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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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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其形成可追溯至建国之前的殖民时期。早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时代,欧洲移民便在新大陆建立社会与文化基础,特别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他们带来英语、普通法制度以及英国的政治与宗教传统,深刻影响了后来美国的制度与社会结构。英国文化的主导性地位,使美国早期的社会风貌在语言、法律、教育与礼俗上都带有鲜明的英伦色彩。此外,爱尔兰、德意志、荷兰、法国与斯堪地那维亚地区的移民,也对地方文化与宗教信仰留下重要痕迹[1]。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逐渐成为种族与民族多样的国家。从19世纪中期起,大规模的欧洲移民带来了意大利、波兰、俄罗斯与犹太文化;20世纪之后,亚裔、拉丁裔与非洲裔人口的增加,使美国社会更具多元性。美国因此常被形容为一个“大熔炉”,象征不同族群在共同的社会制度下融合为单一的国家文化。然而,近代学者与民众更倾向以“沙拉碗”比喻美国的社会构造,认为各族群在共享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同时,仍保持自身的文化特征与族裔认同。
美国社会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传统,体现在语言、音乐、文学、电影、饮食、节庆与生活方式中。虽然英语为主要语言,但各地区的口音与方言亦有一定差异,反映了地理与族群的多样性。美国音乐从早期的民谣、蓝调与乡村音乐,到爵士、摇滚、嘻哈与流行音乐,皆展现出不同族群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艺术与文学亦反映出美国社会的价值与矛盾,强调个人自由、社会流动与对梦想的追求。
在社会结构上,美国人通常以社会阶层、宗教信仰、职业与政治立场区分群体。中产阶级文化被视为社会的核心,但贫富差距与教育机会仍造成明显的社会分化。宗教信仰在美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基督教为主要信仰体系,但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与其他宗教亦广泛存在,形成宗教多元共存的格局。
美国社会也以高度的地方性与区域差异著称。新英格兰地区保留清教徒传统与教育重视的文化;南方社会历史上受农业与宗教保守主义影响;中西部常被视为“美国心脏地带”,以家庭与社区价值著称;西岸则以科技创新与文化开放为特色。都市化与移民集中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等大城市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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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美国的种族观念源于对外貌与肤色的区分,早在建国之前便深刻影响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人口调查局将人口划分为五大种族类别,分别是白人、黑人或非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与阿拉斯加原住民、亚裔、以及夏威夷原住民与其他太平洋岛民。根据官方定义,“西班牙裔”并非独立的种族,而是一个涵盖不同种族背景的族群分类。
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人口中约有61.6%为非西班牙裔白人,若包括自认为西班牙裔的白人,白人总体约占75.8%[2]。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口约占18.7%,为全国最大的少数族群;非裔美国人约占12.1%;亚裔约占5.9%;美洲原住民及阿拉斯加原住民约占0.7%;夏威夷原住民与其他太平洋岛民约占0.2%[3]。在人口血统构成方面,白人美国人中仍有相当比例源自英格兰、爱尔兰、德国、意大利与波兰等欧洲国家,其中西欧及北欧裔后代占多数,而东欧与南欧裔族群比例相对较低。 [4]
奴隶制度在美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865年《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获得批准前,奴隶制度才被正式废除。北方州虽较早废除奴隶制,但其工业经济在原料供应上仍依赖南方奴隶劳动的成果。重建时期结束后,南方各州实施所谓的吉姆·克劳法,在法律上建立种族隔离制度,使非裔美国人在教育、居住与选举权上受到制度性歧视。针对非裔的私刑与暴力行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广泛存在,直到民权运动时期才逐渐受到抑制。非裔美国人在历史上曾被制度性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同时亦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传统与表现形式。20世纪初的“哈林文艺复兴”成为非裔文化的象征,推动了文学、音乐与艺术的创作。爵士乐、蓝调、摇滚、饶舌等音乐形式均起源于非裔社群,对美国乃至全球流行文化影响深远。
