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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情况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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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拥有高度发达且多元化的混合经济体制[32][33][34]，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规模最大、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体[35]。2025年，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在购买力平价方面则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25年，美国在人均名义GDP方面位列全球第七，在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方面则排名第九[36]。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美国在全球GDP总量中占比达14.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名义GDP方面的占比更高，达到26.2%。美元不仅是国际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同时也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其地位由庞大的美国国债市场、石油美元体系以及与离岸美元市场共同支撑[37]。一些国家将美元作为官方货币，而在更多国家，美元则在事实层面上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整体上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在科技发展方面持续取得显著成就。美国经济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高生产率、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38]。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美国的家庭和雇员平均收入水平位居第六[39]，而在2021年，美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位居所有成员国之首[40]。然而，虽然整体收入水平较高，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41][42][43]。
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大陆、日本、德国、韩国、英国、台湾、印度以及越南[44]。作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45]，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与多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美墨加协定》，此外亦与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等国已签署或正在磋商协定[46]。美国的劳动市场灵活性极高，企业普遍奉行自由雇佣政策，劳工的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47][48]。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的制度效率位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前列，其社会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49][50][51]。
美国的主要制造产业涵盖航空航太、汽车、电子工业、化工、机械设备与制药等领域。航空航太与国防工业在全球居领先地位，汽车产业集中于密歇根州等地，化工与制药业则凭借高研发投入保持竞争力。美国拥有半导体元件生产的核心技术，并且具有完整的设计生产能力，是高科技芯片的最大出口国。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52]。2024年，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53]，并且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制造业大国，美国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54]。美国同时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商品市场，并在服务贸易方面占据领先地位。2023年，美国的贸易总额达到7.4万亿美元[55]。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39家总部设在美国[56]，美国由此成为全球跨国企业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美国还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亿万富翁，总财富规模达到5.7万亿美元[57]。到2022年底，美国的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22.9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58][59]。美国的经济环境在多项国际评比中表现优异，包括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便利指数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等。
美国的金融市场在国际上有巨大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按市值和成交量均为全球最大[60][61]。美国还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黄金储备，总量超过8000吨[62]。美国在全球风险投资规模长期保持世界第一[63]，同时在科研与发展资金投入方面也居于首位。截至2024年，美国在各类经济领域的前沿研究与发展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6%[64]。消费者支出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2022年消费支出占GDP的68%[65]，而在2021年劳动收入占比则为44%。美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66]，其劳动力市场也长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使得美国的净迁移率位居世界前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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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美国的经济史始于17世纪至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自16世纪初起，多个欧洲国家试图在今日美国领土上建立殖民地，西班牙在今日的佛罗里达发展农牧经济，法国和荷兰则与美洲原住民积极开展毛皮贸易。1700年以后，殖民地人口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随之扩张。非洲、亚洲以及欧洲，尤其是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成为殖民地主要的贸易伙伴[68]。到了1760年代，英国在北美东海岸已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农业和贸易为基础的早期经济体系，其中南部殖民地建立起依赖奴隶劳动的农业制度，数百万非洲人因此遭到贩卖与奴役 。殖民地不仅依赖海外输入制成品和奴隶劳动力，也向外输出农产品与原材料。农户也从事手工业生产，产品大多用于家庭消费。最大的非农业部门是造船，占总就业人数的5%至20%。18世纪后期，十三个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获得独立，并迅速从依附性的殖民经济迈向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经济形态[69][70]。
