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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省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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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省,簡稱綏,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塞北四省之一,省會歸綏(今呼和浩特市)。
國共內戰末期該地的國民黨省政府和平轉移至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4年廢省,併入內蒙古自治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中西部「呼包鄂」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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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名由來
清朝時綏遠屬漠南蒙古,因設有綏遠城將軍駐守此地,故名。1928年國民政府將北洋政府的綏遠特別區改為綏遠省(蒙古語:ᠰᠦᠶᠶᠤᠸᠠᠨ
ᠮᠣᠵᠢ)。
管轄範圍

全省轄境相當於今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鄂爾多斯市、包頭市、呼和浩特市及烏蘭察布市大部(化德縣、商都縣除外)。鄰國為蒙古(1946年後被中國承認),東接察哈爾省、山西省,西界寧夏省,南接陝西省。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底,按其主張的全省土地面積為32萬9,397.19平方公里。
地理
全省以高原為主體,可分三部分:
北部是蒙古高原的一部分,主要是戈壁沙漠,富含礦藏,著名的礦都白雲鄂博即位於此。中部有黃河貫通而過,形成河套地區,分「前套」跟「後套」,是精華區,包頭、歸綏等大城市多在此區。南部是鄂爾多斯高原為主體,成吉思汗陵位在此區。
人口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上半年統計為216萬6,513人,下半年統計為222萬9,945人。
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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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時代 | 舊石器時代 | ||||||||||
新石器時代 | |||||||||||
商 | 匈奴 東胡 竹 山戎 | ||||||||||
周 | 匈奴 東胡 | ||||||||||
春秋 戰國 |
匈奴 東胡 林胡 樓煩 | ||||||||||
秦 | 匈奴 東胡 | ||||||||||
漢 | 南匈奴 | ||||||||||
三國 | 南匈奴 鮮卑 烏桓 | ||||||||||
晉 | 丁零 鮮卑 | ||||||||||
南北朝 | 北魏 高車 柔然 | ||||||||||
隋 | 鐵勒 突厥汗國 | ||||||||||
唐 | 東突厥 薛延陀 安北都護府 單于都護府 後突厥汗國 回鶻 | ||||||||||
遼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
金 | 西夏 汪古 塔塔兒 克烈 蒙兀 | ||||||||||
元 |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中書省德寧路、淨州路、集寧路 | ||||||||||
明 | 北元 韃靼 漠南八部 | ||||||||||
清 | 內札薩克蒙古 | ||||||||||
中華民國 | 察哈爾(特別區·省)熱河(特別區·省)綏遠(特別區·省)興安省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 內蒙古自治政府 | ||||||||||
中華人民 共和國 |
內蒙古自治區 | ||||||||||
