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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上海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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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區」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用法，請見「上海教區 (消歧義)」。天主教上海教區是天主教會在中國上海市設置的教區，是中國天主教的一個教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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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區沿革
1576年1月23日，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宣布正式成立澳門教區，管轄範圍包括中國、安南、日本及附近諸島嶼[8]:30，今上海地區傳教工作屬澳門教區管轄。1659年9月9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下詔建立中國北部宗座代牧區，代牧駐南京[9]，今上海地區傳教工作歸屬中國北部代牧區。1690年4月10日，教宗亞歷山大八世與葡萄牙政府議定設置在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南京教區[9][10]:187，由羅文藻出任正權主教[7]，今上海地區由南京教區管轄。
1839年9月，教宗額我略十六世頒諭將山東省從北京教區劃出，成立山東代牧區，由山東代牧兼管南京教區教務[9]，任命羅類思為山東代牧區首任代牧。1856年，羅馬教廷傳信部決定撤銷在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南京教區，成立江南宗座代牧區（座堂位於上海），並委託給法國耶穌會進行管理[9][10]:188。1855年，江南宗座代牧區劃分為南京、上海、徐家匯、松江、浦東、蘇州、崇明、海門等總鐸區[9]。1870年，第一次梵蒂岡公會議召開，與會的中國代牧們提出動議，將中國劃分為五大傳教區，為日後在此基礎上成立教省做預備[8]:158。
1879年，教宗良十三世正式將中國劃分為五大傳教區，今上海地區所屬的江南宗座代牧區歸於第三傳教區[8]:158[9]。1920年，教廷將江南宗座代牧區分成江蘇和安徽兩個宗座代牧區，今上海地區屬於江蘇宗座代牧區管轄[7][9]。1926年8月11日[11]，經羅馬教廷批准[9]，從江蘇宗座代牧區中分出成立海門宗座代牧區[7][9]，崇明總鐸區歸屬海門宗座代牧區[7][9][11]。江蘇宗座代牧區改稱南京宗座代牧區[7]。
1933年，從南京宗座代牧區中分出上海宗座代牧區；至此，今上海地區除崇明島外，皆屬南京宗座代牧區。1946年，羅馬教廷宣布建立中國聖統制，上海宗座代牧區改稱上海教區[7]，屬南京總教區所管轄的江蘇教省[12]:641。宗座代牧惠濟良改任上海教區第一任正權主教[7]。崇明總鐸區仍屬海門教區[7][9][11]。
1949年，蘇州及吳縣、常熟、太倉、崑山、吳江等市縣從上海教區劃出新建蘇州教區[9]；揚州總鐸區從上海教區分出，升格為揚州宗座監牧區[7][9]。1959年，崇明總鐸區劃歸上海教區管轄[11]。至此，上海教區管轄範圍和今上海市行政範圍保持一致[1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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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歷史
1603年，徐光啟至南京耶穌會住院，拜會了羅如望（Joao de Rocha），並請羅為他施洗，聖名「保祿」[12]:609-610，成為明末天主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位有史可據的上海天主教徒[12]:609[14]。徐光啟做了京官之後，將其父親和夫人吳氏亦接到北京，並勸他們也信了教[12]:611。