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同样经历长期的排斥与歧视。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入境,并在随后数十年间限制亚裔的移民与公民权。二战期间,约十二万名日裔美国人被强制送入拘留营,其中近三分之二为美国公民。这些行动后来被承认违反宪法权利,并在1988年由国会通过正式道歉与赔偿法案。亚裔美国人也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社区,例如旧金山与纽约的华人区,以及韩人、越南人与菲律宾人社群,其饮食与节庆文化已成为美国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拉丁裔与墨西哥裔美国人长期面临制度外的歧视与社会隔离。虽然法律上未明文规定种族分隔,但在教育、就业与居住上,他们常被视为“次等公民”。随着人口增长与社会运动的推进,拉丁裔文化逐渐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今日,美国的天主教徒已成为最大宗教群体,在加利福尼亚与西南部地区甚至超过新教徒。墨西哥文化元素,如街头乐队、墨西哥菜、节庆与语言,广泛融入美国日常生活中。
尽管《美国宪法》保障平等权利,但现实中不同族群在经济与教育机会上的差距依然存在。亚裔美国人在平均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上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群体甚至超过白人。然而,部分非裔、美洲原住民与西班牙裔人口在教育资源、就业机会与医疗条件方面仍处于不利位置。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23年的资料,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中位收入约为89,000美元,而非裔家庭约为56,000美元,白人家庭收入仍比非裔高出约六成[5]。贫困率方面,约有17%的非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全国平均的两倍以上[6]。根据司法统计局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非裔在全国凶杀案受害者中仍占显著比例,反映出贫困与暴力在部分社区中相互交织的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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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复杂而多层,虽然多数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但社会学研究显示,美国的阶级分化在教育、收入与职业声望之间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影响其生活方式、价值观、政治行为与文化表现。
在美国社会中,教育被视为阶级流动的重要途径。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通常能获得收入更高、稳定性更强的职业,并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收入与职业则进一步强化阶级分层,高收入者通常集中于专业、管理与技术领域,而低收入者则多从事服务业、体力劳动或临时工作。社会阶级不仅是经济地位的指标,也深刻地渗透到文化消费、语言风格与日常行为中。
早期社会学家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指出,上层阶级的人往往借由“炫耀性消费”和“挥霍休闲”展示社会地位。他们偏好高端品牌、艺术收藏与专属的生活方式,以区别于其他阶层。对中上阶层而言,教育、文化素养与健康意识是核心价值。他们注重子女教育、文化活动与海外旅行,偏好天然材质与有机食品,并以追求身心健康为生活理想。在语言与社交互动上,他们倾向以直接、具权威与理性化的表达方式来体现专业与可信度。
中产阶级涵盖范围较广,通常包括拥有稳定收入与一定教育背景的白领职员、小企业主与技术人员。他们重视自我发展与家庭稳定,关注教育投资与财务安全。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常表现为追求“体面生活”,例如购房、旅游、子女升学与健康保险等。随着经济变动与生活成本上升,许多中产阶级面临收入停滞与购买力下降的挑战,导致经济不安全感上升。这种情况使部分中产阶级在社会认同上更接近工人阶层,形成“工作阶层多数”的现象。
工人阶级则以劳动密集型与实务性职业为主,包括工厂工人、司机、建筑工人与零售业员工。他们往往以“实际工作”为荣,认为体力劳动象征真实的价值与人格尊严。工人阶级的社会网络通常较紧密,家庭与社区关系强,有助于抵御经济不稳定的风险。由于工作自主性低、晋升机会有限,工人阶级常面临职业疏离感。然而,白领专业人士尽管工作压力大,却因能在工作中发挥知识与创意而拥有较高的满意度。
