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学运
2014年台湾社会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太阳花学运，又被称作318运动、占领国会事件，是指在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期间，由台湾的大学学生与公民团体共同发起的社会运动。这次运动由抗议学生主导，占领位在台北市的立法院，还曾一度尝试占领邻近立法院的行政院。该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遭强行通过审查，而该协议被反对者视为将损害自身经济，并且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影响力。其他参与运动理由还包括要求民主程序、反对自由贸易等。
| 太阳花学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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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jpg) .jpg) .jpg) .jpg)  太阳花学运中的各个景象。 | |||
| 日期 | 2014年3月18日—2014年4月10日（23日） | ||
| 地点 | 25°2′39.8832″N 121°31′10.02″E | ||
| 起因 | 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送交院会存查、中国因素引发担忧、经济结构造成世代差异 | ||
|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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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占领、包围、静坐、抗议、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网络行动主义、公民不服从、学生运动 | ||
| 结果 |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遭无限期推迟 | ||
| 冲突方 | |||
| 领导人物 | |||
| 伤亡 | |||
| 逮捕 | 占领立法院行动逮捕6人[1] 占领行政院行动逮捕61人[2] | ||
| 刑事控告 | 煽惑他人犯罪、妨害公务等罪[3] | ||
| 林飞帆、陈为廷、黄国昌等22人二审无罪确定[4]，其余告诉乃论罪部分民进党政府撤回告诉。[5] | |||
在3月17日的立法院联席会议上，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超过90天，依法视为已经审查，强送交立法院院会存查。此举引发部分公众的不满。3月18日21时，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群众、公民团体，突然占领立法院议场，并用座椅封锁门口。随后在立法院议场内的成员建立行动决策核心，展开大量的组织分工合作，在立法院外则有大量支持者声援。[6]
3月23日上午，时任总统马英九针对学生运动发表讲话。同日晚间，抗议群众转而试图占领行政院，隔日便遭警方强制驱离。在与总统府的会面破局后，学生在3月30日于凯达格兰大道发起反服贸游行，并有数十万名民众参与。但与此同时，反对学运占据立法院、支持《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诉求之群众与社会运动团体，则是发起返还国会运动。到了4月6日，时任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亲自出面，代表国会提出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承诺。最终在4月10日，抗议学生与民众退出议场，一共占领议场585个小时。
太阳花学运是台湾从19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也是立法院首次遭到民众占领。在运动结束后，该运动仍然持续影响着台湾社会，包括推动台湾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国民党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和2016年正副总统及立委选举的落败、以及“第三势力”政党的出现等。这次运动还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政策，并启发香港、日本等地的抗争。
2020年4月28日，太阳花攻占行政院案在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宣判，共17人有罪，其中魏扬等6人从原一审无罪改判有罪。魏扬被控煽惑他人犯罪，判刑4月。2021年1月18日，案经最高法院以公民有不服从的合法抵抗权撤销该判决，发回更审[7]。10月8日，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以本案属教唆或帮助范畴、非刑法煽惑罪，将其并入原案的侵入罪，并因行政院已撤告而判决公诉不受理，另外许顺治、李冠伶两人因占领行政院事件被控损坏公物罪的部分，维持一审见解仍判许、李各4月徒刑，均得易科罚金12万元；全案依刑事诉讼法第376条规定不得上诉确定。[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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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来说，太阳花学运是指从2014年3月18日起，因为占领立法院而爆发的政治运动[10]，由学生和民间团体共同发起行动[11][12][13][14]。传播媒体大多称呼这次占领立法院的行动为“太阳花学运”[15]，抗议者还将向日葵视为“希望”的象征[16][17]，或者是代表需要阳光进入黑箱作业的运动精神[18][19]。不过“太阳花学运”这个名字是偶然的命名，“太阳花”是从英语单词“Sunflower”借译而成，通常会以“向日葵”来称呼[18][20]。
最初在3月18日晚间，由于永和花店老板林哲玮[21]赠送向日葵到立法院议场，随后占领人士便不经意地把向日葵插在议场的讲台上[22]。这被推测是基于过往“权力归花儿”的口号想像，才会使用向日葵来表现出和平精神[23]。不过参与运动的成员在装饰著向日葵的讲台上发言的影像，在通过众多传播媒体流传后，反而造成群众送来更多的向日葵至立法院现场[24]。当中更有花店老板自己准备1,000朵向日葵，分送给立法院议场内外的抗议学生与群众打气[25][26]，传播媒体因此逐渐以“太阳花学运”称呼这次占领行动[27]。
“太阳花学运”这个名称的选择，其实也借凿台湾社会运动的历史，特别是过往学生运动的历史[28][29]。实际上，太阳花学运经常被拿来和台湾历史上的社会运动相互比较[30]，特别是被视为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回应，当时的野百合学运便成功促进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展[31][32]。不过部分参与人士并不喜欢“太阳花学运”这个名称的意涵，坚持称呼这次占领行动为“318占领立法院行动”，而其他相关的名称还有像是“318学运”、“占领国会事件”[33]、“向日葵运动”、“318公民运动”等[34]。
在进入后冷战的格局后，中共崛起、及世界体系转型等问题影响，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三角关系产生变化[35]。而在2008年3月22日的总统选举中，马英九成功当选第十二任中华民国总统[36]。随后马英九所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推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联系，但也触动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注 1][40][41]。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双方代表在重庆市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42][43]，且在同年8月17日三读通过[36][44]。2013年6月21日，作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后续协议，海峡两岸双方代表在上海市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43][45][46][47][48]。
作为自由贸易协定，《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开放双方更自由地投资服务业[49]：中国方面开放金融、医疗等80种行业，台湾方面则开放交通、美容等64种行业[46][50][51]。但尽管《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强调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基于其实质上可能造成部分台湾中小企业的损害，以及双方之间的政治问题，《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起部分人士极大的担忧[46][50]，而出现强调法律程序的反服贸运动[52]。同年6月25日，在反对者密切关注下，执政的国民党与民主进步党等在野党，在立法院朝野协商中达成结论，同意《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本文应经立法院逐条审查、逐条表决[43][1][53]。
