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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
美國文化總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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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涵盖了多层面的社会行为、制度与规范,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视觉艺术、表演艺术、饮食、体育、宗教、法律、科技,以及各种风俗信仰与知识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形成,源自美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地理条件,以及来自国内外多重力量与移民潮的推动[1]。
美国文化的基础最初以西方为主,尤其受到英国传统的深刻影响,但同时也融入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义大利、苏格兰、威尔斯、犹太、波兰、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与拉丁美洲等多个地区的元素。随著历史演变,非西方文化也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部分,非洲(尤其西非)与原住民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而近代亚洲文化的加入,则进一步丰富了美国社会的多元面貌。由于移民潮一波接一波,美国逐渐形成一个跨越种族与背景的文化体系,使其成为全球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融合社会。美国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一种大熔炉文化,但近年来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更倾向于以“沙拉盘”来形容,意指各种族群与文化并存,彼此保持差异却共同构成整体。
在艺术与娱乐领域,美国孕育并推动了多种音乐风格的诞生与发展,包括爵士乐、蓝调、福音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重金属以及嘻哈音乐等,这些流派不仅影响美国社会,亦对世界流行文化造成深远冲击。美国在体育方面亦展现独特风格,其中美式足球、棒球、篮球与冰球被视为“四大运动”,这些体育项目不仅代表休闲娱乐,更蕴含社会认同与地域归属感。美国饮食文化则以多元化与地域性著称,热狗、奶昔与烧烤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代表,但不同社会阶层与地区仍保有各自独特的饮食偏好。语言方面,英语是最常使用的语言,虽然美国长期以来并无法律明定官方语言,但在2025年已有总统行政命令宣告英语为官方语言[2]。
在宗教生活方面,美国主要人口信仰新教与天主教,但随著世俗化的推动,无宗教人口比例逐渐增加。宗教虽仍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多元性与个人自由选择的特征,使美国在宗教信仰上展现出高度包容性。美国文化在宗教信仰与部分社会价值观上显得相对保守,在富裕西方国家中属于较为特殊的例子。与欧洲大多数已高度世俗化的社会相比,美国的宗教参与率与保守倾向更接近部分中东欧国家,如波兰[3]。根据英格尔哈特—韦尔策尔世界文化地图的研究,美国在“世俗—传统”维度上的位置低于其他富裕社会,其宗教信仰水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近[4]。
政治与价值观方面,美国文化深受美国革命与启蒙思想影响,核心理念包括自由、个人主义与有限政府。《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与《重建修正案》进一步奠定了美国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有效保障[5][6][7][8],美国社会普遍支持表达自由与使用互联网的权利[9][10]。美国法律体系多数基于英国普通法发展而来,并在不同州份间展现差异与灵活性[11]。根据文化研究,美国文化在价值倾向上展现出对“自我表达价值”的强烈倾斜,并将世俗理性与传统元素相互交融。一方面,美国文化强调人权、个人主义与反权威倾向,另一方面,宗教、爱国主义与家庭价值观等传统观念依旧影响著美国社会。这种文化的并存,使美国社会在多元与矛盾中形成独特的平衡[12][13][14]。
美国地域文化差异明显,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南部、中西部、西南部、山地地区与太平洋西北地区各自形成独特的文化风貌,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背景、移民来源与地理环境[15]。美国文化的差异亦受种族与族裔、年龄、宗教、社会经济地位与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这些差异孕育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并存,并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次文化。无论是艺术、娱乐、科技还是生活方式,美国皆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并被广泛视为文化超级大国[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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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美国文化的历史源自欧洲殖民时期,最初由英国与西班牙在北美的殖民活动奠定了基础。17世纪时,英格兰人是北美殖民地人口的主要族群,占据绝对多数。至1700年,殖民地总人口约25万人,其中英格兰裔仍为最大族群。1790年首次美国人口普查时,英格兰裔约占总人口的47.9%,在白人族群中比例达60%。其他欧洲族裔也逐渐加入,包括威尔斯人、苏格兰-爱尔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荷兰人、法国人与瑞典人,这些移民共同在不同程度上改造并丰富了以英格兰文化为基础的美国社会。以各殖民地为例,英格兰裔人口比例在麻萨诸塞州高达85%,而在宾夕法尼亚州则约为30%。德裔移民自1720年代至1775年间约有10万人,苏格兰-爱尔兰裔则多达25万人,他们都在语言、宗教、生活习惯与教育制度等方面留下深刻影响。
在美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杰佛逊民主成为一项核心创新,并至今仍是国家身份的重要部分。托马斯·杰佛逊撰写的《维珍尼亚州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可被视为美国人首次有影响力的本土文化评论,这部作品主要是针对部分欧洲知识分子将美洲的动植物与人类视为“退化”的观点所作出的回应。杰佛逊透过文字展现了美国社会在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与文化自觉上的立场,这种文化上的自我辩护逐渐演变为美国人对自身价值与特质的信念。
随著时间推移,非原住民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德裔移民在许多地区留下鲜明的足迹,爱尔兰与义大利移民则在美国东北部形成重要的文化社群。夏威夷在被美国兼并之前,就已受日本移民的深远影响,使日本文化成为当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拉丁美洲文化的影响在前西班牙殖民区域尤为明显,但也随著移民潮扩散至全美。亚洲文化则主要集中于东北与西岸大城市,从饮食、宗教到教育都带来新的面貌。加勒比地区文化亦因移民而进入美国,自废除奴隶制度以来,加勒比成为非洲裔移民的主要来源,这些群体不仅增长了美国黑人社会的规模,还在教育、音乐、体育与娱乐等方面带来显著影响。
原住民文化至今仍然存在,许多原住民族群维持传统的治理方式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并在法律上由保留地制度加以管理。规模较大的保留地主要位于美国西部,尤其是奥克拉荷马州、亚利桑那州与南达科他州。不同原住民文化在欧洲人接触之后的命运差异极大。加勒比的泰诺文化几乎灭绝,语言不复存在,但当地正在进行文化复兴运动。与之相对,夏威夷的本土语言与文化虽受到冲击,却在当地与美国本土及亚洲移民文化并存至今,并对主流文化作出贡献,例如冲浪运动与夏威夷衬衫已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然而,美国领土上大多数原住民语言仍处于濒危状态。
美国文化始终展现多重张力与对比,一方面具有保守与自由两种倾向,同时兼具科学精神与宗教信仰的竞争。政治制度中的民主结构、冒险精神与自由表达的强调,使美国在文化上同时包含物质与道德元素。尽管美国社会一贯秉持个人主义、平等主义、自由与共和理念,但由于幅员辽阔与人口多样化,其文化表现形式极为多变。