在职业结构方面,美国的社会阶层与职业类型紧密相关。专业人士、管理层与企业高管通常属于上层或中上阶层,而教师、护士、公务员与技术人员属于中产阶层。服务业从业者与蓝领工人则多属于中下阶层或工人阶层。与其他后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仍普遍较长,而休假时间明显较短。根据盖洛普(Gallup)于2024年的调查,美国全职员工平均每周工作约42.9小时,约有三成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5小时。高收入阶层的从业者通常工时更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每周超过50小时。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2023年的统计,美国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约1,811小时,比德国多约300小时,也高于法国、丹麦与瑞典等欧洲国家。美国的带薪年假与节假日总计平均仅16至18天,远少于欧洲国家的30天以上。虽然工作强度普遍较高,但勤奋与长时间工作在美国文化中仍被视为成功与尊严的象征。
收入阶层亦影响政治行为与社会参与。研究显示,收入较高与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投票率更高,且倾向在政治立场上更为稳定。富裕阶层较常支持保守税收与自由市场的政策,而工人与中下阶层则多关注社会福利与就业保障。经济阶层也直接影响健康与生活品质,高收入者通常能享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更长的寿命与更低的婴儿死亡率。除此之外,阶级差异也渗透至文化消费与社交圈层。上层与中上阶层倾向参与文化机构、艺术活动与慈善组织;中产阶层注重教育与房产;工人阶层则偏好实用与社区导向的消费行为。媒体与流行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界线,但在居住区域、学校分布与职业网络中,阶层区隔仍相当明显。
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的美国,很长一段时期内“两位已婚成人与其亲生子女”的核心家庭模式曾是社会主流,但随着社会变迁,单亲家庭、无子女(或选择无孩)夫妇、再婚及混合家庭形式增多。根据2022年的统计,0至17岁儿童中约有65%与两位已婚父母同住,而约22%由母亲单独抚养,5%由父亲单独抚养,4%则不与父母同住[8]。
家庭户与住户层面方面,2024年资料显示美国约64%住户属于家庭户(即住户中至少有一人与户主是亲属关系)。与50年前约79%的家庭户比例相比,已显著下降[9]。另一方面,单人住户比例亦大幅上升。年轻成人离开父母家居住的年龄也延后,2022年约57%的18至24岁男性与55%女性继续住在父母家中[10]。
在经济角色方面,双职工家庭比以往更为普遍。在过去,许多家庭以一位成员赚取收入维持运作,通常为丈夫;而当代夫妇双方共同工作变得越来越普遍。同时,结婚年龄普遍提高,许多年轻人选择延后结婚或不结婚。虽然核心家庭模式仍存在,但不能涵盖所有家庭形式,社会学者因此提出“后现代家庭”的概念,用以描述包括单亲、无孩家庭、同居未婚伴侣等各种家庭形态[11]。
此外,多代同堂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2021年约18%美国人口居住于“多代同堂”家庭,即三代或以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此现象自1970年代起已快速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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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中,宗教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关键的文化因素之一。虽然《美国宪法》及各级政府机构在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但宗教在美国社会中仍具有深远的文化与道德影响。 基督教是美国最主要的宗教。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2023年—2024年美国宗教全貌研究》(Religious Landscape Study),美国成年人口中自我认同为基督教徒的比例为62%。这其中包括约40%认为自己是新教徒、19%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剩余约3%属于其他基督教派(例如后期圣徒教会、东正教、耶和华见证人等)。在非基督教徒中,约7%的成年人归属于其他宗教(其他非基督教信仰),其中犹太教徒占约2%,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各约1%。美国是全球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亦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犹太社群所在地。
