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匈奴
亞洲北部的民族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匈奴（上古漢語：*qʰroŋ.nˤa），是亞洲大陸北部的游牧民族在漠北建立的游牧帝國，存在年代約在前4世紀年至48年，其後分裂為西遷的北匈奴（48年—93年）和依附漢朝的南匈奴（48年—216年）。統治領域約略在現今蒙古國、西伯利亞南部、中亞與中國大陸北部地區。公元4至5世紀又陸續在中原和西域建立漢趙、北涼、夏 (十六國)、高昌北涼等政權。
此條目的主題是東北亞歷史的匈奴。關於入侵羅馬帝國的匈人，請見「匈人」。 | |||
|---|---|---|---|
| 匈奴 | 東胡 | ||
| 南匈奴 | 北匈奴 | 鮮卑 | |
| 鮮卑 | 丁零 | ||
| 柔然 | 高車 | ||
| 突厥汗國 | 鐵勒 | ||
| 東突厥 | |||
| 薛延陀 | |||
| 唐朝（單于都護府·安北都護府） | |||
| 後突厥汗國 | |||
| 回鶻汗國 | |||
| 契丹 | 阻卜 | 黠戛斯 | |
| 遼朝 | 克烈 | 乃蠻 | |
| 蒙兀 | |||
| 蒙古帝國（諸汗國） | |||
| 元朝（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 |||
| 北元與後蒙古帝國時期 | |||
| 韃靼（東蒙古） | 瓦剌（西蒙古） | ||
| 喀爾喀 | （四衛拉特） | ||
| 清朝（清代蒙古）·準噶爾汗國 | |||
| 內屬蒙古·外藩蒙古（內札薩克·外札薩克） | |||
| 中華民國境內盟旗 （塞北四省） |
博克多蒙古國 | ||
| 外蒙古（地方） | |||
| 蒙古人民共和國 | |||
| 中國蒙古族 （內蒙古自治區） | |||
| 蒙古國 | |||
| 民族 · 文化 · 地理 · 漠南 · 漠北 | |||
| 泛蒙古主義 | |||
匈奴是部落體制的國家，建立了一套尊卑分明的內外官制，分王庭、左方和右方三個轄區，分別由單于、左右賢王負責監理，各自在自己的分地游牧而居，各有自己的軍官、文官[1]，對領土也有強烈欲望[2]。其王族為攣鞮氏，其領袖稱單于，其下轄各王，統領各部落，單于和諸王的皇后和妻子稱閼氏（匈奴實行一夫多妻制），在匈奴政治上有一定影響。[3]在歷史學界中有許多關於部落國家的假設，但是因為他們留給後世的信息不多，而且關於文獻的部分，事實上，因為當時是漢族才具有龐大的官僚系統負責紀錄，所以說保留到今天的資料，主要都是透過另一視角的漢族歷史學者撰寫的。關於匈奴歷史的研究，與漢族的互動，以及具體的體制等等，在研究中仍有爭議，尤其中國大陸學者一般是以古推論，而更需要重視蘇聯與蒙古學者也撰寫了不少參考論點，並結合上他們在地實際考古物證，比如阿巴坎遺址等，才稱得上充分還原[4][5][6]。
雖然匈奴是古代中原的北方大敵，但不是一直以來都很強盛，司馬遷的《史記》曾記載在頭曼和冒頓單于初期周邊情況是「東胡彊而月氏盛」（《漢書》「東胡強而月氏盛」），頭曼單于曾將自己兒子冒頓送到西部的月氏作質子；《史記》記載冒頓單于在位初期「東胡彊盛」，必須將所愛閼氏給予東胡王。[7]
7世紀初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Theophylacus Simocatta）認為，歐洲中世紀史上的阿瓦爾人，由兩個聯合起來的部落，即瓦爾部（uar或var，阿瓦爾由此得名）和匈人部（Kunni或Huni，該名暗示其匈人起源）組成。而瓦爾部和匈人部又屬於鐵勒（丁零、敕勒 、高車）多民族聯盟，有此推測歐洲匈人跟歐洲阿瓦爾人可能跟鐵勒聯盟有關聯。再加上史書《隋書·鐵勒傳》：「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新唐書·回鶻傳上》亦作「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北史·高車傳》:「高車，盡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雲其先匈奴甥也」。《周書·突厥傳》:「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匈奴和匈人可能為突厥語族。
Remove ads
歷史
《史記》記載，匈奴為夏后氏後裔，先祖為淳維[8]。匈奴是由許多游牧部落之間結盟，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其中的各民族皆可被稱為匈奴[9]。
