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 (中国)

士族，是中国歷史上東漢至唐代，世代為官的士大夫階層，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家族。宋代及以後，「士族」一詞含義有所改變，士人取得官位後就是士族、士大夫，已沒有世襲的意味。^[1]

權力基礎

士族往往擁有大量土地，其宗族位於廣大農村，在地方上擁有勢力，進而參與國家政事，分享中央權力。地方有事時，士族借助其在中央的權力，維護自身的宗族勢力。中央有變時，士族在地方的宗族與地主身份仍延續不絕。^[2]南北朝時的世家大族，还往往供養大量奴隸、部曲和蔭附民。^[3]

演變

漢代

士族階級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漢代。西汉一度十分的平民化，出现布衣将相之局，但此后新一轮世家的因素逐渐缓慢积累，出现了官场上有官僚世家，地方里有豪强世家，士林中有文化世家的三元格局^[4]。

官僚世家：秦汉实行选贤任能，但也保障官僚特权，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可以任子一人为郎官。尽管有些家族做官仅延续两三代就衰落了，但是总有一些家族延续的更长，因为世代为官，逐渐建立了族望，形成官族，进而“家世二千石”^[4]。

豪强世家：在乡里，拥有大量田地、大量宗族和大量依附民的豪强世家。于东汉不断发展，其子弟往往在本地做官^[4]。

文化世家：东汉以来，经学主要通过家族来传承，不断涌现经学世家，如弘农杨氏世传欧阳《尚书》，号称“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经》，四代人有五人位居三公之位，号称“四世五公”。东汉末年，因为学风的转变，士人不再埋头读书，而是投身于交游和聚会，讨论文化和政治，因此又出现了名士和世代名士的家族，如颍川荀氏和颍川陈氏等^[4]。

乡里豪族因为有经济实力，可以让子弟去读书，学习经学后有了文化进入士林，可以通过明经做官的道路进入官场，政治权势的获得，又反过来加强他们在乡里的权势。东汉的官场官族、乡里豪族、士林学门不断的互相转化，逐渐融合，最终发展成中古时期的士族门阀，把经济、政治、文化融为一体^[4]。

三國

董卓亂後，地方割據。雖然曹操因自己父親曹嵩是宦官養子，出身宦官家族的他，出于唯才是举的政略需要，曾试图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其子曹丕篡漢后，接受了九品官人法（又稱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极大強化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而孫吳之所以能與曹魏长期抗衡，与孫氏獲得江东地區士族的合作不無關係。相反的，蜀汉則是以諸葛亮為首的荊州集團長期佔據統治地位，亦能得到部分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

漢末以來的社會動盪，使人才流徙，無法進行察舉，故曹丕採用陳群等的建議，創制九品官人法，以選拔官吏，擴大政權基礎。其辦法是，在朝廷選擇賢能與有識鑒的官員，擔任其本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負責查訪散居各地的同籍貫的人事。

中正官主要依據人的德行與才能評定優劣，定為九品，據以作任官的標準。九品中正制初行時，尚能秉持當年曹操用人「唯才是舉」的原則，不分門第高卑。但因中正官多由高門子弟擔任，他們在評選時不免偏私，往往只看族譜家世。制度實行久了，中正官被門閥把持，只推選門閥子弟，加速士族階級發展，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遂形成不成文的姓氏出身等級制度，鞏固了門閥對官職的壟斷。

兩晉南北朝

西晉沿用九品中正制，加速士族階級發展，門閥在政治上居於絕對主導地位。司馬懿家族出身士族河內司馬氏，故重視士族利益，門第愈高，官職愈高。永嘉之亂後，東晉立足金陵，亟需南遷士族及當地門閥的支持，而五胡亂華後統一北方的北魏政權也希望取得鮮卑貴族和漢人士族的擁戴，門閥政治因此進入鼎盛期。

南方

• 僑姓：因永嘉之亂從北方南遷江東（又稱江左）的士族，仍以中原名族自相標榜，稱為僑姓，其中以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陈郡袁氏、蘭陵蕭氏為大姓。他們原先在北方並非顯赫大族，南遷後靠著在東晉朝廷上的政治力量以及中原陷入五胡亂華的影響，聲望一度超越留在北方的大族。東晋亡后，僑姓有的北归，有的留在南方。南梁時，侯景曾請婚於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兩家遭辱而生怨隙，當侯景南下攻陷金陵之後，旋即大肆殺掠門閥士族。僑姓除蘭陵蕭氏，在侯景之亂後已不再興盛。

• 吳姓：江東地區自东汉以來的當地名族，稱為吳姓，以吳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吴郡朱氏、吴郡张氏、吴郡顾氏、吴郡陆氏為大姓，號稱「吳四姓」。本來江左最具權威的是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號稱江東二豪，甚至有「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但後來周氏、沈氏與東晉官方關係交惡，涉入了政治風波，逐漸被吴四姓超過。