美国长期以来吸纳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成为世界上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庞大的移民基础,使美国成为各种族群、传统与价值观的交汇之地。这种多样性不仅塑造了美国的社会面貌,也使美国文化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力,从语言、艺术、流行文化到政治价值观,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形成所谓的“美国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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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
美国地域文化的形成深受殖民历史与移民传统的影响。文化地理学者科林·伍达德认为,美国大致可以划分为十一个文化区域,每一区域的特色均与最初的定居者来源与发展脉络密切相关。在东部,“扬基地带”(Yankeedom)是清教徒文化区,其影响力自北而南涵盖新英格兰至五大湖北部,以及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的上游地带。纽约大都会区则继承了新尼德兰文化的影响,以商业、金融与多元文化为特色。由宾夕法尼亚向外扩展的“中部地带”涵盖了下五大湖区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上中西部地带。阿帕拉契亚文化区则自西维珍尼亚延伸,经过中西部南缘与上南方,直至阿肯色与奥克拉荷马南部。深南部(Deep South)则从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延展至佛罗里达,再向西至德萨斯州,深受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西部,科林·伍达德将其划分为三个独特的文化区域。首先,西南部的“埃尔诺尔特”(El Norte),在西班牙语中为“北方”的意思,涵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德萨斯部分地区及加利福尼亚南部,这些地区在16至18世纪由西班牙殖民,形成了以西班牙语、墨西哥文化和天主教为基础的区域特色,至今保留双语和跨境经济的特征。其次,“左海岸”(Left Coast)包括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沿海地区,于19世纪中叶由来自新英格兰的扬基人及大阿帕拉契地区的移民,融合了进步主义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造就了旧金山、波特兰等城市的独特文化。最后,内陆西部(Far West)是一个广阔但人口稀少的区域,涵盖蒙大拿、怀俄明、爱达荷、内华达等地,受19世纪晚期联邦政策(如《宅地法》)和铁路开拓影响,居民强调个人自主并对外部干预持怀疑态度,形成了独特的内陆文化。
美国南方常被非正式地称为“圣经带”(Bible Belt),原因在于福音派新教的社会保守主义在此根深蒂固。基督教在此地的宗教参与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相对,东北部则以主流新教与天主教为主,中西部与五大湖区则宗教多样性更为明显,犹他与爱达荷南部则形成“摩尔门带”(Mormon Corridor),而西部沿岸则以相对世俗化著称的“无教堂带”(Unchurched Belt)。根据调查,佛蒙特州的非宗教人口比例高达34%,而圣经带的亚拉巴马州仅约6%。
美国的文化差异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度即为典型案例,南方依赖奴隶劳动发展种植园经济,而北方则逐步走向工业化与自由劳动制度,这种社会与经济上的差异最终引发严重对立。1861年,南方诸州脱离联邦,成立美利坚邦联,导致美国内战的爆发,这场冲突加深了地域文化在历史记忆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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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习俗
美国最常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具体而言是美式英语。2025年3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将英语指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在联邦层面上确立官方语言。在此以前,虽然美国在联邦层级无法定官方语言,英语实际上作为全国通用语言,在政府、教育和商业中被广泛使用。
根据各州与领地的规定,目前有超过三十个州通过法律确认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而部分州与美国领地则同时承认其他语言,例如夏威夷同时承认夏威夷语,阿拉斯加法律上承认二十多种原住民族语言,波多黎各则以西班牙语为主要官方语言。根据统计,美国境内共使用或手语表达约430种语言,其中170馀种为美国本土或领地的原住民族语言。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教育、司法及公共服务领域,偶尔会针对非英语使用者提供语言协助。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各语种使用者遍布全国各地。全国范围内使用的语言超过300种,而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估计有高达800种语言被使用。美国的语言使用者来源广泛,其中约有150种属于美洲原住民族语言,另外则由各个移民群体带来。许多移民初到美国时的母语并非英语,但部分群体本身来自英语广泛使用的国家,例如加拿大、牙买加与英国,或来自英语具有官方地位的国家,例如印度、奈及利亚与菲律宾,因此部分移民能在抵达前便具备英语能力。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23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数据,约78%的美国人在家中仅使用英语,大约8.4%的美国人表示自己使用英语的能力未达到“非常流利”的程度。英语仍是社会大多数层面沟通的主要语言,但多语环境的存在构成了美国文化的特征之一。
在英语之外,美国最重要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全国约有13.4%的人口在家中使用西班牙语,西班牙语社群分布广泛,尤其集中于西南部、佛罗里达州以及大城市的拉丁裔社区。波多黎各以西班牙语为主要官方语言,而在新墨西哥州,西班牙语在教育与行政实务上有特殊保障。随著拉丁美洲移民的增加,西班牙语在美国的使用范围持续扩大,并对教育、媒体与公共生活产生更大影响。在其他语言方面,中文是全美第三大语言,约占人口百分之一,涵盖普通话与粤语等不同方言。超过一百万人使用的语言还包括他加禄语、越南语、阿拉伯语、法语、韩语与俄语。这些语言群体在全国各大城市形成多元文化社区,为美国的语言环境带来更多层次。
原住民语言是美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约有150种仍有人使用,但多数面临濒危。夏威夷语在20世纪一度衰退,但经过教育推广后逐渐复苏,成为夏威夷文化认同的重要元素。阿拉斯加原住民语言以及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印第安语言,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保护与复兴努力。美国手语(ASL)则是另一种重要的语言系统,拥有数十万使用者,并在教育及法律上获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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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节假日体系融合了历史事件、宗教传统与社会文化特色,联邦政府每年承认若干全国性假日,虽然法律仅要求联邦机构与联邦雇员遵守,但各州与私营企业多半也会跟随。除此之外,各州亦可自行设定特有的州级假日。
每年1月1日为新年(New Year's Day),标志著格里历新年的开始。前一晚的跨年夜是全国盛事,民众会聚集于家庭、酒吧或公共广场倒数计时,纽约时代广场的水晶球降落仪式尤其著名。新年同时被视为圣诞与新年季假期的结束,人们在这一天休息、聚会,或制定新年计划。
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以纪念这位生于1929年1月15日的民权领袖。他以推动种族平等与非暴力抗争闻名,于1968年遇刺身亡。该假日于1983年由美国国会设立,1986年首次全国实行,象征对民权运动的肯定。部分州将此日与其他节日结合,例如与南方邦联领袖的纪念日并列,例如维珍尼亚州的李-杰克森纪念日,引发社会争议。