而除了经贸依赖结构所造引发的政治问题外，大部分太阳花学运的结构性深层原因，则可以追溯到中华民国过去不完整的民主转型[54][55]。而在2013年发生九月政争后，马英九政府被指控借由破坏台湾民主的方式，迫害其政治对手[56][57]。而有鉴于过往台湾威权统治的历史，后来针对马英九政府的一项主要的批评，就是指责其行为本质上是漠视民意、欺骗人民的独裁政府[58][59]。而随着中华民国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中的“例外状态”，以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争议显现出正当性问题时，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也开始尝试重塑宪法权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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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团体和反对党因为长期不满马英九和执政当局[40][61]，发起各式的抗议活动[62]，而太阳花学运便受到这些社会运动的发展影响[63][64]。绝大部分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可以追溯到过往国民党与裙带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上[65][66]。而随着年轻世代的台湾人认同、以及台湾独立运动支持度持续上升等，部分人因为认知到中国影响力及“被统一”的焦虑感开始出现[67]。部分年轻运动者因而更加重视台湾历史脉络，并致力于保护历史遗址[68][69][70]。而由于许多社会公义、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等接连受到破坏，许多青年运动者开始帮助不同的弱势族群[71][72]。
在这当中，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是太阳花学运的重要前身[注 2][75][77]。在2008年至2011年间，除了国光石化开发案发展为台湾民间社会的重大事件之一[注 3][78]，文林苑都市更新争议也成为台湾青少年与学生的“运动亚文化”[注 4][79]。在2012年爆发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中，青年学生团体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并在运动过程中明确提出“中国因素”的概念[注 5][82][43][84]。而在2013年发生的苑里反疯车行动，是青年运动者返回故乡、并关注在地议题的案例[注 6][85]。同年，洪仲丘事件引发的白衫军运动，成为太阳花学运发生以前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注 7]，并且成立重要的协调团体公民1985行动联盟[89][87]。
而在太阳花学运中，有着长期历史的台湾反核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90]。而部分青年运动者也开始呼吁修改《公民投票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91]。太阳花学运还和全球化、自由贸易等经济资本问题，以及其造成的国家与社群冲突有关，并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回应方式[92][93]。太阳花学运还受到从2011年起，在美国等地发起的群众占领运动影响[94][95]。而在结构性经济原因上，部分台湾年轻世代则因为缺乏经济机会，转而投入反对运动[96][97]。随着年轻世代意识到自己身为往后台湾劳动力的角色，亦有越来越多人参与劳工运动[98]。而在这时期，批踢踢也已经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促成场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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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5日，各方同意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举行16场公听会，邀请学术界、非政府组织与受影响行业磋商[1][100]。国民党自2013年7月31日起，至2013年10月3日召开8场公听会（详参见立法院第八届第三、第四会期公报），部分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行业代表并未被邀请，或直到最后一刻才被通知此事[1][101]。在公听会上，虽然学术界和行业代表亦有提出建议，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仍表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必须全部通过、且无法修改[1]。而在2014年2月11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在会议上达成数项合作协议，这也是65年来双边首次会晤[102][103]。
由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在2014年底签署另一份协议，后者要求《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尽早生效[50][104]。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亦多次表明有关《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看法，主张海峡两岸经济上的合作，将带给台湾民众实质的利益[105]。在3月中旬，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已经得知马英九政府可能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生效，因此规划“捍卫民主120小时”行动，号召在3月17日至立法院抗议[43][106]。到了3月17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等8个委员会组成联席委员会，初次审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107][108][109]，而不满立法程序拖延的国民党决定展开行动[1][110][111]。
最初朝野两党自行准备麦克风喊话，随后民进党立法委员占据主席台，而国民党立法委员抢攻主席台未果[107][112]。下午2时39分，在审查程序混乱的当下，张庆忠宣布引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1条，由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已经超过规定的90天审查期限[1]，因此依法视为已经审查[109]，强行裁示审议中止[43][113]、并立即宣布散会[108][114]。国民党认定《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因而已经通过审查，并且送交立法院院会存查[108][109]，规划在3月21日投票表决通过[1][115]。但此举引起部分公众的愤怒不满，民进党也转为更坚定的反对立场[10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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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17日上午10时，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台湾教授协会等多个组织，发表《“捍卫民主120小时”行动声明》，该行动最终促成这次占领立法院的行动[117][118]。3月18日晚上6时，由于不满张庆忠和国民党强行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台湾的公民团体、学生代表[109]、学者和其他抗议者[15][43]，先是在济南路上举行“守护民主之夜”，并在晚上9时10分左右翻过立法院围墙，毫无预警地突破立法院大门[119][120]。随后有200多位学生在立法院院区奔跑[119]，设法进入立法院议场[121]，而立法院的门窗便在这场混乱中遭到打破[1][122]。
晚上9时20分，大约有300名抗议学生和民众强行突破立法院的警力[109]，成功冲破立法院议场大门，随后便在议场内部静坐[43]、并且占领主席台[119][123]。他们还尝试使用用座椅，封锁议场各个门口[124][125]。抗议者随后发表《318青年占领立法院，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宣布已经占领立法院[126]，并三度阻止警方所发动的清场驱离行动[43][1][127]。尽管行政院院长江宜桦曾经命令镇暴警察集结并驱离抗议者，然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后来转为不愿意驱离学生[128]，导致该指令并未得到执行[1][129]。而在3月19日，警政署署长王卓钧前往医院探视受伤的警员时，表示在先前维护秩序的过程中，共有38名警察因此受伤[130]。
在占领期间，政府切断议场内部的水电[1]，并在抗议者周遭部署约2,000多名警力[131]。这时候，立法院的二楼成为进出议场的主要方式，这些驻守二楼的志愿者后来便自称“二楼奴工”[132][133]。而过了几个小时，数百名自发前来支援的市民，开始在立法院周边马路上集结静坐[36][1][121][49]，声援与“保护”议场内部的占领学生[43][134]，也自此正式瘫痪立法院的运作[135][136][137]。而在听到消息后，谢长廷、蔡英文等民进党政治人物也至现场表达支持的立场[119][138]。
在3月19日上午8时，学生代表举行记者会，提出三项具体诉求，包括：总统马英九道歉、警察立刻退出立法院、行政院院长江宜桦下台；立即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完成立法前，暂停所有海峡两岸的协商与高层互动[139][140]。到了晚上，抗议者再度要求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43]，并且恢复逐条审查，否则将会持续占领立法院至3月21日[1]。而在同日，台北市市长郝龙斌表示希望能够通过理性沟通的方式，尽快让事件和平结束[141][142]。
