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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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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潜舰是指在中华民国海军服役的潜舰，也包括筹措的规划，由于受制于经济能力、工业水平及外交因素，虽然中华民国海军在1930年代已筹措潜舰，但要到1980年代才建立起有限的潜舰战力，至2020年代实施“潜舰国造”自建潜舰[1]。
 | 此条目应避免有陈列杂项、琐碎资料的部分。 (2012年10月9日) |
初次筹措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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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在1920年代晚期进入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局势相对稳定，国府得以可投入较多的资金重整军备，不过财政仍然困难，很多造舰计划都未有明显进展，但海军已规划筹措潜舰，建立第一支潜舰部队，当时正值中德合作时期，海军便有意寻求德国协助筹建潜舰部队。1937年，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等人到纳粹德国参访吕北克的造船厂后，民国政府决定向德国采购潜舰。1937年6月，国府派遣海军部长陈绍宽等人前往德国秘密商谈潜舰交易，双方达成协议，国府以9900万马克向德国订购五艘潜舰，包括一艘VII级、四艘UIIB级。海军为此派出80名士官兵到德国接受操作潜舰的培训[2]。可是到1939年，因为纳粹德国步向与日本结盟，随后德方以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为借口，要求在德国受训的海军人员离境。同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德方宣布纳粹德国海军征用国内船厂为外国海军建造中的所有潜舰，同意向国府退还订金。两艘已接近完工的UIIB级潜舰，在纳粹德国海军服役后获编号U-120及U-121，因为两舰属于排水量只有250吨的小型近岸潜舰，自持能力及武器筹载量不足以参加大西洋海战，所以主要作为潜舰人员训练之用，1945年5月德军在欧战战败前将两舰自沉于不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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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昌艇队
1960年，中华民国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透过管道向意大利Cos.Mo.S.公司购买了4艘可供两人乘坐之潜爆艇，并且自行仿造了3艘同型艇，做为特战之用，是为中华民国海军潜艇部队之起始[3]。在1964年编入海军后称为“海昌队”，1965年改称海昌艇队。此型小型水下载具相当于可载两名潜水员的鱼雷，因为潜爆艇没有耐压壳，人员暴露在海水中，所以人员必须戴上水肺，潜爆艇可运载磁性水雷接近敌方船舰，进行特种爆破任务[3]。
不过潜爆艇的航程很短，在作战时必须采取子母船的方式，由运输船舰运载到攻击目标的附近放出，但中华民国海军缺乏适合的支援母船，要运用此类潜爆艇执行特种作战会受到极大限制。再者，这些潜爆艇所携带之水雷并不适合攻击港湾的设施，也无法攻击岸上目标。虽然海军曾经规划将潜爆艇投放到国光计划中的特战任务，但国光计划最终没有付诸行动[3][4]。海昌队在1970年被并入海军水中爆破大队，改称海昌中队。因为装备老化等因素，最后于1973年解散[4]，这7艘潜爆艇由始至终都未有参与过军事行动。虽然这支潜爆艇部队与后续之潜舰部队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本案之故，国府日后再向Cos.Mo.S. SpA订购另外2艘微型潜艇，称为武昌计划，成为海军第一代潜艇部队之海蛟艇与海龙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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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意大利武昌艇