《史記》記載，前318年，韓、趙、魏、燕、齊五國，率匈奴部隊，攻秦[10]，這是匈奴名稱最早見於古代文獻的年代。到了戰國時代末期，游牧民族在塞外相互結盟，形成跨民族聯盟，逐漸形成月氏、東胡與匈奴三大勢力[11]。此時漢地各國開始興建長城，以防備匈奴。
秦始皇時，派蒙恬北伐，取得河套地區，匈奴頭曼單于率眾北徙至漠北，這是中國漢文史書上首位記載的匈奴單于。在蒙恬死後，秦朝陷入內戰，匈奴重新占領河套地區[12]。在頭曼單于時代，匈奴開始形成大型帝國，至其子冒頓時，匈奴陸續擊敗了月氏與東胡，向中亞草原發展，成蒙古草原上最強盛的國家。
漢朝初期，漢高祖親征匈奴，卻遭冒頓單于圍困，是為白登之圍。而後收復太原等失地以及河套一部份，考慮國力問題休養生息，約定以宗室女和親。至漢武帝時期，漢朝改變政策，與匈奴進行長期戰爭，削弱了匈奴勢力，但漢朝本身也因此面臨內政上的危機。漢宣帝時，與位於南部的匈奴合作，攻擊北方匈奴，南匈奴成為漢朝附庸，漢朝與南匈奴有和親關係，王昭君下嫁匈奴，成為著名故事。
東漢時，持續採取分化策略。匈奴分裂為南匈奴與北匈奴二部：南匈奴歸附漢朝；北匈奴遭到東漢擊敗，撤退到中亞草原，此後的記載缺乏。
在東漢末年，南匈奴逐漸恢復獨立地位。西晉時，因八王之亂，南匈奴單于劉淵趁機獨立，建立王朝，開啟五胡十六國時期，漢化後也不再自稱匈奴。在此後，突厥汗國在中亞草原崛起，取代匈奴的地位。
Remove ads
地理環境
匈奴在強盛的時候，東破東胡，南併樓煩、河南王地，西擊月氏與西域各國，北服丁零與西北的堅昆。範圍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東至今大興安嶺。南沿秦長城與秦漢相鄰，並一度控有河套及鄂爾多斯一帶。向西以阿爾泰山為界，深入中亞的鹹海甚至裏海一帶，北達貝加爾湖周邊。被稱之為「百蠻大國」。
以大戈壁為中心分為南、北。與現今不同的是，在漠南一帶的山區，如陰山，當時尚有數量眾多的樹木，而平地有面積廣大的草原，為匈奴人狩獵的場地。而漠北一帶，地平又少樹木，多大砂，生活較不易。
氣候方面，冬季比夏季還長。在冬季零下20度很為普遍。霜雪在九月上旬就己下降。在烏蘭巴托一帶，可達零下40度以下。一年之中，植物能生長的時間約百日。到夏天，平均溫度雖為17.1度，但有時可達到34.3度。一日之中氣溫也相差很多，白天類似炎夏，夜間則類似嚴冬。
政治
匈奴的官制，《史記》、《漢書》、《後漢書》均有記載，其中《漢書》全抄《史記》，《後漢書》則加以補充內容。內容如下：
| “ | 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雲。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徃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 ” |
| ——《史記．匈奴列傳》 | ||
| “ | 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 | ” |
|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 ||
除了這些王號和官號，尚有其他：如昆邪王、休屠王、盧屠王、奧鞬王、犁汗王、休旬王、甌脫王、西祁王、右皋林王、古股奴王、古伊秩訾王等等。此外，還有立漢降人為王者，如趙信為自次王，李陵為右校王，史降為天王，盧綰為東胡盧王。侯的名稱有左安侯、左姑姑侯、粟置支侯等等。
這些王侯地位如何，不很清楚，但從文獻記載來看，還可知其大略。
匈奴以單于為中心，大致上分割成左右兩翼。左賢王即左屠耆王，控制帝國東側，地位高於其他諸王，僅次於單于，是單于的繼承者，常以單于太子當之，但也有例外：如復株累若鞮單于後連續5任單于皆由其弟擔任左賢王。右賢王則控制帝國西方。
閼氏，音煙肢或焉支，含有美麗的意義。單于至一般諸王皆可稱其妻為閼氏，也有許多稱呼：如寧胡閼氏、顓渠閼氏、大閼氏、第二閼氏、第五閼氏等等。[13]在眾多閼氏中，也有高低位次之分。沈欽韓以為「匈奴正妻則稱大閼氏」[14]，胡三省則以為「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為大閼氏」[15]。
閼氏雖不見得是皇后，但單于的閼氏在匈奴的地位卻很重要。不僅在內政、外交上有重要地位，在戰爭中也起作用。如冒頓攻圍劉邦時，閼氏隨軍在旁。
經濟
匈奴人主要以狩獵、游牧及畜牧為主，依靠的畜牧主要有馬、牛、羊三種，其中以橐駞、驢、驘、騾、駃騠、騊駼、驒奚作為騎乘牲畜。
