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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馬侃的早年經歷和軍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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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西德尼·馬侃三世（英語：John Sidney McCain III）的早年經歷和軍旅生涯涵蓋他生命的前45年（1936年－1981年）。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曾是美國海軍上將。馬侃於1936年8月29日在巴拿馬運河區出生，由於經常搬家，他曾在許多學校就讀，於1958年從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1965年，馬侃同已有兩個孩子的卡羅爾·西普成婚，兩人之後又生下一個孩子。
身為海軍飛行員，馬侃的任務是從航空母艦駕駛攻擊機出擊。越南戰爭期間，福萊斯特號航空母艦於1967年發生重大火災並猛烈爆炸，馬侃險些喪命。1967年10月，他在執行第23次轟炸任務、飛至河內市上空時被敵軍擊落並身受重傷，隨後淪為戰俘達5年半之久，在此期間多次遭受酷刑。1968年，北越方面表示願意提前釋放馬侃，但他不願拋下那些被關押時間更長的戰友，直到1973年巴黎和平協約簽署後才回國。
回國後，馬侃進入美國戰爭學院深造，在佛羅里達州指揮大型訓練中隊，還被任命為聯邦參議院的海軍聯絡員。1980年，馬侃和卡羅爾離婚，不久後又迎娶辛迪·亨斯利，再於1981年以上校軍階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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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和教育
1936年8月29日，約翰·西德尼·馬侃三世[1]生於巴拿馬運河區可可索羅海軍航空站[2][3][4]的海軍醫院[5]:12[6][7]，他的父親是海軍軍官小約翰·「傑克」·馬侃，母親叫羅伯塔·馬侃（Roberta McCain，1912–2020），「萊特」（Wright）是母親的娘家姓。馬侃三世有蘇格蘭混愛爾蘭裔和英格蘭裔血統[8]。
馬侃三世的祖父母輩都是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薩斯州居民，而且大部分父系和母系先祖都是南方人[8]。馬侃家族父系祖居密西西比州卡洛爾縣[9][10]，從1848年起就在特奧克（Teoc）擁有面積達8.1平方公里的種植園，並且一直經營到1952年止[9][11]:21。南北戰爭爆發前，種植園內還有許多奴隸，其中有些人的後裔也採用馬侃家族的姓氏，自稱「馬侃黑人」（black McCains）[12]。內戰結束後，佃農代替了原來的奴隸，藍調歌手兼吉他手密西西比·約翰·赫特（Mississippi John Hurt）就是在馬侃家族的種植園出生，是馬侃黑人的後代[9]。
作為美國軍事世家，馬侃家族的先輩曾參與北美印第安戰爭[3]、美國獨立戰爭（馬侃因此一直是美國革命之子成員）[13][14]、1812年戰爭[11]:20，在內戰期間為美利堅聯盟國效力[9]，還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3]。馬侃家族中也有投機暴富分子。馬侃的外祖父阿奇博爾德·賴特（Archibald Wright，1875至1971年）[15]在密西西比州長大，但青年時就因面臨多起賭博和無證經營指控逃到俄克拉何馬州馬斯科吉[15]，然後通過建州早期的土地交易及在美國西南部開採原油發跡[15][5]:11。到40歲時，已經致富的賴特選擇早早退休陪伴家人，從此再也沒有工作過[3][5]:11。賴特的家人在俄克拉何馬州和南加利福尼亞州生活，羅伯塔和雙胞胎姐妹羅伊納（Rowena）都受爺爺影響成為畢生的旅行和歷險愛好者[16]。家族中還不乏特立獨行之輩：阿奇博爾德的夫人默特爾（Myrtle）反對羅伯塔同當時還只是水手的傑克·馬侃交往，結果兩人選擇私奔，並在墨西哥蒂華納的一間酒吧成婚[17]。
馬侃的爸爸和爺爺之後都成為海軍上將，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對官拜四星上將的父子[18]。馬侃的爺爺老約翰·馬侃（John S. "Slew" McCain, Sr.，1884至1945年）是航母作戰先驅[3]，曾於1942年指揮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中美軍的所有陸基空中作戰支援和掩護，之後又在1944至1945年率領快速航母特遣艦隊積極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他在菲律賓戰役和沖繩島戰役中指揮的作戰行動，以及向台灣和日本列島發動的空襲，對戰爭接近尾聲時的日本海軍和空軍構成毀滅性打擊[5]:13–14。老馬侃在東京灣的日本投降儀式過去僅4天後去世，是當時的頭條新聞[3]。傑克·馬侃是二戰期間美國在多個戰場軍事行動的潛艇艦長，曾獲銀星和銅星勳章[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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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侃的家人叫他「約翰尼」（Johnny）[5]:12，他的姐姐桑迪（Sandy）生於1934年，弟弟喬（Joe）於1942年出世[3][17]，受父親崗位調動的影響，一家人在約翰尼10歲前都經常搬家，輾轉新倫敦、珍珠港，以及太平洋上的另外多個軍事基地[5]:19。馬侃的暑假有時會在位於特奧克的家族種植園度過[11]:21，但他總覺得軍旅生涯比種植園的生活更適合自己[9]。每當搬到一地，馬侃就會進入基地的已有學校就讀[5]:19，但由於學校課程未必符合他的需求，自己的上課時間也難以保障，所以這經常對他接受教育造成不利影響[5]:19。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馬侃的父親離開了很長一段時間[3]，孩子的教育則主要通過母親的努力來實現。羅伯塔利用家族經常長途旅行的機遇帶著孩子前去參觀歷史和文化遺蹟[16][11]:101–103，馬侃之後回憶稱，正是母親讓他的生命中有這麼多快樂，即便遭遇不幸，他也不會失去快樂生活的希望[11]:101–103。作為共和黨人，羅伯塔讓孩子緊跟時事，不過受父親的軍旅生涯影響，一家人通常不會向外人透露家族黨派立場[19]。