美国的基督教人口虽然仍然占多数但相比以往已明显下降。在2007年,有约78%的美国成年人自认为基督徒;到了2014年这个比例降至约71%;2024年的62%显示基督徒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但最近几年这种下降似乎放缓或部分稳定[13]。与此同时,无宗教人口的比例在近数十年快速上升。 1999年,美国约有70%人口是教会或礼拜场所的成员,但到了2020年已降至47%。 2024年的《美国宗教全貌研究》显示,年轻一代尤其是Z世代中,约有近半数人自我认同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单纯没有特定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社会逐渐世俗化的趋势,同时也说明宗教文化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在2002年,美国是受访的先进国家中,唯一有过半数民众认为宗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国家,比例约为59%。到2014年,这一比例降至约53%,而在2020年代,数据显示进一步下降至约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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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中的两性关系文化,受宗教信仰、社会价值、经济条件与法律制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在恋爱与伴侣关系方面,美国人常通过宗教团体、学校、职场或朋友介绍来结识伴侣。线下与线上交友服务十分普遍,帮助人们寻找长期或短期关系。同居关系在年轻族群中尤其普遍,许多人在婚前选择共同生活。过去几十年来,“先同居、后结婚”或“同居而不结婚”的趋势不断增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资料,截至 2022 年,美国已婚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约 47%,显著低于 1970 年的约 71%[14]。
在婚前性行为方面,美国青少年较早接触性经验的现象普遍存在。多项研究显示,多数美国人于18岁前已发生过性行为,尽管具体比例因时间与研究方法不同而有差异。自1990年以来,美国青少年怀孕率持续下降,这与性教育普及及避孕方式的改进有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于2021年的青少年出生率统计数据显示,每千名15至19岁女性中有13.9人怀孕产子,较1991年的61.8人大幅降低[15]。
婚姻制度由美国各州自行制定。2015年起,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合法化[16]。婚礼形式依新人的宗教、种族和传统而有各种各样形式,既可由宗教人士主持,也可由法官或市政官员主持。传统基督教婚礼中,新娘的父亲通常象征性地“交付”新娘,而世俗婚礼则更注重双方自愿与平等的表达。
离婚事务亦由各州负责。1970年代前,申请离婚通常需证明对方有“过错”,如通奸、虐待或遗弃。自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实施“无过错离婚”制度后,所有州逐步采用这一做法,离婚理由仅需说明“感情破裂”或“不相容”。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22年报告,美国成年女性的结婚率为每千人16.7,离婚率为7.1,较2012年的9.8明显下降[17]。美国社会对离婚与单亲家庭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但经济因素仍对婚姻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收入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离婚率通常较低,而低收入群体更容易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州法律规定,若离婚涉及子女,法院可裁定赡养费与探视权,并在部分情况下判决配偶抚养费。
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的性别角色不断受到挑战与重塑。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扩大,性别分工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21年数据,25至64岁女性中,约有47.6%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女性参与劳动力的比例约为56.1%[18]。尽管如此,男性在部分行业和高薪职位中仍占主导地位,性别薪酬差距依旧存在。2023年,美国女性的中位时薪约为男性的83%[19]。男性承担全职家庭主夫角色的比例仍然较低,但社会对多元家庭模式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提升,也推动了社会对性别平等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新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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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美国的饮食文化是多元与融合的产物,约在19世纪开始形成独特风格,其特色源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传统食谱、美洲原住民的食材运用,以及随后各波移民群体的影响,及后渐渐展现当地人讲究轻松自在、简便快捷的餐饮文化[20]。标志性的美国食物如苹果派、甜甜圈、南方炸鸡、美式披萨、汉堡与热狗,往往被视为本土象征,但其实多数源于外来食谱的本地化与创新。 法式炸薯条、墨西哥卷饼与玉米片,以及义大利风格的义大利面料理,都被广泛吸收并改良为美式风味。
