魏瑪憲法第48條以總統緊急令治國。他對普魯士自由邦由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政府發動了「普魯士政變」，然而，由於無法在國會中建立穩固支持基礎，最終被興登堡罷免，總理一職由庫爾特·馮·施萊謝爾接任。
為了重返權力核心並恢復財富，巴本誤以為一旦阿道夫·希特勒進入政府就能被控制，遂向興登堡施壓，要求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而自己則擔任副總理，並組建一個表面上不由納粹黨主導的內閣。興登堡最終同意，認為這是避免軍事獨裁的唯一選項。然而巴本與其盟友很快被希特勒邊緣化；1934年長刀之夜事件期間，納粹分子殺害了巴本的一些親信，他遂退出政府。
此後巴本受命於德國外交部，於1934年至1938年擔任駐維也納大使，1939年至1944年則為駐安卡拉大使。他於1938年加入納粹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巴本被紐倫堡審判的國際軍事法庭以戰爭罪起訴，但最終被判無罪。1947年，西德非納粹化法庭認定巴本在納粹政權罪行中是「主要責任人」，並判處其8年苦役，但於1949年上訴成功後獲釋。巴本於1952年與1953年出版回憶錄，1969年逝世，終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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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平
巴本出生於威斯伐倫省韋爾的一個富裕的天主教貴族家庭，是弗里德里希·馮·巴本-克尼根[德語]（1839–1906）與其妻安娜·勞拉·馮·施特芬斯（Anna Laura von Steffens，1852–1939）的第三個孩子。[1] 他的父親是普魯士陸軍的一名騎兵軍官，曾參加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並參加了迪普爾戰役、薩多瓦戰役、色當戰役以及巴黎圍城戰。他還是威廉二世的朋友，兩人在波恩讀書期間相識，當時他們同屬波恩普魯士學生軍（Corps Borussia Bonn）；在軍事生涯結束後，他還擔任過多個地方政務職位，包括韋爾的名譽副市長（Bürgermeister）。巴本家族擁有世襲開採鹽權（Erbsälzer）身份，自1298年以來就擁有在韋爾開採鹽滷礦的權力，這讓法蘭茲引以為傲；他始終相信貴族高於平民。[2]
1891年，年僅11歲的巴本自願進入貝格施-格拉德巴赫本斯貝格的少年軍官學校就讀，度過了四年時間。之後，他又在利希特費爾德的普魯士王家中央軍官學院接受了三年的軍事訓練。他在訓練中成為一名紳士騎手（Herrenreiter）。[1] 他曾在皇宮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軍事侍從，並以少尉身份服役於父親曾經所屬的部隊——第五西法倫烏蘭騎兵團[德語]，駐紮於杜塞道夫。1913年3月，巴本以上尉身份加入德意志帝國總參謀部。
1905年5月3日，他與瑪爾塔·馮·博赫-加爾豪[德語]（1880–1961）結婚，對方是薩爾地區實業家雷內·馮·博赫-加爾豪[德語]之女，後者是維勒羅伊和博赫陶瓷製造王朝的成員。瑪爾塔的嫁妝讓巴本成為了一位非常富有的人。[3] 巴本是出色的騎手、極具魅力的人物，在這一時期他結識了庫爾特·馮·施萊歇爾。[3] 他精通法語與英語，曾廣泛遊歷歐洲、中東與北美。[3] 他對德皇威廉二世忠心耿耿。[4] 受將軍弗里德里希·馮·伯恩哈迪著作影響，巴本一生始終是軍國主義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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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2月，巴本進入德國外交系統，擔任德國駐美國大使的軍事專員。1914年初，他前往同樣獲得任命的墨西哥，親自觀察正在進行的墨西哥革命。一度，在反對韋爾塔的薩帕塔軍向墨西哥城推進時，巴本組織了一支由歐洲志願者組成的小隊，為墨西哥將軍維克托里亞諾·韋爾塔作戰。