在海昌艇队成军后，国防部发现潜爆艇太小，且人员需要配戴水肺及受制于水肺的氧气供给，不能远离施放地点执行任务，无法满足作战需求，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在1963年决定购入微型潜艇，这次要买的是有耐压壳的真正潜艇，并且再次与意大利利弗诺的Cos.Mo.S. SpA接洽，订造两艘SX-404型袖珍潜艇，此案被称为武昌计划[6]。1964年，该案移交予海军继续执行[6]。
Cos.Mo.S公司于1965年派人来台湾台北县淡水镇海军第三分厂进行组装。由于淡水潮差过大，且工厂设备不全，两艇于1967年4月被拖至高雄左营海一厂续建。此两艘小艇于1968年1月开始于新庄干坞内进行下潜测试，并于同年在外海由拖船吊挂实施深水区下潜测试[6]。虽然这两艘微型潜艇在组装过程中发生诸多问题，但最终均于1969年10月8日在左营南码头，由时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冯启聪上将主持下成军，并分别命名为“S-1海蛟号”与“S-2 海龙号”；海军总司令冯启聪上将亲自为每位艇员佩带潜航胸章[6]。
武昌艇队的两艘微型潜艇没有鱼雷管，攻击方式与海昌艇队的潜爆艇相同，由潜水员使用水雷对敌方的停泊船只进行攻击，或由突击队爆破敌方海岸设施。由于本级艇设计不良，且适航力不佳，在服役过程中从未离开台湾地区之近海[6]。1971年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华民国海军供应两艘茄比二型柴电潜舰，因海蛟号及海龙号的人员具备微型潜艇的操作经验，故此获安排赴美受训，两艘美援潜舰在1974年返回台湾成军前，两艘微型潜艇已于1973年11月1日除役[6][3]。
虽然海蛟号及海龙号微型潜艇成军仅有短短4年，但中华民国海军筹获微型潜艇后，促使 美国政府改变不供应潜舰给国府的政策，同意通过水星计划军援中华民国海军两艘柴电潜舰，并协助训练潜舰人员，在海军建立潜舰战力的过程中取得阶段性的成果[3]。
第二代茄比级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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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向美国政府首度提出希望获得10至12艘潜舰，然而美国以潜舰具攻击性为由拒绝[7]。原本派驻意大利的汪希苓于同年转任驻美国海军武官，海军筹建潜舰部队的计划也因为汪希苓的转任，由原本通过意大利取得微型潜艇，转变为设法从美国获取潜舰[8]。
武昌计划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继而于1971年4月同意以有偿军援方式提供2艘柴电潜舰给中华民国海军，以强化反潜训练能力[3][9]，海军随即成立“水星计划”专案[10]，选派合格官兵前往美国接受潜舰操作、作战训练[11]。1972年3月[12]，首批80余名海军军士官兵前往美国接受为期一年的接舰训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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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7日，美国海军交由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建造。1944年7月10日开工，同月22日安放龙骨，当时船厂同时建造10艘以上同型潜舰，工人达15,000人以上，该舰只用了4个月建造，于同年年11月5日由R.E. Kintner女士命名下水。该舰在1945年3月17日加入美国海军，命名为USS-478 Cutlass带鱼号，由H.L. Jukes少校舰长担任首任舰长。
二战后的1948年3月，在费城海军造船厂进行第一次大修及进行现代化工程，升级过后被称为茄比二型，该舰经过修改，舰体缩短，更换新型主机，并且加装进行指挥塔、呼吸管系统及各天线线桅等升级项目。在1952年夏天，又再次在费城海军造船厂执行第二次大修及进一步的现代化改造工程。
1973年4月12日，美国政府基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与军事援助计划，以美军剩余物资的方式将该舰廉价卖给中华民国，在佛罗里达州Key West移交给中华民国海军及进行相关的训练，该舰被更名为SS-791海狮舰，前国防部长李杰即担任接舰第一代种子教官并兼任兵器长[来源请求]。同年5月，该舰由中华民国海军官兵操作，驶抵美国西岸旧金山的造船厂进行大修工程。该舰在1974年2月完成整修后，自美国西岸启程前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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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军舰 1943年8月23日，在美国费城铁箍造船厂公司开工建造，1945年7月8日下水。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4月11日在美国海军服役，命名为SS-426单鳍鳕号。在1947年10月执行第一次大修及现代化工程，完成被列入茄比二型。