1607年，徐父在北京去世，徐光啟按照天主教禮儀為其父舉行喪禮後，扶柩南歸，回籍守制[12]:612，行前他請利瑪竇派一傳教士至上海傳教。於是利瑪竇從當時入華的十幾位傳教士中選派了南京住院的郭居靜神父去上海傳教[12]:612。同年，北京有一張姓天主教徒隨徐光啟來上海[15]，在浦東建樓定居，俗稱張家樓，張為徐光啟經管其浦東田產[16]，向浦東的佃戶們收田租[15][17]。1608年，將近年終時，郭居靜從南京動身，到上海後，郭神父在上海縣城小南門水門內的喬家浜（今喬家路）南岸九間樓的徐光啟家中住了三天，隨即遷往小南門外的雙園（今桑園街）居住。接著，徐在住宅西旁設立了一間進行宗教活動的小堂[12]:612。
郭居靜神父在徐光啟的親友和農莊佃戶中發展教徒[18]，張姓天主教徒則在浦東與郭神父向徐光啟的佃戶們傳教[15][17]。經過郭的努力和徐光啟的良好榜樣，不到兩年時間，已使200人歸信，郭居靜施洗的這些教徒，成為上海天主教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教徒。1609年12月24日夜，是上海天主教歷史上的第一個平安夜，徐光啟和這些教徒在小堂內，參與了由郭神父主持的彌撒[12]:612。後來張姓天主教徒家族漸興[15]，張家樓周圍漸成聚落（現金橋鎮內）[15][16]，張家樓成為浦東地區最早的天主教徒聚居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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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年[12]:614[19]，嘉定縣高橋人（今屬浦東新區高橋鎮）[20]孫元化在北京受洗入教[12]:614[20]，聖名「依納爵」[12]:614[20][19]。同年，孫告假還家，赴杭州楊廷筠家邀請傳教士去嘉定開教，這時剛從澳門來的謝務祿（Alvarus de Semedo）變名為曾德昭，偕郭居靜隨孫元化至嘉定傳教[12]:614。孫為其建立了住院[12]:614[21]和一小堂[12]:614。不久羅如望來到嘉定[12]:614，孫又捐資在嘉定城中拱四圖[22][23]（今嘉定區教育安全管理中心處）建造了一座教堂[12]:614，這座建於明天啟年間的教堂是上海天主教歷史上的第一座教堂[23][24]:187-188。此後的三四年中，嘉定受洗的教徒有數百人，曾德昭神父稱讚他們「較之歐洲所培養的最虔誠的教徒，並無遜色」[12]:614。
天啟年間，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o）神父進入松江傳教[12]:615，為179名要求入教的信徒施洗[25]，從此松江也有了天主教徒。1628年，畢方濟離開松江[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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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1月[12]:614[26]，內地耶穌會的澳門領導人巴爾邁祿（André Palmeiro）和內地的耶穌會士陽瑪諾、高一志、龍華民、金尼閣、畢方濟、郭居靜、李瑪諾、曾德昭、費奇觀、艾儒略[26]和傅汎際等在嘉定集會[22]，討論「Deus」（即拉丁文「天主」）的漢語譯名統一問題[12]:614[26]以及天主教中國禮儀問題[12]:614[22]，史稱「嘉定會議」[22][26]。會議經過1個月的討論，未取得共識，但參加者表示彼此尊重，並保留各自見解[26]，「聖教三柱石」徐光啟[14][19][26]、楊廷筠[26]、李之藻[19][26]和孫元化列席了嘉定會議[20][19][26]。
1637年[12]:615，耶穌會士義大利人潘國光[27]（Francesco Brancati）被派遣到江南傳教[12]:615，潘的傳教活動得到徐光啟的子孫大力幫助[12]:616。1638年[27][28]，崇明新河鎮中醫徐啟元在上海見到潘國光[28]，接受福音[11]，由潘國光付洗入教[27][11]。1639年[27][28][11]，徐啟元邀請潘國光赴崇明傳教[12]:617[27][11]，潘在徐啟元家中住了幾天[12]:617，為徐啟元全家及親友40餘人施洗入教，在新河鎮徐家宅創立會口[11]，天主教自此傳入崇明[12]:617[28][11]。