在飲食當中，肉、乳品尤為普遍，有時會食用魚類。逐水草而居，其生活地點常隨著季節轉移至其他地方。
匈奴人用畜衣作衣服，他們很早就製作褲子、長靴、長袍、尖帽或風帽，無論在行重或保暖方面，都很適應當地的生活。住的地方叫穹廬，是氈帳所製的帳幕，需以木條作柱梁。並使用各種陶器及金屬器。
匈奴人不僅有耕田產穀，還建有穀倉來藏穀。除在本部耕種外，在西域還有騎田。
匈奴人也十分重視商業交換，以牲畜去換取奢侈品。常與漢人互市交易，並將漢人物品轉買運到西域各國並包括羅馬帝國，在漢對西域通道中斷之時尤為如此。
人口
根據對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困漢太祖劉邦於白登山（今中國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馬鋪山），以五口出一介卒，則匈奴人口應當在150萬至200萬之間。附漢的南匈奴部眾為四、五萬人，在單于屯屠何在位時期得到空前發展，增加到戶口34,000，人口237,300，兵力50,170。曹魏時，分匈奴為即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帥劉豹統轄萬餘戶，居太原郡故茲氏（今山西臨汾）；右部6千戶居祁縣（今山西祁縣）；北部4千餘戶居新興縣（今山西忻縣）；南部3千餘戶居蒲子縣（今山西隰縣）；中部6千戶居大陵縣（今山西文水）。共3萬餘戶，人口近20萬。而劉淵在并州起兵時，并州匈奴總人口約35萬。
軍事
匈奴民族有完善的軍事裝備。優良的戰馬，矯健的騎士，彎弓引矢，騎兵皆有堅固的盔甲。
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雙重角色，平時是作為交通工具，戰時則成為戰馬。從出土實物看，匈奴馬匹身體略矮，頭部偏大，應屬於蒙古馬。蒙古馬雖不十分高大，但體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動迅速，非常適應高原環境，再配上御馬工具——馬籠頭和馬鞍，大大增強匈奴軍隊的戰力。《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兵「盡為甲騎」、「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匈奴兵器「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16]，考古發掘資料與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發掘情況顯示，兵器一般出土於男性墓葬中，以銅、鐵質地為主，主要有弓、箭鏃、弩機、刀、劍、戈、矛、斧、流星錘等。考古隊發現了西漢時期匈奴的磚瓦窯址和冶鐵遺址以及匈奴的城池遺址（比如蒙古國後杭愛省日門塔拉城址），說明匈奴有自己的城池，也具備冶鐵能力。匈奴人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護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勁、更堅固的盔甲來裝備自身，形成「盡為甲騎」、機動靈活而又強大的匈奴騎兵。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的說法，匈奴是一股從西域雪山傾瀉下來的雪水，他們渴望流入中原這個「水庫」中，找到一個立足之地。但當他沖湧到長城腳下，卻被長城擋住了。於是是這個場大風便呼嘯得更厲害了，一聲高過一聲，使綿迅萬里的長城一線烽火硝煙千年不息。就像從雪山流下來的雪水再也不會倒流上去一樣，在頑強而執拗地要參與締造中國歷史的能量未耗盡之前，他們是絕不會回頭的[17]。
Remove ads
宗教
匈奴人祭天地，拜日月，崇祖先，信鬼神。在他們的生活中，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都與宗教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並且相當迷信。
匈奴每年有規定的日子舉行集體的祭祀。每年三次集會的日期，《史記》說是正月、五月及秋季，《後漢書》為正月、五月及九月，兩者皆為一致。大致上，正月的集會是個小集會，參加的人是匈奴諸長。五月的大會最富宗教色彩，參加的人數很多，不限於諸長，主要是為祭其先祖、天地及鬼神。秋季的集會則是為秋天收成而感謝天神的集會。