二戰結束後，馬侃的父親繼續在海軍服役，有時還在政治聯絡職位工作[3]。一家定居北維吉尼亞後，馬侃於1946至1949年間進入亞歷山德里亞的聖史蒂芬學校就讀，同之前的學校相比，該校教育質量更高[5]:20。在家人眼裡，馬侃一直安靜、值得信賴而且懂禮貌[3]，但就讀聖史蒂芬學校期間，他開始變得不守規矩、桀驁不馴[20]。接下來的兩年，一家又跟隨父親前往其它海軍基地度過[5]:21，到青年時，馬侃一共就讀過的學校約有20所[21]，經常因在學校打架而受紀律處分[11]:100。據馬侃之後回憶，受父親事業的影響，他經常需要同自己的朋友道別，這也是他童年時代最悲傷的回憶。每到一所新的學校，他就急於通過張狂的態度來結識新朋友，彌補失去之前老朋友的損失。所以他在每所新學校里都變得越來越以個人為中心，越來越傾向於製造麻煩。[11]:107–108
1951年，馬侃進入亞歷山德里亞的聖公會高中就讀，該校為全男性私立寄宿學校，學術品質優異，生活環境樸素，有嚴格的榮譽守則和捉弄新生的傳統[5]:22–24[22]。校內大部分學子都是南方富有人家子弟，馬侃由此見識到海軍文化以外的生活和事業[11]:108–110[23]:23–24。其它同學給個性好鬥而火爆的馬侃起的綽號包括「朋克」和「麥壞壞」（McNasty），他對自己的硬漢形象也很滿意並繼續發場光大，還結交了幾個朋友[3][20][24][5]:28。馬侃曾兩次在摔跤比賽中獲校隊獎章，在輕量級比賽中表現優異[5]:25–26。他還在中學足球和網球校隊效力，參與學生報紙和年鑑編制，並投身話劇社[5]:26。語文老師兼足球教練威廉·畢·羅芙奧三世（William Bee Ravenel III）對馬侃的學習、榮譽和自我形象意識有很大影響[25]。馬侃之後表示，自己的學術表現「平凡無奇，但還能接受」[11]:116，他在1954年高中畢業[20]。
1954年6月，在入學考試中表現不凡的馬侃得以跟隨父親和爺爺的腳步，進入安那波利斯的美國海軍學院深造[3][26]:31–35。據馬侃回憶，當年他只是覺得進入海軍學院是無可避免的，所以沒有做任何反抗地接收宿命，以此來看，當年應該是父母強令他前去該校，沒有任何商量餘地[11]:110–111[23]:34。
馬侃對在海軍學院學習感到矛盾[26]:31–35，所以有意違反學校的一些規矩和傳統[11]:120–124。每年他被記過上百次，成為違規「世紀俱樂部」的一員[18]，記過的原因包括鞋子擦得不亮、編隊失誤、房間凌亂和說話出格等[26]:31–35，父親為此多次來校訓斥他[22]。馬侃很討厭「新生年」，剛剛進入學院的新生會在這年遭受各種嚴酷考驗和捉弄，整個班的學生會因此減少四分之一[26]:24–29。對於那些級別更高的人隨意動用權力強迫他屈服的做法，馬侃非常反感：「什麼玩意兒，我真恨透了這些狗屁」[26]:31–35，如果看到這些人對他人故伎重演，馬侃還經常插手干預[18][22]。馬侃這時身高只有1米7[13]，體重58公斤[27]，雖然技能不佳，但憑藉無畏且勇往直前「沒有倒車檔」的品性，他還是在學院輕量拳擊隊中打了3年[27]。在該校就讀的最後一年裡，馬侃率領營級拳擊隊拿下全旅冠軍[11]:141。
馬侃天資聰穎，1984年的測試結果表明他的智商達到133[28][5]:207，所以在感興趣的幾個科目，如英語文學、歷史和政府上表現優異[18][26]:31–35。海軍學院的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固定的理學士課程[29][30][31]，許多同學對他在數學、科學和工程類課程上臨時抱佛腳的能力留下深刻印象[26]:41–42。不過由於偏科嚴重，馬侃的總體成績不佳[18]，他之後也表示學習這些課程讓他非常吃力[11]:134。在校期間，馬侃的外表邋遢、性格反叛，與所在連隊軍官的關係也不好，這都導致他在個人操守和領導能力上得分偏低，進一步影響總體成績[26]:41–42[11]:130–131, 141–142。不過，這些並不妨礙他成為同學中人氣頗高的領導者，用傳記作家羅伯特·提姆伯格（Robert Timberg）的話來說，馬侃是以「狂躁、直觀而且非常奇特的方式」贏得同學的尊重[26]:31–35。馬侃頗為擅長吸引異性[18]，他經常同自稱「壞蛋集團」的一群人合作組織不符學院規範的活動並因此在校園內小有名氣[22]，一位同學回憶稱，「和約翰·馬侃一起恣意妄為，就仿佛置身火車失事現場」[26]:31–35，也有一些學子對他的做為感到惱怒[22]。1957年6月，馬侃和其他同學登上弗萊徹級驅逐艦「杭特號」（USS Hunt）接受訓練[32]，結果表明他在艦艇軍官技能方面有良好表現[11]:135–138。乘艦抵達目的地里約熱內盧後，馬侃又同巴西時裝模特兼芭蕾舞演員瑪麗亞·格拉辛達（Maria Gracinda）發展出夢幻般的浪漫戀情，之後兩人還在聖誕節期間重聚[26]:44–46[33]。
1958年6月，馬侃從海軍學院畢業，成績在全部899名學生中排第894位[26]:31–35。雖然成績不佳，但據馬侃之後回憶，他對勇氣、韌性、榮譽和為國犧牲這些更加令人信服的傳統並沒有過任何抹黑之舉，同時也始終沒有放棄向家人證明，他也可以像家族中的海軍先輩一樣優秀[11]:151–152。事實上，他的爸爸和爺爺和海軍學院的成績也不怎麼樣，畢業成績分別是倒數第20名和倒數第3名[23]:18, 28。馬侃之後才意識到自己在海軍學院學習經歷的寶貴，正是這段經歷讓他得以明白終生維持自尊的重要性，明白有些東西比自己的利益更加重要，10年之後，正是這些經歷讓他得以度過那段「絕望而搖擺不定」的時期[11]: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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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生涯
