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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和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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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和國家領導人是蘇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一黨執政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政治術語。該詞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時，是一個指稱中共中央和國家機構層面具有特定職務及級別高級領導人的政治術語，分為「國家級正職」（正國級）、「國家級副職」（副國級）。級別從正國級首位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至副國級末位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常見於中國大陸媒體報道、官方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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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序列
新華網《黨和國家領導人》資料網頁列出當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結構和名單，包括擔任下列機構的21種職位、占100個職數的68名領導人，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為首，到全國政協副主席為止[1]：
- 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的3大機構的主要領導人：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大國家機構的主要領導人：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家機構）：國家主席（職位）、國家副主席（職位）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
-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下該國首要統一戰線組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此外，曾於1982年至1992年設立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常務委員和1978年恢復設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當時設有第一、第二、第三書記），也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範圍。1955年授予的十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和十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中未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同樣享受黨和國家領導人待遇。
而中國共產黨、其他黨派和政協組織，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國家武裝力量的其他領導幹部都不屬於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如中央軍委委員等高級軍官僅屬於「軍隊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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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排名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央委員會主席或總書記）排名一直都名列首位（除短暫的換屆過渡時期），但其餘職務的排名則不定。據馬若德與沈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書，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對領導人排名的先後順序極為看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曾經親自指定一些領導人的排名[2]。1959年劉少奇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他也是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黨內地位僅次於黨主席毛澤東名列第二。「文革」爆發後，劉少奇在被「打倒」的過程中，他由排名第二位的政治局常委下降到排名第八位，之後再被開除出黨[3][4]。
一般而言，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同時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負責人職務，其政治排名會是第一位，但鄧小平執政時期情況卻不一樣。鄧小平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確立為實際最高領導人，當時他仍擔任「三副一長」的職務，政治排名在黨主席華國鋒和另一位副主席葉劍英之後，位列第三[5]。到了1981年6月，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他的排名繼續保留第三位，在新任黨主席兼總書記胡耀邦和葉劍英之後[6]。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後，鄧小平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的職務，但留任中央軍委主席，排名僅次於時任總書記趙紫陽。此後至鄧小平卸下所有職務前，繼續保留排名第二的政治地位，但他在1989年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卸任中央軍委主席後被確認為「領導核心」，正式確立其第二代最高領導人的歷史定位[7]。
李先念任國家主席時，在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在國務院總理後面。到了楊尚昆1988年擔任國家主席時，他沒有進政治局常委會，但與其他領導人同列時排名第三，僅次於前後兩任總書記趙紫陽、江澤民和鄧小平之後。從1993年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兼任國家主席開始，國家主席在時隔34年後再次排名黨內首位。
李鵬任國務院總理時排名高一位於先後兩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非政治局常委）[8]、喬石（政治局常委）[註 1][註 2]；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排名仍然高一位於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註 3]。此後在胡溫時代，委員長吳邦國排名也在總理溫家寶之前[註 4]。直至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排名在政治局常委中才重新高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位列第二[註 5]；張德江之後的委員長栗戰書的排名也在總理李克強之後[註 6]。但是自李強出任國務院總理以後，排名卻仍在資歷更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之前，這是否會成為中國政壇新的政治慣例尚且還有待觀察[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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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
以下依照中國內地官方媒體報道文本中的順序列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共68人（21種職位，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與「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一個機構兩塊牌子）（2023年3月更新）和他們的現任職務等重要信息（出自官員簡歷等官方資料）。
現任國家級正職領導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及未擔任上述職務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黨和國家機構換屆後，部分已卸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但仍繼續擔任國家副主席或國務院副總理等副國級職務的領導人，也會繼續享有正國級待遇，並在禮賓順序中與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一起，例如姚依林、李嵐清、曾慶紅、張高麗、王岐山、韓正等。部分非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國家副主席也享有正國級待遇，如烏蘭夫、王震、榮毅仁。
自2023年3月起，現任國家級正職領導人共8人：
- 習近平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李 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
- 趙樂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黨組書記
- 王滬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黨組書記
- 蔡 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一）