由於匈奴的統治者會在每年的第五個月（仲夏）於「蘢城」設壇祭祀祖先、天地和眾神（見《史記》）。所以中國的一些學者試圖把匈奴人的這個「蘢」解釋為漢人的「龍」，並認為匈奴的主神是一條龍。然而日本知名的漢學家瀧川龜太郎指出中國學者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匈奴的「蘢」實際上是一個意義未知的漢字古漢語音譯詞（上古漢語擬音：M.lioŋ<*vlōŋ），與中原華夏漢人的「龍」無關，但匈奴語的發音又和古漢語「龍」相同。基於這個原因，古代中國的史官在記載的時候，會增加「艹」字頭或者「⺮」（竹）字頭寫作「蘢」或者「籠」，來和中原華夏漢人的「龍」加以區別[18]。瀧川龜太郎的這個觀點被加拿大著名的漢學家蒲立本所贊同，並寫入他的著作《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一書的附錄中。[19]
關於集體祭祀的地點，大致上是在單于所在的地方舉行[20]，雖然都是祭天，同時也有商討國家大計、秋後感謝天神等任務。
匈奴人對其祖宗的墳墓很為重視，不只相信祖宗死後有神靈，其他人死後也有神靈，也可以降吉凶。也相信人死後，需要享用金銀衣裘以及女人。
在戰爭時，匈奴人還相信各種巫術。其內容如下：
| “ |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丏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釜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釜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 | ” |
| ——《漢書·西域傳》渠犁國條載漢武帝詔書 | ||
匈奴還有飲血以為盟誓的風俗，盟約的儀式很嚴肅，既是一種盟誓，也是一種宗教儀式。
Remove ads
社會制度
匈奴社會是否經歷過奴隸制，目前全球學者尚無定論。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作戰，把俘掠來的人口收為奴婢。匈奴貴族死後，他們的「近幸臣妾（奴婢）」從死者多達數千、數百人。中國學者馬長壽和林幹均主張「奴隸制」一說，他們相信匈奴社會擁有過龐大的奴隸隊伍並各自對奴隸的數目進行了推測。[21]但在迄今發現的所有匈奴墓葬中，包括呼尼河畔和諾音烏拉已發掘的匈奴高級貴族墓葬中，並未發現「人殉」的現象，僅有一些墓穴發現了多條辮髮。這是否可以作為匈奴貴族擁有過大批奴隸和「人殉」的某種物證，尚待進一步的發現與研究。也有學者不同意匈奴社會處於奴隸制的說法，而認為匈奴社會處於半家長制半封建制社會。[22][23]
語言
一種說法認為，存在匈奴語這一語言，但因中國文獻中只記錄了很少的匈奴語，缺少足夠證據。也有說法認為，匈奴是由許多游牧族群集合結盟而成的國家，其下擁有許多不同的遊牧民族。其中的各民族皆可被稱為匈奴，不過此一說法也未有實質證據支持。[9]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皆言「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桓寬《鹽鐵論·論功》卻說「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記」。此蓋指漢文帝時嫁予單于的宗室女，隨從宗女身邊的官員中行說，教導匈奴單于左右疏記及計算畜物數目。
《後漢書》中有一首《匈奴歌》，不少學者用蒙古語、突厥語、葉尼塞語言等進行過分析和解讀，都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
除此之外，匈奴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稱號都可以用來研究匈奴語。例如：「撐犁孤塗單于」據說在匈奴語中有「天子」的意思，其中的「撐犁」（上古漢語：thrang rii）和「單于」（上古漢語：dar wa）分別和蒙古語的tngri（天）和daruγa（君主）相似。
《北史·高車傳》:「高車，盡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雲其先匈奴甥也」。據此，匈奴語似乎屬於突厥語系。
關於匈奴語的語言發生學分類，由於資料闕如，很難得到肯定的結論，有些認為匈奴人講蒙古語，而其他則認為他們的語言屬於葉尼塞語系。有些則認為是東胡、蒙古語的混合。[24][25][26]詳見下表。