清朝時綏遠屬漠南蒙古的一部分,因設有綏遠將軍駐守此地,故名「綏遠」。雍正元年(1723年)設立歸化城廳。雍正三年(1725年)撥歸化廳由朔平府管轄。乾隆元年(1736年),增設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三廳。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綏遠城。乾隆六年(1741年),再設薩拉齊廳,連同上述四廳都劃歸新置的山西分巡歸綏兵備道(簡稱歸綏道)管轄。乾隆十年(1745年),大同府在八旗察哈爾右翼設豐鎮廳,朔平府也在察哈爾右翼設寧遠廳(今涼城)。光緒十年(1884年),這兩廳撥劃給歸綏道管轄。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歸化城廳分支出武川廳,薩拉齊廳分支出五原廳和東勝廳,增設興和、陶林廳。以上諸廳合稱「口外十二廳」,隸屬於山西的歸綏道,是山西巡撫的管轄區域。
民國元年(1912年),袁世凱網羅人才,對參加辛亥革命的第20鎮統制張紹曾並不放心,僅給他一個混成營的衛隊,派任綏遠將軍(不再稱綏遠城將軍)。張紹曾於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十四日(壬子年九月十九日)蒞任視事。1913年山西都督閻錫山在綏遠廢廳改縣,廳同知稱縣知事,撤歸綏道改為歸綏觀察使衙門。張紹曾受閻錫山的擴張和牽制,於是積極策劃晉綏分治。1913年1月14日,張紹曾利用民國政府準備選舉眾議院議員,在歸綏中學校「借各縣初選當選人群集歸綏的機會,組織了一個『歸(化)綏(遠)烏(蘭察布)伊(克昭)聯合會』,作為官民商量地方事務的集議機關」,試圖實行晉綏分治建省。[1]北洋政府頒布「茲於(1913年)十一月十三日經國務會議議決應將口外十二縣並烏昭兩盟劃歸(歸綏)將軍管轄與晉省劃清權限,以專責成。」從此綏遠脫離了山西省的行政管轄。民國三年(1914年)1月,袁世凱政府為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大力推行民政統治制度,分別在內蒙古劃置3個特別區(熱河、察哈爾、綏遠),綏遠特別區與山西分治。除豐鎮、寧遠、興和、陶林等綏東四縣劃給察哈爾特別行政區外,歸(綏)、薩(拉齊)、托(克托)、和(林格爾)、清(水河)、武(川)、五(原)、東(勝)八縣,及歸化城土默特左、右二旗,伊克昭盟和烏蘭察布盟兩盟十三旗,統歸綏遠將軍管轄。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公布《都統府官制》,綏遠將軍改稱綏遠都統,設綏遠道(歸綏道改稱),「各該道尹治理民政,兼受蒙旗事務,以專責成」。
針對外蒙古獨立,綏遠將軍張紹曾按照袁世凱制定的「先穩定內蒙各旗,再解決外蒙問題」的決策,用武力把烏、伊兩盟盟長請到歸化城,召開了「西盟會議」,取得了「聯合東蒙,反對庫倫」的共識。並把綏遠城八旗滿兵,土默特蒙古兵,原歸綏道的後路巡防隊,及添練巡防隊、墾務巡防隊和他帶來的混成衛隊營,合編為綏遠第一、第二兩個混成旅,任將軍署參謀長朱泮藻兼晉北(防蒙)中路司令,統一指揮該兩旅並與馳防包頭的晉北(防蒙)西路軍司令孔庚,駐大同的晉北(防蒙)東路軍司令陳希義(晉北鎮守使)各部。1913年年初,剛剛成立的外蒙古政權派五路軍進入內蒙古,與駐紮於內蒙古的民國軍隊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戰爭,其目的是以武力驅趕民國軍隊,將內蒙古統一於外蒙古博克多汗的大蒙古國,史稱「牛年之亂」,民國三年(1914年)7月北洋軍取得了全線勝利,外蒙古軍隊失利撤出內蒙古。[2]
1914年2月,袁世凱把張紹曾調回大總統府供職,實際是軟禁。改派其親信潘榘楹接任綏遠都統。綏遠地區成為袁世凱直接控制的地盤。潘榘楹以北洋政府參謀本部參謀次長身份,率北洋陸軍第二十師於民國三年二月十二日接印視事,主政綏遠二年零八個月。1917年7月1日張勳在京擁立溥儀復辟,任命王丕煥署理綏遠都統。王丕煥通電「率同歸綏道尹申葆亨、綏西鎮守使褚恩榮暨文武各員望闕叩頭,仰答鴻庥,伏乞皇上聖鑒」。7月12日,段祺瑞「馬廠誓師」,推翻了張勳,王丕煥捐款潛逃。歸綏道尹申葆亨署理綏遠都統1個月。1917年8月段祺瑞派陸軍第一師師長蔡成勛率全師來綏遠查辦附逆案,並接任綏遠都統,8月10日接印視事;成立綏遠平市官錢局,並自兼董事長;鎮壓了五英雄起義,驅逐了綏遠騎兵游擊旅,仍舊大種鴉片。