從軍校畢業後，馬侃獲委任為少尉[34][35]。他先在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海軍航空站接受海軍飛行員訓練至1959年9月，再到德克薩斯州聖體市海軍航空站訓練，訓練過程為期兩年，馬侃還在聖體市受訓期間晉升中尉[34][5]:32。他開的車是科爾維特，女友則是號稱「佛羅里達烈焰瑪麗」（Marie the Flame of Florida）的艷舞女郎，每有閒余時間，他就會前去海灘，或是在軍官宿舍房間改裝的酒吧和只向熟人開放的賭局度過，是他人眼中整天沉迷聚會的人物，回首往事，馬侃稱，那時他總體上是在隨意揮霍自己的健康和青春[21][23]:66–68。由於缺乏耐心鑽研飛行手冊，反倒把時間花在研讀歷史書籍上，馬侃起初的飛行員成績低於標準[22][23]:66–68。受此影響，他沒有分配到駕駛戰鬥機的精英分隊，而是成為攻擊機飛行員[22]。1960年3月在德克薩斯州進行飛行訓練時，他駕駛的飛機單人單活塞發動機AD-6攻擊機因失速而墜入聖體市灣（Corpus Christi Bay）並沉至海底[36]。墜機瞬間馬侃一度失去知覺，但很快就甦醒過來並成功打開駕駛艙游回數米之上的水面，並沒有因這起事故受重傷[5]:32[36]。1960年5月[34]，馬侃從聖體市的飛行學校畢業[5]:32，然後前往維吉尼亞州的奧西安納海軍航空站，接受為期5個月的進一步攻擊機飛行訓練[34]。
從1960年11月開始，馬侃成為無畏號航空母艦和企業號航空母艦[37]「世界著名戰鬥老虎」第65攻擊中隊的攻擊機飛行員[34][11]:156，兩艘航母的基地都是諾福克海軍基地[11]:156，除在加勒比海巡航外，還多次部署到地中海[23]:66–68。馬侃的駕駛技術有所改善[23]:66–68[36]，但就在1961年12月，他又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因過於魯莽地降低飛行高度而撞上輸電線纜[36]，造成當地停電，不過他還是成功將受損的攻擊機開回無畏號航母[36]。
1962年1月，企業號航母展開處女航，馬侃的姓氏引起艦長注意，還成為船上其他官兵眼裡的名人[36]。1962年6月，他升任上尉[34]，同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爆發時，企業號協助執行海上封鎖任務，馬侃在此期間負責在艦上發布警報[38]。1963年11月，他被轉回陸地，在彭薩科拉的海軍航空兵基本訓練指揮部服役9個月[34][37]。1964年9月，他成為密西西比州梅瑞迪恩海軍航空站VT-7訓練中隊的飛行教官[34][5]:33，這裡還有以他爺爺命名的馬侃飛行場[39]。
1964年進駐彭薩科拉期間，馬侃開始同來自賓夕法尼亞州費城[5]:32[23]:66–68的泳裝和T形台模特卡羅爾·西普（Carol Shepp）交往[40][41]。兩人早在海軍學院就已相識，她曾嫁給馬侃的同學，但之後離婚[5]:32[37]。馬侃告訴西普，他有心要做一番大事業，以求將來青史留名[42]。1965年7月3日，兩人在費城完婚[43][44]，西普之前已有兩個孩子，長子道格拉斯生於1959年，次子安德魯於1962年出生，兩人於1966年成為馬侃的養子[44][23]:70。1966年9月，卡羅爾和約翰的女兒西德尼（Sidney）出世[45]。1965年7月，馬侃參加阿特·弗萊明（Art Fleming）主持的智力問答節目《危險邊緣》，但只贏得一局比賽[46][47]。
1965年11月，馬侃駕駛T-2教練機飛行至維吉尼亞東海岸上空時，飛機發動機出現嚴重故障，他在飛機墜毀前成功彈出，這已是他遭遇的第3次飛行事故[36]。駐紮梅瑞迪恩（Meridian）時，馬侃主動請求出戰[23]:70–71。1966年10月，他成為參加越南戰爭的預定人選，因此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塞西爾菲爾德海軍航空兵基地向第44候補飛行中隊報道，接受駕駛A4天鷹單座噴氣式攻擊機的訓練[34][23]:70–71[11]:172–173。馬侃在這裡的表現為他人看好，只是他在飛行時總試圖要「挑戰戰機的飛行極限」[36]。1967年1月，馬侃晉升少校[34]，再於同年5月成為福萊斯特號航空母艦的一員[34]，隸屬艦上的第46攻擊中隊[48]。這年春季，福萊斯特號航空母艦都在大西洋演習，再於6月啟航前往太平洋[49][38]。馬侃的父親傑克此前已多次升職，於1958年成為海軍少將，1963年又當上海軍中將[5]:34。1967年5月，傑克晉升四星海軍上將，成為美國海軍歐洲艦隊總司令，駐紮倫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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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25日，福萊斯特號航空母艦抵達北部灣的洋基站[49]，並加入1965至1968年的滾雷行動，針對北越進行空中封鎖和戰略轟炸[11]:185–186。從福萊斯特號發動的阿爾法打擊主要是針對已經選定的特殊目標，如軍火庫、工廠和橋梁等[50]。由於北越防空系統裝備有蘇聯設計和供應的地對空導彈、高射炮和米格攔截機，這些任務實際上非常危險[50]。馬侃參加的前5次空襲北越行動都很順利[11]:177，雖然對一些旁枝末葉的海軍法規仍然不放在心上，但他已經成為他人眼中優秀而嚴謹的飛行員[38]。馬侃和中隊的其他飛行員對哥倫比亞特區遙控指揮滾雷行動感到不快[50]，據他之後回憶，出擊的具體目標往往限制得太死，以至飛行員不得不反覆飛過同一目標實施轟炸，而且大部分飛行員都覺得自己的目標幾乎毫無價值。「坦白講，我們覺得那些平民司令官完全就是白痴，壓根兒就不知道要怎麼把仗打贏。」[11]:185–186
