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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经济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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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自由化（英语：economic liberalisation in India）指的是一系列向世界开放该国经济的政策变革。这些变革的目标是让印度经济更为市场导向，并由消费来驱动。自由化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私人和外国投资的作用，因为这被视为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手段。[1][2]虽然印度在1966年和1980年代初期曾尝试过一些自由化措施，但更彻底的自由化则始于1991年。
这波自由化进程是由多重因素所促成：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导致严重经济衰退、苏联解体让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以及发生于1990年至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导致国际油价急剧上涨。当时印度的外汇存底跌至危险的低点，仅够支付不到三周的进口额，甚至不得不空运黄金作为保证以获取紧急贷款。与苏联贸易中断以及从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的印度侨民汇款减少，都促使危机进一步恶化。政治不稳与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更加剧经济压力。印度政府因此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寻求援助。这些机构则要求将提供财政支援与该国必须实施结构调整计划挂钩。可见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不得不尔 - 这些机构要求印度实施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换取贷款。这场1991年的危机迫使印度政府启动全面的改革议程，包括自由化（Liberalisation）、私有化（Privatisation）和全球化（Globalisation），简称LPG改革。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1991年7月24日那场开启改革、现已闻名全球的预算演讲中表示："让全世界都清楚听到，印度现在已经彻底觉醒。[3] "
这项改革进程对印度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促使外国投资增加，并让经济转向更以服务业为主导。印度经济自由化政策对各行各业及社会群体的影响一直是个持续受到争论的议题。虽然这些政策被认为成功吸引外国投资，但也有人对其潜在的负面后果表达担忧。其中一个令人关切的领域是自由化政策对环境造成的冲击，因为随着产业扩张和法规放宽以吸引投资，环境问题也日益浮现。此外，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导致国内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差距扩大，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并未公平地分配给所有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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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前的印度政策
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的经济政策受到殖民经验（本质上是剥削性的，始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4]以及建国后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受到的费边社会主义影响。[5]在尼赫鲁及其继任者的国大党政府领导下，政策倾向采保护主义，并强调在国家监管下实行进口替代、在所有企业中（特别是劳工和金融市场）进行已达微观层面的干预、建立庞大的公共部门、实施商业管制以及全由中央主导的计划经济。[6]
后来在1970年代后期由印度人民党短暂执政期间，政府为促进经济自给自足和发展本土产业，要求跨国公司必须与印度本土企业合伙。这项政策引发争议，进来的外资随之降低，并导致已在印度立足的可口可乐和IBM等知名企业撤离。[7]
到1990年代，可口可乐重返印度，并与印度本土饮料公司如Campa Cola和Bisleri等展开竞争。可口可乐这家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行销和配送网络，很快就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导致一些本土饮料公司面临财务困境。最终如Campa Cola的许多本土瓶装厂因此衰落及关闭，而Bisleri也将其大部分业务出售给可口可乐。
印度经济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人均收入增长率平均为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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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前曾有的改革
印度因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所引发的快速通货膨胀，和随后发生的严重干旱，于1966年被迫向IMF和世界银行寻求货币援助。[9]以美国为首的布列敦森林制度体系机构施压，促使印度转向经济自由化，其中印度卢比被贬值以对抗通货膨胀（而此种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并降低出口商品价格，同时将先前已有的关税和出口补贴制度废除。[10]然而由于印度又发生第二次农作物歉收和随后的工业衰退，助长针对自由化的政治反弹。这种反弹的特点是对外国参与印度经济的不满，以及担心其可能预示印度将会更广泛地脱离社会主义政策。[11]结果是重新引入贸易限制，并于1968年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国参与印度公司，股权超过40%的予以严格审查。[10]