1973年10月18日，美国政府基于《中美防御条约》与军事援助计划，在纽约将该舰移交给中华民国海军，因而被更名为SS-792海豹号，1974年1月10日到达台湾。
由于美国军援此2艘潜舰给中华民国的目的是作为反潜作战训练之假想敌，不是作为战备之用，因此于潜舰返国后，即传闻美军在移交前已将舰上的鱼雷发射管焊死，或把鱼雷管的线路全部剪断，使鱼雷管失去发射鱼雷的功能[10]，但根据在美国参与海狮舰大修的第一任舰长关振清上校的说法，此为错误的谣传，美军在移交潜舰前仅移除机敏的电子装备与技术文件，并未拆除潜舰发射鱼雷之相关装备[13]，在海狮舰完成大修离开美国西岸前，关振清舰长还向造船厂索讨4枚（一说2枚）训练用的哑雷，供回国后作训练之用[13][10]，故此这两艘潜舰在返回台湾时仍具有发射鱼雷的能力。不过美国政府长期拒绝提供潜舰用鱼雷，即使在1980年代后期从印尼购得SUT鱼雷，美国后来也改变不提供重型鱼雷的政策在2020年代售予台湾具有先进技术的Mk48型鱼雷，但海狮号及海豹号潜舰缺乏导控新型线导鱼雷的配套设备，而且新型鱼雷价格昂贵及数量不多，因此推断在台服役期间未曾搭载过鱼雷担任战备[10]，但应具备施放国造万象水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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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4至1976年间，两舰被纳编入“六二部队”，驻守左营军港，执行台湾周遭水域船只监侦及领海巡弋任务。1976年5月执行与美国海军进行反潜操演。1980年1月，李杰上校接任海狮潜舰舰长。1981至1984年期间，参与海军各项联兴、汉光演习及各项反潜操演训练。在1984至1985年间多次纳编六二部队，驻守基隆港及苏澳港，在1986年6月执行连续30天航行。在1993至1997年期间，多次纳编六二部队，驻守苏澳港。1998年8月，在基隆港、苏澳港、高雄港及台中港停留，期间开放予民众参访。1999年2月，前海狮舰长李杰出任海军总司令及晋升海军二级上将。成为海狮舰服役军官的第二位上将。陈水扁总统曾经莅参观海狮舰。2012年1月，海狮舰前舰长王立申获晋升为海军二级上将，这也是第三位由海狮舰指挥官晋升至上将级的军官。
第三代剑龙级潜舰
在1970年代，中华民国海军一直尝试透过美国对台湾军售案购买潜舰，但没有得到美国同意，美国政府只提供了两艘经过翻新的二战时期潜舰。1979年，荷兰RSV公司（Rijn-Schelde-Verolme Machinefabrieken en Scheepswerven NV），又译“莱茵-斯海尔德-福尔默机械及造船厂”遇到经营困难，荷兰海军的订单不足以缓解财困，因此寻求向外国出售潜舰支撑财政，在荷兰国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普勒的穿针引线下，该公司与寻求购买新型潜舰的中华民国海军展开接触。1981年，荷兰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2艘改良版剑鱼级潜舰，由RSV公司位于鹿特丹的Wilton-Fijenoord造船厂，又称WF造船厂，或翻译为“威尔顿费诺德造船厂”建造，中华民国海军首次获得全新的现代化中大型舰队型柴电攻击潜舰[14]。中华民国海军原计划采购6艘同型舰，并在6艘潜舰服役后，将256战队升为256舰队及编入潜舰支援舰，另于花莲寿丰建立潜舰专用基地。不过荷兰在此之前未有向外国出口新造潜舰的记录，这次寻求出口潜舰的原因是WF造船厂的母公司，RSV公司出现财务困难，荷兰政府为了挽救面临倒闭的造船厂才同意为台湾建造改良版剑鱼级潜舰，在这个背景下，海军内部怀疑荷方的履约能力，也对荷兰潜舰的交货质量存疑。当年海军筹获潜舰的途径以通过台美军购管道为最高优先，其次是尝试从欧洲主要潜舰建造及输出国如西德或法国采购，原本并没有向荷兰采购潜舰的计划。虽然主张当机立断立刻向荷兰订购潜舰的海军副总司令刘和谦中将成功说服蒋经国总统表态支持，同意为潜舰案提供财政支援，包括指示行政院增加采购荷兰产品，以满足荷兰政府同意出售潜舰的附带商贸交易要求，但采购潜舰建立水下舰队需要动用大笔国防资金，必然排挤其他军备采购案，牵动到各军种之间对预算分配的角力。中华民国国防部决定先向荷兰采购2艘，在这2艘潜舰达到相当的建造进度后才增购后续4艘，可是到这2艘潜舰在1986年下水时，荷兰便因为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压而拒绝出售4艘后续舰，所以台湾接下来的数十年只有2艘现代化潜舰，当其中一艘要入坞整修时，便会缺乏现代化潜舰维持战备状态[15]。
