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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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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湖北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
武漢
武漢長江大橋等重要交通路線曾經在六四鎮壓前後被示威者多次堵塞。學生示威者也多次嘗試與武漢的大型工業企業工人進行串聯。
其他城市
4月22日，荊州湖北農學院出現了悼念胡耀邦的標語和輓聯，並出現了一張悼耀邦的大字報。袁木與大學生對話後,學生開始更積極參加抗議,並有一部分學生要聲援北京的學生[1]。
5月3日，湖北農學院出現標語呼籲走出校園遊行，晚上在通往電影院的路上出現了40張小傳單。5月4日,十堰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師生和二汽技術中心的工人、幹部組織學生、 工人集會、遊行,響應當天全國的五四遊行[2][1]。
5月17日，黃岡地區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靜坐絕食，散發張貼傳單、標語,衝擊黃岡地委、行署機關。黃岡地委、行署負責人對其表明態度「堅決反對動亂」[3]。5月17日，在黃石的湖北師範學院物理系一學生在醫院就醫時被該醫生毆打，該校學生醞釀遊行，準備聲援北京絕食學生[4]。中旬，十堰市開始有人在公共場所貼出了大小字報乃至美國之音的消息。高校學生開始罷課，上街遊行，聲援北京靜坐絕食的學生[2]。
5月17日，荊州的湖北農學院、江漢石油學院和荊州師範專科學校學生相繼上街遊行,當晚湖北農學院將近4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5月18日，荊州三校準備聯合。上午，荊州各校遊行隊伍到地區行署後，經東門游到沙市,在市政府靜坐了三個多小時。15名學生代表同市政府秘書長對話,學生提出了三條要求:一是要肯定學生的行動是正確的,二是要通電聲援北京學生,三是要解決學院交通等具體問題,但未能達成協議。5月至6月初,位於荊州的湖北農學院學生先後進行了5次遊行，共1681人次參加。晚上，學生代表在湖北農學院校內電影院演講,總結前兩天的遊行,並對後期的工作作了安排,決定先休息一天,20日再上街遊行[5][1]。
5月18日，黃石湖北師範學院政治系學生謝文等組織「北京學生絕食請願活動後援會」，發布「告全院同學書」，號召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上午八時，湖北師範學院千餘名學生參加遊行，傍晚，謝文等宣布「後援會」解散。晚上，歷史系陳赤兵等醞釀成立湖北師院北京學生絕食請願活動聲援會。準備第二天聯合黃石大學學生遊行[4]。
5月18日，十堰的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同濟醫大鄖陽分院、十堰大學的師生、市直部分新聞單位的記者及二汽、市直部分單位職工舉行萬人大遊行,造成十堰市內交通堵塞,公共汽車被迫改道行駛[2]。宜昌期間亦有學生響應遊行示威[6][7]。咸豐縣亦有教師進修學院師生上街遊行[8]。
5月19日，黃石湖北師範學院聲援會組織學生約六百人遊行，並有青年教工、研究生參加。在遊行過程中，學生為北京抗議募捐4600元(後寄北京中國紅十字總會)並醞釀同黃石市政府對話。當局指北京宣布戒嚴後參加對話的學生中途單方面退出[4]。
北京宣布戒嚴後，5月20日，早晨湖北農學院學生準備上街,在學校領導和老師勸說下取消,晚上近200名學生衝出校園,但因事先準備不足,走到園藝場後又折回校園游了一圈便解散了，校方指這次遊行「喊了一些錯誤口號」。至5月31日止,荊州學生遊行三次,兩次上街,停課四天。期間，湖北農學院出現「湖農民主黨」、「中國民盟湖農分會」、「荊沙市高校學聯」、「湖農青年教工聲援團」、「湖農聲援指揮部」、「荊沙地區高校學生聯合會」等組織，校方均指組織為非法。部分組織名稱只在部分傳單、標語、旗幟上出現過,沒有正式機構和成員。部分組織在5月下旬解散[1]。