印度自1972年起便持续接受世界银行对农业计划的贷款。这项合作在1991年自由化之后得以延续，国际种子公司在此后也能够进入印度市场（早先印度的种子产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和少数国内私人企业主导，而1991年的整体经济自由化政策进一步降低整个经济体的技术转让和外国投资壁垒，这为国际种子公司进入印度市场铺平道路。但国际种子公司进入印度也引发一些问题，如苏力杆菌棉，参见印度农民自杀问题#基因改造作物）。[12]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及其后的拉吉夫·甘地眼见印度经济明显落后于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因而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13]于1984年推出的新电脑政策（New Computer Policy of 1984 ）是关键性的一步，它放宽对技术进口的限制，鼓励私人投资，并为软件出口提供奖励。这项政策促使印度硬件和软件产业迅速增长。诸如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成立于1988年）等组织透过促进发展、规范实践以及在全球推广印度资讯科技（IT）公司来支持这个产业。印度也设立印度软件科技园区（STPI），提供基础设施、税务优惠和更快的数据通讯，让参与公司能向全球出口软件服务。政府放松对企业设立和进口管制的限制，同时也促进汽车制造、数字化、电信和软件产业的发展。[14]这些改革导致印度平均国内生产毛额（GDP）增长率从1970年代的2.9%上升到5.6%，但像印度执照国度的系统性问题仍未获得解决。[13]拉吉夫·甘地企图进行更具系统性的改革，但当时出现的博福斯丑闻将其领导政府的声誉玷污，并阻碍他推动自由化的努力。[15]
印度于1980年代期间的经济增长虽然高于前几十年，但仍十分脆弱。印度经济不仅在1991年6月达到危机顶点，且其波动性也明显高于1990年代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能有如此高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1988年至1991年间曾有高达7.6%的强劲增长。[16]
印度经济在1980年代虽然有脆弱却加速的增长，这是在整个十年、尤其自1985年起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背景下发生。这波自由化政策，在1988年至1991年的关键高速增长期，将工业增长推升至可观的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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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党党魁钱德拉·谢卡尔领导的政府（1990-1991年）采取几项重要的自由化措施，为后续的改革奠下基础。[18]
1991年的自由化
印度于1980年代随着汽车、电子产品、冰箱、洗衣机、空调等高价值商品的贸易自由化，进口量急剧增加（大量零组件仰赖进口以供组装）。[19]印度当时采取的固定汇率制度，将维持汇率平价的全部压力都转嫁给国家，导致其外汇存底迅速消耗，如果当时采用浮动汇率，此情况或许能有所缓解，调整也会更为渐进。那些收入较高、从进口自由化中获益的人，由于固定汇率，可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外国商品，而汇率压力则由国家承担。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引发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并导致油价飙升以及在波斯湾地区工作的印度侨民对印度的汇款减少，印度经济因而受到巨大的冲击。[20]
印度汽车产业于1980年代经历高速增长，显著增加对石油的需求，进而也增加对外汇的需求。此外，印度当时正经历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原因有政府对落后阶层的保留工作职位政策，引发高种性阶层的不满以及印度教信徒及伊斯兰教徒间的社区冲突（参见种姓制度对印度政社结构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国际收支问题发生，并为1980年代已开始的更广泛自由化措施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而原本为经济自由化的主要反对者 - 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者 - 也因苏联解体、东亚和东南亚四小龙的崛起，甚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丧失继续反对的道德基础。
印度在1980年代随着贸易和投资限制的减少，开始推出多项政策和举措，特别在推动增长电子产品和IT软件的出口。但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周期较长、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演进以及全球贸易的整体增长，前述措施直到1990年代才真正开始加速并扩大规模。印度到1991年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印度卢比的价值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一篮子货币挂钩。虽然固定汇率制度有助于实现货币稳定，但当面临货币压力时（特别是投机者试图从打破挂钩中获利时），印度政府必须动用其外汇存底以维持货币稳定，迫使印度政府几乎走上外债违约的境地，[21][22]国家外汇存底也锐减至仅够支付两周进口所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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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拉·谢卡尔领导的联合政府在危机中因拉吉夫·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退出而垮台，之后拉吉夫·甘地在竞选期间遇刺，促成由纳拉辛哈·拉奥领导的国大党政府上台。[23]拉奥选择阿马尔·纳特·维尔马担任其首席秘书，并任命曼莫汉·辛格为财政部长，给予他们全面支持，让他们执行任何认为必要，以解决危机的措施。[23]维尔马与首席经济顾问拉凯什·莫汉共同促成新工业政策的起草，这项政策阐明将根据五点来促进印度产业的发展。[24][25]