3月20日晚上8时，王金平则是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已经听到学生诉求，并且承诺不会以警力驱离学生[143][144]。而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霏则表示，除了尊重立法院自治外，也支持立法院依法妥善处理，且如果有需要亦会全力配合[145]。3月21日，在反服贸学生总指挥林飞帆已经回应并不接受密室协商的情况下，马英九仍然坚持召开院际会商，不过最终王金平选择缺席这次会议，并表示希望马英九能够倾听民意、及促成朝野共识[146][147]。到了晚上6时，林飞帆再度召开记者会，与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号召包围各地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并批评马英九已经丧失统治的正当性[148][149]。
抗议学生曾经多次呼吁马英九与其会面，并且立即回应他们的诉求[150][151]；然而马英九拒绝与学生进行直接谈判[152]，反而不断拖延诉求处理[153]。直到3月22日下午4时，江宜桦才前往立法院外，与抗议中的示威学生和公民团体代表展开对话[43]。然而在这次会面中，他表示行政院无意放弃或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11][154]，但认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应在立法院内彻底审查[152]。与此同时，他也不同意针对海峡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进行立法，表示这两项问题需要行政院和马英九的参与[155]。最终该次对话由于未能达成共识而破局[43]，抗议成员拒绝江宜桦的言论，并宣布继续占领立法院[152][156]。与此同时，反服贸团体还扬言发动罢工、罢课抗议[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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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凌晨2时30分，1名议场内部的学生因为癫痫发作，紧急送往医院急救[159]。随着运动的持续发展，这时已经累计有34人被送往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看诊[159]。而在同日上午10时，马英九举行中外记者会[43][160]，向示威学生发表讲话[161][162]。他阐述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必要性[163]，并重申不会退回协议；他还对于学生的热情表示赞赏，但质疑他们占领政府部门的决定[161]，并认为学生已经是违法占领立法院[43]。然而马英九的这些言论，反而让运动者决定升高抗争态势[164]。
到了晚上7时35分，在部分学生的领导下，数百名反服贸运动的学生、政治运动团体、以及一般民众，转而试图占领行政院[36]。这些抗议群众冲入行政院院区[43][165][166]，并且进入行政院大楼内[167][168]。随后有更多的群众加入行动[43]，也与警方爆发推挤冲突[169][170]。在江宜桦下令强制驱离后，警方从隔日凌晨0时起发动六波强制驱散、逮捕的清场行动[43]，学生与民众遭到暴力驱离[15][171]。清晨5时，警方已经全面驱离占领行政院院区的抗议者[172]，不过一度仍有人坚持聚集在忠孝东路上[173][174]。最终这次驱离行动共造成150多名抗议参与者和警察流血受伤[36][43][167][175]，部分人士则被送往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救治[169][176]。
而对于警方的强制驱离行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后来在3月27日召开会议，在讨论完运作要点及调阅文件内容范围后，决议成立“行政院镇压反服贸学运真相调阅专案小组”[177][178][179]。其中根据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通过的运作要点，调阅小组会议能在3月27日至8月31日期间，以行政院、内政部、内政部警政署、卫生福利部、法务部、国家安全局等机关为对象，邀请与该调阅文件有关的机关首长、学者专家、学生或民众代表列席说明，亦可以进行查访或访谈[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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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由立法院8个委员会组成的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内容包括：张庆忠在3月17日召开的会议结果无效；在海峡两岸的协议监督机制制定后，才能审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要求行政院撤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并且重启谈判[43][180]。而在3月25日下午2时，马英九决定向学生运动释出善意，同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邀请抗议代表前往总统府会晤[181]，并且针对引起争议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展开对话[182][183]。而总统府发言人李佳霏便表示，总统府后续将会派遣代表与学生代表讨论相关细节，若有具体结论再对外说明[184]。
原本在同日下午4时，学生领袖林飞帆表示接受总统府的邀请提议[181]，同意不应该为会面设定任何先决条件，但也表示学生们有几点希望能够讨论，这包括：是否需要新的立法，来监督所有海峡两岸的协议；以及在引入立法前，是否应该推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110][185]。同时学生还要求进行公开的讨论[186]，并坚持需要先制定海峡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法案，才能审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187][188]。与此同时，有鉴于政府机构在运动期间曾经采取的行动回应，部分参与运动的青年并不信任政府的会谈诚意[189]。
随后，由于认定马英九仍然持续通过党章控制国民党立法委员的意向，从而导致跨党派会议未能就抗议活动、以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问题达成共识，这些情况导致抗议学生的态度在3月26日以后转为更加强硬，其领导人亦拒绝总统府的会面邀请[150][151][190][191]。与此同时，抗议学生也试图寻找运动的突破空间[192]。同日，他们呼吁所有立法委员在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前，先支持制定有关监督海峡两岸协议的法律[193][194]。学生还借此起草一份承诺书，要求立法委员签署以表示赞同[193][195]。
3月27日下午3时，学生运动代表林飞帆、陈为廷召开记者会[196]，宣布将无限期占领立法院[197][198][199]。同时为了向马英九施加压力、以及要求政府听取示威者的诉求，林飞帆和陈为廷宣布号召台湾民众在3月30日于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330反服贸游行”集会[196][197][200][201][202]。此外，林飞帆还表示希望马英九不要继续使用“消耗战”，因为学生并不会因而离去，而局势如果持续拖延，反而会造成马英九政府的立场更为弱势[196][197]。不过在这期间，一名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警员在支援学生运动勤务后中风，并在1个月治疗后逝世[203]。
到了3月29日晚上6时，马英九召开记者会发表讲话，回应学生的四项诉求，表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能够逐条讨论与表决，但是坚持拒绝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43][204]。他还表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协议问题，将会同意由立法院针对监督机制定新的法律[205][206][207]。而从3月30日下午1时开始，大量抗议民众响应占领立法院的行动与诉求[15]，参与“330捍卫民主、退回服贸、人民站出来”反服贸游行[208][209]。其中还有22个非政府组织参加这次活动[210]。
参与游行的群众主要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集结[211]，并且沿着中山南路扩展到立法院的议场外[208]，通过“占领”的方式抗议政府的作为[196][212][213]。议场内部的学生代表很快就宣布凯达格兰大道已经人满，随后现场的主办单位更表示约有35万人集结出席这次示威运动[208]；相对地，警方则估计集会人数约有116,000人[214][215]。而在游行活动的最后，林飞帆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发表讲话[216][217]。3月31日，马英九再度召开记者会，提出数项声明，包括：不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逐条审议、逐条表决；官方版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立法，并在数日内由行政院通过草案[4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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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针对太阳花学运所发起的组织性反对运动，主要是来自泛蓝政治阵营的成员[219]。早在3月30日，便有数百名反对占领行动者举行集会[220][221]。4月1日下午1时，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号召2,000多名亲中活动人士，前往立法院集会示威[222]，以“路过”方式表达支持《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及反对占领议场的立场[223][224]，并率众互呛[187][225]。同日，部分占领行动成员发表《贱民解放区宣言》[226]，宣布成立“贱民解放区”[227][228]。4月2日，在学生运动领导人再次动员下，近千名反服贸人士响应包围立法院的号召[229][230]。同日，超克蓝绿与基进侧翼发布新闻稿，批评立法院内部的主要学生运动领导者[231][232]。