然而，加拿大漢學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引用伯希和（Pelliot 1944）的觀點指出，多數人認為的「撐犁」這個匈奴語和突厥語之間有聯繫的詞實際上在突厥語中產生了一個代名詞形式「tärim」，且這個詞在突厥語和蒙古語裡都有變體並存在不穩定的現象，說明匈奴語「撐犁」這個詞可能是借詞。並詳細分析指出，匈奴語與任何一種已知的突厥語或蒙古語都不像，也不歸屬於阿爾泰語系(包括突厥、蒙古、通古斯諸語言)。
根據蒲立本的研究，匈奴語至少有兩個明顯的特徵與阿爾泰語系不相符：[27]
一是匈奴語裡面有大量的詞彙是以流音L開頭的，在西漢的材料中有17個這樣的匈奴語詞彙，占研究總數的近9%，在東漢的材料中有3個，晉朝的材料中有2個。一般來說，在阿爾泰語系中固有詞彙根本不存在以流音r-開頭的詞彙，以流音l-開頭的詞也極少，主要包括一些擬聲詞和其他語系的借詞。匈奴語中流音l-開頭的詞彙頻繁出現，所以匈奴語極不可能和阿爾泰語系互有聯繫。
二是匈奴語有複輔音聲母，在西漢的對音中至少有14個或可能更多這樣的例子。
在其他鄰近的語種中，也排除了匈奴語是漢藏語系歸屬的可能性。因為匈奴語是多音節語言，只有兩組塞音，與漢語和藏語的三組塞音不一樣，這一點也能把匈奴語同任何一種高度發展或偏離主流的漢藏語形式區別開來。雖然匈奴語同臨近的吐火羅語甚至更西面的伊朗語之間可以有相互借用的現象（參照Maenchen-Helfen 1945），但沒有證據表明匈奴語和印歐語系在發生學上有聯繫。[28]
匈奴人
《史記》記載匈奴王族為夏后氏後裔之一，又認為歷史上混夷、獯鬻、犬戎等不同名稱，皆是指匈奴人。應劭、服虔、韋昭等人皆有相同意見[29]。匈奴在發展過程中，也併入了義渠、樓煩、林胡、月氏等不同國家族群。
根據《史記》等中國古籍記載，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為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叫做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有觀點認為匈奴應是西方草原的一個遊牧民族，即斯基泰人[原創研究？][來源請求]。戰國末期之前，還未遊牧至中國漠南地區。匈奴人蓄牲畜、逐水草而居即是「游牧」，是游牧民族的共性，有搶婚(掠女)、收繼婚的習俗。
中華民國學者呂思勉認為匈奴為夏后氏的後裔。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郭沫若認為在夏朝滅亡後，夏人北遷，成為匈奴先祖。學者馬長壽認為，匈奴為居住在蒙古草原的阿爾泰語系游牧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北狄、西戎、丁零、胡等，皆是這個融合族群中的分支[30]。有關匈奴起源的看法在現代學者中仍有爭論。學者林澐指出匈奴人群與先秦時的戎狄人群是不同的族群，兩者不可混為一談。[31]蒙古國內有觀點認為匈奴是現在蒙古族的直接祖先之一。
Remove ads
在秦漢之前，中原人對北方的游牧民族和西域的城邦國家都統稱為「胡」，秦漢以後「胡」則主要指匈奴[32]。方壯猷認為「匈奴」和「胡」都是突厥語、蒙古語中「人」（kun, Hun）一詞的音譯[33]。而何星亮則認為匈奴人崇拜太陽，認為太陽是天之驕子。因此認為「匈奴」和「胡」來自古突厥語、撒拉語的「太陽」一詞（K'yn，k'un）[34]。這兩種說法都有明顯的問題，即以「胡」字的今音去推測詞源，忽略了漢字自身的音變。
其中一種中古漢音擬構「匈奴」發音為「Hiungno」，現代中文書籍有時也把373年西遷到了歐洲東部，入侵東、西羅馬帝國並建立「Hunnic Empire」的匈人譯為「匈奴人」。歐洲的古文獻對此一民族及其在歐洲的事跡有若干敘述。但中國古代的匈奴和歐洲的匈人是否有血緣關係或係同一民族尚無定論。近年來使用DNA等測試手段也未能回答這一問題。認為這兩個民族系出同源的最主要証據是北匈奴西遷（91年西遷至西域，151年由西域再度西遷）後從此於歷史上消失再無踏足中原，和二百八十年後在歐洲俄羅斯伏爾加河東岸突然在歷史上出現的兇悍遊牧民族匈人在時間上不完全吻合[a]。但匈人和匈奴的種族、語系，至今仍未能考証，現代考古學只透過歐亞草原和中國北方出土的文物，了解此二（或一）古民族的歷史。
北史說：「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 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奄蔡一名阿蘭，與西方關於匈人滅阿蘭國的記載吻合。[35]