1640年[29][30]:218，潘國光得到徐光啟第四個孫女許甘弟大之助[12]:616[29][31][32]購得上海縣城內北部安仁里（今梧桐路）[30]:218[31][32]潘允瑞所建的世春堂舊址[30]:218，重加修葺[12]:616，改為天主堂[30]:218[29][31]，堂名曰「敬一」[12]:616[29]，奉「耶穌救世主」為主保[32]。建築風格為中國宮殿式，高四丈六尺，闊四丈八尺，進深三丈六尺[29]，楠木支柱，雕梁畫棟[31]，可容300人[32]。堂旁為住院[32]。潘國光成為第一個常駐上海的耶穌會傳教士[12]:615[27]。院中築有觀星台[30]:218[29][32]，台高兩丈三尺[30]:218，以湖石疊成[30]:218[29]，刻有黃赤道經緯度[30]:218，有石階盤旋而上[29]，為潘國光研究天文、曆法之所[29][32]，觀星台後於清乾隆年間廢[30]:218。耶穌會尊重當時中國男女有別的風俗，敬一堂專供男教徒參加宗教活動之用，而原徐光啟所建的小堂則專為女教徒參與宗教活動之用[12]:616。敬一堂是至今尚存的上海最古老的天主教堂[12]:616[32]，其建成後的近百年間為當時上海天主教的中心[27][32]。
崇禎年間（1628—1643年），建成金家巷聖母無染原罪堂，為浦東地區最早的天主教堂[33]。
明末，奉城之西的高橋有一戶陶姓人家信奉天主教，後陶姓人家一女嫁於南橋的一戶鞠姓人家，由此鞠家也入了天主教。之後，天主教便在奉賢逐漸傳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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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五年（1658年）[36][12]:618，許甘弟大[12]:618[37]資助潘國光在松江邱家灣建造教堂及教士住院[36]，並獻地百畝為教堂公產[29][38]，是為松江最早的天主教堂[29][25]。隨著傳教的順利，教務的發達，教徒不斷增多，潘國光在上海的天主教徒中建立了「耶穌苦難會」、「聖母會」、「天神會」、「聖依納爵會」和「聖方濟各沙勿略會」五種善會[12]:618。
清順治18年（1660年），羅馬教廷傳信部在中國推行宗座代牧制，從澳門教區分設南京宗座代牧區，將代牧的任命權從葡萄牙手中變相收回。
康熙三年（1664年）9月15日[8]:78，安徽歙縣人[8]:77回教徒[1]:15楊光先向禮部誣告湯若望，發動曆獄[8]:78。清廷諭令各地傳教士集中北京[27]，翌年包括潘國光在內的全國各地26名傳教士全部解京[8]:78[12]:620，隨後留下在清廷服務的傳教士，其餘包括潘國光在內的23名傳教士遣發廣州[1]:15[12]:620。許甘弟大送去生活費銀300兩[37]。1664年，上海有天主教徒42,000人[8]:76-77，松江有2,000人，嘉定有400人[8]:77[12]:620。康熙八年（1669年）[8]:81，湯若望案平反昭雪[8]:102[12]:620。潘國光於啟程回上海前發病，康熙十年（1671年）4月25日卒於廣州，畢嘉、柏應理將其棺材帶回上海[12]:620，葬於南門外的聖墓堂墓地[12]:620[27]（今黃浦區徽寧路第三小學）。
康熙十年（1671年），法籍傳教士劉迪我（Jaques Le Favre）去崇明島，在崇明縣城內購屋一所，改為住院，又在新河鎮西蘇家宅首建諸聖堂並公開傳教[11]。康熙十六年至十九年(1677至1680年)[11][41]，比利時籍神父柏應理得到許甘弟大的資助[41]，將港沿鎮西周圍原有袁家會、沈家會、徐家會、許家會的4個「公所會」（會口）合併，建立大公所，作為崇明的中心堂口[11][41]。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起[22]，由第一位中國主教羅文藻所祝聖最早的三名中國神父[註 1]之一的江蘇常熟人吳漁山在上海縣和嘉定縣一帶傳教[12]:622-623[42]，長達30年[42]。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吳神父仿照潘國光的方法，在嘉定的天主教徒中建立了名為「聖方濟各會」的善會[12]:623。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崇明縣有天主教徒5,000人[11]。康熙五十年（1711年），法籍神父彭加德常駐崇明，彭神父成為第一個常駐崇明的外國傳教士[11]。