湖北省公安廳報告指出，李鵬發表講話後，在湖北各地引起強烈反響。多數幹部表示支持，認為中央決定果斷及時，有利於恢復社會秩序，制止動亂；荊門、沙市、十堰也有人對政府態度轉變和新聞封鎖表示不滿，質疑政策前後不一。此外，襄樊、沙市等地高校學生組織遊行，抗議李鵬講話和戒嚴令[9]。
5月21日晚，湖北師範學院學生二百餘人收聽外台信息後，由中文系學生王丹、吳少華等臨時糾集到黃石市委、政府門前遊行、靜坐，凌晨一時許離開。5月26日，湖北師範學院發出通知，要求迅速恢復正常的教學、工作秩序。此後該校進京和外出學生陸續的返校復課，各班學生到課率達95%以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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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湖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學生王丹、胡耀雲等在外校學生串聯下醞釀成立「自治會」[4]。6月4日，得知北京鎮壓信息之後，湖北省多數高校基本沒有上課[10]。6月4日，湖北師範學院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並舉辦「國事沙龍」搶占學校廣播台，播出美國之音、BBC等電台的報道[4]。
荊州各地學生大規模遊行抗議，部分受美國之音和從武漢到荊沙串聯的學生的影響。6月4日,十堰市內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學生高舉花圈、呼喊口號進行遊行示威。6月5日下午,十堰再次遊行後，示威者圍堵進出二汽總裝廠的5個大門,致使總裝廠停產72小時。事後十堰當局統計指「在短短1個多月時間裡,全市共發生非法遊行、集會、靜坐等動亂事件16起」[2]。官方亦指6月4日至7日，襄樊、沙市、孝感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出現動亂」[7]。
6月5日，湖北師範學院自治會組織學生抬著花圈，呼喊反政府口號遊行和募捐，並衝擊大冶鋼廠。校方要求自治會交出學校廣播台被拒絕。6月6日，自治會組織學生外出搞宣傳，導致黃石市公安局被圍攻的事件。校方亦研究採取強制措施奪回廣播台[4]。
6月7日,湖北農學院宋學東、葉幼文等學生積極組織空校，使七百多人離校,停課十天[1]。6月7日，湖北師範學院自治會繼續領導學生外出，到鐵山、下陸、黃石市內等地衝擊大冶鐵礦、省拖、下鋼、紡機、華新、黃棉等廠礦企業，傳播北京的信息。自治會於當晚向全市發出《訃告》，決定進行追悼會悼念死難學生。晚上，由張國棟主持追悼會，王良致悼詞，張道俊、李璐發表演說。次日，湖北師範學院自治會宣布「空校」。學生傳言學院將被「軍管」，學生陸續離校。當天下午，學生自治會交出了校廣播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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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官方數據指，湖北省在事後破獲二起「反革命集團案」，「摧毀流竄犯罪團伙」11個，共「取締各種非法組織」31個；27名「非法組織成員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拘捕216名「非法組織成員和打砸搶燒各類刑事犯罪分子」[11]。
6月10日,武漢市公安局稱其收審了一支28人組成的「赤膊游擊隊」。6月11日,黃岡地區行署發布《關於確保全區城鄉安全和穩定的通告》,分別張貼城鄉顯要處，制止當地的聲援[3]。6月12日,北京高自聯常委方克到武漢市青山區冶金街派出所投案自首。6月14日，武漢市政府發出關於取締「武漢高校學生自治會」的通告，責令他們必須立即解散,七日內到所在地區公安關登記。武漢檢察機關批准逮捕鄧文斌等6名民運分子。湖北電台報導，在襄樊參加臥軌攔車的東北財經大學學生自治會副主任李洪林被湖北公安捉獲[12]。
