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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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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與抗議中心北京相近的中國直轄市天津,很早就出現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各類政治表達,並且天津、北京、河北的政治、社會運動,往往彼此聯動。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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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月15日晚,在聽聞胡耀邦去世後,約有2000名學生在天津南開大學校園內哀悼[1] 。4月16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出現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晚上該兩校逾千名學生呼喊「沉痛悼念耀邦」、「要民主,反獨裁」,在學校周圍遊行。4月17日,高校有人作闕詞《採桑子·哭耀邦》:「神州驚泣動風雷,痛灑珠淚。幾多思念,更奈何星隕心隨。成敗彈指千古罪,誰心有愧?無言以對,歎蒼天意欲何為」。有人貼出對聯「上有獨夫下有愚民,國殤將至吾輩何悲」「中華上空耀星猝隕蒼天低垂淚,炎黃大地希望何在天地常慟哭」。當晚9時,南開大學千餘名學生上街遊行,高唱《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國際歌》《國歌》等歌曲,喊著「打倒獨裁」「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打倒專制」等口號。並走向鄰近的天津師範大學(當時天津師大校門緊閉)。他們沖擠大門,嘗試鼓動師大學生參與。師大領導和教師在場勸阻,學生未出校門回應。之後一隊警察到場。此後南開學生逐漸返校[2]

4月18日,南開大學有人貼出大字報《新五四綱領》,提出十二條主張[2]

一、擁護改革開放,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

二、改革人大選舉制度,提高人大代表政治活動素質,人大代表化;擴大政協權力,使其成為中國的參議院

三、竭力支持和強化第二大黨民盟的實力和地位,通力壯大改良,促使代表民主科學的民盟為一個能產生足夠抗衡力的政黨。

四、確立知識分子在國家領導階層中的主導地位,實行英才領導。

五、李鵬辭職以謝天下,因其不才、不力、保守。

六、允許公開研究和討論現有中國政治和權力問題。

七、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除黨報、黨刊外,將對全國報刊的直接領導改為通過立法監督的間接領 。除了違反法律和有損人類尊嚴、人類生存和有害人類生存環境的思想外,允許新聞界引進世界各國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著作。

八、對官倒的整頓公開化,允許新聞自由報導此類情況。

九、對1986年學潮和所謂自由化進行重新評價,共產黨對當年的鎮壓和反自由化運動公開道歉,為方勵之劉賓雁平反。

十、特赦政治犯,那些在不同時期由於民主自由活動及持不同政見而依然在獄的政治犯立即釋放。

十一、將共產黨在各大學的領導降級為派駐監督,通過立法使大學成為獨立自主、學術自由的文化科學聖地,永遠免遭政治獨裁、愚昧偏見的衝擊。

十二、取消大學必修的思想政治課。

4月19日晚,南開大學有三四百名學生在學生食堂演講,有十幾個人發言。聲稱要「撤銷北京市公安局關於遊行的規定,修改憲法,搞國共合作」。演講中,有人呼籲去天津市政府遊行,有人反對有人響應。演講結束後,中文系十幾名學生抬著花圈和胡耀邦遺像,放到校園內的周恩來紀念碑前,學生沒有上街[2][3]

4月20日上午,北方交通大學學生給天津的大學生打電話,要求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當天的兩個團體火車票共76張,都被學生購走,下午五點已有天津五十人到京,來自南開法律系、生物系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這是首批外地高校學生赴京活動。他們隨北京高校學生離去。另有百餘名天津學生購買到北京的火車票,計劃21日下午2時赴京遊行[4]