到了4月3日，在济南路的立法院委员会入口附近，有数百名反服贸学生持续高举标语、呼喊的口号[229][233]。下午1时，行政院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订定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法规草案，其中该提案版本包括部分学生所要求制定的立法院具监督功能[234][235][236]。但尽管行政院对于学生诉求有所让步[235]，学生仍然要求更透明的制定，并认为应该重新审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234][237]。但在这期间，学生运动团体在立法院周边的人数已经大幅减少[229][238]。到了4月4日，对于反服贸学生持续占领议场，开始有主张应该归还议场、不要让议事停摆的意见出现[239][240]。
在国民党开始积极营造镇压氛围的情况下，民主黑潮学生联盟另外针对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发起“割阑尾计划”，而议场内部的成员也试图发动活动维持对峙的局势[241]。在4月5日，反服贸学生在立法院连续举行三场以审议式民主为框架的“人民议会”，并将讨论内容摘要做成意见书[242][243]。其中在“人民议会”上，特别讨论到有关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提倡主张，并由参与活动的公民自行制定法案，希望能够借此监督往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贸易协议[244][245]。
4月6日上午11时左右，王金平进入立法院议场与学生对话[246]，并敦促学生退出议场[247][248][249]。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王金平在其发表的声明中，承诺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前，将不会召集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议相关的党团协商会议[15][246][248][250]。这意味着其表态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15][43]，并推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251][252][253]。不过国民党党团首席副书记长费鸿泰在后续的记者会上表示，王金平应事先咨询国民党党团[注 8][251][259]。而民主进步党党团总召柯建铭则认为，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说法只是退缩的借口[251]。
4月7日晚上8时，针对王金平有所让步的回应，占领行动的决策小组在记者会上发表《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声明稿，宣布抗议学生“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同意在4月10日晚上6时退出立法院议场[15][40][260][261][262]，并在台湾社会持续推广运动[263][264][265]。随后马英九表示支持学生离开立法院的决定[263][257]。同日，学生也开始纪念台湾独立运动人士郑南榕[266]。4月8日，王金平在官邸重启朝野协商，针对《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排入程序委员会、议场重建等事宜，进行讨论与磋商[267]。学生则开始清理立法院议场[268]，并出现强调解放运动、台湾独立认同的“大肠花论坛”[269]。
4月10日下午3时，驻守立法院议场二楼的志工发表《二楼奴工退场声明》，批评运动中的主流领导人，选择从过去自行搭设的天台楼梯离去[132][270]。下午5时，反服贸学生举行退场仪式，宣读《人民议会意见书》[242]，在晚上6时正式退出立法院议场[43][271][272][273]，警方随后进驻议场[274][275]。而在议场净空离开前，抗议学生动员2万多人至台北市主要干道示威游行，并集结在立法院周边举行大型声援集会[63]，随后宣告解散[271][276]。当天晚上，公投护台湾联盟及部分反对离开的学生，持续在立法院院区的中山南路大门留守[272][235][277]。隔日晚上6时，由于警方毁约驱离公投护台湾联盟，群众以“路过”方式包围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最终导致分局长方仰宁口头请辞[3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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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抗议者要求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退回至逐条审查阶段[1]，而占领行动的决策小组在3月23日更确定“先立法再审查”的抗争诉求[43][279]。后来他们重新列出数项诉求[280]，包括：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建立海峡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立法时应纳入民间版）、先立法再审查、召开公民宪政会议等[15][43][281]。不过并非所有参与者都理解运动诉求，乃至于认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及反对原因[282]，许多占领者对于行为的理解也有所不同[283][284]。与此同时，太阳花学运也常被过于简单地划为“反中”运动[285]。
不过大部分诉求都与台湾特殊地位有关[286]，导致这场运动被许多人视为实质上的台湾独立运动[287][288]。其中抗议学生主张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除了损害台湾自身经济，亦导致台湾更加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62]，主权也更容易受到政治压力影响[49][289]。部分抗议者担心这会导致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或者是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关系[290][291]。在抗议运动期间，年轻世代成员还特别宣传“台湾人”的身份认同[40][292]，并发挥重要影响力[293][294]。不过与过往有关“台湾人”身份的讨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年轻人主要朝向更开放、多元的公民民主主义方向发展[295]。
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过程，抗议学生则批评是缺乏透明度的黑箱作业[296]，希望能够保卫民主[297]。尽管该自由贸易协定影响许多行业，学生批评立法院从未和受影响的群体充分协商，或展开真正的辩论[135][298]，也忽视过去逐条审查的承诺[49][299]。因此，学生要求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通过前，所有的海峡两岸协议应该终止[134][300]。“激进民主”也是部分运动领导者的公开愿望，例如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林飞帆表示抗议运动是为了“拯救台湾的民主主义”[301][302]。学生抗议政府企图利用绝对多数的席次，批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135][303]。部分占领运动成员则是表达反对自由贸易的立场[9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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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太阳花学运经常被认为是一场学生运动，亦是由学生为主体所主导的占领行动，然而参与反服贸运动、及占领行动的组成人员并不仅限于学生[305]，还包括数十个活跃的反服贸公民运动组织、青年世代和数量众多的积极公民[43][306]。早在2010年6月30日，公民团体“两岸协议监督联盟”便宣告成立[43][307]。2013年6月21日，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开始和各个社会运动团体举办抗议活动，而多位出版界、文化界人士也在6月26日联署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黑箱作业[43][308]。7月28日，政治运动团体结盟组成“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43][309]。7月31日，各校学运社团更组成“黑色岛国青年阵线”，要求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43][310]。
不过在学运期间，尽管这些团体并非属于同一个组织，“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仍然成为一个笼统的术语，指涉所有占领立法院期间的参与者[311]。而在3月25日，参与运动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公民团体，主动公布民间版的《两岸协定缔结条例草案》，要求先立法、再审查海峡两岸的协议[43][312]。同样参与运动的台湾农村阵线，则长期呼吁关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对台湾农民的影响，并鼓励学生援助台湾社会的弱势群体[313]。公民1985行动联盟也在太阳花学运中发挥作用[89]。而自称“台独左派”的基进侧翼则是在2011年成立的组织，后来则从学运内部分裂出来[314][315]。