1920年直系首領曹錕在吳佩孚幫助下起兵擊潰段祺瑞,直系重掌北京政權,調蔡成勛任甘肅督軍。1920年12月曹錕另派寧夏護軍使馬福祥被任命為綏遠都統。但馬顧慮重重,遲遲不敢到任。民國十年(1921年)京綏鐵路修到歸化城。1921年春末,由於綏遠紳商表示歡迎,馬福祥妥協,由馬福祥之侄子馬鴻賓代理寧夏護軍使,馬福祥率其子馬鴻逵帶昭武軍所部到綏遠赴任。民國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主持北京政局。馬福祥通電擁護馮,由當初所屬的直系轉投馮玉祥所率第3路軍。段祺瑞扶上台臨時執政,任命馮系李鳴鐘為綏遠都統,調馬福祥為西北邊防會辦,明升暗降,馬福祥就任新職。
1925年1月李鳴鐘到任。1926年1月李鳴鐘調到天津前線指揮戰事,綏遠都統一職由蔣鴻遇代理。1926年夏馮玉祥國民軍戰敗西走,閻錫山委任商震為綏遠都統,1926年9月接印視事。1927年9月商震離綏,閻錫山令晉軍騎五師師長滿泰兼後方司令,維持緩遠治安,不及月余,因代行綏遠都統日常工作的馮曦藉故跑回山西,地方紳商擔心晉軍騎四師王英和獨立旅陳得勝等部進城擾亂市面,請他率領李根車旅進駐歸綏。旋又擁他為護理都統印,並電請閻錫山備案。戰局變化,1927年11月奉軍師長郭希鵬挺進歸綏城郊,滿泰奉領歸綏商會人員,把他迎入都統署,捧上綏遠都統印後,即率李根車回防包頭。郭希鵬把各縣知事都換成東北人,除任郭象伋為教育廳長外,各廳廳長、歸綏道尹無不更動,都統署的新領導班子,更是清一色的東北人,並以劉震東為綏遠警備司令,「有黨皆殺」,綏遠的國民黨人除跑到山西者外,都回農村家中或親朋家中躲藏起來。張作霖又改派汲金純接任綏遠都統,帶白子文一個旅的兵力,於1928年2月到職,統治綏遠兩個多月。二次北伐戰爭張作霖失敗,於1928年6月3日全部撤出關外。1928年6月商震在保定組織河北省政府,讓他的同鄉師長李培基代行綏遠都統。李培基遵照閻錫山的指示整軍施政,仍任馮曦為建設廳長,仇曾詒為財政廳長,祁志厚為教育廳長。裁撤歸綏道尹公署和包頭鎮守使署,任原道尹陳賓寅為民政廳長。奪去滿泰的兵權,調為土默特旗總管。任卜兆瑞為歸綏警察局長。對綏遠地方部隊展開了全面的、大刀闊斧的整頓。閻錫山把晉軍改稱晉綏軍,縮編奉軍第三十軍為晉綏軍的一個騎兵旅,留李銀車為旅長,撥歸晉綏軍騎兵第二師郭鳳山節制。第三十一軍縮編為晉綏軍騎兵第四師,仍以王英為師長。使幾千名編餘官兵,一下流散在社會上,激發了綏遠土匪再次發展。
民國十七年(1928年)九月,綏遠特別行政區改置綏遠省,原歸化城城區、綏遠城城區合稱歸綏市,為旗、縣、市並存的開始。同時,把綏東五縣劃歸綏遠省,並先後增設包頭、臨河、安北、固陽、沃野五縣(設治局)。1928年9月,閻錫山同時任命商震為河北省主席,李培基為綏遠省主席。後因閻錫山、馮玉祥聯合倒蔣,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再次來綏遠主政。
1931年8月,傅作義任綏遠省主席。1932年閻錫山制定「山西省政府十年規劃」,要工業山西,農業綏遠,特別讓綏遠要比過去大種鴉片,用罰款禁菸的手段徵收煙稅,並令傅作義、王靖國、趙承綬出兵把蔣介石委任的義勇軍總司令王英驅逐出其長期占據的後套,沒收了王英在後套從其父王同春手裡繼承的大量土地、渠道;把晉綏軍編餘的官兵組成屯墾隊和軍官屯墾隊。
1933年熱河被日軍侵佔後,向察北與綏遠蠶食逼進。1936年春關東軍指派「蒙古軍」占領了察北六縣後,又收羅於志謙、王道一、王英等組成邊防自治軍、西北防共自治軍、大漢義軍,以察北地區紅格爾圖和百靈廟為據點,企圖侵占綏遠。德穆楚克棟魯普於1936年11月5日向傅發來宣戰通電,傅於8日復電斥其投敵賣國。11月15日,傅作義指揮彭毓斌騎兵師、董其武旅向紅格爾圖發起猛攻,戰至18日上午,敵偽潰敗,收復了紅格爾圖。傅即乘勝再進,立調孫長勝、孫蘭峰兩旅向百靈廟進兵,於23日夜發起猛攻,激戰至24日上午九時,守敵大部被殲,取得百靈廟大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傅作義部開往前線作戰,令民政廳長兼歸綏市警察局長和國民兵司令袁慶曾代理省主席。但趙承綬也率騎兵部隊到來,自稱接任綏遠省主席,布告安民。日軍於1937年10月14日攻佔歸綏,扶植德王。1938年秋冬之交,傅作義出席了蔣介石在陝西武功召開的軍事會議,決定回軍後套,並組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1939年3月傅作義由河曲率部經伊盟準格爾旗、達拉特旗回到綏遠省河套地區。1939年9月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改歸綏為「厚和浩特」特別市。