美国家庭餐桌的菜色差异甚大,受到地区背景与家庭文化传承影响。新移民常延续家乡的饮食习惯,而这些料理经过时间也可能被“美国化”,形成如美式中国菜、美式义大利菜、美式墨西哥菜等,例如杂碎、幸运饼干与加州卷寿司等,都属于在美国发展出的“外国食物”[21]。在美国大城市,越南菜、韩国料理与泰国料理等亚洲饮食较为常见,且多以接近原有风味的形式呈现,反映出美国饮食文化中对多样化饮食的接受度。 德国饮食对美国影响特别深远,尤其在中西部地区,马铃薯、炖肉、香肠、蛋糕与面食十分常见。汉堡、炖牛肉、烤火腿与热狗,皆可追溯至德国菜系的影响。
美国快餐业是全球最早成形且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 麦当劳、汉堡王、必胜客、肯德基与达美乐等品牌遍布世界各地,并在1940年代首创得来速(drive-through)的经营模式。这些品牌不仅塑造了现代饮食习惯,也成为美国文化与行销力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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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除了正式的职业装之外,日常服饰风格普遍随意且多样,体现出美国社会崇尚舒适与个性的特点。由于美国人口结构多元,移民文化的影响在服饰中也十分明显,不同族群在着装上融汇了各自的传统与现代元素。诸如棒球帽、牛仔靴、皮夹克以及牛仔裤等服饰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风格象征[22]。牛仔裤最初由1850年代的商人李维·史特劳斯(Levi Strauss)推广,作为矿工与劳工的耐用工作服。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流行的日常服饰之一,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对全球时尚的重要影响之一。如今,从青少年到老年人、从工薪阶层到上层社会,各阶层都普遍穿着牛仔裤[23]。
美国同时也是多个国际知名时装品牌的总部所在地,如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等,它们代表着从经典正装到休闲风格的不同层面。针对特定市场的品牌如爱芙趣(Abercrombie & Fitch)与Eckō Unltd.则反映年轻文化、街头时尚与个性表达的趋势[24]。
在服饰尺寸与测量体系方面,美国是唯一尚未全面采用公制系统的工业化国家。目前仍以美制单位作为官方标准,用于衣物尺寸、鞋码及布料长度等领域。尽管如此,科学、医疗及部分国际贸易领域普遍采用公制单位。美国政府曾尝试推动度量衡公制化,其中1975年的《公制转换法案》(Metric Conversion Act)是主要尝试之一,但最终并未全面实施[25]。
美国最常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具体而言是美式英语。 2025年3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将英语指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在联邦层面上确立官方语言。在此以前,虽然美国在联邦层级无法定官方语言,英语实际上作为全国通用语言,在政府、教育和商业中被广泛使用。根据各州与领地的规定,目前有超过三十个州通过法律确认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而部分州与美国领地则同时承认其他语言,例如夏威夷同时承认夏威夷语,阿拉斯加法律上承认二十多种原住民族语言,波多黎各则以西班牙语为主要官方语言。根据统计,美国境内共使用或手语表达约430种语言,其中170余种为美国本土或领地的原住民族语言。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教育、司法及公共服务领域,偶尔会针对非英语使用者提供语言协助。
美国英语具有显着的地域差异,语言学研究通常将其分为若干主要方言区,包括东北部、南部、内陆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等地区。这些方言区的形成与早期殖民历史、移民来源及区域文化发展密切相关[26]。其中,中西部地区的英语口音由于发音清晰、地区特征较弱,常被称为“通用美式英语”(General American English),并被广泛用于广播、新闻及教育等领域,被视为一种“中性”或“标准化”的发音形式。它的影响范围从历史上的中部殖民地延伸至大平原、西部及太平洋沿岸地区[27]。美国英语内部还存在多种地方变体,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津英语(Cajun English)、纽约市英语(New York City English)、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口音(High Tider)、南方美式英语及非裔美式英语(AAVE)等。