而在太阳花学运发生的前几年，参与行动的公投护台湾联盟就已经在占领立法院外的街道作为营地，并且呼吁台湾进行公民投票的改革，借此解决独立运动的问题[316][317]。许多台湾原住民族亦参与太阳花学运，并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受到《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显著影响的族群[318]，随后部分成员则自发地推动“占领讲堂”活动[319]。而由于整个台湾社会都会受到《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影响，部分台湾LGBT社群成员亦出于相同的理由参加这次运动，但在运动过程中也曾引发争议问题[3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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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生运动很快就建立决策核心，以及成立数个分工小组[187][322]。在占领期间，占领者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是立法院内部的生活条件并不友善[323]，因此必须特别安排议场内部的各个功能[324]。而在立法院周围，有数千人至数万人聚集在此，从而支持学生运动[325][326][327]。许多政治运动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便在立法院周边进行讲话等活动[43][328]；而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成员主要负责管理占领区域的交通方向和内部治安，并且设有纠察站[329][330]。而在立法院周边的场地上，还安排有大量的场地地图、指标、交通标志、绕道指引、都市模型等标示[331]。
立法院的周边空间还设置有各种服务站、课辅站等服务，甚至还有准备帐篷、临时建材、垃圾搜集处、清洁与卫生设施等机能[332]。与此同时，社会大众提供许多支援，大量免费的物资补给和服务都涌入占领现场[333]，也因此组织物资站、厨房、咖啡馆等因应[334]。而在每一天24小时中，立法院和周围的占领地区都会有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协助，并设有医疗站与紧急医疗通道[335][336]。亦有部分律师选择参与太阳花学运，除了提供被捕抗议者的保护服务外，还能为政府行为提出法律层面的挑战[337][158]。另一方面，书摊和食品供应者也经常出现在学生运动中，这部分则可以追溯到过去台湾民主运动的传统[338][339]。
在立法院周边的占领地区，还会进行一些“肥皂箱”讨论来表达意见[340]，并有相当多样的发言人前往立法院现场支援[341][342]。在太阳花学运结束前，组织者还举行“人民会议”，让人们讨论《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议题，并以基层参与的方式尝试制定政治决策[343][344]。而与许多运动一样，太阳花学运内部也出现分裂的情况[345][346]。在占领期间，“贱民解放区”便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分裂派别[347][348]。其他还有像是长期警戒林森南路八巷的“八巷独立连”[349]，以及由驻守在立法院二楼的抗议群众组成的“二楼奴工”[350][351]。而国立台湾大学位在徐州路校区的社会科学院会议场地，曾是为了提供占领者在立法院外会面的后勤基地，也是占领行政院行动的重要集结地[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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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花学运期间，新闻频道的收视表现都有所成长，但也出现主流媒体失职的问题，甚至公共电视台亦遭遇批评[354]。与此同时，部分报纸报导同样有违反新闻专业的情况，而各自社论对于占领运动、学生主体性、《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影响、中国因素的讨论立场皆有所不同，其中又以《苹果日报》对于学生运动最为关注[355]。不过从3月19日开始，传播媒体上便出现许多未经证实的负面报导，企图从内部破坏运动发展[356][357]。甚至还有像《新闻龙卷风》等部分电视媒体的媒体评论员等人士，试图以物化女性的眼光审视学生运动[358][359]。
这使得占领运动的成员必须克服传统主流媒体的许多局限，并促使他们开发新的创新方式，让世界能够不断更新这次运动的资讯变化[360][361]。在“媒体垄断”的情况下，新媒体成为运动者传播资讯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362][363]。其中针对学生运动的资讯传播和战略制定部分，互联网和社群媒体对于这次运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364][365]。在占领立法院的首个晚上，这次运动便直接展开转播，在凌晨4时吸引超过48,000名观众，并在整个占领期间都得到关注[366][367]。而在占领行政院行动过后，警察殴打民众的照片与影片也在社群媒体上广泛流传，进一步引起公众的愤怒[43][368]。
而针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政治问题，台湾青年运动者还通过互联网积极讨论，并发挥重要影响力[369][370]。而从运动一开始，太阳花学运也尝试寻求针对其他国家的国际联系活动[371]，并成立有翻译部[372]。抗议者亦重视传统报刊的宣传，以群众募资方式刊登广告，例如在3月29日于《纽约时报》上发表“4am”全版广告等[373]。而在运动期间，g0v零时政府在互联网上协调大量的资讯共享和众包工作[374]，而推动治理透明的公民团体沃草有限公司亦有参与运动[375][376]。此外，新闻系学生还成立新闻e论坛计划，实时报导运动的进展[377]，亦有艺术家创办媒体《报民》[378]。
随着《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冲突升级，总统马英九主张该协议对于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相当重要，乃至于到必要程度[280]。他认为该协议有利于台湾发展[167][379]，并且对于国家安全、中小企业没有危害[43][380]。但尽管他多次呼吁尽早通过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254]，也表示自己同意逐条审查、逐项表决，并认为退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反而是破坏法治[43][381]。他还主张《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如果无法通过，将影响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机会[43][382]。
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则认为没有必要制定监督海峡两岸协议的新法律，因为执政的国民党已经提出由立法院与公众监督协议的机制，并获得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支持[155]。江宜桦还曾表示，“先立法、再审查”并不符合实际情况[383][384]。到了6月10日，他在向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发表讲话时批评太阳花学运，指责抗议学生整日抱怨政府，并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别人[385]。而针对行政院的驱离行动，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和新北市市长朱立伦都表示希望政府能和学生建立沟通管道，并在体制内部解决，亦不容许任何政党或个人以暴力手段破坏台湾民主[386]。
而尽管国民党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二读阶段，对于逐条审查保持开放的态度[387]，但拒绝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退回委员会审查[388]。后来国民党同意有所让步，表示在民进党不抵制程序的条件下，可以送交联合委员会审查[389]。民进党则以不符合“主流民意”为由拒绝这项提议，并要求建立海峡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389]。不过民进党的提议同样遭到国民党拒绝[390][391]。与此同时，国民党还频繁指责太阳花学运是由民进党等泛绿阵营成员设计的“民粹运动”[392][393]。
而为了维持金融与股市稳定、以及避免运动阻碍台湾经济金融的整体发展，中华民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呼吁学生保持理性、平和的态度，表达公共议题的意见，并且尽速返回学校，以让立法院正常运作[394]。而在抗议期间，经济部还在台湾北部的多所大学，举行推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讲话[395][396]。而相对地，作为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则动员成员支持这次抗议活动[397][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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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许多大专院校串连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许多学校教师便带领学生罢课、或亲自参与行动[134]，甚至在现场启动“街头教室”活动[400]。同时，国立成功大学零贰社等学生也经由动员，搭乘巴士从南部前往北部声援[401]。3月21日，中华民国国立大学校院协会的52所大专院校校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马英九应该回应学生主导的抗议诉求，并敦促其尽快与抗议学生领袖进行会谈，以缓和局势[402]。同时，25位国立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也签署另一份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学生和群众，并在声明中批评经济部官员早先时候的言论[402]。还有国立台湾大学的校友要求曾在该校任教过的江宜桦辞职[403]。