1902年英國考古學者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中國敦煌西部的玉門關遺蹟挖掘到出4世紀初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的書簡，稱為《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書簡裡面描述4世紀中國西晉永嘉之禍的戰亂情況，是以匈人稱呼匈奴人，證實匈人在中亞是匈奴人的別稱。匈奴人跟歐洲匈人有一定程度關聯。
歐洲匈人的語系為通常被認為是突厥-烏古爾語系，烏古爾突厥人（oghur turkic peoples）通常被認為是更西邊的高車(丁零、敕勒 、鐵勒、回紇、回鶻)族系的分支，也就是說匈人、阿瓦爾人、保加爾人、可薩人都有一定的關聯，甚至烏拉語系的馬扎爾人的王族跟匈奴有關聯。馬扎爾人的王室，即阿爾帕德大公被認為是可薩人所派出。有一位可薩可汗以馬扎爾人宗主身份任命名為阿爾帕德的可薩年青貴族作為馬扎爾人的大公。
近代主流歷史學家一般認為來自中亞的匈人，與中原以北的匈奴人，是一些喜歡以馬征戰與結盟的遊牧民族（或蠻族），但只是民族集團（Ethnogenesis）而非同種族群。匈奴是由多民族與多人種混合結盟所形成的聯盟，絕對不是民族或人種的稱呼。[36]。然而其混合結盟中，東亞人種是最主要的，是乎可一窺匈奴與歐洲匈人之間的關係。
遺傳學
200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匈奴母系譜系中89%源自東亞，11%源自西歐亞。然而，2016年一項針對蒙古中部樣本的研究發現，匈奴母系譜系中有37.5%為西歐亞起源。[38]
根據 Rogers & Kaestle (2022) 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匈奴人口與先前的石板墓文化人口極為相似，兩者都具有相近的東西方母系單倍群頻率，這支持了從石板墓時期到匈奴時期存在連續性的假說。他們指出，大部分遺傳學研究表明，匈奴母系單倍群中約27%源自西歐亞，其餘為東亞起源。[39]
在匈奴樣本中觀察到的一些母系單倍群例子包括 D4b2b4、N9a2a、G3a3、D4a6 和 D4b2b2b[40] 以及 U2e1[41]。
根據 Rogers & Kaestle (2022) 的研究，匈奴時期的遺骸中約47%屬於與現代西歐亞人相關的父系單倍群，其餘（53%）屬於東亞單倍群。他們觀察到這與之前的石板墓文化時期形成鮮明對比，後者以東亞父系譜係為主。他們認為這可能反映了具有西歐亞父系單倍群人群的擴張，或者可能是婚姻聯盟或偏好西方父系人群的文化網絡的實踐。[42]
匈奴樣本中的一些父系單倍群例子包括 Q1b[43][44]，C2[45]，R1、R1b、O2a 和 O2a2b1[46]，R1a1a1b2a-Z94、R1a1a1b2a2-Z2124、Q1a和N1a[47]，J2a、J1a 和 E1b1b1a[48]，N1a1、Q-M242、C-M217和R1a1[49]。
2006年10月發表在《美國體質人類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上的一項研究檢測到額金河谷（Egyin Gol）所考察個體與現代蒙古人之間存在顯著的遺傳連續性。[50]
2018年5月發表在《自然》（Nature）上的一項遺傳學研究檢測了五具匈奴遺骸的DNA。[51] 研究得出結論，匈奴聯盟在遺傳上是異質的，匈奴個體屬於兩個不同的群體：一個主要具有東亞起源（與早期的石板墓文化相關），另一個則表現出與西歐亞（可能來自塞迦中部）來源的顯著混合水平。證據表明，匈人可能是通過匈奴向西遷移，少量男性基因流入塞迦人群而產生的。[52]
2020年11月發表的一項研究檢測了來自蒙古各地的60具早期和晚期匈奴個體。研究發現匈奴是來自蒙古地區三個不同遺傳聚類混合的結果。兩個早期遺傳聚類是來自阿爾泰山脈的「早期匈奴_西部」（由混合歐亞的昌德曼祖源成分（92%）和BMAC祖源成分（8%）形成），以及來自蒙古高原的「早期匈奴_其餘」（個體主要具有烏蘭固木-石板墓文化祖源成分，或混合了「早期匈奴_西部」成分）。後來的第三個聚類名為「晚期匈奴」，具有更高的異質性，持續結合了昌德曼和烏蘭固木-石板墓文化祖源成分，並額外混入了薩爾馬提亞和漢人的基因流。他們的單親系單倍群歸屬也顯示了其民族形成過程中的異質影響以及與匈人的聯繫。[37][53] 相比之下，後來的蒙古人整體上擁有高得多的東部歐亞祖源成分，類似於現代蒙古語族人群。[54]