4月22日,繼續有學生示威活動。南開大學學生會幹部集體辭職。生物系、數學系成立了「學生自治會」,準備帶領學生到天津市政府請願。該校臨時學生會又稱「新覺悟社」已擬定了《成立宣言》,提出鄧小平停止垂簾聽政、重新製定憲法、釋放或平反魏京生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徹底否定反右運動、重新評價八六學潮,並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的十條行動綱領。新覺悟社也計劃組織上百人到北京、成都、西安等地高校串聯,為「五四」搞大型活動做準備,並提出「不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不讓社會上的人參加,爭取工人同情」。公安局報告該組織核心圈「不讓外人介入」,「以免被抓住把柄」[5][6][2]

4月23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發起罷課活動。當晚,逾萬名學生舉行了幾天來規模最大的遊行,其直接原因是天津高校赴京團回去後用大字報披露了20日新華門事件和22日天安門廣場的情況,激起了學生的憤怒情緒。此次遊行,四人一排,井然有序,呼喊「愛國無罪 」、「聲援北京,嚴懲兇手」等口號[2]

4月24日,南開有學生開始罷課。次日,天津各主要高校出現部分學生罷課,學生到課率明顯下降,南開大學三分之一學生罷課,集會演講呼籲聲援北京。87名南開青年教師貼出「支持學生罷課」標語。有學生將北京學生的來信抄成大字報貼出來,稱「北京學生被軍警打傷」、「北京高校已開始無限期罷課」等。高校的一些幹部認為,如果北京事態不平息,天津的學生工作難以見效[2]

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再次引發大規模學生抗議。4月26日上午,南開二十多個系的學生代表在校內集會。有人認為這次學運是「有著深厚群眾基礎」,起因是因為「群眾信任危機」、「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政府官員普遍腐敗和一連串決策失誤」,「經濟發展緩慢」。也有人強烈反對四二六社論使用了的「政治鬥爭」一詞,認為其「別有用心」。4月27日,南開大學學生繼續罷課 。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有2萬多人拿著標語和橫幅遊行,並高喊「打倒貪官污吏」、「新聞要講真話」[7][8]

4月28日下午2時,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紡織工學院河北工學院天津輕工學院等八所院校的近萬名學生在海河廣場集合遊行,在海河廣場集合上街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示威者打著「鄧小平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民主萬歲」、「愛國無罪」、「新聞要講真話」、「媽媽,我們沒有錯」等橫幅,呼喊「學生請願,不是動亂」、 「我們請願,流血無憾」、「人民日報,胡說八道」、 「中央電台,顛倒黑白」、 「光明日報,一團漆黑」、「社論社論,奇談怪論」等口號。遊行中有人用手提喇叭演講:「遊行的目的就是證明學生的行動決不是動亂。」遊行隊伍前有警車開道,後有警察摩托車維持秩序,兩旁有警察將圍觀民眾隔開,兩邊均有學生手挽手維持秩序,防止外人混入。有人認為天津市委對學生遊行採取疏導方針,與北京市委做法大不相同,並紛紛議論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的處理方式。晚8時,這些學生陸續返校[9][2]

4月29日,南開、天津大學、河北工學院上千名學生乘78次列車到北京,在列車上散發傳單。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了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錄影後,繼續有大學生因為不滿,上街或在校內進行遊行,抗議袁木講話[2]。據4月30日的一份報告透露,南開大學裡有更多的海報被張貼,有大約一半的學生參與罷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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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月3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商學院河北工學院天津紡織學院天津輕工學院天津財經學院天津師大的部分學生在南開大學集會,商量次日晚上一起上街遊行[2][11]。5月4日晚7時,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紡織工學院、 民航學院等10所院校5000餘名學生上街遊行。他們沿途散發《四二九對話聲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 《告天津同胞書》等傳單,打的橫幅主要內容是「反對新聞封鎖」,「再造中華民族」、「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要求平等對話」、「紀念五四」、「要民主、要自由」等。晚11時遊行的學生陸續返回學校[12]