- 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排名第一）、黨組副書記
- 李 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 韓 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家副主席為副國級職務，但韓正曾擔任第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仍享受正國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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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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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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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共14人（其中非中共黨員6人），按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的名單順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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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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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金國兼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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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卸任黨和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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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去世的離休、退休正國級領導人是吳邦國，於2024年10月8日去世，享年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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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的已卸任副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
最近一位去世的離休、退休副國級領導人是熱地，於2025年6月6日去世，享年87歲。
- 卸任副國級職務後未退休者
個別副國級領導人在卸任副國級領導職務後，繼續擔任實職，並未退休，按卸任的副國級領導人排名：
- 陳希：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國家行政學院院長），已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 夏寶龍：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已卸任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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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待遇
 | 此章節可能包含原創研究。 |
在某些重大會議上，當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主席台就座時，而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組成部門負責人等非黨和國家領導人則坐在下面。新聞播送時，正國級領導人擁有特寫鏡頭（如播送軍隊新聞，則軍委副主席擁有特寫鏡頭）。
目前，黨和國家領導人多在北京市及附近地區居住。除私人房產外，已知的公配住宅或官邸位於中南海、玉泉山、西山、新六所、府右街、北長街、南長街、南池子、米糧庫胡同（鄧小平官邸）、富強胡同（胡耀邦、趙紫陽官邸）、史家胡同、東交民巷17號（溫家寶時期國務院總理官邸）、毛家灣（曾為林彪住處，現為中央檔案館）等。
- 資訊
- 電話
- 紅色專線電話（紅機）
- 國際首腦熱線：中美元首熱線（1998年開通）、中俄元首熱線（1998年5月8日開通）、中法元首熱線（2002年開通）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本人著作和相關著作的出版和發行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物審查制度的限制，一些著作可能由於題材（如涉及機密）或作者身份敏感（如作者被整肅下台）而無法在中國內地正常出版。《鄧小平文選》、《江澤民文選》、《朱鎔基答記者問》等較暢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曾遭到大量盜版，一度引起新聞出版總署、公安部等部門的「嚴打」。
國慶首都閱兵時，中央軍委主席通常會乘坐紅旗牌檢閱車。如在2009年國慶60周年閱兵式上，胡錦濤乘坐一輛牌號為京V 02009的一汽紅旗HQE特裝型CA-7600J[15]。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地方視察時多乘坐豐田考斯特，2015年開始使用宇通T7系列中型客車[16]。
在2004年式軍車號牌方面，京V軍牌為中央警衛局使用。
- 有專屬的列車班次，由東風11Z型柴油機車牽引。
- 2022年6月30日，習近平視察香港時曾乘坐CR400AF-2271專用列車抵達香港西九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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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項規定限制只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最高領導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政府首腦）出訪時可以乘坐專機，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訪時只可以乘坐包機。[17]
- 國內專機由空軍第34師（專機師）負責，駐地北京西郊機場。其專機隊包括：
- 空中客車A319-115CJ計3架，機身編號: B-4090, B-4091, B-4092
- 波音737-85N 計2架，機身編號: B-4080, B-4081
- 波音737-89L 計2架，機身編號: B-4082, B-4083
- 波音737-76D 計2架，機身編號: B-4025, B-4026
- 波音737-34N 計2架，機身編號: B-4020, B-4021
- 波音737-33A 計2架，機身編號: B-4018, B-4019
- 波音737-3TO 計2架，機身編號: B-4008, B-4009
- 波音737-3Q8 計2架，機身編號: B-4052, B-4053
- 圖-154
- 龐巴迪CRJ-200
- 龐巴迪挑戰者600型行政機 計10架
- 總書記和總理出國訪問或視察港澳時，曾租用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機身編號為B-2472的波音747-400型大型客機。使用前進行為期15天的改裝和維護，外訪任務完成後，這架飛機又投入商業航線運營。目前已由中國國際航空機身編號為B-2479、B-2481的波音747-8型大型客機代替B-2472執行專機任務，總書記出訪時乘坐B-2479、B-2481，B-2482作為備機同行。且B-2479、B-2481已不再投入商業航線運營，B-2472則於2020年8月11日重新投入國航普通航班運營。總理出訪時乘坐中國國際航空機身編號為B-2480的波音747-8型大型客機。
2018年6月10日，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啟程前往新加坡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會談，原計畫使用稱為「蒼鷹號」的伊爾-62，但改為向中國國際航空租借常做為行政專機使用、機身註冊號B-2447的波音747-400做為往返新加坡的專機。[19]據悉，該客機曾作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行政專機。[20][21]
1991年，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的離、返京送迎儀式從機場改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送迎儀式後來於2003年5月被廢除[25]。
2017年10月27日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細則》第14條規定簡化機場迎送和接待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出訪抵離京時，可安排出訪主辦部門、中國民航局各1位負責同志到機場迎送，其他部門不安排負責同志前往迎送；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出訪抵離京時，不安排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前往機場迎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出訪，各有關駐外使領館不安排中資機構、華僑華人和留學生代表到機場迎送。駐外使領館和其他駐外機構一律不得向代表團贈送禮品，外方所贈禮品應嚴格按國家有關規定處理[26]。