1981年3月6日，荷兰国会正式通过向台湾出售2艘潜舰的专案。1981年5月6日，荷兰RSV造船公司总裁史蒂克抵达台湾，与海军商谈签订造舰合约。时任海军副总司令的前参谋总长刘和谦主持“剑龙专案”，协请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和陈长文律师等法律专家，办理购舰事宜。
1981年3月10日，“剑龙专案”首批先期作业小组抵达荷兰鹿特丹市斯希丹Wilton-Fyenood造船厂。1981年9月3日，“剑龙专案”的造舰计划书在荷兰鹿特丹市正式签订合约规范、审核与书面备忘录。1981年12月20日，剑龙计划第一批监造官由海军少将姚庆章率同管理组、机电组、财务组、兵器组及轮机组共36人进驻，组员包含海军后勤司令部监造官及海军第一造船厂资深技师。
1981年3月，台湾履行订购荷兰潜舰的附带商贸协议，向20家荷兰公司签署总值1亿17万6819美元的采购合约，台电（3,620万美元）、荣工处（1,800万美元）、中油（1,200万美元)、中船（320万美元），如工业设备，采购项目包括挖泥机、泊碇船、发电用的锅炉（用于大林火力发电厂更新，由燃油改为燃煤）及技术服务等。因应RSV公司陷入财务困难，中船与RSV公司的两家子公司MARCON及SHIPKNOW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但RSV公司的财务问题涉及欧洲造船业在1970年代中后期走向衰退，并非给予个别订单支持便能扭转。
1982年1月11日，第一艘海龙舰在Wilton-Fyenood造船厂开工建造。1982年4月15日，第二艘海虎舰开工建造。
1986年2月1日，WF造船厂再次面临停工危机，蒋经国总统授权刘和谦上将与本案法律代表陈长文律师周旋造船厂继续履行合约。1986年4月，国防部为解决WF造船厂的财务困境，协请经济部海关局向WF造船厂订购2艘缉私舰，支撑造船厂的财政，这2艘缉私舰即是1988年服役的福星舰、谋星舰。
1986年4月20日，接舰第三批支援士官接舰人员36人抵达荷兰，海龙及海虎舰所有军、士官进行系统组合训练及潜航教练仪训练。1986年8月，当时在WF造船厂内的2艘剑龙级潜舰的建造进度接近下水的阶段。8月14日，荷兰海军委托RDM造船厂建造中的第一艘海象级潜舰海象号发生火灾。RDM造船厂和WF造船厂都位于鹿特丹，两厂位置相近，且同属于RSV集团。在WF造船厂监造剑龙级潜舰的台湾海军人员得知RDM造船厂起火后，立即前往该厂协助灭火。荷兰当局调查海象号起火，认为海象号电信室最先起火，原因可能由电器过热或焊接的火花引起，但不排除有人违规在舱室内抽烟，烟头意外点燃易燃物料引发火灾。海象号舰体因火灾被闷烧3天，虽然火灾后来受控，经评估后亦认为海象号的受损情况仍然可以挽救，但因为舰体有多处需要拆除重建，且已安装的不少精密电子装置需要更换，造成2亿2千5百万荷兰盾的经济损失，也使海象号的工期大幅延长，导致RSV集团的财务进一步恶化，纵使火势没有蔓延到WF造船厂，但这次RDM造船厂失火仍然使同集团的WF造船厂面对更大的财政困难。
海龙舰与海虎舰先后于1986年10月4日及12月20日下水，接舰官兵在舰上值勤，协助造船厂执行工厂验收（FAT）作业。同年，海军计划增购4艘剑龙级潜艇，WF造船厂要求荷兰政府批准出售总价约10亿美金的4艘潜艇，若新订单不获准，则要裁员600到800人，但荷兰政府在1988年因中国政府施压拒绝，导致该厂需要裁员超过600人。1992年，台湾再次尝试向荷兰增购4艘剑龙级潜舰，但荷兰政府在中国威胁报复的压力下再次否决潜舰增购案。
1987年4月14日，海龙舰在北海完成首次潜航测试，同年10月6日海龙舰交舰。1987年11月1日，中华民国海军接收潜舰小组、WF造船厂与荷兰皇家海军潜舰顾问团（Dutch Royal Navy Submarines Advisory Group）合作完成出海前训练。海军安排半潜船将海龙舰运返台湾，载有海龙舰及随舰官兵的半潜船横渡大西洋，在1987年11月4日抵达巴拿马运河，驻巴拿马大使宋长志上船慰问潜舰官兵。半潜船在12月16日将海龙舰运抵高雄左营。1987年12月28日，海军举行海龙舰成军典礼。1988年4月9日，海虎舰交舰，同样以半潜船经巴拿马运河运返台湾，驻巴拿马大使宋长志亦有登船慰问潜舰官兵。6月30日海虎舰运抵高雄左营。1988年7月4日举行海虎舰成军典礼。