随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会则呼吁进行罢课行动，其主张学生可以参加抗议活动，而学校应该对选择参与罢课的学生宽容处理[404]。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学系也因为这次抗议活动取消课程[405]。3月24日，包括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国立政治大学在内，共有来自18所大学的45个学生团体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发表支持罢课的联合声明，呼吁学生自主性参与罢课行动[406]，声援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占领运动[注 9][408]，而该次罢课行动有超过1,500人连署[407][409]；淡江大学学生会则在同日发布声明肯定学生运动，提醒在场学生注意自身安全并呼吁政府尽速回应学运诉求，避免助长社会对立。
到了3月28日晚上7时，马英九邀请11所大专院校校长前往总统府座谈，会谈者除了教育部部长蒋伟宁、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外，还包括国立东华大学校长吴茂昆、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吴妍华、国立中兴大学校长李德财、国立阳明大学校长梁赓义、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杨泮池、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杨弘敦、以及龙华科技大学校长葛自祥等人[410][411]。校长们大多希望总统府能够和学生尽快消弭双方之间的歧见，并让学生运动尽早结束[410]。
在太阳花学运期间，欧美股市已经逐渐回稳，亚洲各国亦相对稳定，使得台湾股市基本面相当好[394]。但在3月24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声明，表示受到学生占领立法院及行政院的重大事件影响，严重冲击台湾股市稳定，从3月18日至3月21日已经下跌154点、市值减少5,337亿元，造成投资人重大损失，而对此情形表示遗憾[394]。但到了运动中后期，股市已经恢复正常[412]。同日，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林慧瑛与台北市商业会理事长王应杰表示，无法认同反服贸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为，认为学生们有意见应理性表达，而不应该变成社会事件[注 10][157]。
而对于反服贸的意见，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顾问叶明峰都表示尊重，但表示可能因为学生仍然年轻，并不了解《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全貌、或整体国际情势发展[109][413]。他们认为由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迟迟无法生效，已经导致台湾失去部分的先机，因此呼吁政府尽速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抢攻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市场[注 11][109][413]。到了3月26日，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与52个受影响的服务行业代表还举行记者会，表达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支持[注 12][415][414]。
3月27日，中华民国银行公会召开理监事会议，由银行公会理事长李纪珠代表全体会员发出三点声明，并且表态支持《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416]。不过在4月5日，台湾多个工会以及劳工运动团体则联合发布共同声明，支持太阳花学运中的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反对自由贸易主张[417][418]。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并不认为开放电信业务会造成安全威胁，然而在4月10日，200多名教授和专家连署发表声明，表示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中所开放的第二类电信业务，可能会造成国家安全的风险[419][420]。
对于有关太阳花学运的审视意见，主要是受到社会对于大多数参与年轻人的态度影响[421][422]。这次事件随即吸引各界的响应，许多知名人士陆续在现场或互联网上声援，例如九把刀[423]、张悬、蔡昇晏(玛莎)[424]、郑家纯等[425][426]，但后来曾传出郑家纯被下达封口令[427][412]。其中五月天便遭遇大量中国网友的质疑[428]，成员陈信宏(阿信)因而在纽约演出时哽咽[429]，而林宥嘉也曾被要求解释贴文[430]。
3月22日，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发表声明，表示其支持学生和呼吁对话，并赞扬学生的公民意识[402]。在3月24日试图占领行政院的行动失败后，这场运动则因为遭到暴力镇压、且有多名参与者流血受伤，最终引起公众愤怒，获得比先前占领立法院更多的关注度[431][432]。包括张悬、九把刀和林正盛等名人都批评政府驱离占领行政院的学生做法失当[433]。不过台湾社会亦有部分人士反对太阳花学运[434]，这主要是批评占领立法院行动的合理性，声称这只是年轻人从事党派政治利益的行为[435]。而在3月22日凌晨，有4名滋事人士在林森南路与济南路路口动手捣毁警用机车，遭到学生纠察志工的制止，但后者左手手掌随即遭到砍伤[436][437]。
在3月26日，根据电视台TVBS的调查，有51%的民众支持占领议场的行为，并有63%的民众认为有必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协议[438]。而在马英九回应学生诉求后，根据TVBS在4月2日至4月3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学生运动是否应该退场时，有33%的民众认为应该结束抗争、退出立法院，有23%的民众认为要改变地点抗议[239][439]；而相对于近50%的反对意见[239]，仅有26%的民众主张持续占领立法院[439][440]。不过在经历学生占领议场后，台湾民间传播媒体的舆论调查也显示，马英九的支持率亦降至10%左右[441]。
最初在2014年3月19日晚间，针对台湾部分团体和学生聚集在立法院抗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便表示，中国大陆方面已经注意到台湾发生的情况[105]。而到了3月21日，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台“立法院”被攻占，大陆不妨围观》，指称现在的立法院内外正在“上演政治戏”，而中国大陆的公众可以静下心观看[442]。与此同时，新华社则批评学生的抗议行动是暴力作为[443]。陶短房的文章则指出，中国大陆政府在台湾反服贸的抗议爆发前，并未就服贸协议对大陆民众进行细致、专业的解读。服贸协议亦被视为大陆单方面对台让利的协议[444]。3月下旬，TVBS在上海采访的“大陆民众多数不清楚服贸协议”。报道指出，出于对大陆单方让利的反对，中国大陆网络舆论表现出对台湾民众和学生团体反服贸的支持与“力挺”[445]。
3月26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表示对于台湾发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抗争行动有所不满，除了不希望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进展受到妨碍外，并认为这将导致台湾回到陈水扁政府时期的海峡两岸关系僵局[446]，同时还提到需要从台湾内部找寻原因[43][218]。此外，时评家鄢烈山在《我为何不能认同学生的“占领”行动》的文章中，批评占领行动并非抗议，而是暴动[447]。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华尔街日报》刊登《台湾“服贸风波”与政治自由的边界》文章中，则主张评估一场社会运动是良性还是恶性，不管其他多少种标准，都应该注意到其是否充分尊重私产或公产的产权[448]。
相对地，香港因为过去对中国大陆开放而导致大量人口涌入[449]，并亦有政治制度改革及“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等议题，这让台湾学生的行动常被拿来相比较[450][451][452]。香港网友便曾发起线上连署，呼吁香港人支持台湾、以及台湾人要坚持行动[453]，还有在台湾的香港游客特别前往立法院门口现场声援静坐学生[449]。与此同时，何韵诗、杜汶泽等人发表贴文支持太阳花学运，引发中国大陆网友极大不满，温兆伦亦以此攻击杜汶泽[454]；随后黄秋生发表贴文支持杜汶泽，批评温兆伦的作为，但并未正面激怒中国大陆网友[454]。3月30日，为了表示支持台湾学生运动，约有800名香港学生与市民举行示威游行[455]。
2023年5月4日，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宣称，太阳花学运幕后由美国主使[456]。
在太阳花学运发生前，许多国际专家预测中华民国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吞并不会作任何抵抗，并抱持着绝望的态度，甚至有“向台湾说再见”的命定论论点[457][458]。2014年3月19日，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敦促警方采取克制态度[459]。由台湾网友在白宫请愿网站“我们人民”发起的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连署，也在3月23日突破10万人的回复门槛[460][461]。3月24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玛丽·哈夫表示，由台湾自行决定《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有关议题[43]，而美国希望能够和平地讨论[462][463]。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创始成员、参议院议员谢罗德·布朗则敦促马英九确保非暴力的和平解决[464]。