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祝橋周家宅建瑪爾谷堂，自此，天主教傳入南匯縣[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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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禮儀之爭」發生後，康熙帝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決心禁止傳習天主教[12]:624-625。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實施聖祖制訂的政策，頒發了禁止傳習天主教的諭令[12]:625。江南各地的傳教士為官府所獲，遣送至廣州[12]:625-626。雍正八年（1730年）[29][31]，敬一堂被官府沒收[29]，並改建為關帝廟[12]:626[29][32]。
雍正十二年（1734年）[39][40]，法國耶穌會神父至青浦徐涇蔡家灣傳教[40]，並在蔡家灣建造了一所小堂，定名「慈母堂」[40]，此為青浦縣第一所天主堂[39]。
乾隆元年（1736年），在華亭縣亭林鄉十三保（今金山區亭林鎮紅陽村）建天主堂[45][46]，此為浦南地區最早的天主堂[46]。乾隆九年（1744年），在浦東地區張家樓建尋獲十字架堂（今張家樓耶穌聖心堂前身）[15][33]。
乾隆十三年（1748年），敬一堂旁的住院則被改建為申江書院[12]:626[30][29][32]。其餘各處的天主堂和小堂也被改建或拆毀[12]:626。
在禁教的雍、乾、嘉、道四朝一百多年間，保持信仰的天主教徒仍然秘密地過宗教生活[12]:627-628，並經受教外人和官府方面的種種迫害和敲詐勒索[47]:25，從澳門潛入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神父也在秘密地進行宗教活動[12]:628。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奧籍傳教士南懷仁（Godefroid Xavier de Laimbeckboven）主教從澳門潛入內地，於1760年來到江南，在上海、蘇州一帶傳教，他冒著隨時被捕的危險，藏身在狹小的漁船上，終年奔走，為堅持信仰的教徒施行聖事。同時期和南懷仁主教一起在江南地區牧養教徒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神父有蘇州人管瑪爾（葡語名：Marc Ribero）神父、徽州人姚若翰神父、里斯本人安瑪爾（Martin Corea）等人[12]:626-627。1787年5月22日，南懷仁主教在浦東湯家巷病逝[12]:628[47]:10，他的遺體由教徒運往蘇州白馬澗教友墓地安葬[47]:10。
道光十九年（1839年）10月，南京教區的九十八名天主教徒在王若望和張西滿兩位中國神父的帶領下，於松江佘山腳下的張朴橋會口，在白絹上聯名寫下了上呈教宗額我略十六世的請願書，要求派遣主教和傳教士來華[25][47]:83-84。1840年，教廷傳信部委任在江南傳教的義大利聖家院傳教士羅伯濟（也叫羅類思，Louis de Bési）為南京教區署理主教[12]:628[47]:17，藏匿在浦東金家巷[12]:628，金家巷無原罪始胎堂成為主教府[33]。同年，由沈則寬神父和顧鴻義教友在程家橋北顧村共建北顧耶穌聖心堂，天主教傳入今長寧區境內[48]。
1842年7月11日，三位法國耶穌會神父：南格祿（Claude Gotteland）、艾方濟（François Estève）和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受命完成重返中國的使命，到達上海附近的吳淞[49]。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羅伯濟主教委託李秀芳在張朴橋創辦修道院，同年五月命名為「聖母無玷聖心修道院」，招收了第一批年齡在13至18歲之間的修生，共22人，同年七月，修道院址遷橫塘[25][50]。同年在浦東地區張家樓重建天主堂，堂名聖盎博羅爵堂（今張家樓耶穌聖心堂前身），並設修道院[33]。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0月24日，法國特使剌萼尼與兩廣總督耆英簽訂中法黃埔條約[12]:632[8]:141。條約簽訂後，剌萼尼要求耆英上奏清宣宗弛禁天主教[12]:632，清宣宗准奏[8]:141。1846年2月20日[47]:80，清宣宗頒布上諭，明確允許中國人可以信仰天主教，並宣布歸還康熙年間的天主教教產[8]:142。