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Washington's Birthday)。该假日最初于1879年确立,用以纪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968 年《统一假日法案》将日期固定在二月第三个星期一,以便长周末的安排。虽然法律上名称从未更改,但民间普遍称之为“总统日”(Presidents' Day),并常视为纪念所有美国总统。商家也常利用这一天进行大规模促销,使其兼具经济与文化意义。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用以追悼自南北战争以来在服役中牺牲的军人。最初日期为五月三十日,后因《统一假日法案》改为现行时间。这一天许多家庭会前往墓地献花,政府与社区亦举行游行或悼念仪式。同时,该日也被视为夏季的非正式开端,人们常举办野餐、露营与各类休闲活动。
6月19日是六月节(Juneteenth),纪念1865年德州接获《解放奴隶宣言》消息之日,象征奴隶制度的真正终结。该节日于非裔社群中长期流传,直到2021年正式成为美国第十一个联邦假日,成为反思平等与自由的重要时刻。当天多有文化节庆、音乐表演与社区聚会。
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源于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是美国的国庆日。全国各地会举行烟火表演、游行、音乐会与家庭聚餐,户外烤肉尤其常见。这一天象征美国立国精神,也是凝聚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时刻。
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动节(Labor Day),纪念工人运动与劳工贡献。该日于19世纪末兴起,1894年被国会定为法定假日。现今,除了游行与庆祝外,它也标志夏季结束与新学年的开始。美式足球赛季常于劳动节之后展开。
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哥伦布日(Columbus Day),纪念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于1492年抵达美洲。它同时被义大利裔美国人视为庆祝文化传承的节日。然而,随著对殖民历史与原住民族受害的反思,许多州改以“原住民日”(Indigenous Peoples' Day)取代,以彰显美洲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在南达科他州则称为“美洲原住民日”(Native American Day)。在夏威夷则设有“发现者日”,但并非州法定假期(Discoverer's Day)。
11月11日是退伍军人节(Veterans Day),用以致敬所有曾服役的美国军人。其源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当时停火于“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时”生效。虽然最初称为“休战日”(Armistice Day),1954年改为现名。全国多举行默哀、游行与军事纪念仪式,以表达对军人的尊敬。
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起源于殖民时代清教徒庆祝秋收的日子,后逐渐演变为全国家庭团聚的日子。传统上,人们会享用火鸡大餐,搭配蔓越莓酱、南瓜派与马铃薯泥。感恩节同时象征年末圣诞与新年季的开始,隔日的“黑色星期五”为美国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日,商家为招徕顾客推出大量折扣。
12月25日的圣诞节(Christmas)源自基督教庆祝耶稣诞生,但在美国已广泛世俗化,成为全民共享的节日。装饰圣诞树、交换礼物、悬挂长袜与圣诞老人传说皆为习俗。虽然并非所有美国人信仰基督教,圣诞节仍是联邦假日,并成为文化与商业的重要日子。
除了联邦假日外,美国亦有许多广泛庆祝的非官方节日。10月31日的万圣节是儿童化装、索取糖果的日子;3月的圣帕特里克节与5月的五月五日节分别反映爱尔兰与墨西哥文化的影响。这些节日虽无官方假期,但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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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饮食文化是多元与融合的产物,约在19世纪开始形成独特风格,其特色源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传统食谱、美洲原住民的食材运用,以及随后各波移民群体的影响,及后渐渐展现当地人讲究轻松自在、简便快捷的餐饮文化[18]。标志性的美国食物如苹果派、甜甜圈、南方炸鸡、美式披萨、汉堡与热狗,往往被视为本土象征,但其实多数源于外来食谱的本地化与创新。法式炸薯条、墨西哥卷饼与玉米片,以及义大利风格的义大利面料理,都被广泛吸收并改良为美式风味。
美国家庭餐桌的菜色差异甚大,受到地区背景与家庭文化传承影响。新移民常延续家乡的饮食习惯,而这些料理经过时间也可能被“美国化”,形成如美式中国菜、美式义大利菜、美式墨西哥菜等,例如杂碎、幸运饼干与加州卷寿司等,都属于在美国发展出的“外国食物”[19]。在美国大城市,越南菜、韩国料理与泰国料理等亚洲饮食较为常见,且多以接近原有风味的形式呈现,反映出美国饮食文化中对多样化饮食的接受度。德国饮食对美国影响特别深远,尤其在中西部地区,马铃薯、炖肉、香肠、蛋糕与面食十分常见。汉堡、炖牛肉、烤火腿与热狗,皆可追溯至德国料理的影响。饮品方面,美国人普遍偏好咖啡而非茶。超过半数成年人每天至少喝一杯咖啡。橙汁与牛奶成为早餐的常见饮料,部分原因来自20世纪初美国食品业的大规模行销。
美国快餐业是全球最早成形且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麦当劳、汉堡王、必胜客、肯德基与达美乐等品牌遍布世界各地,并在1940年代首创得来速(drive-through)的经营模式。这些品牌不仅塑造了现代饮食习惯,也成为美国文化与行销力量的象征。另一方面,方便食品如急冻食品在20世纪中期以后风靡美国,这种餐点只需加热即可食用,成为许多家庭配合电视娱乐的日常,因此又被称为“电视晚餐”。1980至1990年代间,美国人的平均热量摄取量增加了约四分之一,而快餐店的普及与含糖饮品的流行,被公共卫生专家视为导致肥胖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碳酸饮料尤其受欢迎,含糖饮品平均占美国人每日总热量的近一成。
美国饮食习惯中还有一些独特的社会规范。餐馆用餐时支付小费已成为不成文的社会礼仪,通常约为账单总额的15%至20%[20]。学界对小费起源有不同解释,一说认为源自19世纪美国富豪在欧洲旅行后效仿贵族习俗[21],另一说则认为是劳资制度下转嫁服务人员收入的方式。近年,美国社会对小费文化的争议持续升温,主要集中在“强迫性小费”(guilt tipping)和“小费膨胀”(tip creep)等现象上。随著流动支付系统的普及,许多自助点餐机、快餐店和咖啡馆等场所也开始提示顾客给予小费,这种做法引发了部分消费者的不满。
美式用餐文化与中式饮食的“共食”习惯存在显著差异。在美国,餐厅用餐通常采取个人点餐模式,每人享用独立份量的菜肴,而中式饮食文化中,特别是在家庭或团体聚餐时,普遍以共食为主,多道菜肴置于餐桌中央供大家分享。美国餐厅提供的食物份量通常较大[22],研究显示,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部分餐点(如汉堡、薯条和饮料)的份量平均增加了50%至60%以上[23]。这种份量增大的趋势促使消费者摄取过多热量,被认为是美国超重和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饮食中也存在一些文化禁忌与敏感议题。炸鸡与西瓜长期与非裔美国人群体的刻板印象挂钩[24][25],源自19世纪奴隶制度时期的歧视性宣传,奴隶主及种族主义者常用炸鸡和西瓜作为贬低非裔的符号,宣称非裔只需这些简单食物和休息便会满足,以此贬低他们的智力与需求[26]。当炸鸡和西瓜被用于针对非裔的玩笑或刻画时,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或敏感语境中,会因历史背景而被视为冒犯。即使在当代,偶尔仍有公众人物因不当言论引发争议,例如非裔美国职业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曾两次因涉及炸鸡的言论而被卷入种族争议。1997年,伍兹赢得美国名人赛后,球手福兹·佐勒尔(Fuzzy Zoeller)在采访中以玩笑口吻表示,希望伍兹作为卫冕冠军不要在下一年的冠军晚宴上选择“炸鸡”或“羽衣甘蓝”等食物,这些食物常与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相关[27]。此言论被批评为种族歧视,佐勒尔随后公开道歉,并失去部分赞助商支持。2013年,西班牙球手塞尔希奥·加西亚(Sergio Garcia)在与伍兹的争执期间,于一场欧洲巡回赛晚宴上开玩笑称,若邀请伍兹共进晚餐,将“每晚提供炸鸡”。这句话因带有种族刻板印象而引发争议,加西亚随后道歉,称无意冒犯,伍兹则表示失望但接受道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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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体育文化深受历史、教育体系与商业娱乐的影响。19世纪中叶,美国的高校开始重视校内体育活动,最初以田径、划船等运动为主,随后逐渐发展出美式足球的比赛。进入20世纪后,体育课程被纳入中小学教育[28],体育不仅被视为强健体魄的方式,也被认为能培养团队精神与纪律。这种从校园延伸至社会的传统,使体育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三大体育运动是棒球、美式足球与篮球。这些运动的人才培养通常从中学和高中阶段开始,球探与教练会关注有潜力的选手,并透过奖学金将他们送往私立中学或大学就读;大学体育赛事(特别是国家大学体育协会的比赛)是职业选秀的主要来源,同时也为学校赢得荣誉和奖项[29]。表现优异的运动员往往会被职业球队的球探或选秀制度挑选,其中棒球选手可在高中毕业后即被职业球团吸收,而美式足球与篮球则多透过大学体育体系进入选秀,完成学业或达到年龄门槛后才展开职业生涯。进入顶级联盟的球队通常拥有庞大且热情的支持群体,不少球迷对心仪球队的投入几乎可与宗教信仰般的狂热程度相比。