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作为新兴国家，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城市人口稀少，消费品大多依赖进口。1787年的费城会议，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市场，并赋予了联邦政府征税、借贷、铸造货币的权力。1790年，塞缪尔·斯莱特成功建造了美国第一家水力纺纱厂，标志着美国工业化的开端。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大大提高了棉花的采摘效率，推动了棉花的大规模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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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美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超过八成的美国人从事农业劳动。然而，美国经济已经显现出在工业领域的增长趋势。制造业多集中在原材料的初级加工环节，如木材与锯木厂、纺织业、制鞋业等，这些行业成为早期工业化的核心。1813年，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首次采用股份集资模式，建立世界上首家一体化纺织厂，美国纺织工业开始起步发展，并在19世纪初期成为美国制造业的主导产业，纺织品成为美国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1820至1830年代，大规模生产的兴起推动了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型，手工业逐渐被工厂取代。1850年代，新英格兰地区在纺织工业带领下率先实现工业化。与此同时，政府在法律和政策方面加强了对专利的保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扩张提供了法律保障。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经济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尤其是土地的广阔与肥沃，使农民人数持续增加。但随着经济逐渐多元化，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业。到1860年时，农村人口的比例已降至50%左右，相较19世纪初的八成以上显著下降[71]，这一变化显示出美国经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的迅速推进。北方的工业进步被认为确保了北方在南北战争中的胜利。
19世纪中期，铁路运输的广泛应用，大幅降低了货运和客运成本。淘金热吸引世界各地的劳工和技术人才涌入美国西部追逐“美国梦”。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镀金时代”，从纺织工业分离出来的机械制造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形成带有“零件标准化、可互换性、高效率大批量生产”的美国制造体系。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已逐渐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经济体，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1895年，美国在工业总产值上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从1870年至1900年，国民收入从74亿涨到187亿美元，换算成1958年币值人均收入从531美元涨到1011美元，几乎成长一倍；钢铁产量从800吨大幅上升至11200吨，是30年前的14倍。到190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高工资水平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72]，工业化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实质工资的显著增长，从1860年至1890年间增幅达40%，并惠及日益壮大的劳动阶层，这种经济优势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涌入美国。
虽然经济总体上快速发展，19世纪的美国经济并非没有波动，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频繁出现。1837年的经济恐慌引发了长达五年的萧条，银行大量倒闭，失业率空前上升[73]。1893年经济恐慌再度引发全国性萧条，许多铁路公司破产，劳工不满情绪高涨，各地爆发罢工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这些危机反映了当时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显示出快速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的不稳定。由于经济结构在数百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难以与早期危机直接比较[74]，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二战后的经济衰退较之19世纪的危机要温和一些[75]。
进入20世纪之初，由于新的科技成果、通信技术和规模经济等因素，使得一些企业能够跨越地域限制，开展全国性的大规模经营。这些大型企业在快速成长的同时引发了垄断的担忧，然而它们通过降低成本与扩大产量，使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国民消费水平。美国工人的工资在当时普遍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大量劳动者分享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成果[76]。
1920年代，美国迎来了著名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汽车工业的扩张、电力系统的普及以及福利资本主义的实践，使大众生活质素显著提高，消费文化广泛传播，城市经济和娱乐产业空前繁荣。然而，这一盛景在1929年发生了急剧逆转。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崩盘成为大萧条的开端，美国经济迅速陷入低谷。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企业破产，农产品价格暴跌。面对危机，1933年3月上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新政，国家加强对金融、农业、工业、公共工程与社会保障的干预，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和改革措施刺激经济复苏。新政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也奠定了政府积极调控经济的政策基调[77]。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经济的又一重大转折。战争期间，美国本土未直接遭受大规模战火破坏，这使得其在参战国中经济状况相对较为稳固。战时生产全面主导了经济活动，接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需要，消费品生产受到严格限制，许多耐用消费品停产，价格与工资受到控制，劳动力大批转入军队服役[78]。尽管如此，战争带动的工业化与技术进步为战后繁荣奠定了基础。
战后，美国进入了新的经济黄金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总统和国会的推动下持续影响着经济发展。随着战争结束，大量退伍军人重返社会，伴随而来的是“婴儿潮”现象。1942年至1957年间，美国的出生率大幅上升，这既是由于大萧条时期推迟的婚姻与生育需求得到释放，也源于战后经济的繁荣以及对未来的普遍乐观情绪。婴儿潮在1957年左右达到顶点，随后逐渐减弱。这一时期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社会流动性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1946年至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3.8%，中位家庭收入在此期间上涨了约74%。郊区化、家庭消费与教育扩展推动了经济繁荣，而“婴儿潮”带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住房和消费市场。美国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持了国际货币和金融的稳定。
然而，进入197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随着石油危机和滞胀的出现，通货膨胀、利率和失业率同时处于高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信心受到削弱[79]。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逐渐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在很多情况下，美国的制造业开始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能够以较低的生产成本制造同样的产品，即使加上运输费用仍具备竞争力，从而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的利润。
此外，部分国家逐渐掌握了此前只有美国及少数发达国家能够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随之发生调整。1970至1980年代，美国国内一度流行“日本经济将超越美国”的观点，原因在于日本凭借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和高效率的产业体系，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强劲的竞争力。然而，最终这种预测并未实现[80]。虽然美国在这一时期遭遇了经济增长放缓和产业转移的挑战，但其庞大的国内市场、科技创新能力以及金融体系的全球影响力，依旧确保了其在20世纪末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