5月6日,天津大學數十名學生在校內集會演講,有人從北京回來後傳播信息,說戈巴契夫訪華時還會有行動,也有人說「中央內部有鬥爭」。5月7日,南開大學有學生成立《寬容》雜誌社,指其「奉行自由、民主、科學、法制」的宗旨,對稿件「觀點不作要求」。5月8-9日,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在校內張貼《公告》稱:「全國各地愛國民主運動已進入一個新時期,現就有關問題請教校內外關心學運的師生:1、在當前形勢下愛國民主運動走向何處?2、各國民主運動進程及其對我們的教益。3、校園民主制度的形成途徑」,「由於目前形勢需要,因此我們準備成立一個學生對話代表團」。自治會亦指其宗旨是「廣泛宣傳民主思想及一切有利於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學術理論和成就,並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探討和推進校園的民主化進程,最終推動全國的民主化進程」。有人貼出該校學生與北大通話的大字報,稱北大仍堅持罷課;要堅持到五月中旬戈巴契夫訪華。也有人鼓勵學生「自由、廣泛地進行各種集會,並結社和辦報,首先在校內形成一種民主氣氛」[2]

5月10日中午,南開大學出現題為《和平民主進京》大字報稱「學生運動正處在關鍵時刻。為了把本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決定組織「和平民主請願團」於5月14日騎車進京」。晚上,天津高自聯在南開大學召開天津各高校自治會負責人會議,宣布天津赴京請願團共有500人參加,目的為「歡迎戈巴契夫先生訪華;聲援北大,敦促政府儘快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要求深化政改,加快民主化進程」。天津有關部門和校方則努力勸阻請願團到北京[2]。另外天津也有兩個穆斯林阿訇計劃帶二十餘名教徒和傳單到北京與牛街的回族串聯,抗議上海《性風俗》事件[13]

5月11日,天津11所大中專院校教職工,科技、文藝、新聞等單位工作人員,加上天津市委、黨校幹部,工礦企業幹部,共數萬人上街遊行,市民夾道歡迎。500多名南開大學學生騎自行車由天津抵達北京聲援。5月14日早六時,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工學院天津師大紡織學院商學院等院校約七百多名學生騎自行車從南開大學出發,進京請願。學生出發前學校和公安機關做了勸阻工作,但學生執意不聽,公安機關遂派出幹警沿途維護秩序。行進途中,有的學生向群眾散發傳單,有的利用間歇時間進行演講,部分學生在公路上先後攔截十幾輛卡車搭車進京,人群中還有一名美國學生。還有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的700多名「和平民主請願團」人員乘火車進京。下午六時許,這批天津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繞場一周,吸引數千學生和群眾跟隨[14][2]。「天津高校自治聯合會」、「天津工人愛國聯合會」、「天津愛國民族自治會」、「天津市民請願團」、「中華各界愛國民主聯合會」等民運組織亦相繼成立。其中「天津愛國民族自治會」負責人為李振琪。「天津市民請願團」主要成員包括馮國偉、葉福展、賈長嶺。亦有民運人士周恩東成立「天津工人自治聯盟」[15]

5月15日,北京學生的絕食請願引起天津高校學生聲援。5月16日下午,由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的赴京請願團第二梯隊,在學校簽名後出發,騎自行車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截止晚上7時,天津各大學已有1500名學生乘火車前往北京,聲援絕食靜坐的學生[16]。16日下午,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師大等校學生陸續到天津東站廣場靜坐、發表演講、呼喊口號,晚飯後人數達到400多。當日還有南開大學90名正副教授、256名青年教師聯署「南開大學教職工緊急呼籲書」。