棒球通常被视为美国最早的主要团队运动,其职业化历史可追溯至1869年,当时辛辛那提红袜队成为首支公开职业球队。20世纪上半叶,棒球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被誉为“国技”或“国民消遣”。虽然自20世纪中期以后美式足球的地位已超越棒球[30],但棒球仍在美国文化中具有深厚象征意义。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每年举行的世界大赛仍是全国瞩目的体育盛事,而春训、全明星赛与各地的地方球队也展现出棒球对社区与家庭娱乐的影响。
美式足球如今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观赏性运动。国家美式足球联盟(NFL)于20世纪中期逐步发展壮大,自1970年美式足球联盟(AFL)与前者合并后,联盟规模扩张并提升了赛事的商业价值。“超级碗”是美国每年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不仅是体育比赛,也是文化盛典,其广告与中场表演更是社会热门话题。大学美式足球同样具有庞大影响力,各州立大学与私立名校的比赛能吸引数万甚至十万人入场,形成特有的体育传统与社区认同。
篮球是另一项起源于美国的运动,由詹姆斯·奈史密斯于1891年创立。国家篮球协会(NBA)自20世纪后半叶起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篮球联盟,诞生了如麦可·乔丹、勒布朗·詹姆斯与科比·布莱恩特等国际巨星。篮球因为场地需求相对简单,也广泛流行于校园、城市社区与乡村地区。除了男子职业赛事外,美国女子篮球联赛(WNBA)自1997年成立以来,也推动了女性篮球的专业化发展。
冰球在美国虽不及上述运动普及,但在五大湖地区与新英格兰传统上拥有深厚根基。国家冰球联盟(NHL)原本以加拿大球队为主,但自1990年代推行南进与西进政策后,逐渐在佛罗里达、德州、加州等地建立球队[31]。虽然南部球队的经营起初并不稳定,但冰球文化已扩散到更多地区,美国国家队也在国际赛事中展现竞争力。
英式足球在美国的发展相对特殊。作为青少年与校园最受欢迎的参与性运动之一,英式足球长期被视为培养儿童体能与团队精神的重要途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于 1996年展开比赛,近年快速扩张,目前已有30支球队,并计划继续增加[32][33]。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虽在世界杯中成绩有限,但女子国家队则在国际舞台上表现突出,曾多次夺得世界杯与奥运金牌。
女子体育的突出成就与1972年通过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息息相关。该法要求在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机构中,男女在运动资源与经费上享有平等机会[34]。这项政策推动了大学女子运动队的普及,并促成女子在足球、篮球、体操与田径等领域取得世界级表现。美国女子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屡获佳绩,即是此制度的成果之一。
除了职业与校园体育外,美国也重视全民参与的运动文化。跑步、游泳、健身与马拉松比赛在都市与社区十分流行。马拉松赛事如波士顿马拉松与纽约马拉松,不仅是体育赛事,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象征[35]。许多美国人将运动与健康、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使运动成为日常习惯。
媒体与商业推动亦是美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特征。电视转播、广告与品牌赞助使运动明星成为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体育不仅是比赛,更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与音乐、时尚及电影产生交集。大型体育场馆与转播权收入也反映出体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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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美国是一个高度多元的社会,其人口结构显示出广泛的族裔与文化来源。种族概念在美国社会有著深远影响,早在建国之前便已存在。美国长期以来依据肤色、外貌等特征进行社会分类,并由此形塑了政治与社会结构。美国人口普查局目前将人口划分为五大种族群体:白人、非裔、美洲原住民(包括阿拉斯加原住民)、亚裔与太平洋岛民(包括夏威夷族)。人口普查局并未将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归类一个种族分类(race),而是一个族裔分类(ethnicity)[36]。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西班牙裔”且与任何种族身份共存,例如“白人西班牙裔”或“非裔西班牙裔”[37]。
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美国有37个人口数量超过一百万的族裔群体。在这些群体中,欧洲、中东或北非血统的白人是规模最大的族群,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7.8%。其次是西班牙裔与拉丁裔美国人,占比约 18.7%。非裔美国人为第三大族群,占12.1%。亚裔美国人则占5.9%,而美洲原住民约有37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
在移民方面,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移民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美国境内的移民人口超过5,000万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移民群体。2018年,美国境内的移民及其子女总数接近9,0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其中,有四成五的外国出生人口已成为归化公民,另有约四分之一是合法永久居民,少部分持有临时合法居留身分,还有约两成三则属于非法移民。美国在难民安置方面亦领先全球,数十年来接收的难民数量一度超过其他各国总和。
亚裔社群在全美各大城市建立的“唐人街”与“小东京”等聚落,不仅为新移民提供生活上的支援,也将亚洲饮食文化带入美国主流社会。如今,中国菜、日本料理、韩国菜与越南菜已成为美国城市中常见的餐饮选择。西班牙裔与拉丁裔社群则透过语言、音乐、节庆与美食,对美国文化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在西南部与加州,西班牙语广泛使用,天主教在当地亦成为主要信仰。特别是在西班牙裔人口集中的地区,天主教徒人数已超过新教徒。相较之下,新教则仍在美国中部与南部保持优势。
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差距依然存在。研究显示,亚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与教育成就往往高于其他群体,而非裔、西裔与美洲原住民则普遍面临较低的收入水平与教育机会。这种差异部分源于历史歧视的累积效应,也与不同群体的移民历程及社会资源分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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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建国以来,种族关系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课题之一。美国的种族多样性部分源自早期移民政策与劳动需求。在国家成立之前,欧洲殖民势力即将大量非洲奴隶带入北美,这使得非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少数族群之一。奴隶制度在南方州份深深扎根,与北方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相互矛盾,导致南北之间长期冲突。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尝试以地理界线划分自由州与蓄奴州,但最终未能解决矛盾。虽然美国在1807年禁止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但棉花种植的繁荣却使奴隶劳动需求大幅上升,南方奴隶制度进一步强化。宗教运动亦在此时期影响种族议题。第二次大觉醒(1800年—1840年)推动了北方的废奴运动,并激励许多社会改革。而在南方,浸信会与卫理公会则向奴隶传教,形成复杂的宗教与种族互动。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并在战争结束后迎来1865年《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度。