- 首先是针对证照管制，除18个"涉及安全与战略考量、社会因素、安全相关问题及极重要环境议题"的产业外，所有产业的许可限制均撤除。[24]
- 为鼓励外国投资，新政策规划预先批准所有外国股权参与达51%的投资案，以便外国公司引进现代技术和推动产业发展。[23][24]为进一步激励技术进步，过去政府审批外国技术协议的政策也被废除。
- 五点中的第四点提议解散公共垄断，透过发行公共部门公司的股票，并将公共部门的增长限制在基本的基础设施、商品和服务、矿产勘探以及国防制造等领域。[23][24]
- 最后，过去对资产超过一定价值的公司进行政府监管的（即根据《垄断与限制性贸易行为法案》 (Monopolies and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 1969)，简称MRTP，将予以列管）概念也被废除。[23][26]
曼莫汉·辛格于此同时着手制定一份新预算（后来被称为"划时代预算"（Epochal Budget））。[27]其首要之务是控制财政赤字，他试图透过削减政府开支来达到此一目标。部分措施包括对公共部门公司进行撤资，同时也削减对农业化肥补贴和取消食糖补贴。[28]为应对危机期间外汇存底的持续消耗，他还将卢比对美元汇率贬值19%。这项变革导致该国出口商品更为便宜，进而产生亟需的外汇存底。[29][30]由于卢比贬值导致石油进口成本上升，辛格提议降低价格以惠及依赖煤油的贫困民众，又同时提高工业用油和燃料的油品价格。[31]曼莫汉·辛格在预算案中同时提出更广泛的改革纲要。[27]他在演讲阐述一项为促进出口并取消进口管制的新贸易政策。[32]具体而言，他提议将关税税率限制在不超过150%，同时全面降低税率、减少消费税，并废除出口补贴。[32]
印度储备银行（RBI）总裁M. 纳拉辛汉（M. Narasimham）于1991年8月成立纳拉辛汉委员会（Narasimham Committee），以为金融体系变革建言。[33]委员会的建议有：将法定流动性比率（SLR）和存款准备率（CRR）分别从38.5%和15%降至25%和10%、允许市场力量决定利率（而非由政府控制）、将银行完全置于印度储备银行的监管之下，以及减少公营银行的数目。[34]印度政府采纳其中一些建议，包括削减法定流动性比率和存款储备率、放宽利率管制、放松对私人银行的限制，以及允许银行自由开设分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35][28]
世界银行根据印度政府申请，于1991年11月12日批准一笔结构调整贷款/信贷，该笔贷款由两部分组成：一笔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为期20年的2.5亿美元贷款，以及一笔由国际开发协会提供，为期35年的1.838亿特别提款权（SDR，约合2.5亿美元）信贷。这笔借入款透过印度财政部借入，由印度总统担任借款人。这笔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印度政府的稳定和经济改革计划，具体内容包括放松管制、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体制自由化、改革国内利率、强化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以及启动公营企业改革（出售公营企业）。[36]印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纾困的协议中，被要求向瑞士联合银行质押20吨黄金，并向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质押47吨黄金。[37]
这项改革引发反对党领袖的严厉审查。新工业政策和1991年预算被反对党领袖斥为"来自IMF的命令式预算"，他们担心取消化肥补贴和提高油价将损害中下阶层公民的权益。[27]批评者也嘲讽货币贬值，担忧这会加剧已经失控的通货膨胀，对最贫困的公民造成最大打击，却对解决贸易逆差毫无助益。[38]时任该国总理的支持和政治意志在强烈的反对声浪下，对于推动改革极为重要。[39]纳拉辛哈·拉奥常被称为考底利耶（公元前4世纪时的古印度政治家，曾经协助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孔雀王朝），因其在领导少数派政府期间，仍能巧妙地引导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立法在议会中通过。[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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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一项于2025年进行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已减少印度的裙带资本主义（一种经济体制，权力者透过亲近关系，将资源和机会分配给特定企业或个人，而导致不公平竞争，阻碍市场健全发展）和生产力损失，那些有政治关系的公司为之失去一些不当优势。[42]
总结
视角
印度在2000年代受全球资金涌入的推动，私人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数量显著增加。
印度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改革的目的在提高该国多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包括汽车零件、电信、软件、制药、生物技术、研发以及专业服务。这些改革包括降低进口关税、放松市场管制和降低税收，而导致外国投资的增加和国内经济高速成长。从1992年到2005年期间，外国对印度的投资增长316.9%，印度的GDP也从1991年的2,66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3兆美元。.[43][44]