1967年7月29日，福萊斯特號航空母艦的艦載機聯隊正準備發起新一輪攻勢，但停在甲板上的一架F-4幽靈II戰鬥機突然意外發射了一枚祖尼火箭[38]:102–103。火箭擊中一架A4天鷹攻擊機，有可能正是馬侃駕駛的那架，也有可能是旁邊一架[49]。火箭的衝擊令天鷹攻擊機的油箱破裂，油料隨即著火，還有兩枚炸彈被撞松[38]:118。馬侃之後表示：「我以為我的飛機爆炸了，到處都是火」[49]。他爬出駕駛艙，爬向飛機前端的噴口，再從正在加油的探頭跳到已經著火的甲板上[38]:118。馬侃的飛行服在他從火焰上滾過時也被點燃，但很快就被他撲滅[38]:118。正當他前去幫助另一個試圖逃生的飛行員時，炸彈爆炸了，馬侃被衝擊波向後甩出3米遠[51]，還受了輕傷，腿部和胸口被碎片擊中[36][49][23]:72–74。接下來，馬侃協助艦上其他人員把機庫甲板升降機上沒有爆炸的炸彈扔進海里，然後同其他飛行員前往航母預備室，從閉路電視查看之後的大火和救火情況[38]:170。這場火災奪走134條人命，另有161人受傷，還令至少20架戰機被毀，火勢直到24小時後才得到控制[52][49][38]:228–229[53]。火災次日，馬侃在西貢盛讚那些為挽救甲板上的飛行員而獻出生命的戰友[51]，他還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小雷蒙德·華特·艾伯（R. W. Apple, Jr.）採訪時稱：「這話很難說出口。但我現在已經見識過這些炸彈和凝固汽油彈會對我們船上的人造成怎樣的傷害，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還是否願意繼續向北越投彈」[54]。不過他也表示：「我一直想留在海軍。我生來就是幹這個的，也沒有真心考慮過別的職業，只不過對其中的嚴格管制總不大適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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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福萊斯特號開往港口等待修復，馬侃自願加入人手不足的奧里斯卡尼號航空母艦第163「聖徒」攻擊中隊[23]:75。這艘航母的甲板之前也發生過火災[11]:181，其攻擊中隊還是滾雷行動期間損失最慘重的單位之一。「聖徒」以大膽進攻聞名，但也為此付出很大代價[11]:182：1967年時，該中隊有三分之一的飛行員陣亡或被俘，原有的15架A4攻擊機均已報銷[11]:182。馬侃在歐洲休養一段時間，還一度返回佛羅里達州橙園的家中靜養[26]:99–100，再於1967年9月30日到奧里斯卡尼號航母報到[11]:182，心中預計次年夏季就可以完成任務回國[23]:76–77。他馬上就開始主動請纓，要求執行飛行中隊接到的最危險任務[55]。1967年10月，中隊飛行員開始以12小時輪班制出擊[11]:184。10月18日，馬侃帶領手下分隊冒敵軍猛烈火力空襲海防市的造船廠，之後還因此獲頒海軍榮譽勳章[56][57]。10月25日，馬侃出擊河內市以北有高射炮和地對空導彈火力保護的福顏空軍基地取得成功，摧毀地面一架敵機，還打傷另外兩架，因此獲頒銅星勳章[56]。當時河內周邊擁有整個越南戰爭期間北越最強大的防空火力[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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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26日，馬侃出發執行第23次空襲任務，同另外19架戰機一起突襲河內市中部的熱力發電廠[59][60]，由於擔心造成附帶損害，美國此前幾乎沒有把這裡作為襲擊目標[58]。馬侃在正午前夕抵達目標附近，然後從約2700米高空下降至約1200米逼近目標[61]，這時，A4攻擊機的警報系統報告他已被敵軍火控雷達追蹤[23]:78。但是，馬侃和其他遇到類似情況的美軍飛行員一樣繼續執行轟炸任務[36]，他駕駛飛機繼續下降，在距地面約1000米的空中發射炸彈[11]:188[62]。但就在他開始爬升時，戰機的機翼被北越防空司令部第61營發射的蘇制SA-2防空導彈炸毀[58][61]。當時指揮第61營擊落馬侃戰機的是營長阮蘭[61]和火力控制指揮阮禤代中尉[58][61]。馬侃之後因被擊落而獲得飛行優異十字勳章[56]，阮禤代則被授予越南人民軍英雄稱號[58]。數十年後，前蘇聯紅軍中尉尤里·特魯塞克欽（Yuri Trushechkin）聲稱他正是當年擊落馬侃的導彈制導軍官[63][64]。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這次空襲行動都是失敗的，有3架美國海軍戰機被擊落，但目標發電廠完好無損[61]。
馬侃的戰機以近乎垂直的角度高速旋轉下墜[66][67]:360，彈射椅的力道將馬侃撞暈過去，他的右臂有三處骨折，左臂和右腿膝蓋也因此骨折[67]:360[68]。馬侃和降落傘一起掉入河內市的竹帛湖，這時他雖然恢復知覺，但手臂卻不聽使喚，無法自救，身上的裝備也令他逐漸下沉[23]:78，最後用牙齒才成功打開救生衣[23]:78。多名北越人下水將他拖上岸，這些人的身份尚無定論[69][70][5]:47–49[71]。許多人圍上前來，朝馬侃吐唾沫、用腳踢他，還剝掉他的衣服，他的左肩也被槍托打成粉碎性骨折，左腳和腹部還被刺傷[23]:78[67]:360[68]。接下來馬侃被送到河內的火爐監獄，美國戰俘戲稱這所監獄是「河內希爾頓酒店」[72]:363。
同其他戰俘一樣，馬侃的身體狀況在抵達火爐監獄時也很差[72]:363。北越方面要求他洩露軍事情報，否則不會提供醫療救助，面對毆打和審訊，馬侃說出的只有自己的姓名、軍階、生日和編號[72]:364[23]:79，根據日內瓦公約，戰俘應當告知這些信息，而美軍行為準則中也只允許軍人被俘後向敵國透露這些內容[61]。不久後，馬侃覺得自己已瀕臨死亡，他要求越方送他到醫院救治，表示願提供更多情報[72]:364，打算在得到治療後要求推遲審問[23]:80。監獄醫生前來查看，但覺得馬侃的傷勢太重，他已無力回天[72]:364。但是，北越當局發現馬侃的父親原來是美國的海軍上將，於是將他送醫[72]:364，還稱他是「皇太子」[72]:363。馬侃的戰機被擊落僅兩天後，他淪為戰俘的消息就成為《紐約時報》[54]和《華盛頓郵報》的頭條新聞[73]。馬侃還在醫院時，嚴刑逼供再度降臨，他告訴敵方自己所在中隊及航母的名稱，還有之前空襲的預定目標[11]:193–194。之後的兩個多星期里，北越官媒《人民報》發表多篇文章，其中除上述信息外，還包括馬侃的一些私人信息，另有部分據稱是馬侃對戰爭進程看法的內容[61]。這些內容還出現在古巴拉美通訊社的多封稿件中[74]。雖然馬侃當時覺得這些「情報」對北越沒有任何實際價值，但向敵軍透露這些信息仍然有違軍隊的行為準則，之後他也對此表示悔不當初[11]:198。北越逼迫他披露之後美軍的轟炸目標，馬侃於是「交待」了多個已被炸過的城市，敵方還要求他透露所在中隊其他飛行員的姓名，但馬侃所說的實際上都是綠灣包裝工美式足球隊的進攻球員[11]:193–194[75]。