南方的僑姓和吳姓又統稱「江左士族」。大體來說，吳姓被僑姓壓抑，略次一等，且兩者之間的芥蒂甚深。東晉之初，中原沉淪，吳郡便以上國自居，妄自尊大，常稱南下的北人為「荒傖」、「傖父」等，为天下笑。而同為僑姓又有渡江早晚之分，劉宋以後，渡江較早的北人反而也以「荒傖」來稱呼晚來的北人。与侨姓相比，江東本土的吳姓并没有完全驯染于清谈中，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两汉经学的学风。^[5]南梁末年，西魏攻克江陵，大批士族之民被擄往關中，江左士族名存實亡。

北方

• 郡姓：永嘉之亂後仍留在北方、未隨晉室南遷的士族，後來隨著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郡姓也被切割成兩支。一支為經東魏到北齊，仍然保持漢代講經學、重儒術傳統的「山東士族」，以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為大姓。在唐代，此七族合称七姓十家，社會地位顯赫。另一支則是經西魏到北周，在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下形成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為大姓。關中郡姓與「八柱國」的合作，可說是西魏、北周、隋、唐建立的基礎，即陳寅恪所提出的「關隴集團」。

• 虏姓：北魏孝文帝推行孝文漢化政策，命鮮卑人著漢服、說漢語、改漢姓，如皇族拓跋氏改元姓、步六孤氏改陸姓、賀賴氏改賀姓、獨孤氏改劉姓。又以京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为郡望，形成以鮮卑皇族與貴族為首的河南元氏、河南长孙氏、河南宇文氏、河南于氏、河南陆氏、河南源氏、河南窦氏等。由鮮卑人的顯貴，搖身一變為漢姓的士族，被稱為「虏姓」，又稱「代北士族」。然而，孝文漢化近四十年後的河陰之變中，漢化極深的鮮卑皇族及虜姓士族遭到爾朱榮屠戮，人數大為減少，逐漸融入漢人士族之中。

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又合稱「四姓」，南北朝時期「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新唐書‧柳沖傳》：「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山東士族重視姻親關係，江左士族重視個人風格，關中士族重視功成名就，代北士族重視帝王亲族。

隋唐

隋唐時期的士族以關中士族和山東士族兩大集團為主，其特徵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祿世婚。^[6]自魏晉以來的中國政權，幾乎都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權有賴關中士族支持擁戴，而山東士族仍保有數百年的重閥閱、講經學之傳統，所以依舊享有優越的政治及社會地位。

隋唐以來都有君主致力於削弱門閥，但由於他們對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會聲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溫和的政策來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內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取士，目的即是擇取人才，削弱門閥任官系統。可惜隋朝國祚甚短，到唐初，科舉並不發達。唐太宗指示以當時大臣品位高低訂定等級，重新判定《氏族志》。結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長孫氏，山東士族博陵崔氏被降為第三等。

武后為抗衡以關中士族為核心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舉制度中提昇進士科的地位，使科舉制度更加完備。明經科、進士科都是考試科別，明經科考主要考驗對儒家經典的記憶和理解；而進士科除了經學外，加考詩賦和時務策論，對文學創造力及治國政策見解有著更高的要求，極難考取，錄取率僅明經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因此進士科愈來愈受重視，地位尊崇，時人稱進士及第者「白衣公卿」。這意味着傳統上主攻明經科的士族在歷代所享有的優勢，也就是對於經學的優渥學識，随着進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戰。所以唐代出現了牛李黨爭，即明經科的李德裕黨與進士科的牛僧孺黨之間的政爭。

北方在經過了數百年的門第觀念影響下，民間相當盛行「門當戶對」這種不同門第、不相通婚的風氣，有些世家大族甚至連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臣的女儿们都進入了挑选名单中，朝廷内外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朕本想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的衣冠女子为媳婦，聽聞朝中大臣们都不愿與朕結親，為甚麼？我家也是数百年的衣冠世族，怎麼把神堯皇帝的家族當作不娶妻的羅漢！”唐文宗于是放弃了為太子选妃的计划^[7][8]。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仅为九品卫佐的崔皋^[9]，唐文宗無奈地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閥閱。我家族當了兩百年的天子，竟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10]？”陈寅恪认为李唐数百年的天子门户还比不上山东旧族九品卫佐的崔皋，可以想见山东世族心目中两者社会价值的差距，李唐皇室出自关陇胡汉集团，与山东士族以礼法为门风的家法大有不同，李唐汉化程度较深后，与旧有的士族相比自觉相形见绌，越发仰慕，贵为天子也不能胜过山东世族九品卫佐的崔皋，说明山东旧族的自我高标准并非没有原因^[11]。