1980年7月，公安部制定《警衛工作細則》，擔任下列職務的領導人被列入「國家保衛對象」[27]：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1994年7月1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警衛工作規定》，下列人員被列入「警衛對象」[27]：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中共中央和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退出領導崗位的原警衛對象。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交通警衛分為一級交通警衛和二級交通警衛。
生活待遇
2007年12月24日，即將退休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公開表示，「我現在每年所有收入12萬元（人民幣），這還包括保姆費。」[28]
黨和國家領導人等中央保健對象的保健工作由中央保健委員會領導的衛生部保健局具體負責。已知定點醫院包括北京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便有通過特殊渠道向黨和國家領導人、黨政軍各級官員以及其他具有特別身份或地位的人群供應優質特製物品的制度存在，這一制度被稱為「特供體制」[29]。該制度起源於中共延安時期，最初是為了在困難時期保證最高領導層的健康安全和生活質量而設立，其所供應的物品也多僅限於食品和日用品，後來逐漸擴展至奢侈品、稀有物件、生活保障、乃至進口產品（如友誼商店）等在內的諸多方面並最終發展成一種特權待遇[30][31]。在過去[何時？]，不少商品會標榜自己為特供商品以吸引眼球。但在2013年，這一行為被明令禁止[32]。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稱特供制度已經被取消多年，將市面上特供商品的存在批駁為特權思維[33]。
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配屬人員可能有領導人辦公室主任、秘書（政治秘書、機要秘書、警衛秘書/警衛長、生活秘書等），警衛員，司機、廚師、服務員等等，隨歷史時期、各人職務等情況而不盡相同。知名的前黨和國家領導人配屬人員有：毛澤東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陳伯達、江青、張玉鳳等[34]；曾任葉劍英衛士，後參與懷仁堂事變，後曾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的曹清[35]；前趙紫陽秘書，六四事件後被判刑的鮑彤；前江澤民秘書、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賈廷安；涉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的前陳良宇秘書秦裕；涉海伍德死亡案的前薄熙來家勤務人員張曉軍等。
曾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服務的著名翻譯（除註明外語種為英語）有：
其他制度
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80年代鄧小平實際主導最高決策時決定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終結了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終身制，建立起任期制和退休制度[36][37][38]。1989年11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於次年3月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正式退休；其後數年內，陳雲、楊尚昆、薄一波、習仲勛、萬里等中共元老也正式退休，以實際行動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36][37][39]。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政期間延續了該項政策[40][41]。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第三次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即再次連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42]。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又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第三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43]，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位任期超過十年的國家主席，任期超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歷任國家主席[註 8]。有媒體據此認為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已經復辟[44][45][46][47]。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1997年1月31日印發《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48]。
2012年起，根據中央有關文件規定，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對外公務交往中受贈的職務性禮品實行集中統一管理[49]。
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七條第二款（第二項）規定，廣告不得「使用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名義」。
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查禁利用在任、離任或已故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影響力的商業活動：
- 1992年3月9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堅決制止非法使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義、形象、言論進行廣告宣傳的通知》（工商廣字〔1992〕第34號[50]）
- 1995年10月19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使用已故或離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名義進行廣告宣傳處理意見的答覆》[51]）：「使用已故或離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名義進行廣告宣傳，其廣告效果相當於使用現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名義做廣告。」
- 2006年8月16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於對廣告中使用黨和國家領導人名義的違法行為進行檢查的通知》（工商廣字〔2006〕156號[52]）：「各類商場、專賣店、特許經營店、餐飲店及其他銷售點均不得擺放領導同志題詞、照片，也不得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名義進行廣告宣傳。」
- 2007年6月15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關於禁止利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做商業促銷宣傳的通知》（工商廣字〔2007〕122號[53]）：「禁止在商品及其包裝物上使用和出現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已離職或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形象、題詞以及任何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名義的表現形式。」
2012年7月24日，時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在北京暑期網絡環境整治工作部署會上表示，對利用互聯網製造和傳播政治謠言，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及現行體制的，情節輕微的將予以公開警告，情節嚴重的要依法嚴厲打擊。
被貶謫或整肅者
被貶謫或整肅者不完全匯總
- 被迫辭去國家級職務：
- 被撤銷國家級職務
- 平反後恢復副國職：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原副國級）
- 棄職外逃後被撤職：達賴喇嘛·丹增嘉措
（原副國級） - 降為正部級：楊晶（原副國級）
- 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 平反後復出任正國職：鄧小平（原正國級）
- 平反後復出任副國職：習仲勛（原副國級）、烏蘭夫（原副國級）
- 被軟禁至死：趙紫陽（原正國級）
- 被開除黨籍、公職：
- 1955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高崗（原正國級）
- 1968年由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認定為頭號走資派和「叛徒、內奸、工賊」並「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在虐待中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平反：劉少奇（原正國級）
- 死後由最高人民法院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林彪（原正國級）、葉群（原副國級）、康生（原正國級）、謝富治（原副國級）
- 被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
- 1954年8月17日，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因「高饒事件」在北京服足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 1969年11月12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第二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河南受迫害時病亡。