这些变体反映出美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但由于人口流动与大众媒体的影响,许多地方性口音正逐渐趋于弱化,被更为统一的通用美语所取代[28]。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各语种使用者遍布全国各地。全国范围内使用的语言超过300种,而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估计有高达800种语言被使用。美国的语言使用者来源广泛,其中约有150种属于美洲原住民族语言,另外则由各个移民群体带来。许多移民初到美国时的母语并非英语,但部分群体本身来自英语广泛使用的国家,例如加拿大、牙买加与英国,或来自英语具有官方地位的国家,例如印度、奈及利亚与菲律宾,因此部分移民能在抵达前便具备英语能力。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在2023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数据,约78%的美国人在家中仅使用英语,大约8.4%的美国人表示自己使用英语的能力未达到“非常流利”的程度。英语仍是社会大多数层面沟通的主要语言,但多语环境的存在构成了美国文化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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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量家庭逐渐从城市中心与乡村地带向城市边缘的郊区迁移。这些郊区地带的住屋密度高于传统农村,但远低于城市核心区域。汽车的普及、广阔土地的可用性、铺装道路的延伸、政府住房贷款政策的支持,以及廉价住房的供应,都是促成这一迁移的重要因素[29][30]。新建的单户住房通常为一至两层楼,以大规模发展的住房区为主。这种低密度的郊区发展,有时被批评为“城市蔓延”[31]。
尽管郊区化在二战后数十年间是主流趋势,但近年来城市核心区域与内环郊区开始出现回流现象。部分年轻专业阶层、无子女家庭或所谓“空巢”婴儿潮世代选择回到市中心居住,并偏好公寓(apartment)或共管公寓(condominium)形式。由此产生了部分贫困社区被推迁与社区士绅化的现象[32]。农村地区的人口长期呈下降趋势,越来越多人迁往城市寻求工作与生活机会。随着制造业与农业结构的变迁,在农场居住的人口已经极少[33]。
由于郊区与城市通勤的模式普遍兴起,加上电力、电话、网络等基础设施在大多数地区已普及,郊区生活逐渐成为“美国梦”的象征:一对已婚夫妇、有子女,在郊区拥有一栋自有房屋。这样的生活模式在媒体、宗教实践与政府政策中得到强调。郊区住房多为单户型住房,普遍采用商住分离布局,商业区、工业区与学校往往与住房区分隔。不过,随着城市规划的演变,如今许多美国郊区发展项目已开始在缩小规模中尝试整合商业、公共交通与住房功能[34]。至于在城市地区,则有各种类型的住房,包括公寓、多户住房与半附属式住房(ADU)。郊区与城市的生活方式、通勤模式与住房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相比郊区,城市居住具有更高人口密度、更丰富的文化与社群多样性。城市居民使用公共交通的比例较高,儿童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的情况也更为普遍,而郊区则较为依赖汽车出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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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之前,通常会完成十二年的基础教育,这段教育历程涵盖小学与中学。大约在六岁时,儿童开始就读小学(elementary school),一般为期五至六年。随后进入中学阶段,先是初中或称“初级中学”(middle school/junior high school),再进入高中(high school)。高中毕业后,学生可获得文凭,并选择是否进入大学或学院继续深造,这一阶段即为所谓的高等教育[36]。
美国的成绩制度以百分比转换成字母等级,再进一步计算平均绩点(GPA)。由于各校学术标准差异显著,即使两名学生的GPA相同,也可能因就读学校的难度不同而被大学作出不同解读。这种灵活性为招生提供了空间,但也使国际学生初次接触时感到复杂。学年通常于八月或九月开始,至翌年五月或六月结束,多数新生选择在秋季学期入学,以便与课程设计和同学关系同步,但部分学校亦开放春季入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本科教育一般需时四年,学生可以选择先进入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再转入四年制大学,或直接进入大学完成学位。取得学士学位后,部分毕业生会继续攻读硕士课程,以便进入专业领域或提升职业发展[36]。
根据2022年度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大约7520万名学生从学前教育至研究生阶段在校注册[37]。2021年,成年人(25岁及以上)达到高中或同等学历教育程度的比率约为91.1%[38] 而在同一年龄段中,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人群比例约为37.9%[39]。