是年8月[47]:83，羅伯濟、南格祿抓住這個時機，委派梅德爾（Lemaître）神父承擔向上海道台交涉歸還教產的任務[47]:84，經過梅德爾神父的調查，他將要求歸還的教產情況編寫成一本備忘錄[47]:85，交給英國領事阿禮國（Ruterford Alcock）和丹麥領事代理人亞歷山大·卡爾代（Alexandre Calder）[12]:632[47]:85，同年12月初[51]，卡爾代陪同阿禮國及通事前往上海道署向上海道台宮慕久提出歸還教產的要求[47]:86[51]，除老天主堂由於已改作關帝廟無法歸還外[8]:147[47]:86，對於其他兩處教產是否歸還，宮慕久赴省城蘇州向江蘇署理巡撫程矞采請示[47]:86[51]，兩天後，宮慕久回到上海[47]:86，向阿禮國表示可以歸還聖墓堂墓地[47]:86[51]，但老天主堂旁邊一座原屬於神父住院的房屋和一座花園無法歸還[47]:86，不過可以另撥一塊合適的土地作為補償[47]:86[51]。最後達成協議，由上海道撥出上海縣城垣之內的石皮弄（今太陽都市花園處[52]）、黃浦江邊的董家渡和洋涇浜三塊土地作為補償[12]:633[8]:147[47]:87。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南格祿選定在徐家匯創辦一所耶穌會會院[32][47]:114。同年3月，梅德爾神父在毗連當地教友自建的徐家匯小堂處買了一塊地皮。在營造施工時，由一個壞教友領著一群外教友闖入工地，阻擾建造[47]:115[53]。正在工地督工的馬義谷修士挺身而出，懾服了鬧事者。隨後，梅德爾從上海知縣周沐潤那裡要到了一張保護工地的告示[47]:115：「徐家匯地方民地售與弗蘭西羅主教建造堂宇，現在購料集匠興工，如有鄉民在該處阻撓滋擾，並竊料盤踞者，許該地保扭獲解縣究辦。」[53]此後工程得以順利地進行[47]:115。此為上海最早的一次教案，史稱「徐家匯教案」[54]。
同年5月6日，宮慕久正式照會羅伯濟主教，告知同意撥董家渡處18畝土地以供建天主堂之用，同時，對原先撥給城內石皮弄之地改撥城內安仁里老天主堂後花園的一公頃土地，歸教會使用[51]。1847年5月17日，羅伯濟在金家巷為出身於義大利那不勒斯聖家院的傳教士趙方濟（Marescà）舉行了祝聖為助理主教的典禮[12]:633，頂索利主教銜[47]:106。同年7月，徐家匯耶穌會會院落成[47]:115。同年11月，上海道台咸齡致函羅伯濟，同意將北門外洋涇浜張家祠堂所屬的28畝土地撥給教會使用。不久，上海縣署理知縣藍蔚雯致函羅伯濟，同意將聖墓堂墓地歸還[51]。
同年11月21日，羅伯濟主教在董家渡親自給未來的主教座堂奠基，當晚羅伯濟啟程返歐[47]:107-108。1848年6月3日，傳信部批准羅伯濟辭職[47]:111，趙方濟成為了南京教區的署理主教[12]:633。1848年9月11日徐類思神父在張家樓聖盎博羅削堂被祝聖為助理主教，頂塞斯皮斯主教銜[47]:169-170。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在真如夜號南四圖王家厙購地1800平方米，建成主建築5間、附屬建築13間的教堂[55]。同年，建立殷行天主堂，為今楊浦區境內最早的天主教堂[56]。
1855年初，趙方濟主教的健康惡化，上海法國軍艦上的軍醫前來會診後，建議他返回歐洲調養身體[47]:331。1855年4月8日，趙主教從上海啟程返歐[12]:633。同年11月2日，趙方濟主教在那不勒斯去世[12]:632-633[47]:333，在那不勒斯的一座中國公學——聖家書院的聖堂內舉行了趙主教的葬禮[47]:333。趙主教去世後，徐類思成為南京教區的署理主教[12]:634[47]:333。
咸豐六年（1856年）3月19日，徐類思主教接到羅馬教廷傳信部的來信，通知其傳信部已於當年1月21日撤銷南京代牧區，代之以建立一個委託於耶穌會的江南宗座代牧區[12]:634[47]:334，他本人將移駐湖廣代牧區[47]:334。徐類思主教隨即指定了兩位代權主教，由他倆負責徐離開時教區的工作，耶穌會的郎懷仁神父作為耶穌會會士的代權，聖家會的龍保理神父作為非耶穌會會士的中外神父的代權[47]:334-335。同年4月7日，徐啟程離開上海[47]:335。南京教區的撤銷和江南宗座代牧區的建立意味著葡萄牙對中國內地保教權的結束[12]:634。
同年五月十六日（6月18日），在今天虹大廈處，由楊神父及金奚榮、金秀昌等教友集資，始建金家堂[48]。 咸豐七年（1857年），王家厙天主堂正式開放，名聖母聖心堂[55]。
1921年，分為南京代牧區（主教座堂在上海）和安徽代牧區（主教座堂在蕪湖）。1926年和1931年，再度分出海門教區和徐州教區。
1936年，江蘇省剩下的部分分別設立上海代牧區和南京代牧區，上海代牧區管轄長江以南蘇州以東的地區，和長江以北除徐州和南通附近以外的地區（大半個蘇北，但信徒較少）。