[5] 1914年春季，作為駐墨軍事專員，巴本深度參與向韋爾塔政府出售武器，企圖將墨西哥納入德國勢力範圍，但韋爾塔政權於1914年7月垮台，終結了這一希望。[6] 1914年4月，美國占領韋拉克魯斯市時，巴本違背柏林命令親赴現場觀察，而非留在墨西哥城。[7] 在墨西哥期間，巴本對國際陰謀與冒險事務產生了濃厚興趣，這一傾向後來貫穿他在美國、奧地利與土耳其的外交經歷。[7] 1914年7月30日，巴本從墨西哥抵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正式就任駐美德國軍事專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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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巴本試圖在美國為德國採購武器，但英軍的封鎖幾乎讓將軍火運往德國成為不可能。[9] 1914年8月22日，巴本僱傭居於紐約市的美國私家偵探保羅·柯尼希（Paul Koenig），執行一項破壞與爆炸行動，針對在美的協約國公民所擁有的企業。[10] 柏林賦予巴本無限動用的資金，他試圖阻止英、法、俄三國政府在美採購戰爭物資。[9] 他成立了一家空殼公司，試圖在兩年內買斷美國市場上所有液壓機，以限制與協約國有炮彈合同的美國軍工廠的產能。[9] 為協助身處美洲的德國公民返回本國，巴本還在紐約建立了一套偽造美國護照的系統。[10]
從1914年9月起，巴本濫用其作為德國軍事專員的外交豁免權，違反美國法律，開始籌劃對加拿大的滲透與破壞行動，目標包括運河、橋梁和鐵路。[11] 1914年10月，他秘密參與後來被稱為「印度-德國陰謀案」的行動，在加利福尼亞州與印度民族主義者（加達爾黨）合作，協助他們運輸武器、策划起義反對英屬印度。[12] 1915年2月，巴本也秘密策劃了1915年范斯伯勒國際鐵路橋爆炸案，由於擁有外交豁免權，他未遭逮捕。
[13] 與此同時，他仍試圖恢復韋爾塔的權力，並為此安排武器與資金支持入侵墨西哥的計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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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本的秘密行動被英國情報機構掌握，並通報美國政府。[15] 因涉嫌策劃破壞行為[16]，巴本於1915年12月28日被美國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並被召回德國。[17] 返回德國後，他獲得鐵十字勳章。
巴本繼續參與美洲的秘密行動。1916年2月，他與居住在古巴的墨西哥上校貢薩洛·恩里萊（Gonzalo Enrile）接觸，試圖安排德國對費利克斯·迪亞斯（Félix Díaz）——墨西哥潛在獨裁者——的支持。[18] 他還曾作為愛爾蘭志願軍成員羅傑·凱斯門與德國海軍情報之間的中介，協助在都柏林期間為1916年復活節起義採購並運送武器。同時他亦未放棄與加達爾黨的後續合作。1916年4月，美國聯邦大陪審團以密謀炸毀加拿大的韋蘭運河對巴本提出起訴；該起訴一直有效，直到他於1932年中成為德國總理後才被撤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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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巴本屬於德國中央黨，這是當時幾乎所有德國天主教徒支持的中間派政黨，但在戰爭期間，具有民族主義保守傾向的巴本逐漸與該黨疏遠。[19] 巴本不贊同馬蒂亞斯·埃爾茨貝格與社會民主黨人的合作，並認為帝國議會和平決議案（1917年7月19日）幾乎是叛國行為。[19]