1988年10月1日，剑龙级潜舰的教练仪从荷兰运送回台湾，电力系统、空调设施及训练中心成立。1989年1月1日，WF造船厂依合约提供的第一批次料配件及零组件运抵台湾，零组件采购金额达数亿美金，可供20年使用，海军造船厂同时将原“潜舰维修处”改立为“潜舰维修中心”。1990年1月1日，海军造船厂为因应剑龙潜舰新式电子资料处理机板及火控系统机板维修，成立“战斗系统工厂”，同时亦负责维修“海军二代舰战斗系统”。
1999年1月，荷兰WF造船厂被并入达曼舰船修护公司（Damen Shiprepair Schiedam），剑龙级的维护料件改由达曼公司交货，维持着剑龙级正常运作。
1999年前，剑龙级潜舰多次执行30天潜航任务，作战半径包含东海，台湾海峡东部、太平洋西部及南海。2000年前，剑龙级潜艇多次获战力竞赛第一名、国军莒光舰，舰长亦荣获国军英雄，资深优秀士官亦获国军楷模接受表扬。
2004年7月28日，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陈水扁登上海虎号潜舰视导海空联合演练，与海虎舰官兵一同出海下潜[16]，并使用潜望镜观察海面动态，成为台湾唯一随潜舰出海下潜的总统。
2005年，海龙号舰长王立申晋升海军二级上将，是第一位在海龙舰服役的军官升上海军上将。2007年，剑龙级潜舰多次纳编六二特遣队，驻守基隆港及苏澳港。2009年，多次执行连续航行30天航行。
2018年11月14日，国防部贴出剑龙级潜舰战斗系统升级决标公告，由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以74亿771万1千元为主合约商，再委美商洛克马丁进行性能提升，整个计划期程由5年调整为7年，计划在2024年完成3套剑龙级潜舰战斗系统的性能提升[17]。2021年3月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讨论剑龙级潜舰战斗系统提升案，然而中国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宣称中国农民只花了3万多元便造出潜舰作为理由提案冻结剑龙级战斗系统的升级预算[18]。
外购潜舰持续遇阻（1994年—2014年）
2001年4月24日，时任美国共和党籍布希总统批准出售包含8艘柴电潜舰、Mk 48型鱼雷、AGM-84L反舰导弹、12架P-3C反潜机、4艘纪德级驱逐舰、AAV-7A1两栖突击车、6套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系统、M109A6自走炮、12架MH-53E直升机、空用AN/ALE-50拖曳式诱饵的军售案[注 1]。中华民国国防部将P-3C反潜机、6套爱国者3型防空导弹与8艘柴电潜舰合并为重大军事采购条例法案，亦即一般所称的三项军购案，送交中华民国立法院审议。此次军备采购案因金额庞大，立即陷入政治而寸步难行。执行重大国防项目的最大阻力是来自台湾内部的激烈政治斗争，民进党虽在2000年结束国民党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党专政，但其时立法院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国亲泛蓝派系占过半数国会议席，立委把个人政治利益凌驾于军事专业和国家安全，三项军购案被泛蓝阵营作为与民进党陈水扁政府斗争的重点项目，期间杯葛及封杀三项军购案达69次[20]。泛蓝阵营以“反对特别预算方式”、“三项军购分别切割处理”及“要求潜舰降价”等名义封杀潜舰采购案。2004年6月23日，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要求国防部对潜舰案重新报价，国防部回应此将导致潜舰案再延宕半年，泛蓝阵营又利用媒体制造舆论在立法院内外对采购潜舰案进行夹击，又发起泛蓝群众示威反对军购案[19]。
因为以当时的中华民国年度国防预算，如将可用的国防预算为海军购买8艘潜舰，将对其他军备采购计划产生排挤作用，所以国军内部对潜舰采购案也有质疑声音，要排解军种间因国防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争议并不容易。潜舰设计的获取来源亦受到质疑，因为美国自1960年代起便专注于建造核动力潜舰，由于美国海军忧虑美国境内如重启柴电潜舰生产线，美国国会可能会要求美国海军将购买核动力攻击潜舰的部分预算改为以造价较便宜的柴电潜舰取代，导致需要削减核动力潜舰部队的规模，所以美国海军对协助台湾通过军购获取柴电潜舰的态度并不积极。因为如要美国造船厂特别为台湾开发及设立柴电潜舰的生产线，无可避免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要更长的交货时间，所以最好能够从欧洲国家取得现成的潜舰设计再于美国建造，可是欧洲的潜舰生产国在中国抵制下并不太可能提供协助，美国曾经尝试取得西班牙P-650及德国209级潜艇的授权生产许可，不过未能取得成果。