抗戰時期,綏遠省主席傅作義部總計約有三萬多人,能參戰者不到兩萬人,分駐五原、臨河、陝壩、烏不浪口、西山咀、蓿荄灘、馬七渡口各地區及游擊於歸綏縣以西一帶。五原大捷後,傅作義在後套立腳已穩,蔣介石給他增編暫三軍和騎四軍的番號,提升孫蘭峰和董其武為軍長。傅把綏遠的沃野設治局撤銷,承認了馬福祥霸占陶葫蘆灘為該省陶樂縣的合法地位,另設達拉特旗組訓處和桃力民辦事處,作為設縣的先代機構。同時,在整頓了後套的金融以後,把副司令長官部分設在銀川、蘭州、天水、西安、重慶的辦事處連成一條線,作為中轉站,用汽車隊往返經商,王國英專司其事。1941年秋,傅作義實行新縣制,把後套五原、臨河兩縣及安北設治局劃為安北、晏江、狼山、米倉、臨河、五原六個縣,取消了區一級政權,由省政府直接任免鄉長。當時後套人口28萬人(包括軍、政幹部、家屬及蒙民7648人),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適齡壯丁為4萬8千人。先後訓練四期共3萬6千人。
1945年日本投降後,又恢復了「七七事變」前的縣政區劃。並恢復「歸綏」舊稱。
1949年1月,在北平和平解放後,綏遠省成為國民黨於華北最後一個統治的省份。隨後,中共方與傅作義、董其武等人商討和平解放綏遠的方法。期間,綏遠處於未解放區及解放軍化,但又繼續以中華民國名號管治的模稜兩可狀態,因此中共不便提供財政支援。而廣州民國政府則削減對綏的糧餉,但依然爭取綏遠。1949年3月,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 4月1日傅方提出《綏遠問題協定草案》,提出以暫維現狀為原則。最終,雙方決定以維持現狀形式管治綏遠。[3]
1949年8月,徐永昌飛綏西陝壩,與董其武聯絡。同年8月末,傅作義離開北平返綏,位於廣州的李宗仁、白崇禧表明繼續爭取傅作義。同年9月17日,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與傅、董會面。傅在會上詢問廣州的軍事情勢是否仍然有望,在得悉穗方爭取美援無望後,他亦沒有答應徐永昌希望綏軍西撤的請求。[3]通電宣布綏遠起義前夕,傅向徐表出「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原則,並向蔣中正提交最後的全面獻策,研判待明年春荒有望動搖共產黨統治,提出各種軍事,以及重建國民黨的策略。[3]
1949年9月19日,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及黨政軍要員通電宣佈歸順中共,即九·一九起義。中共解放軍和平佔領綏遠省全境。中華民國的綏遠省政府至此徹底消亡。1954年3月,撤銷綏遠省建制,統一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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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
- 綏遠道
- 民國三年(1914年)7月置,為邊要缺,一等,駐歸綏縣(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轄歸綏、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五原、武川、東勝等縣。後分別增領固陽、包頭(以上後均改置縣)、大佘太、臨河4設治局,民國十六年(1927年)廢。
民國二年(1913年)置綏遠特別區,民國十七年(1928年)改置綏遠省,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以前,轄有3市、20縣、18旗、4行政督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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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1月,設3行政督察區。抗戰結束後,改劃為4區,歸綏縣市由省府直轄,中華民國行政院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核准:
- 綏遠省政府直轄區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領包頭1市。抗戰結束後,第一區歸綏縣劃為省政府直轄。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11月核准歸綏市設市,計轄1市1縣。