- 1971年9月13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林彪及其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群在「九一三事件」中墜機喪生；林彪的屍體被宣布發現於蒙古人民共和國，至今遺骸仍然未能回國。
- 1991年5月14日，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在北京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 1996年2月2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在其住所被其武警衛兵殺害。
- 2000年9月14日，被罷免的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因受賄罪在北京被以注射方式處決。
在任或卸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逝世後，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新華社播發官方訃告，配發標準遺像[56]。曾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逝世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等幾大正國級機構聯名發布最高規格的訃告《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隨後是治喪委員會名單和治喪委員會公告。
例如，2007年病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黃菊是自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逝世以來，第一位在任上去世的在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自1992年李先念逝世以來，第一位在任上去世的在任正國級領導人[註 9]。《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訃告》中給予較高的評價，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新華社配發黃菊的側面照片作為官方標準的「黃菊同志遺像」；新華社還播發《黃菊同志生平》以示哀悼[57][58]。而其他已退休的非四套班子一把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逝世後，則一般不以國家機構而是新華社的名義發布逝世消息。如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劉華清和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榮毅仁[59]。
追悼會制度由西方傳入，1944年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作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講話肯定並要求推廣追悼會制度，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殯葬改革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的慣例[60]。198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黨組《關於共產黨員應簡辦喪事，帶頭實行火葬的報告》，規定：「除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在國際國內有重大影響的同志外，共產黨員逝世後，一般不成立治喪機構，不舉行向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61]。
官方成立的治喪委員會為一些重要領導人舉辦「追悼大會」，會上由重要人物致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悼詞。有時，死後受到處分的前領導人的悼詞會被處分文件撤銷，如1980年中共中央在一場政治性的特別審判後發文撤銷了對判決書中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康生、謝富治的《悼詞》[62]。目前，絕大多數領導人逝世後都不再單獨在人民大會堂或者其他地點舉行追悼會或遺體告別儀式，只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簡短的遺體送別，由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受邀的其他人士參加。在北京以外逝世的領導人，一般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中共中央到當地送別。
1990年頒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第十四條規定為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和全國政協主席等五大正國級領導人的逝世下半旗誌哀，為其他人士逝世下半旗由國務院依法決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場所由國家成立的治喪機構或者國務院決定[63][64]。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沒有關於「國葬」的法律、法規或其他官方規定。目前只有1981年5月31日至6月4日，國葬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65]。最高規格和空前規模的領導人追悼活動是1976年9月「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及相關活動，其次則是1997年2月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以及2022年12月江澤民同志追悼大會。
部分「追悼大會」
- 1938年3月12日延安，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
- 1938年7月7日延安，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大會
- 1938年10月20日延安，楊蘭史同志追悼大會
- 1939年9月18日，晉東南各界人士紀念九一八、追悼楊裕民先生大會（朱德總司令主祭，彭德懷副總司令致悼詞）
- 1942年7月7日延安，紀念抗戰五周年暨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大會
- 1945年2月7日延安中央大禮堂，彭雪楓同志追悼大會
- 1945年6月17日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主席主祭並題輓詞：「死難烈士萬歲」）
- 1946年4月19日延安機場，「四·八」烈士追悼和公祭大會（朱德、劉少奇主祭，林伯渠、賀龍等陪祭，康生宣讀中共中央祭文）
- 1950年10月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安葬左權將軍暨楊裕民等烈士公祭大會
- 1955年4月17日中山公園音樂堂，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會（主祭人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陪祭人李德全、鄧拓、孔原）
- 1950年10月30日勞動人民文化宮，任弼時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劉少奇作簡短講話）
- 1953年3月9日天安門廣場，斯大林同志追悼大會
- 1963年12月23日勞動人民文化宮，羅榮桓同志公祭大會
- 196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禮堂，艾思奇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楓致悼詞）
- 1972年1月10日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陳毅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致悼詞）
- 1975年4月7日人民大會堂，董必武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致悼詞）
- 1976年1月15日勞動人民文化宮，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致悼詞）
- 1976年7月11日人民大會堂，朱德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
- 1976年9月18日天安門廣場及全國各地分會場，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
- 1980年5月17日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補辦，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致悼詞）
- 1981年6月3日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宋慶齡同志追悼大會（宣布國葬，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致悼詞）
- 1989年4月22日人民大會堂，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
- 1997年2月25日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致悼詞）
- 2022年12月6日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江澤民同志追悼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悼詞）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建立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
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用法
參見
注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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