陈水扁虽然在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成功连任，但其提出的反导弹公投未获通过，而且泛蓝阵营继续控制立法院，泛蓝阵营遂藉“执行公投结果”的名义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军购项目封杀到底，就连在三项军购案内的潜舰案也一并否决。2005年9月，经过多轮党团谈判后，国民党立院党团对三个军购案调整基调，其中P-3C反潜机可予以放行；潜舰由于报价过高，应再与美方交涉，待有美方降低报价后才决定是否同意购买；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的采购案则为了使陈水扁政府吞下发动反导弹公投的政治代价，全额予以否决。由于泛蓝阵营坚持要拉倒三项军购案，P-3C反潜机的采购项目由专案改列年度预算前，反潜机案仍然在立法院遭到泛蓝阵营封杀，由于美国每任总统即使是同一人，对台湾军售的态度也可以有很大变化，如不把握布希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在2001年起的4年内结束前通过军购案及完成签约，则难以保证美方会否持续推动潜舰案，可是台湾的党派斗争却凌驾于国防专业，国民党也无视了由该党执政的蒋经国时期起台湾多年来向欧美各国求购潜舰，却屡屡撞壁的困境，不考虑台湾的处境而只在乎党派斗争的胜负去拉倒潜舰采购案，终导致台湾错过了从美国购买潜舰的窗口期[19]。
除了国内的政治斗争严重阻碍执行潜舰军购案，台美双方对于应通过美国国防部执行的军售管道，还是直接与厂商洽购的商售管道执行潜舰采购案也存在争议。根据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及台湾科科长石明凯在2008年7月于台湾媒体的说法，2002年12月第一次报价时，因为美国海军反对美国再建造柴电潜舰，因而不想为台湾的潜舰采购案提供行政支持，所以报出高价，试图促使台方改为采取直接与美国厂商签约的商售管道获取潜舰，孰料台湾军方仍然坚持循军售管道，并选择以报价之中较低的86亿美元编列预算[19]。如果台方当时尽快通过预算落实采购，仍是可以通过军购进行，然而台湾内部却为政治斗争而在潜舰案节外生枝，国民党提出要台湾船厂参与建造才会考虑通过军购案，但当时即使是规模最大的台湾国际造船，都没有建造潜舰的器械及厂房，更缺乏建造潜舰的经验和技术能量，如要为台湾船厂添置器材及聘用外国顾问，势必使得潜舰案的价码进一步提高[19]，可是泛蓝阵营却拒绝为台湾参建潜舰而增加预算，台美双方更为8艘潜舰应在何处建造及工作量的分配而产生更多分歧。
泛蓝阵营反对台美军购潜舰的理由包括美国已多年没有建造柴电潜舰，质疑美方建造柴电潜舰的能力，然而众所周知美国是潜舰技术先进国，具备完整的潜舰设计及建造能力，不但持续为美国海军建造新型核动力潜舰，也为澳洲及西班牙建造的柴电潜舰提供顾问服务及技术支援，相形之下台湾不但缺乏设计潜舰的能力，也没有建造过一艘柴电攻击潜舰，即使先由美国建造第一艘原型舰，后续舰由台湾依样画葫芦，但台湾也要先为境内造船厂进行必须的扩建及添置专用设备才有能力参与潜舰的建造工作，为保证台湾自建的舰身及后续舰符合设计标准，必须从美国的合作造船厂聘用技术专家和监工到台湾监造，所以台湾参与建造比全部在美国建造的单价大幅提高。然而台湾能参与的仅为建造及组装部分壳体，内部装备仍然全部依赖引进，又因台湾参与建造牵涉技术转让，使得筹获的时间延长，况且美国海军向来视潜舰技术为最高机密，更难通过军购管道进行，也使得潜舰案的复杂程度更高，时程延宕更久，这也是国军倾向通过军购由美国海军协助监造，及全部由美国建造的原因之一[19]。
潜舰案在踏入2005年后仍然胶着，美国白宫对台湾内部延宕军购案逐渐失去耐性，尤其是台湾多年来争取的8艘潜舰也迟迟没有内部共识，美国国防部的态度亦渐渐变得消极，2005年9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威廉·佛伦上将数次表示，台湾应该优先运用自己有限的国防预算购置防御性装备提升防卫能力，显示美方对潜舰案因台湾的政治斗争而被持续拖拉失去耐心[19]。另外，陈水扁政府于第二任期内推动加入联合国公投等多项措施被美国政府认定会有损台海现状，美国遭遇911恐攻后需要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等多重因素下，布希政府在第二个任期将潜舰案冻结。
2007年6月，三项军购案在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泛蓝立委杯葛及封杀69次后，虽然在国会占过半议席的泛蓝阵营最终同意通过，但预算大幅削减至99亿台币，潜舰及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遭到删除，只有P-3C反潜机得到保留，中华民国因而流失从美国购得8艘潜舰的机会[20]。