然而,奴隶制度虽已废除,种族歧视却仍根深柢固。重建时期(1865年—1877年)虽短暂赋予非裔平等权利,但随著联邦军队撤出南方,白人主导的南方民主党人政权重新掌控地方,颁布《吉姆·克劳法》将种族隔离制度化。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裁定“隔离但平等”合宪,进一步巩固了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隔离”被严格执行,而“平等”则沦为空谈,导致黑人在教育、就业、交通、医疗等公共领域被全面隔离。直至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最高法院才推翻普莱西案,认定种族隔离学校违反宪法,为民权运动奠定法律基础。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美国出现大量“日落镇”(Sundown Towns),当地立法或默许禁止非白人居民在日落后留在城镇。三K党等白人至上组织则透过恐吓与暴力维持种族阶级秩序,对非裔、天主教徒、犹太人与移民群体施加威胁。虽然“日落镇”在1968年《民权法案》通过后变得非法,但日落镇的遗留影响在部分地点至今仍存在。
亚裔美国人同样历经漫长的歧视史。为回应19世纪加州淘金热及修建铁路所带来的华人移民潮,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全面禁止华人移民入境,直至1943年才废止[38]。该法案被视为美国第一部以族裔为针对对象的排外法律,导致亚裔长期边缘化。二战爆发后,珍珠港事件引发全美反日情绪,美国政府自1942年起将约12万日裔美国人送入拘禁营,其中六成以上是美国公民[39]。直至战后,美国才逐步承认此举违反宪法,并在1988年通过《公民自由法》正式道歉并赔偿受害者[40]。
西班牙裔与拉丁裔美国人则主要因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移民潮而逐渐成为重要族群。20世纪初,随著农业与工业劳动需求上升,大量墨西哥移民涌入美国,带来语言与文化融合的争论。1924年《移民法》以国籍配额制限制南欧、东欧及亚洲移民,试图维护“美国的同质性”。直到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配额制度,才真正打开了亚洲、拉美与非欧洲移民的大门。
犹太裔美国人虽在经济与学术领域成就显著,但长期以来亦成为宗教仇恨犯罪的主要目标[41]。反诽谤联盟(ADL)的调查显示,自1960年代以来反犹太情绪逐渐下降,但仇恨事件仍偶尔发生,且常与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有关[42][43]。美国的反犹太事件在2010年代后显著增加。例如,2019年的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和波威犹太会堂枪击案是近年来严重的反犹太暴力事件。
除了制度上的歧视外,社会偏见亦以不同形式存在。非裔经常被刻板化为贫穷或犯罪群体;拉丁裔则常被视为底层劳工或非法移民,并与毒品交易挂钩[44];亚裔虽常因“努力读书、勤奋工作”的刻板印象而被赋予“模范少数族裔”之名,但同时也面临“永远的外来者”的质疑,即使是出生于美国的亚裔,也常被问及“你来自哪里”[45]。如今,虽然多数美国人明确反对公开的种族主义,但隐性或无意识的歧视依然存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伊曼尼·佩里(Imani Perry)指出,现代美国的种族主义往往是潜意识或无意识的,表现在人际互动与制度结构中。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因病毒源自中国的印象导致亚裔社群成为攻击目标[46][47][48]。根据“停止仇恨亚太裔”组织的统计,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间,全美共通报逾11,500宗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包括言语辱骂、歧视行为,甚至暴力攻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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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中,宗教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关键的文化因素之一。虽然《美国宪法》及各级政府机构在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但宗教在美国社会中仍具有深远的文化与道德影响。基督教是美国最主要的宗教。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2023年—2024年美国宗教全貌研究》(Religious Landscape Study),美国成年人口中自我认同为基督教徒的比例为62%。这其中包括约40%认为自己是新教徒、19%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剩馀约3%属于其他基督教派(例如后期圣徒教会、东正教、耶和华见证人等)。在非基督教徒中,约7%的成年人归属于其他宗教(其他非基督教信仰),其中犹太教徒占约2%,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各约1%。美国是全球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亦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犹太社群所在地。
美国的基督教人口虽然仍然占多数但相比以往已明显下降。在2007年,有约78%的美国成年人自认为基督徒;到了2014年这个比例降至约71%;2024年的62%显示基督徒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但最近几年这种下降似乎放缓或部分稳定[50]。与此同时,无宗教人口的比例在近数十年快速上升。1999年,美国约有70%人口是教会或礼拜场所的成员,但到了2020年已降至47%。2024年的《美国宗教全貌研究》显示,年轻一代尤其是Z世代中,约有近半数人自我认同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单纯没有特定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社会逐渐世俗化的趋势,同时也说明宗教文化的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在2002年,美国是受访的先进国家中,唯一有过半数民众认为宗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国家,比例约为59%。到2014年,这一比例降至约53%,而在2020年代,数据显示进一步下降至约41~42%。
回溯历史,美国的宗教自由并非一开始就确立。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对宗教异端表现出高度的不宽容,对异端采取严厉的惩处,包括放逐、鞭刑甚至处决,不仅在1659年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禁止庆祝圣诞节,认为其属于天主教迷信,还对贵格会信徒采取严厉镇压,1660年贵格会信徒玛丽·戴尔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处以绞刑,成为所谓‘波士顿殉道者’之一,凸显了早期殖民社会仍缺乏宗教自由。相对而言,1634年由巴尔的摩男爵建立的马里兰殖民地,在宗教自由方面较为开放。后来,随著《维珍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颁布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制定,联邦政府被明确禁止设立国教或限制宗教自由,这奠定了美国“政教分离”的法律基础。宪法起草者多受启蒙思想影响,亦考虑少数宗教群体的权益,以避免宗教垄断国家权力。托马斯·杰佛逊曾明言,“宗教权威常与专制结盟,对自由抱持敌意”。