在一戰後期，巴本重新回到軍隊服現役，最初在西線服役。1916年，他擔任第4近衛步兵師下屬的第93預備步兵團第二營指揮官，並參與法蘭德斯地區的作戰。[20] 1916年8月22日，巴本的部隊在索姆河戰役中成功抵抗了英軍的進攻，但傷亡慘重。[21] 從1916年11月至1917年2月，該營幾乎持續不斷地參與激烈戰鬥。[22] 他因此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1917年4月11日，他參加維米嶺戰役，在該役中，他所部被加拿大軍團擊敗並遭受重大損失。[22]
在維米嶺戰敗後，巴本請求調往中東戰場，該請求獲批。[22] 從1917年6月起，巴本在中東擔任德軍總參謀部軍官，隨後又被派往巴勒斯坦地區，擔任鄂圖曼帝國軍隊聯絡官。[22][23] 在君士坦丁堡期間，巴本與日後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成為朋友。1917年10月至12月，巴本參與西奈和巴勒斯坦戰役中的激烈戰鬥。[24] 他隨後晉升為中校。
1918年10月30日，鄂圖曼帝國與協約國簽署停戰協定後，德國亞洲軍團接到返國命令。1918年11月11日戰爭正式結束時，巴本正在卡拉珀納爾的山區。[24] 德國新成立的共和國命令全軍（包括亞洲軍團）建立士兵委員會（Soldatenräte），奧托·利曼·馮·桑德斯將軍嘗試服從命令，但巴本拒絕執行。[25] 桑德斯隨後下令逮捕巴本。巴本為躲避懲處，未經許可脫崗，換上平民服裝潛逃回國，親自前往會見保羅·馮·興登堡元帥，並成功使該指控被撤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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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總理
1932年6月1日，巴本突然被提拔至高位，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德國總理。他的這項任命得益於老友、戰前總參謀部成員、興登堡總統的有力顧問庫爾特·馮·施萊歇爾將軍。施萊歇爾之所以選擇巴本，是因為巴本出身保守貴族，擁有軍事背景，這樣的形象對興登堡來說具有吸引力，並可為未來中央黨與納粹黨的聯盟奠定基礎。[27] 實際上，整個內閣的人選都是由施萊歇爾（時任國防部長）選定的。[28] 就在任命前一天，巴本還曾向中央黨主席路德維希·卡斯承諾不會接受任何任命。但在他違背諾言後，卡斯將他比作溫泉關戰役中的著名叛徒「特拉基斯的厄菲阿爾特斯」（Ephialtes）。為避免被開除黨籍，巴本於1932年5月31日宣布退出中央黨。[29]
巴本所領導的巴本內閣被稱為「男爵內閣」或「單片眼鏡內閣」。[31] 他在威瑪國會幾乎沒有支持；唯一表示支持的是國家保守主義的德國國家人民黨（DNVP）和保守自由主義的德國人民黨（DVP）。由於巴本背叛了海因里希·布呂寧總理，中央黨拒絕支持他。[29] 因此，施萊歇爾希望建立的中央黨–納粹聯盟告吹，納粹黨也失去了支持巴本弱政府的動機。[29] 巴本與興登堡關係日漸密切，並在1932年6月首次與阿道夫·希特勒會面。[32][28]
1932年5月31日，巴本同意執行希特勒與興登堡5月30日達成的協議，即：只要解散國會、取消對衝鋒隊的禁令，並允許納粹黨使用無線電廣播，納粹就會容忍巴本政府的存在。[33] 按協議，巴本政府於6月4日解散國會，並宣布在1932年7月31日前舉行1932年7月德國聯邦選舉，希望藉此讓納粹贏得最多席位，為建立一個威權政府爭取合法性。[34] 在這一所謂的「總統政府」模式下，巴本可依據威瑪憲法第48條，通過總統簽署緊急法令進行統治。[34] 1932年6月16日，新政府取消了對衝鋒隊（SA）與黨衛隊（SS）的禁令，至此納粹黨繼續支持巴本已無實質理由。[35]
1932年6月至7月，巴本代表德國參加洛桑會議，並於7月9日簽署協議，同意德國一次性以債券形式向國際清算銀行支付300萬馬克賠款，債券在三年後才開始償還，這將是德國最後一次戰爭賠款。[36] 然而，巴本回國後立即否認了該承諾。[37] 洛桑會議簽署的條約未被任何參與國批准，[38] 而自胡佛暫停償付計劃結束後，德國也未再繼續支付賠款。[39]
1932年9月4日，巴本根據第48條頒布經濟政策，削減失業保險金、引入資格審查制度，並降低工資（包括集體談判所得工資），同時為企業與富人減稅。[40][41] 雖然這些緊縮政策使他在民間聲望極低，卻獲得了企業界精英的支持。[42][43]