2008年中国国民党籍马英九政府上任后，重新向美国争取采购柴电潜舰。据曾任中华民国海军司令的黄曙光上将所述，马英九对于向美国购买潜舰并无特别赞成或反对[21]。马英九政府除了在2008至2010年间的最初两年任期因为起用苏起任国安会秘书长，因苏起本人反对国防建设及军购计划而停摆外，马英九政府在其余时间都是延续前任陈水扁政府的军购路线，争取美国出售潜舰，然而在民主党籍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月起的两任任期内一直搁置潜舰军购案，除了没有对出售潜舰做出明确表态，也没有表态支持台湾自建潜舰，所以潜舰军购案及潜舰国造计划至2016年5月马英九卸任总统为止均没有任何进展。
1994年国民党李登辉政府再度向美国申购潜舰，这是两国断交后第二次以正式文件向美国提案，但是美国政府仍是以潜舰具有攻击性为由否决；不过由于台湾持续提出采购潜舰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后来指示美国海军先评估中华民国海军的反潜战力与需求[7]。李登辉政府于1995年成立“潜舰发展办公室”，启动“光华八号”计划。海军当时为了找寻向美国采购以外的后备方案，于是向急需外汇的俄罗斯打听，在1990年代台湾曾经多次与俄罗斯政府展开接触，包括采购俄罗斯海军现役及新造的基洛级潜舰及商讨引进俄国潜舰技术。由于当时俄方经济状况欠佳，俄罗斯海军无力采购新舰，俄罗斯船厂急需外国订单维持生计，俄罗斯政府不反对向台湾出售多达14艘基罗级潜舰，等值约1000亿元台币，除了新造舰，因为俄罗斯海军经费短缺，俄罗斯海军考虑将服役中的部分基洛级转售给台湾[22]。这个秘密计划一直持续到民进党陈水扁政府上任，不过陈水扁考虑到台俄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怀疑俄罗斯的履约能力，没有达成交易[23]。虽然俄罗斯造船厂常以较低的报价争取外国订单，但取得订金开工后，却在建造期间屡次向外国海军索款，威胁怠工及停工，又擅自更改合约中承诺安装的品项，难以保障交货质量。采购俄系潜舰的长期维护又容易受制于俄中关系，还有对台美关系影响等因素，最终没有向俄罗斯购买基洛级潜舰[24]。
阿根廷海军在1970年代扩充军力向欧洲采购多艘舰艇，包括在1970年代末期向西德蒂森克虏伯北海造船厂（Thyssen Nordseewerke）采购6艘TR1700型柴电潜舰，前2艘的1号和2号舰由西德原厂建造，后4艘的3号至6号舰授权在阿根廷船厂建造。阿根廷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陷入危机，阿根廷军政府苦无对策，同时要压制国内反对声浪，为了激发爱国主义来把国内政治和经济问题归咎外国，阿根廷军政府打上了英属福克兰群岛的主意。该群岛位于大西洋西南部，阿根廷宣称对福克兰群岛拥有主权，并且称作“马维纳斯岛”（Islas Malvinas），但是该群岛一直由英国控制。阿根廷军政府在1982年4月占领福克兰群岛，引发福岛战争，英国在同年6月打赢阿根廷夺回福克兰群岛，阿根廷军政府在福岛战争战败后垮台，由民选政府接任。
阿根廷战败后经济状况更差，阿根廷海军订购的6艘TR1700型潜舰中，只有最早在西德原厂开工建造的2艘能够完工，分别名为圣塔克鲁兹号（Santa Cruz）与圣胡安号（San Juan），不过这2艘潜舰在1984及1985年才加入阿根廷海军，错过在福岛战争发挥的机会，这6艘潜舰的合约倒成为阿根廷政府的负担。因为财政困窘，阿根廷政府将后续4艘TR1700型柴电潜舰的订单取消，不过当中的3艘已经在阿根廷船厂内开工，在阿根廷船厂内最早开工的3号舰于停工时舰壳已经合拢，舰体已成型且开始安装内部设备，跟着开工的4号舰也完成建造舰壳分段，但尚未合拢，5号舰仍在建造舰壳分段，完成度较低，6号舰则未开工[25]。
阿根廷政府一直想将滞留在船厂内的半完成潜舰脱手套现，连阿根廷海军使用中的德制潜舰也可出售。阿根廷政府得知中华民国海军一直求购新潜舰替换老旧的海狮与海豹号，因此通过国际军火掮客找上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在回忆录称阿根廷曾经想卖潜舰及30枚鱼雷给台湾，然而海军评估后认为不可行，所以没有成交，主因是这批阿根廷潜舰是通过西德授权许可建造，潜舰的设计和装备由西德提供，阿根廷并未掌握潜舰技术，如没有西德提供技术支持，阿根廷是无法自力将潜舰建造完成，阿根廷政府不可能代台湾获取由西德政府或两德统一后的德国政府签发的出口许可，也不能代为办理最终使用者证明，虽然这4艘潜舰烂尾冲击到德国原厂的财政，但是德国政府不想得罪中国大陆，因此不论阿根廷海军现役或在阿根廷船厂内停工中的潜舰半成品都无法脱手转卖给台湾[26]。