馬侃在環境又濕又髒的醫院接受為期6周的治療[59][72]:364–365。院方花了很長時間試圖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治療馬侃的右臂骨折，但還是徒勞無功[72]:365，他右腿的骨折得到手術救治，但左臂骨折無人理睬[72]:367。他還一度被帶到一間乾淨的病房接受法國記者法蘭索瓦·沙萊（François Chalais）採訪，報道於1968年1月在法國電視節目《全景》（Panorama）中播出[76]，之後又經《CBS晚間新聞》在美國播放[72]:365–366。鏡頭中的馬侃躺在床上抽菸，說話結結巴巴[77]，這也是他淪為戰俘期間最廣為人知的影像[76]。北越方向有許多人觀察過馬侃，其中包括越南作家阮遵、國防部長兼陸軍總司令武元甲將軍[61][67]:361。許多北越觀察人士都堅信馬侃是美國政、軍、經濟精英[72]:368–369。馬侃這時已經瘦了23公斤，胸口扎有石膏，渾身污垢，眼中充滿血絲[59]，於1967年12月被送到河內郊區人稱「種植園」的戰俘營[61][23]:83。「種植園」是座波將金村莊式的戰俘營，北越當局以此作為宣傳秀場，供外國人士查看戰俘待遇，並且即將獲釋的囚犯也是關在這裡。與別的戰俘營相比，這裡的殘暴對待戰俘的情況比較少，但仍時有發生，馬侃則可能是其中境遇最慘的戰俘[67]:340, 363, 364, 487。他的囚室還有另外兩名戰俘，都是美國空軍飛行員，其中喬治·「巴德」·戴（George "Bud" Day）身受重傷，而且受盡折磨（戴之後獲頒榮譽勳章）；另一人是諾里斯·歐沃利（Norris Overly），他起初覺得馬侃最多還能再活一星期[5]:53–54[78]。在歐沃利和戴的護理下，馬侃得以存活[78]，據戴之後回憶，馬侃當時表現出「極其強烈的求生意志」[6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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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馬侃開始為期兩年的單獨監禁[23]:89。同年4月，傑克·馬侃獲命執掌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於這年7月生效，駐紮在檀香山，統領越南戰場上的所有美軍[72]:450–451[79]。6月中旬，北越戰俘營總司令白少校[23]:91表示願意提早釋放馬侃[72]:450–451。此舉一方面是向世界顯示北越當局慈悲為懷的宣傳工具[67]:363，另一方面也是想讓其他戰俘相信，像馬侃這樣的菁英分子可以得到特別優待[72]:450–451。但是，馬侃拒絕了這次示好，堅持遵守美軍行為準則中「先進先出」的原則。事實上，行為準則本身只是禁止軍人被俘後接受敵軍的假釋或優待，但許多戰俘認為，這樣的規則可以引申理解為先被俘的應該先獲釋，否則之後被俘的人即便有提前回家的機會也應該拒絕，除非身患重病或受了重傷才能例外。有獄友告訴馬侃，他的身體情況應該符合例外要求，但經過反覆思量，馬侃還是決定拒絕，[23]:92只願在所有比他更早被俘的人都獲釋後才會接受北越的安排[59][72]:452。巴黎和平協約談判期間，北越高級談判代表黎德壽曾向美國特使威廉·埃夫里爾·哈瑞曼提及馬侃拒絕提前獲釋一事。哈瑞曼在1968年9月13日的電報中稱：「喝茶休息時，黎德壽提及北越不久前曾打算把馬侃上將的兒子和另外兩名飛行員一起釋放，但被他（指馬侃）拒絕了。」[23]:209白少校對馬侃拒絕獲釋之舉非常惱怒，他和部下還威脅馬侃，稱事態會變得非常難看[72]:452。
1968年8月，正被關禁閉的馬侃開始受到一系列酷刑對待[72]:452–454。北越當局用繩子把他綁起來並長時間保持在非常痛苦的體位，同時每兩小時就痛打他一頓[72]:452–454。他的右腿傷勢復發，多條肋骨骨折，還有幾顆牙的牙齦斷裂，左臂也再度骨折[24][72]:452–454。置身自己的排泄物中，馬侃的意志開始崩潰[72]:452–454，他試圖自殺，但被警衛阻止[59]。經過4天的折磨，馬侃錄下反美宣傳「供詞」並簽字[11]:244，供詞中稱：「我是個黑心的罪犯，已經犯下空中海盜的罪行。我差點喪命，是越南人民挽救了我的生命，感謝醫生們」[59][72]:452–454。他有意採用生硬做作的共產主義術語和不合語法的陳述來表明這是被迫做出的聲明[75]。從此以後，馬侃一直對此事感到困擾，覺得這份聲稱令祖國、家庭、戰友和他自己蒙羞[23]:95, 118[80]，但也正如他之後所寫的那樣：「我學到我們都在那裡學到的一課：每個人都有崩潰的時候，我那時就崩潰了」[66]。兩周後，北越當局又打算強迫他簽署另一份聲明，但馬侃已經恢復鬥志並拒絕他們的要求[72]:452–454。由於拒絕合作，他有時一周會受到3次毒打[5]:60，情況一直持續了1年多[67]:363。其他戰俘經常聽說馬侃拒絕同北越合作，還會用下流話大聲咒罵看守[78]。另外，就讀海軍學院期間的拳擊經歷也令他能夠應付敵人的毆打[27]，北越當局再也沒能令他屈服[72]:452–454。
為了取得「供詞」和宣傳聲明，北越對其他美軍戰俘也施以類似折磨和虐待[81][82]。其中許多人的境遇比馬侃還慘，特別是那些被俘時間更早、囚禁時間更長的戰俘[72]:288–306。面對極其嚴酷的對待，幾乎所有戰俘最終都有一定程度屈服[81][72]:548–549。但根據馬侃的回憶，淪為戰俘期間他也曾遇到兩次異常情況，其中一次是一名警衛在某個夜晚悄悄把綁住馬侃的繩子鬆開，讓他好受一些；另一次則發生在幾個月後，同一名警衛在聖誕節當天看到馬侃，然後站到他旁邊，默默地用腳在地上的泥里畫出十字架[11]:227–228。馬侃記不清這到底是哪一年的事，但曾和他關在同一戰俘營的奧森·斯溫德（Orson Swindle）依稀記得馬侃曾告訴他這件事發生在1971年[83]。數十年後，馬侃在競選總統期間以這個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來證明信仰和人性的存在[84][85]。1968年10月，馬侃的單獨囚禁得到短暫緩和，厄尼斯特·布雷斯（Ernest C. Brace）被關到隔壁囚室[86]:ix–x, 170，馬侃教布雷斯如何敲擊牆壁來同獄友溝通[86]:170–171。1968年平安夜，北越當局在戰俘營上演教堂禮拜儀式，供攝影師拍攝照片和錄影，馬侃拒不遵守獄方要求戰俘保持安靜的指示，他先是詳細說明戰俘受遭受的境遇，然後又大喊「操你媽，你個婊子養的！」每當有鏡頭朝他拍攝時就比劃出中指[23]:98–99。由大衛·德林格（David Dellinger）、湯姆·海登和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等人率領的多個反越戰和平組織來到河內後，馬侃也拒絕同他們見面[86]:175, 179，因為他不希望因自己父親的身份而給予北越當局或這些組織任何宣傳上的口實[66]。馬侃這時仍然因腿傷導致步履蹣跚，其他戰俘因此給他起了個綽號「瘸子」[67]:371[86]:183。雖然身體狀況不佳，還一直受到毒打和單獨囚禁，但馬侃仍然是「種植園」戰俘營反抗勢力的重要成員[67]:363–364, 371, 487。