5月17日-18日,天津市逾五萬名工人、幹部、科研人員、新聞工作者、中學生遊行,其中有逾萬名高校師生,有的老教授由學生攙扶著昂首前行。50餘名電視電台編輯、記者遊行至「南開大學」、「天津大學」與學生匯合。南開部份師生抬著骨灰盒和花圈遊行(因據傳北京有絕食學生死亡),高呼「學生絕食,政府絕情,人民絕望」等口號,標語和橫幅有「改組政府」、「家長專制,立即結束」、「老人政治,關停並轉」、「集體負責,集體辭職」、「解散中顧委」、「要廉政,不要簾政」、「拖延對話,等於屠殺 」、「趙紫陽李鵬出來」、「不自由,毋寧死」等等。有的學生用草簾諷刺鄧小平垂簾聽政」。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堅白和天津大學校長吳詠詩分別發表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呼籲中共中央立即與學生對話。當天早上,還有2000餘名學生乘長途公共汽車到北京聲援[2][17]

5月19日,天津聲援北京的遊行人數在萬人以上。北京宣布戒嚴後,20日凌晨二時,南開天津大學等院校6000多名學生和教師上街遊行,到天津站廣場靜坐,早上九時許,學生陸續返校[18]

5月20-21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十幾所高校5000餘名學生教師在南開大學集中後上街遊行,呼喊「打倒李鵬」、「打倒腐敗政府」、「鄧小平李鵬下台」、「紫陽出來」等口號。天津高校也廣泛流傳萬里鄧穎超發表聲明,反對李鵬政府的流言。還有高校出現個別黨員以支部或個人名義張貼反對戒嚴的大字報[2]。22日,南開大學元素所的研究生以學生黨支部的名義貼出題為《致中共中央》的大字報,呼籲「建議中央馬上免去李鵬政治局常委職務;中央提請人大常委會免去李鵬國務院總理職務;中央提請人大常委會任命趙紫陽臨時主持國務院工作;建議立即撤銷北京的戒嚴令」。5月23日,天津市高學生三五成群到各工廠演講,呼籲罷工。一些下崗工人與學生聯繫密切[2]

5月24日,李鵬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談話[2]。天津市公安局報告,天津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已決定將派出一萬名學生到北京聲援[19]。各高校300多名學生繼續上街遊行,多數學生在校內張貼大字報併集會演講。晚上,南開大學紡織學院醫學院技工師範大學三百多名學生到天津站廣場靜坐。官方指24日晚十時至25日凌晨二時,「天津民眾聲援團」二百多人騎著自行車「在主要街道來回亂竄,狂呼亂喊,並幾次進入天津站廣場騷擾」[20]

5月25日上午,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的師生,加上工人和知識界人士(包括文藝界、教育界、科技界、新聞界)上街舉行環市大遊行,逾三萬人參加,有5萬名群眾目睹了此次抗議,為天津自戒嚴令發布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打著「天津作家協會」、「南開大學教授」橫幅的隊伍走在最前面,許多人請遊行隊伍中的作家馮驥才蔣子龍簽名,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南開大學教授陳茹玉,天津市政協常委、中科院學部委員陳榮悌,中科院學部委員何炳林,作家柳溪亦參加了遊行。遊行隊伍於下午一時陸續散去。下午三時,天大機電分校、南開大學、天津醫學院等14個院校和單位的300多人在天津廣場演講、靜坐[2][21][22]。。

5月26日,天津市經貿委主任張煒在天津市的表態會上,公開表示反對動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表示不贊成李鵬講話,並宣布辭職,是第一個局級幹部辭職。曾任北大學生會主席、共青團北大團委書記、全國學聯副主席、天津開發區主任。當時已內定升任天津常務副市長[2]

5月28日上午,高校一千餘名學生(河北工學院約150名、南開大學數百名)打著「世界華人大遊行」的橫幅遊行,響應當天的「全球華人大遊行」。他們呼喊「打倒獨裁政府」、打倒專制政府」,「結束老人政治」等口號。下午,遊行和靜坐的學生陸續返回學校。廣場靜坐的學生負責人、南開大學經濟系的學生馬力認為靜坐「不打算搞時間太長了」,並表示「這次學生運動失敗了,但要喚起民眾,給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2]