今日的美国宗教地理呈现多样性。所谓“圣经带”主要位于南方地区,以保守的福音派新教为核心文化力量。相对而言,新英格兰地区与西部州份的宗教性较弱。根据2020年代盖洛普与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大约8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相信上帝或某种至高力量,约有45%的人每天祈祷。不过,固定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数显著下降,目前每周或几乎每周参与礼拜的人仅约占三成。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社会仍普遍存在宗教信仰,但公开、组织化的宗教参与呈现长期下滑趋势,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礼拜出席率已从超过四成降至今日的三成左右。
虽然宗教参与度下降,但所谓的礼仪性神意(ceremonial deism)依然普遍存在。从国家格言“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到《忠诚宣誓》誓词中的“上帝之下”(under God),再到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在《圣经》上宣誓,都显示宗教语言与符号在美国公共领域仍占有一席之地。
一般而言,社会阶级通常由教育程度、收入水准与职业声望三项要素综合决定。虽然在21世纪,多数美国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但实际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平等日益受到关注。美国不同阶级之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与价值观。早期社会学者兼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曾提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与“炫耀性休闲”(conspicuous leisure)的概念,用以形容上层阶级借由奢侈生活展现社会地位。上层阶级往往受过常春藤盟校等精英教育,并参与传统上专属于上流社会的私人俱乐部与社交组织,其财富主要来自庞大的资产与投资收益。这个群体的生活型态强调隐私、安全与慈善事业,被称为“捐助者阶层”,同时也与艺术文化紧密连结。虽然外界有时将他们视为闲散的象征,但实际上不少成员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慈善捐助。
与此相对的中上阶层,又常被称为“工作中的富裕者”。他们与上层阶级一样重视教育与文化修养,讲求专业形象,并透过语言与知识展现权威感。他们的消费习惯包括购买名牌服饰、追求“大众化奢侈品”,以及偏好天然材质与有机食品,展现出对健康与品质生活的追求。而美国的中产阶级群体更广泛地重视拓展眼界,他们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与可支配收入,因此能够投入旅游、进修与文化活动,并以此提升生活品质。至于工人阶级,他们以从事“实在工作”为荣,对劳动与实际贡献有强烈认同。这一群体往往维系紧密的家庭与亲属网络,以因应经济不稳定的挑战。相比之下,许多蓝领或基层劳工在工作中缺乏自主性,容易感到职业疏离,而专业性较高的白领阶层则多数能在思考、规划与管理中获得较大的工作满足感。
美国的中产与工人阶层在近数十年承受日益增加的经济压力。学者伊莉莎白·华伦于 2006年曾提出美国“中产阶级濒临崩溃”的论点,指出即使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也难以抵御医疗费用、住房成本与教育开支的上升,这一现象进一步支持了“工人阶级占多数”的观点。经济资源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在美国亦十分明显。收入较高者不仅能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还拥有更高的平均寿命、更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更强的健康意识。社会阶级对政治行为也有显著影响。收入较高的人更倾向参与投票,而教育与收入的高低则影响政党倾向。总体而言,富裕群体投票率较高,低收入群体投票率则相对较低。在美国黑人群体中,尽管许多人在社会价值观上偏保守,但他们长期以来仍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
在美国,职业不仅是收入来源,也是社会阶级与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美国劳动力之所以在全球具高度生产力,部分原因正是其工作时数远超多数后工业化国家。2000年时,美国劳工的年均工作时数达1,978小时,使其在与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时明显偏高。随著时间演进,最新OECD统计显示2022年美国成年人实际年平均工作时数约为1,811小时,略低于以前但仍属高水平[51]。盖洛普的数据指出,2019年美国全职雇员的每周工时约为44.1小时,而到2024年约为42.9小时,仍高于普遍标准工时。美国文化中对于工作与生产力的重视根深蒂固。个人主义、勤劳精神、竞争意识与利他主义是最常被提及的美国价值观。在公益方面,根据乐捐美国基金会(Giving USA Foundation)2024年6月的研究报告,2023年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达到5571.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4%,比例居全球首位。
美国的家庭文化与家庭结构,在婚姻型态、核心家庭、独居人数与育儿方式等方面,自20世纪中期之后经历了显著变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1974年美国的家庭户(family households)占所有住户(households)的比率约为79%。家庭户在定义上是指户内至少有一人与户主透过生、婚或收养关系相连。非家庭户(nonfamily households)则包括独居者、室友共住者或关系不属于家庭的同住者。至2024年,家庭户比率已下降至约64%。这意味著非家庭户占比由过去的约21%上升到约36%,显示家庭结构转变的基础性变动[52]。
在家庭户内部组成也有重要变化,有子女家庭正在减少。1974年,有子女(未满18岁)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占比超过一半;到了2024年,这类型家庭只占约39%。婚姻夫妻(married-couple)家庭仍占家庭户中的大多数,但其中很多是无子女夫妻家庭。2024年,家庭户中约74%是已婚夫妇家庭(有或无子女)。单亲家庭的比例虽然在不同年代中有起伏,但整体变动不如婚姻带子女家庭那样剧烈。2023年,单亲家庭占所有住户的比率约为7.4%,为近半世纪以来的新低[53]。
另一个明显趋势是独居或非家庭户住户的增加。2024年约有38.5百万户是一人住户,占所有住户约29%。相比1974年,当时一人住户约占19%[52]。年轻人搬离父母家成为独立住户的时间也延后。2024年,18至24岁年龄层中有过半的人仍住在父母家中。这反映生活成本、就业压力、教育负担等因素,使年轻人成立独立家庭或搬离父母家的比例下降[52]。
婚姻年龄与婚姻率的变化同样明显,结婚率整体下降,越来越多人选择晚婚或不婚。1974年男性首次结婚年龄中位数约为23.1岁,女性约为21.1岁;到了2024年,首次结婚的年龄中位数均已上升,男性约30.2岁,女性约28.6岁[52]。同时,无子女的家庭与婚姻夫妻无子女、无婚伴侣但共同生活者等形式开始普遍。2023年资料显示,美国超过半数住户为无子女家庭,包含无子女已婚夫妻与单身者等类型[53]。


美国的枪械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独具特色,与其历史、法律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相较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的枪械法律较为宽松,允许私人拥有和携带各类枪械。这种宽松的政策源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该修正案于1791年通过,保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在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和2010年的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McDonald v. Chicago)中裁定,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拥有现代枪械用于自卫的权利,但允许合理规范,例如背景调查、禁止某些高危人士购枪或限制特定武器的使用[54]。根据2023年盖洛普民调,约65%的美国人支持个人拥枪权利。