1969年5月，美國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Melvin Laird）開始公開質問北越對待美軍戰俘的方式，同年6月5日，合眾國際社報道稱，河內廣播電台播送了一段美軍戰俘聲明，否認北越當局有任何虐待戰俘之舉[87]。廣播中節錄馬侃在1年多以前被迫發布的「供詞」，稱他曾轟炸「城市、城鎮和村莊」，被俘後還曾得到「非常好的醫療照顧」[87][11]:285–286。1969年下半年，馬侃及其他戰俘的待遇突然好轉[72]:519[67]:489–491。這種好轉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北越領導人胡志明在這年8月去世，針對戰俘的政策有可能因此轉變[72]:519；同時，這年夏季有一名曾受毒打、身體非常虛弱的戰俘獲釋，世界媒體都從他口中得知美軍戰俘的真實處境[66]；此外，東南亞美國戰俘及失蹤人士家屬同盟努力促使人們更加關注美軍戰俘的境遇，馬侃的弟弟喬也是該組織成員[11]:290–291。1969年12月，馬侃被送回「河內希爾頓酒店」戰俘營[86]:187–188，但他的單獨監禁一直持續到1970年3月才結束[5]:64。與其他戰俘一起談論獲釋後想做什麼時，馬侃說他希望當上總統[42]。1970年1月，馬侃同意到河內市外接受西班牙裔古巴籍心理學家費南多·巴拉爾（Fernando Barral）的訪談，訪談內容之後刊登在古巴官媒《格拉瑪報》上[88]。馬侃談及人生經歷，對轟炸北越沒有表現出任何遺憾[88]，巴拉爾認為馬侃不知廉恥，而且缺乏人性深度[89]。戰俘之後發出內部禁令，禁止任何人再接受此類採訪[88]，馬侃從此頂住北越當局壓力，拒絕同任何對北越政權持同情態度的反戰團體或新聞工作者見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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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間，馬侃同其他戰俘被轉送到各個不同的戰俘營，其間他們的總體境遇漸趨改善[66]。統領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期間，傑克·馬侃每年都會在聖誕節前後到南越探望越南非軍事區駐紮的美軍官兵，而且獨自向北瞭望，儘可能靠近戰俘營中的兒子，只是被關押的戰俘對此一無所知[11]:287–288。到1971年時，受戰事缺乏顯著進展、同時又聽說美國國內反戰運動愈越愈烈的共同影響，已有約30%到50%的戰俘對戰爭的希望破滅，有些人開始考慮是否要響應北越方面要求，製作宣傳性聲明[72]:548–549。但馬侃的立場沒有變化，他反抗戰俘營做秀式的宗教禮拜活動[23]:104，還引領其他戰俘給家人寫信，信中對戰俘營只有負面描述[67]:537，導致他在這年大部分時間裡都被當作戰俘營內「態度惡劣」的典型[72]:548–549。
1971年11月，馬侃及其他多名戰俘被再度送進「河內希爾頓酒店」戰俘營[23]:105。1972年4月，美國開始繼續轟炸北越，轟炸目標包括河內地區，每天的作戰指令由已經知道兒子就在當地的傑克·馬侃親自簽發，馬侃同其他戰俘對此熱烈歡呼[23]:106–107。傑克本期望能獲得連任，繼續統領太平洋司令部直到戰爭結束[11]:287–288，但他的任期在1972年9月截止[90]。1972年12月，美軍展開更加密集的「聖誕轟炸」行動，河內首度成為B-52同溫層堡壘的反覆空襲目標，美軍戰俘更是歡欣鼓舞[23]:106–107[91]。雖然夜間爆炸的火焰和對戰俘營圍牆的震憾令部分新戰俘感到害怕[91]，但大部分戰俘都認為這是迫使北越走上談判桌的有力措施[23]:106–107。
1973年1月27日，戰爭各方簽署巴黎和平協約，結束美國對越戰的直接參與，但釋放591名美國戰俘的談判還需要一段時間[92]。馬侃最終於1973年3月14日獲釋，由客車送抵嘉林機場移交美軍後，再從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搭C-141運輸機返回故土[93][94]。
馬侃被北越擊落後一共淪為戰俘5年半之久，其中有近5年是在他拒絕提前獲釋之後。受戰時創傷影響，他再也無法把任何一隻手上抬超過80度[24][68]。馬侃因身為戰俘期間的舉動獲頒銀星勳章、軍功勳章、紫心勳章和另外3枚銅星勳章，並且再度獲得海軍榮譽勳章[34][56]。他還因組織戰俘抵抗並相互幫助而獲嘉獎，表彰他克服之前的個人主義思想，堅持信仰比自身利益更加重要的事業[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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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幾天後，馬侃同夫人卡羅爾及其他家人團聚[95]。卡羅爾在丈夫被俘期間也曾瀕臨死亡，1969年12月的一次車禍導致她入院治療6個月，先後經過23次手術，再次見到馬侃時仍未結束理療[23]:100–101。她的醫療費用由商人兼戰俘權利代言人羅斯·佩羅支付[42]。夫妻團聚時，卡羅爾已經比之前矮了10厘米，人也胖了很多，還拄著拐杖[42]。身為返鄉戰俘，馬侃一定程度上成了名人：《紐約時報》頭版刊出他在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登上運輸機的照片，還配有相應報道[93][23]:111，《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以他親自執筆、全長13頁的文章作為封面報道，馬侃在文中描繪戰俘經歷的同時，還對尼克森政府的越戰政策表示支持[66]，他還在橙園等多地參加遊行，親自同多個團體見面並展現出優秀的演講技能[95][96]。佛羅里達州傑克孫維授予他城市之鑰[95]，他拄著拐杖在白宮接待返鄉戰俘招待會上同尼克森總統握手的照片成為當時的標誌性影像[97][23]:113。馬侃和家人還經常成為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隆納·雷根及夫人南希·雷根承辦晚宴的坐上賓客[23]:119–122，他在參加州長舉辦的大型祈禱早餐會時的演講給在場人士留下深刻印象[98]。馬侃被俘期間就開始對隆納·雷根心懷景仰，覺得他會把在越南衝鋒陷陣視為榮譽，馬侃覺得雷根很可能會成為國家領導人，並且不會把國家拖入戰爭泥潭的同時又沒有足夠的求勝意志[23]:12, 88, 121–122。