5月底,受空校運動影響,高校在校學生開始減少,大批學生離校回家。5月31日,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以學生運動已取得成果的名義,發表辭職聲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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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月1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有人呼籲搞「不合作運動」,校內呼籲「不合作運動」的大字報稱「抵制購買今年的國庫券;把銀行存款取出,摧毀李鵬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開展空校運動,師生都回家」。口號是「李鵬不下台,我們不回來」[2]

6月2日,公安已抓獲一百四十五名「流竄罪犯」。6月2日晚,天津大學「自由之聲廣播電台」開播,二三千人圍觀,導致交通阻塞。廣播的主要內容包括宣傳當時北京學生立起來的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像,于光遠支持學生運動,並指責《北京日報》總編輯是「鎮壓學生運動的急先鋒」等。隨後有學生在天津大學廣場集結後在校內遊行,最多時達2000餘人。南開大學、紡織工學院還有人貼出公告或進行廣播,鼓動學生「空校」[23]

6月3日晚,戒嚴部隊開始進軍天安門中央電視台播放了戒嚴部隊的《緊急通知》後,各大學學生反應強烈。6月4日上午,南開天大紡院商院輕院師大等九所高校一萬多名學生抬著花圈、戴著白花和黑紗,舉著橫幅,呼喊著口號上街遊行、演講,有的學校組織了「敢死隊」,還有人揚言要組織暗殺隊。全市十八路100多部公共汽車被刷上標語。和平公安分局門口的一部大轎車、一部警車的玻璃被南開學生砸壞。南開天大還分別組織了幾十人的「赴京敢死隊」,聲稱「要為北京死難的學生報仇」,並強行進入車站被勸阻。公安局指學生自治會領導者的態度十分強硬,鼓動學生敢死隊臥軌阻攔火車[24][25]

6月5日,支持民運的高校學生情緒相當激烈,在校內放哀樂。有些學生到街頭和市政府門前演講。下午,仍有十餘所高校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6月6日,天津市高校中仍流傳北京流血的消息,不時出現抗議的大字報。上午7時,南開約三百名學生在學校附近路口攔起人牆、設置路障,阻斷交通。6月7日,天津繼續有民眾在街上示威遊行或設置路障[2]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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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後,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進入中央領導高層,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事件中,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因其處理手法(以及處理1986年天津學潮的成果)得到鄧小平賞識,進入中央領導層成為政治局常委[26][27]。六四之後,天津市當局在各地成立「保衛人民、保衛天津大隊」(雙衛隊),以堵截示威者,並於6月8日,成立天津市雙衛隊總指揮部以隨時出動打擊「製造事端」的民運支持者。6月8日,天津市守橋武警抓獲汪勝利、 陸新明兩名參加北京 「打、砸、搶、燒暴亂分子」[28]

6月9日,公安機關在雙衛隊配合下,取締「天津工人愛國聯合會」「天津愛國民族自治會」兩個組織,抓獲王寧、李振琪等十餘名骨幹分子。11日,天津市雙衛隊指揮部與公安局聯合緝捕了19名由北京和其他地區進入天津的民運分子。天津公安段民警抓獲攜帶500多份民運組織「中華各界愛國民主聯合會」簡介及話筒等物,從北京來天津的孫建春[28]

6月12日,天津公安局發出關於取締「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天津愛國工人聯合會」、「天津愛國民族自治會」及各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等民運組織的通告,限定其五日內「登記自首」,否則「從嚴懲處」。《天津日報》透露,公安機關逮捕馮國偉、葉福展、賈長嶺等一批「市民聲援團」、「市民請願團」成員。6月15日,天津鐵路公安分局抓獲北京的民運參與者龔永剛、龔輝、劉建強三人。

當局指到15日,天津公安局已抓獲67名由北京及外地逃入天津的民運分子。6月21日,天津各級公安機關和武警部隊聯合行動,捕獲孫家明、李風金、韓振元 、盧金生、王立清等一批犯人。26日,鐵路西站雙衛隊又抓獲四名犯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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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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