1946年，羅馬教廷宣布在華實行聖統制，上海宗座代牧區改設正式的上海教區。至1949年底，上海教區範圍包括上海市及江蘇省上海、寶山、嘉定、川沙、南匯、青浦、松江、奉賢、金山等9縣。
1949年，上海教區共有425座聖堂、84位教區司鐸、137位會籍司鐸、14,5244名教友[57]。
1949年，從上海教區又分出蘇州教區和揚州監牧區、海州監牧區兩個監牧區，上海教區和蘇州教區均由中國籍主教管理。1950年，蘇州主教龔品梅兼任上海主教。
1951年9月6日，陳哲敏、沈士賢、侯之正，高樂康（Le Grand），趙玉明（Mg. Prevost）5人在上海天主教協進會，莫克勤神父在高隆邦會同日被捕。1953年6月15日夜，朱樹德神父被捕。
1955年9月8日夜，上海教區正權主教龔品梅，以及張希斌、金魯賢、蔡石方、朱洪聲、陳天祥、王仁生、陳雲棠、朱雪帆、劉季澤、傅鶴洲、李度、范忠良等30多名神父被打成「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被捕入獄，史稱「九八教難」。
1960年3月17日，龔品梅主教等人一起被判刑。同年自選自聖張家樹為上海教區主教，不被教宗承認。主教座堂也遷到徐家匯天主教堂。
1966年文革開始，所有聖堂全部關閉，挪作他用。1965年，修女被集中住在漕溪北路201號，1966年6月文革爆發，教區受到衝擊，存款被凍結，房產包租被取消，8月神父也被集中住在漕溪北路201號，教職人員參加生產勞動維持生活費用。
1979年6月3日，張家樹在徐家匯聖母院小聖堂內舉行了一台聖神降臨瞻禮彌撒，這是上海教區宗教活動中斷十三年後的第一台彌撒[58]。1980年春傳出聖母在佘山顯現，3月15日，江浙滬一帶近三千名教友前去佘山朝聖和祈禱[59][60]。1989年9月30日即聖熱羅尼莫教父、聖師紀念日，由陳日君神父主祭，羅國輝神父和馬愛德神父共祭，在佘山修院小聖堂第一次以公開、正式的方式舉行了內地教會第一台梵二中文彌撒[61][62]。1993年2月，教區決定恢復「總鐸區管理」的傳統模式，將上海教區劃分為市東、市西、浦東、上海郊縣、崇明5個總鐸區。1994年年底又把浦東總鐸區分為浦東東部與浦東西部兩個總鐸區，成為6個總鐸區，分別由蔣衛淋神父、艾祖章神父、陳忻德神父、龔天德神父、趙景充神父擔任六區總鐸[63]，總鐸座堂分別為徐家匯聖依納爵堂、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略堂、邱家灣耶穌聖心堂、傅家玫瑰聖母堂、唐墓橋露德聖母堂、大公所耶穌聖心堂[7]。
上海教區公開團體現有約111處教堂、宗教教職人員168人，劃分為市區、浦東、浦南、嘉青松、崇明五個總鐸區。至2023年12月底，上海市登記開放的天主教教堂111處，天主教宗教教職人員168人。市級宗教團體5個，分別是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上海市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天主教上海教區、上海市市天主教知識分子聯誼會；在滬宗教院校1所：天主教佘山修院；宗教出版機構1個：光啟社。[64]。全市分為五個總鐸區，分別為市區總鐸區、浦東新區總鐸區、嘉青松總鐸區、浦南總鐸區、崇明總鐸區；總鐸座堂分別為徐家匯聖伊納爵主教座堂、唐墓橋露德聖母堂、邱家灣耶穌聖心堂、褚家聖安德肋堂和大公所耶穌聖心堂。
歷任牧長
上海代牧區宗座代牧
- 惠濟良（Bishop Auguste Alphonse Pierre Haouisée, S.J.）（1933年12月13日-1946年4月11日）耶穌會會士，1928年6月25日，被任命為南京代牧區輔理主教，1931年5月13日，惠濟良接任南京代牧區主教一職。1933年12月13日，教宗將南京代牧區分為南京和上海2個代牧區，惠濟良留在上海，繼續擔任上海代牧區主教。1946年4月11日，成為天主教上海教區首任正權主教。1948年9月8日在上海去世。
上海教區正權主教（教廷承認）
- 惠濟良（Bishop Auguste Alphonse Pierre Haouisée, S.J.）（1946年4月11日-1948年9月8日）
- 教座懸缺（1948年9月8日-1050年7月15日）
- 龔品梅（Cardinal Ignatius Kung Pin-mei）（1950年7月15日－2000年3月12日）1949年8月9日，被任命為蘇州主教，10月7日接受祝聖，1950年7月15日，調任上海主教，兼蘇州和南京二教區宗座署理，1955年9月8日，龔品梅被捕入獄。1979年6月被秘密冊封為樞機，1988年1月被提前釋放，1991年6月29日，教宗在羅馬授予樞機，2000年3月12日在美國去世。