為了治療傷勢，馬侃在傑克孫維的海軍區域醫療中心接受為期3個月的治療[34][23]:114，先後經過3次手術[5]:80。所有回國的戰俘都需接受心理測試，結果顯示馬侃的心理狀態已經調整得非常好，而且有良好的心理發展前景[99]。他在接受測試時告訴考官，自己經受住考驗，一直「忠於祖國、美國海軍、家庭和上帝」[5]:207–208。與其他許多退伍老兵相比，馬侃並沒有經歷多少有關越戰經歷的惡夢或閃回[100]，但因戰俘營看守的影響，他在聽到鑰匙相撞的聲音時會感到「緊繃起來」[68]。
1973年7月，馬侃晉升中校[34]，並於1973至1974年進入哥倫比亞特區麥克奈爾堡的美國戰爭學院深造[5]:81。戰俘回國後可以在選擇下一個任務時得到優待，海軍官員起初反對馬侃進入美國戰爭學院，因為進入該校深造的軍官至少要達到中校軍階，而他的中校軍階這時尚未正式生效。馬侃於是向父親的朋友、海軍部長約翰·華納（John Warner）呈請，後者同意他進入學院學習[101]。進入學院後，馬侃深入研習越南歷史和法國及美國在當地的戰爭[23]:116–118，還把在越南淪為戰俘的經歷寫成長篇論文《行為準則和越南戰俘》（The Code of Conduct and the Vietnam Prisoners of War），作為對行為準則遵守度測試的答卷[102]。到畢業時[103]，馬侃已經認定，是美國政壇和軍事領導人犯下的錯誤導致越戰最終這樣收場[23]:116–118。他也接受反戰團體有在美國行使集會抗議權利的自由，對那些因反戰而逃避兵役的人抱持視而不見、互不干擾的態度[23]:116–118。馬侃身在越南時，美國的社會道德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讓許多歸國戰俘深感困擾，但馬侃淡然處之[23]:113。1974年11月，馬侃再度抵達西貢[23]:122–123，同其他多名昔日的戰俘一起獲得該國最高榮譽越南國家勳章[100]。他還於西貢陷落5個月前在南越戰爭學院演講[23]:122–123。馬侃決定走出昔日戰俘的陰影，重建人生[23]:116–118。很少有人想到馬侃還會再度駕駛戰機飛上藍天，但他還是決心一試，與此同時他還在進行長達9個月的艱苦物理治療，特別是要設法令自己的膝蓋能夠再度彎曲[42]。
經過足夠的調理，馬侃的身體狀況已經可以滿足飛行需要並再度取得飛行許可[42]。1974年8月，他成為「地獄剃刀」第174替補飛行中隊的一員[34]。該中隊屬A-7海盜二式攻擊機訓練中隊，主要在傑克孫維的塞西爾菲爾德海軍航空兵基地運作[104]，是當時美國海軍最大的飛行中隊[105]。1975年，馬侃成為第174中隊副隊長[105]，之後又於1976年7月1日升任隊長[104][5]:84–86。不過，馬侃之前從未統領過飛行中隊，這實際上同成為174中隊長的基本要求不符，所以最後一項任命曾引發爭議[23]:122–123，但從軍階角度上來說，他這時的軍階已經遠遠超出統領飛行中隊的級別[106]:12。雖有部分高級官員對馬侃出任這一職務不滿，覺得他不過是沾父親的光，但許多下級軍官還是支持他，並幫他取得駕駛A-7攻擊機在航母上降落的資格[42]。
擔任中隊長期間，馬侃的領導風格相對而言偏向非正統，他更多情況下是以人格魅力來領導下屬[107]。對於那些行事不力的部下，他會解除他們的職務，並通過與下屬建立非正式的關係來提高士氣和工作效率[42][5]:84[107]。越南戰爭結束後，國防預算數額有限，飛機零部件也相對短缺[42][5]:84，第174中隊開始有女性軍官參與，馬侃則通過有力手段確保初來乍到的女軍官得到尊重[107]。在他的領導下，中隊戰機的預備率明顯提升，首次出現全部50架戰機都能夠起飛的情況[42][5]:84。雖有部分技術指標在此期間出現下滑[105][107]，但飛行員人身安全狀況有顯著改善，一度達到零事故程度[105][5]:84。第174中隊因此首次獲得集體嘉獎[104]，馬侃也獲頒功勳服役獎章[56]。馬侃之後回憶，統領第174中隊是他軍旅生涯中最具回報的任務[11]:13。他的任期在1977年7月結束[104]，職務交接儀式除包括傑克·馬侃在內的所有家人外，還有許多戰俘營的獄友出席，海軍上將小艾薩克·基德（Isaac C. Kidd, Jr.）在現場發言，稱約翰·馬侃已經同父親和爺爺一起，在美國海軍的榮譽傳統中占有一席之地，這席話讓馬侃深受感動[23]:122–123。
馬侃夫婦的婚姻在他擔任中隊長期間開始出現裂痕[26]:239。他有過多次婚外情，有人看到他在社交場合同別的女人一起，是同僚眼中的拈花惹草之輩[26]:239[107]。當時還有廣為流傳的傳言聲稱他與女性下屬有染，但他之後對此堅決否認[26]:239。他和部分女性的不正當關係發生在例行飛抵海軍陸戰隊尤馬航空基地和海軍埃爾森特羅航空基地交班之後[26]:239。馬侃之後表示：「我的婚姻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比在越南時更加不成熟的行為而崩潰，這不是戰爭的錯，對此我難辭其咎，這完全是我的錯」[108]。卡羅爾之後也表示，兩人婚姻的結束與越戰無關，也與她遭遇的車禍無關，完全是因為年近不惑的馬侃還想像25歲時那樣[26]:240。馬侃的作記作者羅伯特·蒂伯格（Robert Timberg）則認為，越戰還是對兩人婚姻破裂造成了一定影響，或許並不是重要原因，但仍然不容忽視[26]:240。據約翰·馬侃所說：「我已經變了，她也是。經過那麼大的變化後，人就不能再走到一起了」[26]:240。
雖然只在1964年投過一次票，但馬侃回國後就曾考慮從政[19]。1976年，他一度考慮競選佛羅里達州聯邦眾議員[109]，並獲得傑克孫維當地部分名人支持，但其他共和黨領導人說服馬侃，要想取代已長年擔任這一職務的民主黨人查爾斯·班尼特（Charles E. Bennett），他的從政經歷、資金和民眾支持率都還不夠[19][98][110]。1976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初選期間，馬侃竭力協助隆納·雷根，以致基地司令官批評他政治上過分積極，與他在海軍的地位不相稱[107]。