阿根廷不但建造中的4艘潜舰烂尾，现役的潜舰也维护不良，当中的圣胡安号在2017年11月发生严重事故在深海沉没，全部44人死亡，残骸在一年后在大西洋的海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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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曾设法取得日本海上自卫队除役的春潮级潜舰（依服役舰龄推算，应为汐潮级或最早服役的一批春潮级）之新闻曝光，中华民国方面曾计划先由美国取得日本的除役潜舰，经美国船厂进行大规模整修并安装新的作战系统及武器配备后再移交台湾。然而，由于当时的日本宪法严格限制输出武器，而汐潮级及春潮级是日本自主开发，很难仿照F-104J战斗机的“阿里山九号”的模式最终移交予台湾，加上日本潜舰是专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而建造，核心设备是根据日本海自的标准设计，国际上没有其他商源，而且这些专有设备早已停产，日本退役潜舰的零部件取得不易，经评估后此案的成本花费并不划算，日本会否输出也不确定，故最后没有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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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至2007年间，美国在台湾的三项军购案于立法院遇阻后，曾经建议中华民国海军考虑采购外国海军的二手潜舰，代替购买新造舰，这可大为降低采购潜舰计划的款额，当时考虑的对象是意大利海军在1980年代起服役的扫罗级潜艇，最初的4艘当时已经逐渐除役，另外较后期服役的4艘如有国家愿意接手，也可分批除役及移交，如中华民国政府同意采用这些二手潜舰，美国可以出面代购，经美国厂商翻新后再转交给台湾，可是海军认为最初4艘扫罗级的舰龄比剑龙级潜舰更旧，扫罗级的基本设计及性能也不及两艘荷兰潜舰，所以没有接受这项提议[22]。
1995年1月，由于外购潜舰的前景不明朗，在时任总统李登辉同意下，中华民国海军成立又称“海星小组”的潜舰发展办公室，规划潜舰舰队计划，研究自建潜舰的可能性及需突破的技术困难，该办公室成员中部分来自退役潜舰高阶军官及现役潜军官，部分成员为曾参与光华一号到七号“国舰国造”具有组装造舰能力的理工科系军官。
除了技术及外交困难需要克服，自建潜舰的其中一个障碍是在拉法叶舰军购案后，海军对大型计划及筹获昂贵军备的态度变得极为保守，深怕筹获不顺利或发生争议时受到指责和牵连，只想着通过台美军购取得潜舰，将潜舰交由美国船厂建造及由美国海军负责监收，自己只当使用者的角色，然而美国不太可能通过军购向外国提供新型潜舰，美国总统小布希在2002年同意出售潜舰给台湾属于军购案中的特例，当台湾错过小布希在首个任期军售潜舰的机会后，获取新型潜舰就只剩下自建潜舰一途，台湾如下定决心执行难度极高及时程颇长的潜舰国造，海军必须先组建一支有能力和承担的计划管理团队，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国内的政治斗争，单是潜舰国造第一艘原型舰，由设计、建造、通过测试至服役，在时程上必然比一个总统最长两任合共八年的任期更长，还有量产舰及后续改良型的建造工作，整个计划需时15至20年甚至更长，由于潜舰国造需要长时间执行及持续投入资金支持，容易卷入政治纷争[27]，执政者及国会议席的变化，部分政客为挣个人声量将技术来源曝光以制造舆论，政治阵营斗争凌驾军事专业，均可危及国造计划的延续性，增加获取外国技术支持的困难，导致国造计划半途而废[28]。
第四代海鲲级潜舰
2014年1月9日，海军对媒体透露，考量到海狮级的现况老朽，海军计划在2015年对海狮级实施逆向工程来更换海狮级的压力壳、作战系统、主机等配件延长运作年限，并不排除以这些工程经验成果作为未来潜舰国造的基础。如果美国持续不愿意出售潜舰，中华民国将自力开发建造[29]。2015年7月1日，负责潜舰事宜的“海星小组”再次恢复运作，标志着潜舰国造计划重新启动。[30]2015年8月31日，国防部送审《2016年度国防预算书》，其中指出决定启动“潜舰国造第一阶段合约设计”计划，估计投入约30亿台币、在5年内完成设计。[31]2016年6月20日，海军受邀参与高雄国际海事船舶暨国防工业展的台北邀商说明会，并在会上公布规划的12项造舰案规划，当中包括“潜舰国造案”。[32]2023年9月28日，海军首艘国舰国造潜艇原型舰举行命名及下水典礼。由总统蔡英文出席典礼并命名为“海鲲号”。[33]为提升潜舰自研能力，海军和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在2024年建成慧龙号无人潜舰供水技术试验。
中华民国各型号潜舰
注释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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