- 第一行政督察區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1月置,專署駐歸綏縣,轄歸綏、武川、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6縣。抗戰結束後,綏縣縣劃屬省政府直轄;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3縣劃屬新組建的第三區,自舊第三區劃入包頭、固陽2縣,原省政府直轄的包頭市劃屬本區,計轄1市4縣,專署改駐武川縣。
- 第二行政督察區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1月置,專署駐豐鎮縣,轄豐鎮、集寧、涼城、興和、陶林5縣。抗戰結束後,專署改駐集寧縣。
- 第三行政督察區
- 抗戰結束後,以第一區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爾3縣及舊第三區東勝縣組成新「綏遠省第三行政督察區」,計轄4縣,專署駐東勝縣。
- 第四行政督察區
-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1月置「綏遠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專署駐五原縣,轄五原、臨河、包頭、固陽、東勝5縣及安北設治局。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3月增領米倉縣;4月改安北設治局為縣,增領狼山、晏江2設治局(後均升為縣)。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10月增領陝壩市。抗戰結束後,改稱「綏遠省第四行政督察區」,包頭、固陽2縣劃屬第一區,東勝劃屬新第三區,計轄1市6縣,專署改駐陝壩市。
行政區劃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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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治歸綏縣,抗戰時期一度遷往臨河縣,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10月因析臨河縣陝壩地區置陝壩市而改為此地。抗戰結束後遷回歸綏縣,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11月設置歸綏市,省會改為此地。
民國元年(1912年)4月,中華民國政府沿襲清朝制度,設綏遠城將軍,並將原清朝綏遠城將軍衙門改為綏遠將軍府。民國3年(1914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設綏遠特別行政區,與山西正式分治。同年7月,綏遠城將軍改為綏遠都統,綏遠將軍府改稱綏遠特別行政區都統署。此「綏遠特別行政區」即後來成立的綏遠省之前身。[22]
- 綏遠城將軍
- 綏遠都統
- 潘榘楹(署)(1914年7月6日-1916年10月)
- 蔣雁行(1916年10月7日-1917年6月)屬直系
- 王丕煥(篡權)(1917年6月-1917年7月)趁蔣雁行赴北京參加督軍團會議期間篡權
- 申葆亨(代理)(1917年7月20日-1917年7月27日)在王丕煥逃離後代理蔣雁行的都統職務
- 陳光遠(1917年7月27日-1917年8月)
- 蔡成勳(1917年8月6日-1921年5月)屬直系
- 馬福祥(1921年5月26日-1925年1月)
- 李鳴鐘(1925年1月4日-1926年1月)屬國民軍馮玉祥部下
- 劉郁芬(未到任)(1926年1月9日-)屬國民軍
- 蔣鴻遇(代理)(1926年1月-1926年7月)屬國民軍,高級將領
- 宋哲元(代理)(1926年7月-1926年9月)
- 商震(1926年9月-1927年9月)屬晉軍閻錫山部下
- 滿泰(代理)(1927年9月-1927年11月)
- 郭希鵬(代理)(1927年11月-1928年3月)屬奉軍張作霖部下
- 汲金純(1928年3月-1928年5月)屬奉軍張作霖部下
- 商震(1928年5月-1928年6月)
- 李培基(代理1928年6月-1928年10月)
- 綏遠省政府主席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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