1932年6月8日起，巴本、中央黨與納粹開始就建立新的普魯士政府談判，但因中央黨對叛黨巴本態度敵視而破裂。[35] 7月11日，巴本獲得內閣與總統支持，頒布政令，宣布國家政府接管由社會民主黨控制的普魯士政府，並以謠傳「社民黨與德國共產黨準備合併」為藉口。[44][45] 7月17日「阿爾托納流血星期天」事件中納粹、共黨與警察的暴力衝突為巴本政變提供了藉口。[46] 7月20日，巴本發動政變（Preußenschlag），推翻普魯士社民黨政府，並宣布自己為帝國專員（Reichskommissar），進一步削弱了威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47] 巴本視此為對納粹的「禮物」，早在7月9日便已向其通報。[46]
1932年7月23日，巴本命令德國代表退出裁軍會議，以回應法國代表關於「賦予德國軍事平等將引發另一場世界大戰」的警告。巴本表示，除非德國獲得平等待遇，否則將不再出席會議。[48]
7月31日選舉中，納粹黨贏得最多席位。面對隨之而來的衝鋒隊與黨衛隊政治暴力，巴本8月9日根據第48條出台新法律，加快死刑案件審理流程，限制上訴權。[49][50] 並設立特別法庭。[49] 當晚，在波滕帕鎮（Potempa，在上西里西亞，今屬波蘭），五名衝鋒隊成員謀殺了共產黨工人康拉德·皮特楚赫。[50] 此五人隨後被捕，並於8月23日由特別法庭判處死刑。[51] 案件引發巨大輿論，希特勒明確表示，若五人被處死，將不再支持巴本政府。9月2日，巴本以普魯士專員身份接受希特勒要求，將其判決改為終身監禁。[52]
8月11日，在威瑪憲法紀念日，巴本與內政部長馮·蓋爾男爵召開記者會，宣布制定新憲法的計劃，實質上是欲將德國轉為獨裁政體。[53] 兩天後，施萊歇爾與巴本向希特勒提議任命其為副總理，但被拒絕。[54]
9月12日，新國會召開，巴本原計劃瓦解納粹與中央黨的聯盟。[51] 他事先從興登堡處獲得解散國會與推遲選舉的命令。[51] 共產黨提起不信任案。[55] 巴本原以為將立即被反對，但無一人反對。他遞交解散令，請求發言，但議長赫爾曼·戈林無視他；納粹與中央黨支持不信任案。[56][57][58] 最終以512票對42票通過。[59][60] 巴本意識到他無力暫停選舉，決定再次選舉以「懲罰」國會。[59]
10月27日，德國最高法院裁定巴本對普魯士的政變非法，但允許他保留掌控權。[61] 1932年11月，巴本批准一項海軍擴軍計劃，違反凡爾賽條約，擬建航母一艘、戰艦六艘、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六個分隊與潛艇16艘，以控制北海與波羅的海。[62]
在1932年11月德國聯邦選舉中，納粹喪失部分席位，巴本仍無法獲得多數席位避免再次被倒閣。[63] 他與希特勒的談判失敗。[64] 在施萊歇爾壓力下，巴本於11月17日辭職，組建看守內閣。[63] 他曾表示計劃宣布戒嚴，建立獨裁統治。[63] 但12月2日，施萊歇爾派副官歐根·奧特將軍告知威瑪軍演結果：軍隊無力同時對抗納粹與共產黨。[65][66] 巴本意識到施萊歇爾意圖取代他，請求興登堡將其解職，但興登堡反而任命施萊歇爾為總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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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崛起
辭去總理職務後，巴本經常拜訪興登堡，總是不放過任何攻擊施萊歇爾的機會。[67] 施萊歇爾在出任總理時曾承諾絕不會公開抨擊巴本，但為了與極不受歡迎的巴本劃清界限，他在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的一系列演講中違背承諾，引起了興登堡的不悅。[68] 巴本因老友施萊歇爾「背叛」而耿耿於懷，並決心重新出任總理。[32] 1933年1月4日，希特勒與巴本秘密在科隆銀行家庫爾特·馮·施洛德男爵的住宅會面，商討聯合對抗施萊歇爾的策略。[69]