根据一项研究，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两个主要的工资变化：[45]
- 整体工资上升： 表示在自由化期间，无论是高薪还是低薪的职位，劳工的平均收入普遍增加。
- 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工资也上升： 指的是在国民总收入的分配中，劳动者获得的份额相对于资本所有者获得的份额有所增加。
印度赤贫人口从1993-94财政年度的36%降至1999-2000财政年度的24.1%。[46]
然而，自由化政策也因加剧收入不平等、财富集中、恶化农村生活水准、导致失业以及引发农民自杀率上升（参见印度农民自杀问题）而受到批评。[47][48]
印度也逐步将其经济融入全球系统中。印度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于GDP的占比从1990年的约7.3%翻倍至2000年的14%。[49]进口方面的增长在GDP的占比虽不如出口般活络，但也十分显著，从1990年的9.9%增至2000年的16.6%。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占比仅在10年之内，从17.2%上升到30.6%。[46]然而印度仍持续面临贸易逆差，依赖外国资本来维持其国际收支平衡，使得它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50]
印度以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组合以及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的投资等形式引进的外国投资显著增加，从1991-92年的1.32亿美元增至1995-96年的53亿美元。
然而自由化并未让印度各地区均匀受惠，例如城市地区的受益程度就高于农村地区的。[51]那些实施亲劳工劳动法的邦，其产业扩张速度较实施亲雇主劳动法的邦为慢。这种情况导致一种"以邻为壑"的局面，各邦和城市竞相制定最有利于资本家的法律，却将工人和其他邦的利益牺牲掉。
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和识字率在改革之后大致维持与改革前相同的增长速度。[52][53]在1991年改革后的头十年间，GDP也大致保持与改革前相同的增长率。原因是印度于2000年代的经济增长不仅是自由化的结果，也受益于经济周期进入繁荣阶段，而能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涌入。[54][55]
]
到1997年，很明显的已没有任何执政联盟会试图废除自由化政策，但印度政府避免在改革劳动法和削减农业补贴等争议问题上与工会和农民对抗。[56]印度在进入21世纪后已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大幅减少，金融自由化程度也显著提升。[57]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58]对这些变革表示赞赏，指出它们促进印度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增加：
印度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在独立后三十年内仅1.25%，加速到目前的7.5%，这个增长率可让人均收入在十年内翻一倍……在政府监管已大幅放宽或是较轻的服务业 - 例如电讯、保险、资产管理和资讯科技 - 产出增长迅速，其中资讯科技相关服务的出口表现尤其强劲。在那些已开放竞争的基础设施领域，例如电信和民用航空，私营部门已被证明极其有效，增长速度惊人。
——OECD[59]
印度于2006年创下9.6%的最高GDP增长率，[60]成为全球增长第二快的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61]但增长率在2012年上半年显著放缓。[62]
随后增长在2014年反弹至7.3%，2015年达到7.9%，2016年为8.2%，但在2017年降至6.7%，2018年为6.5%，2019年则更降至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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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改革
印度在时任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巴依执政期间，进行广泛的自由化改革。由全国民主联盟（NDA）组成的执政联盟开始将政府拥有的企业私有化，其中包括酒店、VSNL（印度海外通信有限公司，私有化后成为塔塔通讯）、Maruti Udyog Limited（私有化后成为马鲁蒂铃木公司）以及机场。联盟还实施减税政策、制定减少赤字和债务的财政政策，并增加倡议，推动公共工程。[64][65]
由曼莫汉·辛格领导的第二届联合进步联盟政府于2011年提议在零售业引进持股可达51%的外商直接投资。这项决定由于来自联合政府内部党派和反对党的压力而遭到延迟，最终于2012年12月才获批准。[66]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于2014年上任后，领导的政府推出多项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举措。其中一项计划是印度制造倡议，鼓励国内外企业在印度投资制造业和生产。计划的目的是创造就业机会并提升印度的工业制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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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伦德拉·莫迪将机场私有化作为其经济自由化和发展政策的一部分。根据这项政策，印度机场管理局（AAI）与私人公司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共同负责印度机场的开发、管理和营运。这项举措已促成全国多个机场的私有化，包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国际机场（阿美达巴德）、乔杜里·查兰·辛格国际机场（勒克瑙）、斋浦尔国际机、洛克普里亚·戈皮纳特·博多洛伊国际机场（古瓦哈蒂）、特里凡得琅国际机场（提鲁沃嫩塔布勒姆）和门格洛尔国际机场等机场。[67]