这种法律框架和公众态度使美国的私人枪械拥有率远高于其他国家。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私人枪械。据2023年调查估计,美国约有4亿把私人枪械,占全球私人枪械库存约40%,人均1.2把,远超其他国家[55]。根据多项调查,大约42%的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一支枪械[56]。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约32%的美国家户拥有至少一把枪械[57]。拥枪率因地区差异显著,阿拉斯加、蒙大拿和阿肯色等州份拥枪率高达50%以上,与当地狩猎传统和农村生活相关;夏威夷(约10%)、加州(约20%)和新英格兰地区则较低,主要受城市化与管制较严格影响。农村地区的拥枪率(约50%)普遍高于城市(约25%)[58]。
枪械在美国用途多元,既是文化符号也是实用工具。狩猎是美国的一项主要野外活动,2022年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报告显示,全美约1500万猎人。休闲射击和靶场射击也颇受欢迎。自卫仍然是拥枪首要动机,2023年皮尤调查显示,71%的枪主表示因“个人保护”拥枪,比例较2013年的60%上升[59]。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枪枝销售激增,当年售出约2300万把枪。长枪(如步枪)比手枪更常见(54%对32%),但手枪比例在城市和女性枪主中渐增[60]。
枪械普遍性使得枪械容易进入家庭环境,增加了青少年接触枪枝的机会。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校园枪击事件增加。许多校园枪击事件涉及学生从家中取得枪械,例如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美国部分学校,特别是城市地区或高犯罪率地区的公立学校,在大门设置金属探测器以防止学生携带枪械或其他武器进入校园。枪械文化在政治与社会层面逐渐变得两极化[61]。支持枪械管制者认为,宽松的法律和枪枝普及是校园暴力的根源,呼吁更严格的背景检查和武器限制;拥枪权利捍卫者则强调个人自卫和宪法权利,认为学校应加强安保而非限制枪枝[62]。
美国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之前,通常会完成十二年的基础教育,这段教育历程涵盖小学与中学。大约在六岁时,儿童开始就读小学(elementary school),一般为期五至六年。随后进入中学阶段,先是初中或称“初级中学”(middle school/junior high school),再进入高中(high school)。高中毕业后,学生可获得文凭,并选择是否进入大学或学院继续深造,这一阶段即为所谓的高等教育[63]。
美国的成绩制度以百分比转换成字母等级,再进一步计算平均绩点(GPA)。由于各校学术标准差异显著,即使两名学生的GPA相同,也可能因就读学校的难度不同而被大学作出不同解读。这种灵活性为招生提供了空间,但也使国际学生初次接触时感到复杂。学年通常于八月或九月开始,至翌年五月或六月结束,多数新生选择在秋季学期入学,以便与课程设计和同学关系同步,但部分学校亦开放春季入学。在高等教育方面,本科教育一般需时四年,学生可以选择先进入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再转入四年制大学,或直接进入大学完成学位。取得学士学位后,部分毕业生会继续攻读硕士课程,以便进入专业领域或提升职业发展[63]。
美国教育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其多元性。作为移民社会,美国融合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传统,教育制度中亦展现出对多样性的尊重。许多学校设有双语课程,并采取针对不同文化的教学方式,营造包容环境,帮助学生理解并欣赏不同背景的同学[64]。此外,美国教育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的培养,这与美国社会中推崇创新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学校鼓励学生表达自我,探索个人兴趣,并在多样化的课程与活动中发展才能[64]。
然而,教育文化中的多样性也带来挑战。不同社区和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学术表现存在差距[64]。城市与乡村学区有明显差距,如加州帕罗奥图学校经费充足、师资雄厚,而密西西比州农村学校则经费有限、设施落后。城市内部也存在不平等,曼哈顿上东城学校课程丰富,而布朗克斯区部分学校班级过大、资源缺乏。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因额外资金支持常优于传统公立学校。原住民保留地学校则面临教师短缺与设备不足,学生学业机会受限如何在维持文化多元的同时,推动教育公平,是美国教育界持续面对的重要课题[64]。
美国的交通文化以汽车为核心,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公路网,总长度约四百万英里,连接城市、郊区与农村地带。早于20世纪初,美国便成为汽车工业的先驱,透过大规模生产与销售,使汽车迅速普及。1908年,威廉·杜兰特创立通用汽车,之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而美国也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实现汽车大众化的国家。至21世纪初,美国仍是全球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同时拥有市值最高的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在美国,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深深影响了社会与文化。对多数美国人而言,驾车不仅是移动方式,也代表了个人自由与生活方式。1950至1960年代的汽车文化塑造了汽车旅馆与得来速餐厅的盛行,这些设施至今仍是美国公路景观的一部分。由于能源与土地成本相对较低,自1990年代起,大型车辆如运动休旅车(SUV)与农夫车逐渐取代紧凑型轿车,成为市场主流。根据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数据,2022年美国每户平均拥有1.83 辆汽车,约合每千人850辆,这使其在全球人均汽车拥有量排名中位居前列。
汽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2001年时,约九成美国人以汽车通勤,即使近年在部分大城市的比例稍有下降,但在大部分地区,汽车仍被视为生活必需品。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19年至2022年进行的美国社区调查,开车单独通勤者(即自己驾车、不与他人共乘)在2019年约占75.9%,在新冠疫情期间的2021年下降到67.8%,2023年稍回升至约69.2%。纽约是全国唯一一个多数家庭没有私家车的城市,主要因为该地拥有较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
艺术
美国的音乐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无论是乡村、爵士、蓝调、摇滚、流行、灵魂、嘻哈,甚至电子舞曲等类型,都在美国孕育或发展壮大,进而向世界传播。根据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近年的统计,美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音乐市场之一,唱片销售、串流播放与现场演出均带来庞大的经济产值。美国音乐的特色深受非裔美国人文化影响。20世纪初期,非裔美国人在被排斥的同时,也创造了独特的文化表现。1920年代,纽约哈林区成为非裔文化复兴的中心,即所谓的“哈林文艺复兴”。爵士乐、蓝调、摇滚以及饶舌音乐都深植于非裔文化传统,并逐渐被全国主流社会接受。蓝调、福音音乐与灵魂乐中的节奏与歌词风格,奠定了后来节奏蓝调、摇滚与嘻哈的基础。
20世纪初,爵士乐在纽奥良诞生,路易斯·阿姆斯壮与艾灵顿公爵等音乐家,将即兴与合奏的精神推向新高度。乡村音乐则于1920年代在美国南部流行起来,结合民谣与乡土叙事,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的重要音乐形式。史密森学会曾指出,若没有非裔美国人的贡献,就不会有今日所谓的“美国音乐”。摇滚乐自1950年代中期兴起,查克·贝里、艾维斯·皮礼士利与小理查德等人被视为开创者。摇滚的爆发,带动了后续庞克、重金属、另类摇滚等各种音乐分支。1960年代的民谣复兴运动中,巴布·狄伦以批判现实与诗意化的创作成为标志性人物。此后数十年间,美国诞生了如金属乐队(Metallica)、老鹰合唱团(The Eagles)、史密斯飞船(Aerosmith)等在全球拥有庞大销售与巡演市场的乐团。
美国流行音乐的全球影响力,随20世纪中期影星与歌手的跨界而更加强大。冰·哥罗士比、法兰·仙纳杜拉,以及“摇滚之王”艾维斯·皮礼士利,不仅是全国偶像,更成为世界级明星。1980年代至1990年代,米高·积逊、麦当娜、王子、惠妮·休斯顿等人塑造了全球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他们的音乐录影带、舞台表演与形象,对之后的国际娱乐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串流平台改变了音乐的消费方式,但美国流行音乐依然是国际音乐市场的核心之一。泰勒·斯威夫特、爱莉安娜·格兰德、女神卡卡、凯蒂·佩芮、安米南等歌手长期占据国际串流排行榜。根据Spotify与Billboard的统计,泰勒·斯威夫特在2023年是全球串流收听平台上最受欢迎的艺人之一。此外,近年西班牙语为主的拉丁音乐(如雷鬼动、拉丁流行音乐)在美国主流榜单上也逐渐占有重要地位,反映美国多元族群文化对音乐风格的持续融合。