- 范忠良（Bishop Joseph Vei Zong-leong, S.J.）（2000年3月12日-2014年3月16日）耶穌會會士，1985年2月27日，被祝聖為助理主教，2000年3月12日，接任上海教區正權主教職位，及南京教區署理主教，2014年3月16日在上海去世。
- 教座懸缺（2014年3月16日-2023年7月15日）
- 沈斌，（Bishop Joseph Shen Bin）（2023年7月15日任命）2023年4月4日，未獲教廷任命便就任上海教區正權主教。7月15日，教宗方濟各批准沈斌接任上海教區主教[65]。
上海教區助理主教
- 金魯賢，（Bishop Aloysius Jin Lu-xian, S.J.）（2004年-2013年4月27日）耶穌會會士，1985年1月27日，被官方祝聖為助理主教但未獲教廷認可，1988年成為官方的上海教區主教。教廷2004年認可他是上海教區助理主教。2013年4月27日在上海去世。
上海教區輔理主教
- 邢文之（Bishop Joseph Xing Wen-zhi）（2005年6月28日-2011年）2005年被推舉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獲教廷和官方雙重認可，6月28日晉牧。後與官方出現矛盾，2011年辭職。
- 馬達欽（Bishop Thaddaeus Ma Da-qin）（2012年7月7日就任）2012年5月30日被推舉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但教廷只承認他是輔理主教，7月7日被官方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在晉牧儀式上宣布退出愛國會，隨後被軟禁。12月被剝奪主教職務。
- 吳建林（Bishop Ignatius Wu Jianlin）（2025年8月11日任命）2025年4月28日，被推舉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候選人；2025年8月11日，教廷批准他的主教資格，2025年10月15日，祝聖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66][67][68]
上海教區正權主教
- 張士琅（Fr. Francois Xavier Zhang）（1956年3月19日-1960年）（自選，代理，後未獲宗座認可）1956年3月16日被推舉為上海教區代理主教，以取代被捕入獄的龔品梅主教，3月19日舉行就職彌撒並電告傳信部，3月27日羅馬復電拒絕，1964年去世。
- 張家樹（Bishop Aloysius Zhang Jia-shu, S.J.）（1960年4月27日-1988年2月25日）（自選自聖，後未獲宗座認可）1960年4月23日，由上海教區一批神父教友推舉為上海教區主教，同年4月27日被祝聖為上海教區主教。1988年2月25日在上海去世。
- 金魯賢（Bishop Aloysius Jin Lu-xian, S.J.）（1988年2月25日- 2013年4月27日）
- 教座懸缺（2013年4月27日-2023年4月4日）
- 沈斌，（Bishop Joseph Shen Bin）（2023年4月4日就任）
上海教區助理主教
- 金魯賢（Bishop Aloysius Jin Lu-xian, S.J.）（1985年1月27日-1988年2月25日）
- 李思德（Stephen Li Si-de）（1985年1月27日-1993年）1985年1月27日，被官方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1993年去世。
- 馬達欽（Thaddaeus Ma Da-qin）（2012年7月7日-2012年12月）
上海教區輔理主教
教堂與司鐸、修女名單
截止2010年12月，上海教區聖母獻堂會共有87位修女，其中包括21位暫願修女、6位在院初學生、2位初試生。現任上海教區聖母獻堂修女會會長為王敏修女。
現機構組織
上海教區設有秘書處和辦公室[76]，另設有牧靈委員會、聖召委員會、禮儀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外僑牧靈服務組、培育團、 教區諮議會、教理信仰委員會、教育委員會[77]。
教務機構
- 上海天主教教務委員會 [78]
前機構組織
- 震旦博物院[92]
- 上海公教進行會[91]
著名人物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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