《华尔街日报》与同年4月5日发表评论，称“台湾自甘落后”，经济孤立将会损害竞争力，并指出台湾50%到80%之间的出口与即将签署FTA的韩国重叠，“台湾的领导者最大的恐惧将成真，而抗拒自由贸易与抗拒经济改革的后果将愈来愈明显”[465]。
在太阳花学运中，受到中华民国与日本民间彼此友好的影响，亦有日本民众表达对运动的支持[466]。在美国和英国等地的海外台湾人也先后发起示威，以支持这次学生运动[467][468]。3月29日和3月30日，为了支持太阳花学运，21个国家中的50多个城市举行海外团结集会[469]，这些活动主要由海外台湾人组织[470][471]。4月3日，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R·罗素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表示强化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及与台湾人民的长期友谊，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关键要素[43][218]。4月5日，波兰媒体集团Niezalezna收到波兰台北办事处有关报导的信件，抗议其将占领行政院广场的抗议者及随后的警察暴力镇压，与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的抗议者相提并论，这引发干涉新闻自由的争议[472]。
同年6月25日，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商业周刊》的采访中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台湾的独立受到威胁或破坏[473][474]。她还列举乌克兰的例子，表示台湾若失去经济独立将会影响政治独立性，而过度依赖中国大陆便会导致台湾变得脆弱[473][475][476]。对于希拉里提醒台湾应谨慎与中国大陆展开交流，大陆委员会则回应表示台湾不断推动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并未造成自身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台湾也没有失去经济和政治独立性[477]。时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卜道维（David Brown）则批评学生占领国会是“非法行为”，在美国并不会被容许[478]。美国国务院东亚局资深官员在之后的声明中表示，发言仅代表卜道维的个人意见，不能反映美国在台协会或美国政府的观点。卜道维接受采访时表示尊重民进党内的多位朋友，认为萧美琴的公开信并没有陈述所有的事实，他的文章是针对美国读者。[479]
在太阳花学运行动中，参与者对于法律有着较为灵活、甚至试图重新定义法律的观点[480]，其强调运动正当性来自于人民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不过一开始也设定运动属于非暴力性质[481][482]。在最早的占领立法院行动中，有6人在抗议活动中遭到逮捕[1]；而在占领行政院的行动中，有61人遭到逮捕[175][2][483][484]。4月9日，针对反服贸民众先前闯入行政院，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表示在检察官侦结起诉后，行政院会提起民事求偿诉讼，求偿金额300万元[485]。4月21日，林飞帆、陈为廷、黄国昌和其他4名运动主要成员，主动前往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解释在3月18日开始占领立法院、以及3月23日占领行政院期间发生的事情[486][487]。
检察官指控部分抗议者犯下数项罪行，例如妨碍执行公务等[486][487][488]。而律师顾立雄表示如果被起诉[487]，被告将提出无罪辩护[486]。到了6月，检察官和警方已经调查400多名抗议活动参与者[489]。2015年2月10日，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针对占领立法院案、占领行政院案、路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案，共起诉119人[490]。同年5月，还有39名抗议者因为参与占领行政院，被指控违法入侵[491]。此外，江宜桦内阁还另外起诉126名参与行政院行动的抗议者[492][493]。
到了2016年5月20日，新任总统蔡英文任命的行政院院长林全，选择放弃告诉乃论的刑事指控[492][493]，也是林全内阁首个政治决策[494]。同年6月，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开始传唤21名抗议者出庭，首先是被指控犯有多项罪名的陈为廷、黄国昌和林飞帆等人[495]。最后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照煽动罪[3]、妨害公务等多项罪名，起诉要角黄国昌、林飞帆、陈为廷等22人[4]。2017年3月，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判决陈为廷、黄国昌和林飞帆等22人的罪名并不成立[3]，检方随后上诉[4]。2018年3月13日，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仍然维持原先地方法院判决，判决黄国昌等22人无罪，许顺治、李冠伶两人则因破坏行政院外拒马，高院认为破坏铁拒马具有暴力性，且非最后不得已的手段，与紧急避难要件不符，依毁损公务员掌管物品罪，各判刑4个月，得易科罚金。两人进行再上诉遭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定谳。[4][49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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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花学运中，对于警察的讨论态度介于许多极端之间[498]，并因为行政院的镇压行动而大幅转变[499]。根据运动期间的报导，镇暴警察和其他警员过度使用武力，包括运用水炮和警棍攻击抗议者头部等暴力行为[500][501][502][503]。警方强制驱离的作法被批评是国家暴力[187]，台湾团结联盟便将镇暴警察的驱离比喻为台湾版的六四事件[504][505]。而在行政院的驱离过程中，警方还曾经命令记者离开[500]，甚至对媒体使用暴力[506]。
早在3月24日，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便谴责警方侵犯新闻自由，并收到10多起袭击媒体记者的通报[506]。7月30日，23名受伤的抗议者以企图谋杀、胁迫和造成身体伤害等罪名，向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内政部警政署署长王卓钧、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黄昇勇和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方仰宁提起诉讼[507][488]。随后100多名示威者在法院外，要求江宜桦辞职[508]。同年8月，一名台中市警员因为在Facebook上针对抗议者发表不当言论，被判处3个月有期徒刑，并支付罚金[509]。
2015年8月，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裁定警方的行为违反《警械使用条例》，并命令台北市政府向抗议者林明慧支付新台币30万元[510]。同年9月，代理其他30名抗议者的律师向台北市政府陈情，要求赔偿新台币1,000多万元[511]。
2014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评学生的举动破坏和妨碍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512]。5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面时[513][514]，表示中国与台湾的经济一体化是互利的，双方都会取得正向的成果，而不应受到干扰[515]。他还间接地回应太阳花学运，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更了解台湾人民所关切的事物[515]。宋楚瑜则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台湾的中间派和多元主义观点更加宽容[516]。
5月21日，民进党立法委员批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将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不利的资讯列为密件，仅公布其认为有利的资讯[注 13][517]。6月9日，经济部政务次长杜紫军证实自从4月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冻结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该协议原本预计在2014年底签署[518][519]。杜紫军呼吁立法院尽快批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及加强往后海峡两岸协议审查的新法案，避免拖延后续《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的谈判，部分分析师亦认为冻结原因在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僵局[519]。马英九对此曾敦促在立法院有所进展[520]，而后者也在6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519][521]。