但随着士族的政治实力在唐代逐渐衰落，他们在联姻选择上也开始向皇权靠拢。山东“五姓”士族里与李唐皇室联姻的大有人在。博陵崔氏第二房的崔杞、崔真、崔嵩，博陵崔氏大房的崔铣、清河崔氏大房的崔惠童都是唐朝驸马，荥阳郑氏的郑敬玄、郑沛、郑何更是三朝驸马。山东郡姓与李唐远房宗室联姻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例如，清河崔氏南祖房崔侁就娶了李唐宗室、李虎第八子李亮后代为妻。^[12]

士族在社会风向上进一步屈服于皇权的体现，是作为“五姓”之一的陇西李氏主动请求朝廷将其家族策宣为皇室的一部分。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742年8月27日），因为李彦允上奏称与唐玄宗同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请求甄别并加以录入宗室属籍，唐玄宗下诏让将绛郡房、姑臧房、敦煌房、武阳房四个房支的后裔录入宗正寺，编入唐朝宗室的属籍^[13][14]。

与此同时，中唐以来甚至出现了由科举上位的新贵在联姻选择上瞧不起老士族的情况。例如，寒门张嘉贞以明经入仕，后于玄宗朝官拜宰相。他的儿子张延赏、孙子张弘靖得以门荫入仕，并接连成为宰相，成为显赫的新贵族。张延赏在择婿时，曾瞧不起京兆韦氏鹛城公房的韦皋^[15][16]

消亡

關於士族衰落的原因，自陳寅恪以來，多數學者認為唐代科舉制度的興起逐步削弱了門第特權，士族的政治優勢在中晚唐已明顯衰落；而20世紀後期以來，也有研究依據對宰相中士族占比的統計，主張士族在唐末黃巢之亂前仍保持顯著的任官優勢。^[17][18]近年來的一系列新研究采用更严格的统计模型，再次强调唐代的科举制度才是导致士族衰亡的主要原因。^[19][20][21]

新研究指出，过往那些依賴統計的学者在條件概率的理解上及「士族」定義上存在邏輯錯誤，從而系統性高估了士族的政治優勢。例如，过往研究在數據處理中，將因科舉登第而跻身上層的寒門子弟也計入「士族」之列，導致計算「高官中士族占比」時出現虛高的結果。而以「高官中士族的比例」來衡量士族任官優勢，本身即是對條件概率的誤解：此統計量忽略了不同时期士族與非士族人口基數比例的巨大变化。在士族人口基數迅速擴張的情況下，即使「高官中士族占比」保持穩定，也並不意味著士族任官的相對優勢穩定，反而可能掩蓋其個體層面優勢的持續下降。同時，过往研究常以「唐代進士多出自士族」為據，認為士族在中晚唐的科舉競爭中仍占顯著優勢。然而，唐代傳世文獻具有明顯的上層取向——出身高門者的登科事蹟更易被記錄與傳世，從而造成對进士中士族比例的系統性高估。^[22][23]

新的實證分析在修正這些偏差並用多元統計模型控制年代、地域集團與家世背景等变量後表明，門第對仕途的影響自高宗—武則天時期起迅速下降，到八世紀後期已接近消失，而科舉登科的獨立效應自7世紀末起持續上升，成為仕途的主要決定因素。這說明士族的衰落远早於黃巢之亂，其政治優勢的消失是長期制度演化的結果，而非社會動亂造成的突發性崩解。^[24][25][26]

這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陳寅恪、包弼德(Peter Bol)等學者早先提出的觀點，即唐代科舉制度的興起，是導致士族衰落與門第體制終結的根本原因。^[27][28][29]

近年来亦有研究指出，很多晚唐士族不仅没有死于黄巢之乱，还迁出两京，在江南等地区与土著合流，依然保持了几代的影响力。^[30] 其实唐末黄巢之乱和朱温白马之祸对士族的肉体打击是相对有限的。晚唐士族大多居住于长安、洛阳两京，但黄巢只对长安进行了屠城，洛阳没有遭受任何屠城。黄巢在长安的屠城也并非阶级战争，而是无差别屠杀，受难者包括大批普通读书人。^[31] 不少士族随唐僖宗逃至四川。同时，黄巢政权也积极招纳士族做宰相、翰林学士等要职，应邀的士族包括崔璆、杨希古、裴渥等。

五代后梁和后唐政权都曾着力提拔有士族背景的官员，但他们逐渐被“饶有实践经验、兼具文字与治事能力”的新士大夫阶级所取代。^[32] 宋代的望族，即使附會是某個唐代士族的後人，可信的世系都只由北宋時開始。^[33]北宋王清明《揮麈前錄》，記錄了當時最顯赫的36個望族，是全新的名士集團，和唐代的社會中堅沒有關係，已沒有一個望族可以追溯到隋唐五代。^[3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