離開第174中隊後，馬侃被派往美國海軍航空系統司令部，從事毫不起眼的文職工作[107][23]:126–128。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詹姆士·霍洛威三世（James L. Holloway III）認為這樣的指派純粹是浪費馬侃的社交才能[23]:126–128，所以於1977年7月任命他在海軍法制辦擔任參議院聯絡員[34]，主要工作是提供選區服務，並充當國會議員、國防部和遊說集團之間的調解人[23]:126–128，馬侃之前也曾出任這一職務[109]。馬侃之後表示，出任聯絡員讓他真正得以進入政治領域，同時也是他第二份事業的開始[97]。馬侃個性活躍，對軍事領域知之甚詳，他在拉塞爾參議員辦公大樓的辦公室為此經常有參議員及其下屬聚集[23]:126–128。馬侃還經常陪同國會代表團到海外考察，並在路途上安排一些刺激的插曲[111]。他受到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的影響，還同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頭面人物約翰·陶沃（John Tower）保持著特別緊密的聯繫[111]。1978至1979年，馬侃站在卡特政府和海軍部長小威廉·格雷厄姆·克萊托（W. Graham Claytor Jr.）的對立面，在為新建超級航空母艦爭取國會資金上扮演關鍵性的幕后角色[42][23]:132–134。1979年8月，馬侃晉升上校[34]，並成為參議院聯絡辦公室主任[56][23]:126–128，參議院聯絡辦公室在他領導下處於最具影響的時期之一[110]。
返回首都後，約翰和卡羅爾短暫分居，之後再度重聚並維持婚姻關係[42]。1979年4月[42]，馬侃在出席夏威夷州聯邦參議員的軍事接待禮節現場結識來自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教師辛迪·婁·亨斯利（Cindy Lou Hensley），辛德佩他小18歲[112]，是安海斯-布希啤酒分銷商詹姆士·威利斯·亨斯利（James Willis Hensley）的富家千金，母親叫瑪格麗特·「斯密提」·亨斯利（Marguerite "Smitty" Hensley）[108]。兩人開始幽會，在亞利桑那州和哥倫比亞特區間穿棱相見[113]，馬侃也開始催促卡羅爾趕快同意離婚[42]。1980年1月，馬侃夫婦再度分居[114]，他於同年2月提出離婚[114]，卡羅爾也表示同意[42]。面對法庭傳票，卡羅爾沒有回應[41]，兩人於1980年4月2日在華爾頓堡灘正式離婚[114]。馬侃同意由卡羅爾擁有雙方子女的全面監護權，他還會支付贍養費，包括大學學費在內的子女撫養費，位於維吉尼亞州和佛羅里達州的房產也歸她所有，卡羅爾這時還因1969年的車禍而需接受治療，馬侃同意對此提供終身財政支持[40][41]，兩人好聚好散，維持良好關係[108]。
馬侃和亨斯利於1980年5月17日在鳳凰城完婚[44]，聯邦參議員威廉·科漢和加里·哈特（Gary Hart）是他的伴郎[108]，但他的孩子們對父親感到不滿，所以沒有出席婚禮[41][42]，直到多年後才同馬侃和辛迪和解[42][45]。卡羅爾成為南希·雷根的個人助理，之後出任白宮訪客辦公室主任[115]。雷根夫婦對兩人離婚深感震驚[114]，南希同約翰·馬侃的關係一度轉冷，但之後還是重拾友誼[114][106]:85–86。馬侃的其他許多朋友也有類似的態度轉變，由於他經常對這段往事表示愧疚，同時又持續表現出強烈的人格魅力，許多一度疏遠的朋友最終都回到他身邊[42]。
馬侃於1980年末期間決定從海軍退役[106]:9–10。他一直沒有指揮過大規模海上行動[23]:135，身體狀況也已惡化，無法達到任何航母指揮官職的體能要求[98][116]，此外，他的手臂活動範圍有限，而且走路時視天氣而定還可能需要拐杖[68]。馬侃自認有望晉升少將，再升中將的可能性很小，但絕對不可能像父親和爺爺那些成為上將[23]:135。馬侃之後在回憶錄中表示，他並不對離開海軍的決定感到後悔[106]:9–10，但她的母親顯然有不同看法，覺得國會生涯同海軍最高將領相比實在微不足道[98]。馬侃對擔任國會議員深感興奮[111]，他很快就聘請競選經理協助競選亞利桑那州聯邦眾議員[42]。1981年初，海軍部長約翰·萊曼（John F. Lehman）告知馬侃，只要留在海軍，他仍然有望晉升一星准將，希望馬侃繼續在參議院聯絡辦公室工作[98]，但馬侃表示自己心意已定[98]，自認在國會可以更有做為[111]。
1981年4月1日，馬侃以上校軍階正式退役[34]，並因越戰期間的傷勢得以繼續享有殘疾撫恤金[117]。馬侃還因對參議院聯絡辦公室的貢獻再獲軍功勳章[56]。1981年3月22日，傑克·馬侃去世[23]:138，約翰於同月27日最後一次身著海軍制服，在阿靈頓國家公墓出席父親的葬禮，並於葬禮結束後在退伍文件上簽字。當天下午，他乘機抵達鳳凰城，同辛迪開始新的人生[17][23]:138。
獎賞和授勳
約翰·西德尼·馬侃三世曾獲以下獎賞和授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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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軍飛行員徽章 | ||
| 銀星勳章 | 軍功勳章 帶作戰英勇標誌和一顆星 | |
| 飛行優異十字勳章 | 銅星勳章 帶作戰英勇標誌 和兩顆星 |
紫心勳章 帶一顆星 |
| 功勳服役獎章 | 空戰獎章 帶一顆星和 打擊/飛行數字「2」 |
海軍榮譽勳章 帶作戰英勇標誌 和一顆星 |
| 作戰行動絲帶 | 戰俘獎章 | 海軍遠征獎章 |
| 國防部服役獎章 帶一顆戰鬥之星 |
武裝部隊遠征獎章 | 越南服役獎章 帶兩顆星 |
| 越南國家勳章[100][5]:74 | 越南共和國集體嘉獎 | 越南戰役獎章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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