现场音乐节同样是美国音乐文化的重要一环。加州的科切拉音乐节(Coachella)不仅是全美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节之一,也成为国际瞩目的文化盛事。此外,迈阿密的超世代音乐节(Ultra Music Festival)、芝加哥的罗拉帕卢萨音乐节(Lollapalooza)、纽奥良的爵士乐与传统文化节(Jazz & Heritage Festival),以及田纳西州的波纳罗音乐节(Bonnaroo Music & Arts Festival),都吸引大量观众与国际媒体的关注。
美国的电影文化自20世纪初以来便在全球影坛占据主导地位。位于加州洛杉矶北部的好莱坞,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电影制作中心,汇集了美国主要的电影公司如哥伦比亚影业、华特迪士尼、派拉蒙、华纳兄弟与环球影业,这些公司皆以强大的制作能力、技术创新和市场影响力闻名。美国电影长期以来在全球票房榜单上保持优势,并透过影像塑造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成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美国电影的主流风格被称为“古典好莱坞电影”,其叙事模式在1913年至1969年间逐渐成型,以清晰的剧情线索、角色塑造与因果逻辑著称。即使到了今日,这种风格依然是好莱坞电影的基础。1927年上映的《爵士歌伶》(The Jazz Singer)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歌舞片,标志著无声电影时代的结束,也推动了有声电影的发展。1941年的《大国民》(Citizen Kane)则因其创新手法与叙事结构,长期被评论家推崇为影史最佳作品之一。
在电影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犹太移民扮演了重要角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犹太人因在欧洲与美国社会中遭遇就业限制和歧视,而进入当时尚不受主流重视的电影行业。随著好莱坞逐渐壮大,这些企业家与制作人为电影工业的形成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65]。自此,好莱坞不仅是一个娱乐产业中心,也成为反映美国社会历史与价值观的重要文化符号。从战争片到超级英雄电影,从爱情喜剧到科幻大片,美国电影作品在全球广为流传,影响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的审美与思考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电影的全球影响力同时也引发了文化霸权与价值观输出的争论。一方面,电影向世界输送了美国的叙事模式与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各国也出现了保护本土文化产业的呼声,以避免过度依赖好莱坞作品。
美国的表演艺术文化深受西方传统影响,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风格。美国戏剧不仅传承了欧洲的古典剧场,也孕育出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表演形式,例如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与现代即兴剧场。单口喜剧常由演员以独白方式与观众互动,即兴剧场则鼓励表演者依观众的提示现场发挥,这些形式都深受美国观众喜爱,并对世界戏剧舞台产生了影响。
19世纪出现的滑稽剧(Minstrel show)被视为最早的美国本土戏剧形式之一,尽管如今因其种族歧视内容而广受批评。这类表演多由白人演员以黑脸妆扮,模仿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与语言。当时的作曲家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为滑稽剧创作了许多歌曲,其中《噢!苏珊娜》(Oh! Susanna)、《甘普镇赛马》(Camptown Races)与《我旧肯塔基的家》(My Old Kentucky Home)等作品逐渐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民谣。
音乐与戏剧的互动同样推动了表演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由非裔奴隶最初手工制作的班卓琴在1840年代开始被大量生产,因为它在滑稽剧舞台上的广泛使用而普及,并进一步影响美国音乐与戏剧的表演形式。踢踏舞与单口喜剧的部分形式也可追溯至滑稽剧舞台,但踢踏舞更深层的根源来自非洲与爱尔兰的舞蹈传统,后来在美国文化环境中融合并演变成今日的特色舞种。
美国戏剧传统中,对社会议题的批判与探讨始终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以来,许多剧作家透过舞台作品触及种族、阶级、政治与文化等主题。洛林·汉斯伯里的《日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被视为描写非裔家庭生活的重要作品;奥古斯特·威尔逊则以《匹兹堡系列剧》(Pittsburgh Cycle)描绘非裔美国人在20世纪的历史与处境;大卫·马梅特和东尼·库许纳也因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而获得普立兹奖。
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密不可分。从殖民地时期起,美国文学便肩负著记录、反思与塑造国家文化的角色。最初,1607年至1775年的殖民地时期作品以宗教、历史和实用性著作为主,例如威廉·布拉德福德的《普利茅斯种植园》(Of Plymouth Plantation)与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诗歌,呈现殖民者的信仰与生活艰辛。1765年至1790年的革命时代则是政治文学的黄金期,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潘恩的《常识》以及《联邦党人文集》奠定了美国建国的思想基础,与古典时代的政治著作相提并论[66]。
1775年至1828年的早期国民时期,文学开始展现独立特色。罗亚尔·泰勒创作了第一部美国喜剧《对比》(The Contrast),威廉·希尔·布朗则出版了第一部美国小说《同情的力量》(The Power of Sympathy)。华盛顿·欧文与占士·菲尼莫尔·库珀等人则透过小说创造了美国式的历史小说与边疆故事,而爱伦·坡则以诗歌与短篇小说建立了与英国传统不同的文学风格[66]。1828年至1865年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与超验主义达到巅峰,华特·惠特曼的诗歌歌颂民主与生命,爱默生与梭罗强调自然与自我精神,霍桑与梅尔维尔则探讨人性与道德困境。非裔作家布朗与威尔逊的小说则揭示种族议题,标志多元声音的崛起。
南北战争后进入1865年至1900年的现实主义时期,随著工业化与社会转型,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与豪威尔斯描绘了更真实的美国社会生活[66]。区域文学也兴起,如莎拉·乔伊特、凯特·萧邦与布雷特·哈特等人善于捕捉地方风情。艾蜜莉·狄金生被视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与惠特曼同被奉为美国最伟大诗人之一。1900年至1914年的自然主义时期更强调环境与本能对人的制约[66],杰克·伦敦与西奥多·德莱赛刻画人在社会与自然压力下的挣扎,伊迪丝·华顿则以小说描写阶级与社会规范。
1914年至1939年的现代主义则是继美国文艺复兴后另一高峰。艾略特、庞德与休斯等诗人革新了诗歌形式,海明威、费兹杰罗与福克纳的小说展现了战争幻灭、社会动荡与人性复杂。哈林文艺复兴与爵士时代的文学开拓了种族与文化的表达,而迷惘的一代作家则透过流亡与创作回应一战后的失落感[66]。1939年至1960年代的垮掉派文学则以凯鲁亚克与金斯堡为代表,挑战传统规范,带动反文化与自我探索的潮流。当代美国文学(1945年至今)则高度多元化,题材横跨种族、性别、历史与科技。托尼·莫里森、詹姆斯·鲍德温与爱丽丝·沃克等作家凸显非裔经验与女性声音,谭恩美与希斯内罗丝则是亚裔与拉美裔作家的表表者[66]。随著全球化与社会运动的影响,美国文学不仅反映本土的历史与矛盾,也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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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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