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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编著史书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所设清史馆纂修的清史未定稿,体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纪、志、表、传”四部分。
中国二十四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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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 书名 | 作者 | ||
姓名 | 时代 | |||
1 | 史记 | 司马迁 | 西汉 | |
2 | 汉书 | 班固 | 东汉 | |
3 | 后汉书 | 范晔 | 刘宋 | |
4 | 三国志 | 陈寿 | 西晋 | |
5 | 晋书 | 房玄龄等 | 唐 | |
6 | 宋书 | 沈约 | 萧梁 | |
7 | 南齐书 | 萧子显 | ||
8 | 梁书 | 姚思廉 | 唐 | |
9 | 陈书 | |||
10 | 魏书 | 魏收 | 北齐 | |
11 | 北齐书 | 李百药 | 唐 | |
12 | 周书 | 令狐德棻等 | ||
13 | 南史 | 李延寿 | ||
14 | 北史 | |||
15 | 隋书 | 魏徵等 | ||
16 | 旧唐书 | 刘昫等 | 后晋 | |
17 | 新唐书 | 欧阳修等 | 北宋 | |
18 | 旧五代史 | 薛居正等 | ||
19 | 新五代史 | 欧阳修 | ||
20 | 宋史 | 脱脱等 | 元 | |
21 | 辽史 | |||
22 | 金史 | |||
23 | 元史 | 宋濂等 | 明 | |
24 | 明史 | 张廷玉等 | 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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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1914年),清史馆设立,此后编修工作历时十馀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自知未曾定稿,遂决定仿照王鸿绪《明史稿》之例,将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1]由于编写时民国政局动荡导致时间紧逼,以及资金来源起落不稳、时裕时缺,致使《清史稿》体例不一、繁简失当,最终仍未能脱离非正式的稿件格式;加上编修者多为前清遗老,导致书中多对清朝歌功颂德、贬低辛亥革命,中立性严重不足[2]。国民政府北伐后,将《清史稿》定为禁书,禁止刊印及发售;后来解禁。
尽管《清史稿》是未定稿,但它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有的出版社将《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注 1]或“二十六史”。中华民国迁台后,在国防研究院的主持下由官方出资,以张其昀等人为首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于1960年代初期以关内本《清史稿》为蓝本编纂并正式刊行《清史》,共计8册。
民国三年(1914年),经国务院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后有一百馀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3]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宗教志〉后未被采用)。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江西一卷。袁嘉谷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4]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袁金铠本人热衷政治,不常居清史馆,乃约金梁为《清史稿》进行校刻。溥仪出宫后,金梁闲居在家,接到袁金铠的邀请,金梁欣然应允。金梁到馆后,对编修工作颇为投入,“排日付印,如编新闻者,主笔督催,手民侍立,无复有片刻之暇……随引随发,前后不遑兼顾”。[5]
1927年秋,赵尔巽病故,时任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的张作霖续聘柯劭忞代理馆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北伐,奉军连遭败绩,张作霖退守关外。时局动荡,金梁雇佣车马,将书稿“携归私寓,日夕赶办,撰校兼行,一月之间,竟补至百卷。”[5]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自行加入张勋、康有为和张彪三人的传记[6]。然金梁的校订亦有合理之处,如删去《八线对数表》这类非关文史的数学内容。1928年,金梁将书稿送交刊印,共印书1100部,其中400部被运往关外发行,这批书称为“关外本”,是《清史稿》首次发行。
1929年12月1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曾请求行政院禁售该书。1930年2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据第63次国务会议决议训令行政院,发布《清史稿》禁售令,说《清史稿》“纰缪百出”,因此“除派员前赴北平将故宫博物院现存之该项史稿,悉数运京永禁流传外,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仰该院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办理”。[7]
虽然大部分省市相应了这一禁令,但辽宁省不予回应。袁金铠等人也未遭到政府批评针对,并在东北担任要职。袁带到辽宁的数百部史稿“居奇出售,而外人之预订者,亦大都据理争到”,国内预购该书的读者反而“化冤钱而呼告无门”。汪兆镛曾多次请张元济帮他购买此书,最后总共花去320多大洋。[7]
当时傅振伦认为其封禁原因在于“不奉民国正朔”、“复有反民国之嫌”,孟森则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清史稿》作为史料有极大的价值,希望能够解除封禁。容庚也认同孟森的观点,并认为封禁导致书价飙升,“每部索价五六百元”,“政府之禁令,徒为奸人牟利之具”。[7]
1934年9月容庚在《大公报》发文批判封禁之后,引起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注意。同年11月23日,行政院向国民政府呈文称,《清史稿》“现在市肆既间有私售,馆库亦容参阅...不特难餍学术界之望,亦恐国外莠徒,私自翻印,贻笑传讹,影响更大”,希望解除封禁,并令行政院专员“检讨纰漏各点,并签注改正意见”。[7]
11月24日,行政院呈请在第13次会议上通过。汪精卫联系吴宗慈,请求对方主持检阅。吴发现有十九种错误,并修改了八种:“计已改正者,曰反革命、曰藐视先烈、曰不奉民国正朔、曰例书伪谥、曰反对汉族、曰一人两传、曰目录与书不合、曰人名错误,计为八项”。[7]
1935年9月17日,汪精卫在第230次行政院会议上报告了书稿检校情况,会议决定“交教育部于两个月内提出意见。”然而汪在11月1日遇刺,难以再支持吴宗慈等人,后教育部长王世杰向行政院提议先发行未修改的《清史稿》,“惟须责令附印吴氏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支持这种做法。但国民政府并未回应这些意见。[7]
1936年1月8日,《清史稿》修订工作交到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手中,由其主任委员邵元冲负责。他对之前的修订并不满意,说“何其草率至此,拟函正之。”他先后联系柳诒徵、吴宗慈,想要建立专门的清史修订机关。[7]
1936年2月17日,邵元冲向中政会内政、教育联组会议报告,会议同意继续编订,但“原有之《清史稿》,不能解禁”;“中央应设国史馆,负责整理编辑国史,并以编订清史事隶属之”。[7]
1936年12月,邵元冲在西安事变中丧命,修订工作就此中断。但由于禁令已经松弛,1937年1月17日,北平文奎堂书店在《大公报》发布广告,公开发售《清史稿》下半部,“全部二百元,开春即增价,有藏旧半部者速函文奎堂再议配补,十日为限”。但政府旋即要求行政院重申禁令,后者转令北平、天津和上海政府查明情况并予以禁止。[7]
1939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史馆筹备处,林森要求继续修订《清史稿》,提议虽然通过,但由于战乱频仍,实际修订并未进行[7]。1958年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书局重新修订《清史稿》[8],并在2006年4月5日再次重修[9]。
全书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1911年)共296年的历史。
《清史稿》成书之后,海内外先后重印,形成不同版本,有关外本、关内本、东三省第一次改正本、东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广岛本、南京本、上海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等,其中以关外本、关内本流传最早,影响很大。
《清史稿》刊印后,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评。《河渠志》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最大河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1928年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随后组织人员对《清史稿》初步检阅审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称《清史稿》多有错谬,[12]“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十有九项”,认为“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南京国民政府遂将《清史稿》定为禁书,不准刻印及发售。[3]然而禁令非但没有禁锢《清史稿》的流通,而且还助长了民间私印盗刻《清史稿》的行为。甚至该书的“关外本”还大量流入日本。
编纂者及后人评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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