在美国,亲人去世后,通常会在殡仪馆于数日内举行守灵仪式(wake)。如果计划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往往会经过防腐处理并穿着正式服装[40]。传统的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习俗则不进行防腐处理,而是会以仪式性清洗遗体为主。亲友与熟人常从全国各地前来吊唁,献花、祈祷、讲述生平事迹或悼词。部分族群如意大利裔有在额头亲吻亡者的传统,以示敬意[41]。
葬礼通常在守灵结束后当日或次日举行,形式因宗教与文化背景而异。天主教徒多在教堂举行追思弥撒;犹太裔美国人可能在会堂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抬棺人会将灵柩抬入灵车,车队随后前往墓地进行安葬。美国南部的新奥尔良地区以爵士葬礼闻名,其特色是哀乐与欢庆并存的游行[42]。美国最早的花园式墓地为1831年建立的奥本山公墓,其后建成的许多墓园均采用公园化设计,墓地间常见草坪、树木与花卉[43]。墓碑、陵墓或简洁的石牌标示个人安息之处。火化在美国也十分普遍,部分宗教仍对此持保留态度。遗灰一般置于骨灰盒中,由家属保存、埋葬,或在户外景点如湖泊、山崖等地进行撒灰仪式[44]。
现代美国的殡葬业已形成独立产业体系,取代了早期的家庭式葬礼传统。19世纪以前,守灵常在家中举行,通常会将住房中最体面的房间作为吊唁场所使用[45]。
区域差异
在美国,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了其殖民历史、移民构成、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不同区域不仅在语言口音、风俗习惯、经济结构、政治倾向上有所不同,而且这些差异常常植根于早期的定居群体与其文化遗产之中。文化地理学者科林·伍达德(Colin Woodard)认为,美国大致可以划分为十一个文化区域,每个区域的特征都与最初定居者的来源、宗教背景和社会发展路径密切相关。
在东部,“扬基地带”(Yankeedom)代表清教徒文化的核心,他们强调宗教纪律、公共参与与教育制度,其影响范围从新英格兰经由上中西部延伸至五大湖北部,以及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纽约大都会区则继承了新尼德兰的传统,以商业精神、金融文化与族群多样性为特征。由宾夕法尼亚扩展形成的“中部地带”(Midlands)横跨下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上中西部地区,早期曾有大量贵格派和其他非新教徒移民入驻,其文化倾向务实、中庸,强调社区自治与宗教宽容。阿巴拉契亚文化区(Greater Appalachia)从西弗吉尼亚沿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南延伸,经过上南方与中西部南缘,直至阿肯色和俄克拉荷马南部,形成了以独立意识和地方忠诚为核心的文化特征。“深南部”(Deep South)则从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延伸至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与得克萨斯东部,其历史深受奴隶制与种植园社会的影响,社会结构长期存在等级与保守主义倾向。
在美国西部,伍达德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具有独特文化根源的区域。首先是西南部的“埃尔诺尔特”(El Norte),在西班牙语里意为“北方”,涵盖得克萨斯南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及加利福尼亚南部。这一地区早在16至18世纪就由西班牙殖民,形成了以西班牙语、墨西哥文化和天主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圈,至今仍保持双语环境与跨境经济特征。其次是“左海岸”(Left Coast),包括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的沿海地带,这个地区在19世纪中期由来自新英格兰的扬基人及阿巴拉契亚地区移民共同开拓,结合了与美国南方或中部“红州”保守文化相对的社会进步主义与个人自由价值观,塑造出如旧金山与波特兰等城市的自由主义文化,亦成为了当今美国政治光谱中的左派主要阵地。最后,“内陆西部”(Far West)地域辽阔而人口稀少,涵盖蒙大拿、怀俄明、爱达荷、内华达、犹他及周边地区。其文化受19世纪联邦扩张政策(如《宅地法》)与铁路建设影响,居民重视自立与个人自由,对外部权力干预普遍持谨慎或怀疑态度。
此外,美国南方常被非正式地称为“圣经带”(Bible Belt),因福音派新教在当地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影响深远,宗教参与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较之下,东北部多以主流新教和天主教为主,中西部和五大湖区则宗教分布更为多元。犹他州及爱达荷南部构成了“摩尔门带”(Mormon Corridor),而西海岸沿线则形成了以世俗化倾向着称的“无教堂带”(Unchurched Belt),反映出美国宗教文化的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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