机场私有化虽然被誉为迈向现代化和提高效率的一步，但也引发人们对其可能对雇用者及当地社区造成影响的担忧。批评者认为机场私有化可能导致失业和工资下降，而过度追求利润可能导致社会和环境问题遭到忽视。此外，在将合约授予私人公司的过程中也出现争议，有人指控选择过程存在腐败和偏袒。但政府为其私有化政策辩护，称这是实现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要步骤。[68]
在第二届联合进步民主联盟政府领导下，印度煤碳产业由于《印度2015年煤矿（特别规定）法案》通过而对外开放。这项法案有效终止国家对煤矿开采的垄断，并向私人和外国投资以及私营部门的开采者开放。[67]
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16年的预算会期中推动，通过《印度2016年破产法典（Insolvency and Bankruptcy Code, 2016.）》，为公司和个人的破产提供有时限的处理流程。[69]
莫迪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于2017年7月1日批准《商品与服务税法案（Goods and Services Tax Act）》。此法案早在2000年由当时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已提出，使用统一的税收结构取代多种间接税。[70][71]
印度财政部部长尼尔玛拉·西塔拉曼于2019年宣布对于不寻求免税的公司，基本企业所得税率从30%降至22%，而新成立的制造业公司税率则从25%降至15%。印度政府于2020年提出农业和劳动改革方案，但遭到农民反弹，他们上街抗议。最终政府将这些提案撤下。[72][73]
批评
印度政府于1991年后将部分农产品进口限制取消，导致价格暴跌，同时为遵循新自由主义理念而将政府干预降至最低，政府同时也削减对农民的补贴，进一步加剧农民的困境。[48]
经济自由化让印度更易受到全球市场力量的影响，例如大宗商品价格、汇率和全球出口需求的波动。而增加该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让其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外部经济危机的牵连。[74]常被提起的案例是2007年—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虽然印度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曝险程度不高，但由于全球需求下降、外国投资减少以及信贷紧缩，这场危机仍对印度经济造成负面影响。[75]
自由化政策一开始确实加速创造就业机会。但多年后这种就业增长已显著放缓。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即使是自由化的支持者也承认，该政策对劳动市场很快就产生负面效应。[76]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尤其如此，这些部门的改革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导致纵然整体经济高速增长，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却微不足道。[77]
于2004-05财务年度至2011-12财务年度间，就业增长率每年仅为0.45%。对长期趋势的分析显示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并未转化为就业机会的增加，这种现象常被描述为"无就业增长的经济成长"。[78]
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的数据，虽然印度人口不断增加，但劳动力自2018年以来一直停滞在4亿出头，且就业机会的品质也持续偏低。[79]
服务业虽然对印度GDP贡献巨大，但其特点往往是高生产力却是低就业职位创造。这是因为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次级产业，例如软件服务、电信和银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像农业或制造业那样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通常需要进口机械和技术，而可能导致经常账赤字增加（并随之而来的相关脆弱性），也被视为国内投资和支出的漏损。印度制造业的进口密集度有所提高，表示生产所需的大部分投入来自进口。[80]
融入全球市场也让印度容易受到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的政策。联准会政策利率变动可透过多种管道直接影响印度市场。联准会的升息往往会让美元对包括印度卢比在内的其他货币走强，而会增加印度借款人以外币计价贷款的还本及付息成本。
美元走强可能导致资金由印度外流，因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利差缩小，让印度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况且新兴市场通常被视为"高风险"，需有足够的利差才具吸引力。而资金外流会影响印度的资产价格，增加市场波动性，同时也会耗尽外汇存底，造成流动性问题。印度的外汇存底是透过外国资本流入而非像俄罗斯或中国那样透过经常账顺差来建立。
而当印度储备银行被迫升息以阻止资金外流，会导致国内需求减少并带来随之而来的经济影响。
印度持续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尤其是原油价格。长期影响有进口费用和经常收支赤字增加、印度卢比贬值以及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81]
印度在粮食自给自足上的策略，是其过往国家政策的成果。这些政策使印度得以免于重度依赖粮食进口，并避开部分非洲国家面临过的粮食短缺困境。
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之下的石油规划与分析部门提出的数据显示，印度对原油的进口依赖度已从前一年同期的86.5%攀升至2023年8月的 87.8%。[81]
印度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该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显著增加。虽然这在某些领域推动增长，但也表示印度经济更容易受到全球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过度依赖出口会导致经济不稳定，如果全球需求减弱或面临来自他国的竞争压力。此外，这种策略往往会导致对国内市场和本地生产能力的忽视，进而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并降低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82][83]