2024年的一項研究分析的匈奴遺骸（GD1-4）被發現完全源自古代東北亞人，沒有任何西歐亞相關祖源成分。該樣本與後來突厥時期的突厥（Göktürk）遺骸（GD1-1）緊密聚類。[55]
.png)
儘管匈奴整體上在族源上是異質的，但變異性似乎與社會地位高度相關。在地位較低的侍從（由其較小且位於邊緣的墓葬識別）中，遺傳異質性最高。這些侍從主要顯示出與昌德曼/烏尤克文化（Chandman/Uyuk culture）（其特徵是混合歐亞基因庫，結合了辛塔什塔文化和貝加爾湖狩獵採集者（貝加爾EBA）的遺傳特徵）相關的祖源成分，或者是昌德曼/烏尤克與古代東北亞烏蘭固木/石板墓文化祖源特徵的各種組合。[56]
相反，地位較高的匈奴個體往往具有較低的遺傳多樣性，他們的祖源主要源自東部歐亞的烏蘭固木/石板墓文化，或源自鮮卑，這表明他們的東部祖源存在多種來源。高比例的東部祖源在地位高的女性樣本中更為常見，而地位低的男性樣本則往往更多樣化且具有更高比例的西部祖源。[56] 一位被其顯赫墓葬識別的帝國男性統治者（可能是一位單于），其祖源與「西部邊疆」的一位高地位女性相似，具有約39.3%的石板墓文化（或古代東北亞人）遺傳祖源，51.9%的漢人（或黃河流域農民）祖源，其餘（8.8%）為塞迦（昌德曼）祖源。[56]
考古學
對匈奴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國、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圖瓦、阿爾泰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和中國（內蒙古、新疆）發現的墓葬遺址上。這些墓葬，尤其是貴族墓，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隨葬品，包括黃金飾品、青銅器、鐵器、紡織品、漆器、玉器以及來自漢朝的物品（如青銅鏡、絲綢），生動地展現了匈奴的物質文化、藝術風格、社會等級及其與周邊文明（尤其是中原漢朝）的交流。[來源請求]
- 諾彥烏拉墓地 (Noin-Ula)：位於蒙古國烏蘭巴托以北，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重要、最奢華的匈奴貴族墓地（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墓葬結構為大型封堆（庫爾干）下的深木槨墓。出土了極其精美的毛毯（包括著名的「諾彥烏拉地毯」，可能源自大夏或波斯）、絲綢（部分帶有漢字銘文）、氈製品、金銀器、漆器（部分帶有漢字）、玉器、青銅器（包括漢式車馬器和鏡子）以及馬匹遺骸。這些發現證實了匈奴上層社會的富裕及其在歐亞大陸貿易網絡中的重要地位。[57][58]
- 高勒毛都墓地 (Gol Mod)：位於蒙古國後杭愛省，是另一處重要的匈奴貴族墓地（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規模龐大。其墓葬結構與隨葬品（豐富的金器、玉器、青銅器、鐵製武器、陶器、漢式車器和馬具、漆器、絲綢）與諾彥烏拉相似，進一步揭示了匈奴統治精英的生活方式和喪葬習俗。[59]
- 伊沃爾加遺址 (Ivolga)：位於俄羅斯外貝加爾邊疆區烏蘭烏德附近，是一處匈奴時期的定居點遺址（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可能是一個手工業和農業中心。發掘出土了半地穴式房屋、冶鐵和青銅鑄造作坊、農具（鐵犁鏵）、陶器、骨器以及帶有濃厚漢文化因素的遺物（如建築構件、瓦當、錢幣）。這為了解匈奴的定居生活、經濟形態（農業、手工業）及其與漢文化的交融提供了重要證據。[60][61]
- 伊里莫瓦墓地 (Il'mova) 和 德列斯圖伊墓地 (Dureny)：位於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是典型的匈奴普通游牧民墓地（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墓葬多為土坑豎穴墓，隨葬品相對簡單，包括武器（弓箭、鐵刀、銅鏃）、馬具、少量飾品（青銅帶扣、牌飾）和日用陶器。這些墓地反映了匈奴社會基層民眾的生活和軍事化特徵。[62][63]
- 圖瓦地區匈奴墓：在俄羅斯圖瓦共和國也發現了一些匈奴時期的墓葬（如Aymyrlyg墓地），出土的動物紋風格（尤其是鹿的形象）的金銀飾牌、武器等，顯示了匈奴文化與當地早期游牧文化（如薩迦文化）的延續性和地域特色。[64]