6月15日,武漢市洪山區檢察院批准逮捕曾摘取湖北省政府牌子的示威者鄧紹武，指其「破壞社會秩序」。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兩名示威者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及七年。迄6月16日,武漢市高校已有十多名民運組織領袖和骨幹分子投案自首。6月18日,被合肥公安通緝的民運組織「人民之聲」廣播站領導者楊鋒在崇陽縣被捕[12]。
6月19日，湖北師範學院發出解散該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通知，並在此後開始展開對「動亂的清理」[4]。6月24日，湖北電台報導武漢市公安局抓獲試圖獲取槍支的人士。6月26日，武昌區人民法院召開公判大會,對4名破壞交通、攔截火車、堵塞交通的示威者、分別判處徐崇善有期徒刑八年,紀洪生五年;蘇銘四年,葉志彪三年[12]。
7月，湖北省直屬機關業餘大學講師、教師黨支部書記熊心關被指「喪失黨員立場,支持動亂」，被所在單位開除黨籍[7]。7月17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在衝突中殺死武警的余春霆、郭振華死刑，並指其「冒充學生領袖」。19日,武漢中級法院在洪山、黃陂、東西湖、和漢陽區等四個區縣召開公判大會，將田家龍等6人處決。7月29日，武漢中級法院召開公判大會，槍決余春霆、郭振華二人;另判處一名死緩刑,二名無期徒刑,九名有期徒刑[12]。
運動平息後，各地學校成立清查專班，對「重點人、重點事件」進行清查。如湖北農學院全院共處理教職工4人,其中給予行政警告、記大過、降級處分的各1人,給予黨內警告處分的1人;共處理學生4人,其中開除的2人,嚴重警告和記過的各1人。有兩名學生「因觸犯刑律」而分別被判處3年和5年徒刑[12]。
武漢市重型鑄鍛廠工人姜漢生在八九民運中上街遊行，沖在前列，「六四」以後仍和大學生商量對策，並且保證「發動工人保護學生」，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收容審查，在獄中多次遭到酷刑，關押3個月後判處勞教3年。出獄後，姜仍多次在武漢鬧市區拉橫幅「平反六四」，並前往北京弔唁趙紫陽等，多次被關精神病院，被強迫吃藥造成嚴重疾病[13]。
武漢自來水公司水廠工人張毅在運動期間積極參與遊行。在6月4日下午，張毅在武昌橋頭下鐵路旁呼籲市民學生參與堵路運動以示抗議，當晚被當局收容審查。當局指控張毅在堵路現場發表「現在不光是武漢的鐵路堵了，其它地方的鐵路也堵了，只要堵三天，國家領導人某某就要下台」的言論「煽動群眾」，此後張被武漢市礄口區法院以「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判刑2年，其在獄中遭受酷刑而致聽力傷殘[14]。
湖北省工會幹部學校教師范士貴多次參與遊行示威，並在5月中下旬在中南財經大學食堂牆壁上，以 「狼的嚎叫」 為題，每天書寫對抗議進展的評論，總共寫了10多篇小字報。1989年11月，范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判決書指其「在小字報中宣傳煽動: 「各校學生自治會速印製各種宣傳品廣泛散發，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學赴生產第一線，號召人民起來進行反獨裁、求民主的抵抗運動，全體人民一致行動，把鄧（小平）、李（鵬）某趕下獨裁寶座。」審判長趙端後來任武昌區人大副主任，而范士貴則被送入湖北第一勞改支隊加工塑料[15]。
事後8月，公安局指抓獲一名宜昌縣文工團演員楊孝華，為台灣特務，指楊在「政治動亂期間……在宜昌市混入遊行隊伍中,煽動學生衝擊我黨政領導機關。還預謀散發反動宣傳品,企圖擴大動亂」。公安局還稱楊孝華80年代先後兩次偷渡出境,被台灣當局發展接受特務訓練,潛回大陸搜集並密報情報，在其住所查獲了密寫工具、情報底稿等活動證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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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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