印度的出口需求近期受全球市场影响，而出现萎缩。由于美国和欧盟市场的需求疲软，印度的商品出口迄2023年4月已萎缩12.7%，进口也急剧下降。
印度的财政政策被某些人批评为优先考虑外国投资者的需求，而非国内需求和公民福祉。这类批评源于印度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透过削减诸如福利、补贴和其他服务等经常性支出，来降低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而这种紧缩经常性支出，导致政府在健康、农村就业、社会援助、托儿中心、午餐计划和产妇福利等方面的福利开支显著减少。国内需求因而受到抑制，实质工资下降，且就业状况严峻。[84][85][86][87]
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执行长B. V. R. 苏布拉马尼亚姆在一次关于削减妇女与儿童发展部资金的演讲中提到："我仍记得当时我们正在削减……妇女与儿童 - 这属于地方政府的职责 - 从3,600亿卢比（58亿美元）降至1,800亿卢比（29亿美元）"。[88]
此外，被归类为非正规劳动者，例如食物外送平台工作者的收入有所下降，若将通货膨胀和燃料成本计算在内，他们的实质净收入已显著减少。[89]
一些人批评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到渴望吸引外国资本所影响，却导致劳动阶级经济状况恶化，而引发一个总体需求减少的循环，进一步损害经济，导致为取得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牺牲国内繁荣。
印度国家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所于2023年1月提出的研究报告，审查印度各邦的收入。分析结果显示受到调查的18个邦中，有17个邦在实施商品与服务税（GST）后，其邦级税收所产生的收入相较于实施前有所减少。这种下降可由观察邦内生产毛额（GSDP）的百分比而得。[88]收入减少后，导致各邦被迫削减开支。
印度的不平等现象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大幅加剧。人口中前10%的收入占比从1991年的35%增加到2014年的57.1%。同样地，后50%人口的收入占比从1991年的20.1%下降到2014年的13.1%。[90]这项政策也因降低农村生活水准、减少农村就业以及导致农民自杀率上升，因而受到批评。[48]
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是个重大问题，尤其从2016年以来。顶端10%的人口掌握全国总财富的77%，其中最富有的1%人口在2017年截取新增财富中的73%，而最贫困的半数人口（约6.7亿人）的财富仅增加1%。[91]
在2020-21财政年度的Covid 19大流行期间，印度最底层20%家庭的年收入相较于2015-16财政年度水准急剧下降53%，并且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之下，最顶层20%家庭的年收入则增加39%。而挑战新自由主义的论点 - 即经济自由化即使会加剧收入差距，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惠及所有阶层。[92][93]
印度在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仍有5,900万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另有11.62亿人每天生活费介于2.01美元至10美元之间。[94]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不足，导致贫富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医疗品质的巨大差距。[95]
一份遭到泄露的印度2017-18财政年度消费者支出全国抽样调查（National Sample Survey on consumer expenditure）报告，揭示印度消费者支出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这是四十多年来的首次。报告显示印度人平均每月支出从2011-12财务年度的1,501卢比降至1,446卢比，下降幅度为3.7%。其中农村地区的降幅更高，达到8.8%，而同期城市地区的支出则增长2%。[96][97]
印度政府在有这些令人不安的发现下仍决定不发布报告，理由是"数据品质问题" ，随后更彻底取消这项调查。此举被视为政府拒绝证据的行为，特别是这类调查对于设定GDP等关键宏观经济数据的基期非常重要。[98]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印度的农业危机有显著的影响，由于该国超过70%的人口依赖农业维生，而对广大民众造成冲击。导致这种局面恶化的原因包含多项经济策略，特别是那些受WTO要求的政策所造成的。WTO敦促印度等国家削减农业补贴，而这些补贴对于维持粮食安全和支持农村经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00]
1991年后的经济改革明确拒绝农业领域的体制转型需求，导致印度国家角色的缩减。政府被鼓励放弃其保护主义立场，为一个自由化、私有化和金融化的市场敞开大门。市场的开放使得小农户暴露在不稳定的全球市场力量面前，这些力量受到发达国家农业部门巨额补贴的影响，而印度小农根本无力竞争。[101][102]
随着国家支持受到撤销和农业市场开放，许多农民不得不仰赖借贷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农业成本，这导致许多人陷入债务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极高的农民自杀率。印度仅在2017年就有10,655名农民因此类压力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103]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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