- 阿爾泰地區匈奴遺存：在俄羅斯阿爾泰共和國的墓葬（如巴澤雷克文化晚期遺存）中也發現了與匈奴相關的器物，表明匈奴勢力或文化影響曾到達該地區。[65] [來源請求]
- 中國境內匈奴墓：主要分布在內蒙古（如鄂爾多斯地區、呼倫貝爾、烏蘭察布）、陝西（北部）、寧夏、新疆等地。年代跨度較大，從戰國晚期至東漢時期。既有普通游牧民的墓葬，也有等級較高的貴族墓（如西溝畔墓地、補洞溝墓地、倒墩子墓地等）。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風格（動物紋牌飾、帶扣、刀劍飾等），同時也包含漢式器物（銅鏡、錢幣、車馬器、瓦當等），反映了南匈奴附漢後與中原文化互動的加深。[66][67][68]
- 哈薩克斯坦境內匈奴遺存：在哈薩克斯坦東部（七河流域）也發現了可能屬於匈奴或受其強烈影響的墓葬（如別魯斯墓地 Berel），出土了帶有匈奴藝術風格的金器和馬具。[69]
匈奴的考古學起源尚無定論，但與以下幾個早期考古文化密切相關：
- 石板墓文化 (Slab Grave Culture)：廣泛分布於蒙古高原及外貝加爾地區（約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300年）。其特點是地表用石板圍成方形或圓形墓壙。被認為是匈奴的主要族源之一或重要文化源頭。[70][71]
- 德沃爾齊文化 (Dvortsy Culture)：分布於外貝加爾地區（約公元前5世紀-公元前3世紀），被認為是石板墓文化向典型匈奴文化過渡的中間類型。[72]
- 烏蘭固木文化 (Ulaanzuukh Culture)：分布於蒙古國西北部（約公元前1450年-公元前850年），可能與石板墓文化的形成有關，是更早的源頭之一。[73]
- 昌德曼文化 (Chandman Culture)：分布於蒙古西部和阿爾泰地區（約公元前700年-公元前200年），以豐富的鹿石為特徵，其人群可能被納入或影響了匈奴聯盟。[74]
- 薩迦文化 (Saka Culture)：廣泛分布於中亞和南西伯利亞（約公元前9世紀-公元前3世紀），尤其是圖瓦和阿爾泰地區的薩迦文化，其動物紋藝術等文化因素被匈奴所吸收和發展。[64]
從這些文化到典型匈奴文化的轉變（約公元前3世紀）伴隨著社會複雜化程度的顯著提高（大型貴族墓的出現）、冶金術（尤其是鐵器）的普及、馬具的改進以及更具代表性的匈奴式動物紋藝術風格（如野獸搏鬥紋、蜷曲動物紋）的形成。[75][76] 值得注意的是，有韓國學者主張朝鮮半島的青銅器時代文化（如琵琶形短劍）與匈奴起源相關，但此觀點在國際學界並非主流且缺乏充分證據。[77]
匈奴考古學遺存展現出鮮明的游牧文化特徵，並融合了多元文化因素：
- 墓葬：貴族為大型土坑豎穴木槨墓，地表有高大封土堆（庫爾干），隨葬品豐厚；平民墓較簡單。反映了明顯的社會分層。
- 武器與馬具：複合弓、青銅鏃（後為鐵鏃）、鐵劍、鐵刀、鶴嘴斧（啄戈）是常見武器；馬銜、馬鑣（常飾動物紋）、節約、當盧等馬具發達，體現了「馬背民族」的軍事特色。
- 藝術風格：以青銅或金、銀製作的帶扣、牌飾（腰帶飾）、馬飾最具特色。主題多為動物題材，如野獸搏鬥（虎噬羊、狼噬鹿等）、蜷曲動物（鷹喙獸身格里芬、鹿、馬等）、佇立動物等，風格粗獷有力，充滿動感，即所謂「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或「斯基泰-西伯利亞動物紋風格」在匈奴時期的發展。[78][79]
- 日用器物：陶器多手制，器形以罐、壺為主，部分有繩紋或刻劃紋；骨器（如弓弭）常見；後期出現定居遺址的鐵農具和漢式器物。
- 外來物品：貴族墓中大量出土來自漢朝的奢侈品（絲綢、漆器、玉器、銅鏡、車馬器）以及來自中亞或更西地區的物品（如毛毯、玻璃器），證明了匈奴在歐亞大陸貿易（如絲綢之路北道）和朝貢體系中的樞紐地位及其對奢侈品的需求。[80]
重要人物
匈奴單于列表
後代
1世紀—2世紀時的南匈奴內附入漢期間，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從中國歷史中逐漸黯淡下去。入居漢地的融入漢族，例如位於江蘇蘇州的金氏，位於福建福安市賽岐鎮宅里村的金氏，位於河南省鶴壁市的赫連氏，位於安徽省皖南東至縣南溪古寨金氏，甘肅省蘭州市榆中金崖鎮金氏，浙江省浦江縣鄭宅鎮後路金村金氏，山東省文登市叢氏，傳說皆為匈奴金日磾的後裔。[81]
注釋
參考文獻
研究書目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參見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