而在太阳花学运过后，海峡两岸的执政双方仍试图影响台湾社会[522]。不过受到这次占领运动的影响，除了使中华民国政府放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谈判外[63]，后者促进中国统一的路线也被迫重新调整[523][524]。直到6月25日，为了重建太阳花学运后的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抵达台湾，除了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外，亦与陆委会主任委员王郁琦举行会谈[52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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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阳花学运期间及之后，许多学生运动者、青年运动者动组成各种社团组织[311]，这次运动也促成台湾公民社会的复兴[527][528]。例如学生社团在3月31日串连成立民主黑潮学生联盟、及号召罢免国民党立法委员后，后续的割阑尾计划在2014年4月下旬继续推动，并规划到各地立法委员选举区进一步行动[271][529][241]。5月18日，林飞帆、陈为廷和黄国昌组成一个新的组织──岛国前进[530][531][532]。该组织的目的是推动公民投票改革、《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立法审查，以及监督其他海峡两岸协议与经济法案[530][533]。
太阳花学运也影响着往后其他许多议题事件[534]，并扩散成各种抗争[535]。其中著名的社会运动人士音地大帝在参与太阳花学运后，另外发想出“大肠花论坛”活动，后来更成立防止国家权力扩大的“公民摄影守护民主阵线”[536][537]。到了4月，随着林义雄针对停建龙门核能发电厂发起绝食，引发社会再次发起“停建核四、还权于民”抗争行动[431][538]。4月27日，反核团体占领忠孝西路[36][539]。而在4月28日凌晨，警方出动镇暴水车强制驱离忠孝西路上的抗议民众[36][540]。另外在6月27日，趁着张志军访问台湾，抗议人士在高雄市西子湾向其泼漆抗议[36][526]。
同年8月，由数名学生运动领导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美国，与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在台协会人员会面[541]。其中，林飞帆表示太阳花学运拒绝“一个中国”政策，并认为如果马英九会见习近平的话，将会再次出现抗议活动[541]。而自从太阳花学运以来，人们看到试图占领立法院的政治示威运动急剧增加，主要是希望借此让议题能在台湾社会获得广泛的知名度，包括2015年的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542][543]。在太阳花学运之后，许多青年亦前往地方创建社会企业，也出现反观光的原住民青年阵线联盟、马太攻守联盟、母语自救路过团等原住民族运动[544]。
太阳花学运也让部分人开始尝试投入选举政治[545][546]。而随着年轻世代引起台湾民众的注意，台湾政治人物之后都试图去吸引青年投票[547]。在2014年11月29日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执政的国民党遭遇重大的挫折[548][549]。这导致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江宜桦亦辞去行政院院长[36][550][551]。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学生和社会团体的动员被视为原因之一[63][550]。而尽管林飞帆表示从自己的角色出发分析并不合适，但仍认为国民党的失败确实是受到太阳花学运的强烈影响[550]。
英国广播公司则评论表示，这场运动可能促成台湾进一步的民主化，并且让人民来决定台湾的命运，而不再是依靠过往的政党[552]。而为了接续这场运动，则有时代力量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政党在台湾成立，同样支持参与式民主、反对大企业与政府利益勾结等[63]，且部分参与者还先后投入选举[553][554]。其中在2015年，部分太阳花学运的成员共同组成时代力量[555]，倡导人权保障、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以及国家独立[556][557]。
不过在2015年2月举行的立法委员补选，太阳花学运领导人之一的陈为廷由于被媒体报导其性骚扰的过去而遭到批评[558][559]；最后其坦承此事，并在2月25日宣布退出选举[559]。而受到太阳花学运的部分影响，蔡英文和其带领的民进党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亦获得成功，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总统，民进党重返执政及首度完全执政[560][561]。时代力量在立法委员选举部分与民进党合作[562]，最后总共获得5个立法院席次[563][564][565]。同年，曾经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公民黑客唐凤被任命为政务委员，也是中华民国首位跨性别官员[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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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太阳花学运之前，运动者的“亚文化”发展有助于运动者家发展其公共领域[567]。随着台湾青年活动的兴起，台湾出现许多服装品牌，这些品牌商品在运动者间很受欢迎，并表达有关台湾民间社会认可的政治讯息[568]。部分书籍和电影在运动者亚文化中很受欢迎[569]，部分咖啡馆、住宅和书店也是青年运动者的聚会场所[570]，某些台北市频繁发生抗议空间亦是成员聚会的地点[571]。而自从学运以后，“黑箱”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常用的词汇[572][573]。同时，鹿茸、香蕉、太阳饼也成为群众嘲讽的对象，更有网友创意团购太阳饼、“伏冒”（感冒药）送去行政院[574][575]。
而一些独立乐团和艺术家创作有关社会问题的歌曲，同样在台湾青年运动者中赢得许多观众，包括拷秋勤乐团创作的《官逼民反》等[576][577]。而太阳花学运的运动代表曲，则是由灭火器乐团主唱杨大正为运动创作的歌曲《岛屿天光》[578][579][580]。3月27日，他在立法院现场教唱、录音录影，之后由台湾的艺术大学学生制作成两部音乐影片，并在互联网上传播[581]。到了3月31日，灭火器乐团便在游行中演唱《岛屿天光》，并播放在立法院拍摄制作的音乐影片[582]。另外在3月21日，施明德女儿施蜜娜在议场内部学生同意下，在议场外墙上喷写“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583]。
在太阳花学运中，许多艺术家也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同时存在着许多表达诉求、诋毁攻击、挪用戏仿、呈现共同记忆的艺术创作[584]，这包括创意海报、各式照片、版画等作品[585]。4月1日，郝明义在Facebook上发起“100人的太阳花”声援行动，号召艺术家以创作发声，并引起热烈回响[586]。到了4月6日，郝明义与艺文界人士召开记者会，公布6天来搜集到的150件太阳花学运作品[587]。“太阳花学运”还被视为美学与政治的实践案例，并在同年和“大肠花论坛”入围台新艺术奖提名[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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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学运是一个结构复杂的运动，参与主体与诉求相当复杂多元[43][589]。而作为一场抗议活动，太阳花学运是深深影响着台湾社会的历史事件之一[63][590]，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次发生立法院议场遭到民众占领[50][591][592][593][594]。而从动员的角度观察，这是从1980年代启动民主化以来，最大强度的“公民不服从”集体行动。[43]。虽然其影响难以量化，但许多人的报告表示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的社会氛围发生变化[595]。黄国昌和陈为廷都把这次运动视为台湾政治的“第三势力”，林飞帆亦强调这场运动完全独立于国民党或民进党[541][596]。
许多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年轻人，过去在日常生活中曾感到在政治上已经失去权力，但在运动之后突然拥有控制自己命运的感觉[597][598]。而作为标志着一代人成熟的事件，太阳花学运也造成不小的世代冲突[599][600]。此外，许多太阳花学运的运动者坚持进步的左翼政治立场，这一事实对年轻人的政治观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01]。2014年9月20日，唐奖获奖人余英时在讲话中表达对该运动的支持，其赞赏学生的意图，并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都应该用其选票抵制政府[602]。而包括埃里克·奥林·赖特、子安宣邦等重要学者都曾观察太阳花学运，而吴叡人则提出《黑潮论》说法[603]。
太阳花学运的最后阶段与结束方式，对后来的运动方式产生很大影响[604]，甚至被认为是启发2014年的香港雨伞革命、2015年的日本自由民主主义学生紧急行动[605][606]、及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不过许多传播媒体对于太阳花学运的报导，都集中在被视为运动主要领导者的林飞帆和陈为廷两人身上，这也被认为是促成个人主义[607][608][609]，甚至后来还有对学生领袖的“告白墙”[610]。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立法院中央领导层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其长期的主要挑战是在公众眼中维护运动的合法性，但也因而遭到各式批评[611][612][284]。与此同时，运动中的部分内部争论异议，被批评为与具体的政治分歧无关，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资本的斗争[6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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