1933年1月9日，巴本與興登堡同意籌組一個新政府，使希特勒入閣。[70] 1月22日晚，在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位於柏林的別墅中，巴本作出重大讓步，放棄對總理職位的爭取，轉而支持讓希特勒擔任總理，並由自己出任德國副總理與普魯士總理，建立所謂「國家統一政府」。[71] 1月23日，巴本將這一設想呈報興登堡，並聲稱可以將希特勒「關在盒子裡」。[72] 同日，為避免國會在1月31日復會時發起不信任投票，施萊歇爾請求總統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但被興登堡拒絕。施萊歇爾於1月28日中午辭職。興登堡正式授權巴本組建新政府。[73]
1月29日上午，巴本在寓所與希特勒和赫爾曼·戈林會面，三人商定由巴本出任副總理和普魯士專員。[74][75] 在這次會面中，巴本首次得知希特勒上台後將立即解散國會，並在隨後的選舉中爭取多數席位，從而推動通過《授權法》，使其能繞過國會直接立法。[76] 當巴本身邊的人對授權希特勒表示擔憂時，他反問道：「你們還想要什麼？」並安慰他們說：「我有興登堡的信任！兩個月內我們就能把希特勒逼到一個角落，他會叫苦連天的。」[77][78]
《柏林日報》主編特奧多爾·沃爾夫於1933年1月29日在社論中評論道：「最頑固的人——那些有『鐵腦門』或『腦前有板』的人——會堅持反議會方案，主張關閉國會大廈、進行政變。」[79]
最終，這位此前誓言「絕不讓希特勒當總理」的總統，在1933年1月30日上午11點30分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巴本為副總理。[80] 雖然表面上是巴本的政治算計使希特勒登上權力巔峰，但真正促成轉變的關鍵是納粹黨的選舉支持，這使得對興登堡及其圈子而言，軍事獨裁成為唯一替代納粹政權的方案。[81]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內閣組建時，僅有三位納粹黨員獲任閣職：希特勒、戈林和威廉·弗里克。其餘八位部長均為巴本的保守派盟友，包括德國國家人民黨主席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此外，為確保納粹受控，巴本獲准參加希特勒與興登堡之間的所有會議，並設定內閣決策以多數表決為準。巴本天真地認為，其保守派盟友在內閣中占多數，再加上他與興登堡的親密關係，可以有效牽制希特勒。[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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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內閣在1月30日成立——納粹黨員占三席，保守派占其餘八席。副總理巴本認為，這樣的優勢加上他與總統的交情，他預期可以圍堵希特勒。他更揚言：「兩個月之內，我們就能把希特勒逼瘋。」[83]
但是希特勒與其盟友很快就排斥巴本與其他內閣成員；巴本雖然身兼普魯士邦總理，但是在戈林兼任普魯士邦內政部長後，國內規模最大的普魯士邦警隊已被納粹掌控。巴本與保守派也未能阻止國會縱火法令和授權法案的通過。
4月8日，巴本到達梵蒂岡，以期代表德國跟羅馬天主教廷達成政教協定。這時候，在一體化之下，赫爾曼·戈林在4月10日接替巴本成為普魯士總理，管理全德國最大的邦。巴本知道自己被孤立，於是秘密與保守派商議，希望能說服興登堡解任希特勒；商議當中，德國軍隊與恩斯特·羅姆領導的衝鋒隊有愈來愈多衝突。1934年初，羅姆繼續要求讓衝鋒隊成為德國軍隊的新核心，但衝鋒隊缺乏軍紀，又充滿革命色彩，令興登堡等保守人士甚為不安。
巴本在6月17日於馬爾堡菲利普斯大學發表演說，表示他會恢復一些公民自由，並要求衝鋒隊停止呼籲發動「二次革命」，又要求納粹黨停止街頭暴力。
他說：「政府（必須）記住一句老格言：只有弱者不會受到批評。長遠來說，單靠再好的組織與政治宣傳都無法長期維持信任[84]。」演講辭由巴本的演說編輯埃德加·容格撰寫，助手有巴本的秘書赫伯特·馮·博澤（Herbert von Bose）與天主教領袖埃里希·克勞澤納（Erich Klausener）。巴本的敢言觸怒了希特勒，其演講辭被宣傳部禁止出版；巴本深感不滿，表示自己是為總統發言，並向希特勒請辭。希特勒認為，在興登堡心煩意亂時，接受其好友巴本辭職會觸怒這位年邁體衰但對國防軍仍頗具影響力的總統。
馬爾堡演說發表兩星期後，希特勒應國防軍的要求，於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鎮壓衝鋒隊領導層，恩斯特·羅姆與多位衝鋒隊領袖被殺，史稱長刀之夜。施萊謝爾曾計劃，與一些希特勒在黨內的敵人聯手分裂納粹黨，結果他和妻子被殺。
巴本批評納粹黨的暴行，的確觸怒了希特勒，但由於巴本與興登堡關係密切，希特勒不敢貿然對付他。於是，希特勒派遣黨衛隊搜查巴本的辦公室，槍殺馮·博澤與克勞澤納於案頭；埃德加·尤利烏斯·容則逃到奧地利，後來在納粹黨統治奧地利後被殺。巴本的一些下屬被送到集中營拘留，而他本人就被軟禁在他的別墅，其電話線被切斷。一些研究指出，戈林刻意策劃巴本的軟禁，希望在未來利用這位前外交人員；翌日，政府接受了巴本辭職。
儘管經歷過長刀之夜，巴本仍然在一個月內受命為德國駐奧地利公使。當時奧地利的納粹黨政變失敗，只刺殺了總理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根據希特勒，巴本的任務是設法維持德國與奧地利正常和友好的關係，並協助希特勒損害奧地利的主權，讓納粹黨實現夢寐以求的德奧合併；諷刺的是，納粹黨其中一個計劃就是由奧地利納粹黨的支持者刺殺巴本，讓德國藉故入侵奧地利作為報復。
1938年2月4日，巴本被免職，但希特勒仍下令他安排自己與奧地利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在貝希特斯加登會面。2月12日，希特勒向許士尼格發出最後通牒，令奧地利政府屈從於德國的威脅與壓力，造就了3月13日的德奧合併。
二戰期間，巴本在1939至44年擔任德國駐土耳其公使；約瑟夫·史達林曾派人在該國刺殺他，但沒成功。二戰期間德國曾考慮任命巴本為教宗特使，但庇護十二世在諮詢柏林主教康拉德·馮·普賴辛後拒絕此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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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生活
戰後同盟國拘留並控告巴本，令他成為紐倫堡審判24名被告之一。法庭表示巴本犯了數項「政治不道德罪名」，但根據其起訴書，不足以「密謀觸犯反和平之罪行」定罪，於是釋放了巴本。
他在1950年代嘗試重新開始政治事業，但不成功。他在上士瓦本區的本岑霍芬城堡定居。巴本曾於1923年獲得教宗侍從的名銜。庇護十一世在1939年去世後，接任的庇護十二世反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沒有維持巴本的這項名銜。巴本加入納粹黨為希特勒辦事，令教宗反感。約翰二十三世因巴本擔任希臘與土耳其教廷公使而認識他，就在1959年7月24日恢復上述名銜。巴本也是馬爾他騎士團成員。
他也推出數本書籍與自傳，解釋他在1930至33年的主政期間政策，並分析早期西方的冷戰政治。他在1969年去世，終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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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Appell an das deutsche Gewissen. Reden zur nationalen Revolution. Stalling, Oldenburg, 1933
- Der Wahrheit eine Gasse, Paul List Verlag, München 1952
- Europa, was nun? Betrachtungen zur Politik der Westmächte. Göttinger Verlags-Anstalt, Göttingen 1954
- Vom Scheitern einer Demokratie. 1930-1933, Von Hase und Koehler, Mainz 1968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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