1980年代，美国在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领导下，推行以减税和增加国债为核心的经济政策。“里根经济学”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自由，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在经历调整后实现了新的增长，但同时也积累了财政赤字与社会分化等问题。1990年代，世界进入信息年代的浪潮。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所谓“新经济”的兴起，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商业模式与就业机会，信息产业与高科技公司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市场对相关企业的投资热情高涨。股市繁荣、生产率提升与低通胀共同塑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景象。然而，这一热潮在世纪末逐渐积聚泡沫，2000年代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众多通信与互联网企业遭破产清算，投资市场遭受重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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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国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裂而陷入衰退，此后数年虽然经济逐步恢复，但就业岗位的恢复却异常缓慢，出现被称为“无就业复苏”的现象，就业数据直到2005年初才回到2001年初的水平。2000年代，美国经济伴随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膨胀以及更广泛的债务泡沫。家庭债务与GDP的比例在2001年第一季度为70%，到2008年第一季度已攀升至99%。许多房主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不断以房屋抵押借款以维持消费，从而推高了债务水平，也短期内刺激了GDP增长，但这种增长不可持续。当2006年房价开始下跌时，以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证券价值迅速缩水，未受监管的非存款类银行体系因风险暴露而发生类似挤兑的次贷危机。这一体系在规模上已超过传统的受监管存款类银行，结果导致大量抵押贷款公司和投资银行陷入困境。次贷危机在2007年至2008年加剧，并在2008年9月达到顶点，雷曼兄弟的破产与其他金融机构的政府救助成为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的标志性事件[81]。
2008年的“大衰退”是20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下滑之一。从2008年春到2009年春，美国GDP下降了5.0%。对比之下，美国历史上其他几次主要衰退的幅度相对较小，例如1957至1958年的衰退GDP下降3.7%，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衰退使GDP在1973年底至1975年初下滑3.1%，而1981至1982年的经济衰退则使GDP下降2.9%。较轻的衰退包括1990至1991年期间1.3%的产出下降，以及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GDP下滑了0.3%，这次衰退仅持续八个月。与之相对的，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扩张阶段包括1961年至1969年的经济增长，总体扩张幅度为53%，年均增长率5.1%；1991年中至2000年末的增长幅度为43%，年均增长3.8%；以及1982年底至1990年中的37%扩张，年均增长率4%。
面对金融体系的动荡与经济的下滑，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相继实施银行救助计划，并采取凯恩斯主义风格的财政刺激措施，包括通过大规模财政赤字支出刺激经济[81]。同时，美联储维持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与金融稳定。这些政策有效地帮助经济逐步复苏。2009年至2012年间，美国家庭陆续还清债务，这是自1947年以来唯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年份，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费与投资的恢复，但也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打下基础[81]。美国实际GDP在2011年恢复至危机前的高点[82]，家庭净资产亦在2012年第二季度恢复，非农就业岗位则在2014年5月重新达到危机前水平[83]，失业率也在2015年9月回落至危机前水平。此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历史上第二长的扩张周期[84]。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水平在21世纪持续上升。公共持有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1%增加到2009年的52%，到2017年进一步上升至77%。在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在债务水平排名第43位。这一趋势表明，美国在应对危机与维持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赤字与债务扩张已成为重要的结构性特征。
2020年3月起，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美国政府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导致汽车与工业机械等出口骤降[85]。社交距离政策直接冲击了消费需求，使美国GDP在2020年第一季度按年率下跌4.8%，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86]。同月零售销售额创纪录地下跌8.7%，航空业亦陷入低谷。全球媒体普遍将这场经济衰退形容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下行，远甚于2008年的大衰退[87][88][89][90]。就业市场同样遭受重创。2020年5月美国失业率攀升至14.7%，创下19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91]。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当时指出，美国经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未来或面临低生产率与收入停滞的问题[92]。至2020年5月底，已有超过400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93]。同时，美国财政赤字在2020年前八个月便已高达1.8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随着疫苗推广与经济重启，美国经济在2021年迎来强劲反弹，全年增长达5.7%，为1980年代里根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佳表现[94]。然而，这一快速恢复的背后也带来了副作用。2021至2022年间，美国经历了历史性的通货膨胀浪潮[95]。2022年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进一步推高油价和通胀。到2022年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9.1%，创41年来最高水平。批评者将此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反应迟缓以及疫情后供应链紊乱等多重因素。虽然美联储采取加息措施抑制物价，通胀仍在2023年维持高位。当年4月，通胀率仍达4.9%，比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高出约3个百分点[96]。直到2023年6月，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才由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这意味着通胀率低于收入增长。2024年7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至2.9%，这是自2021年3月以来整体CPI首次低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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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数据
下表显示了1980年至2023年的美国主要经济指标（2024年至2029年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值）。通胀率低于5%时显示为绿色。[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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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居于世界前列。2017年，美国名义GDP达到19.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到了2018年第一季度，名义GDP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在经济结构上，美国经济约70%由个人消费支撑，商业投资占比约18%，政府支出约17%，而净出口则因贸易逆差保持在负3%左右，反映出美国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基本特征[98]。在经济增长方面，201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2.3%，高于2016年的1.5%，但略低于2015年的2.9%。2018年四个季度的年化增长率分别为2.2%、4.2%、3.4%和2.2%，其中第二季度的表现是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佳水平。全年实际GDP增长2.9%，为近十年来的最高增速。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逐渐恢复，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扩张期。然而，2020年因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陷入急剧下滑。第一季度GDP按年化计算下降5.0%，第二季度则出现了历史罕见的32.9%的大幅萎缩。在全球范围内，美国GDP的地位也经历了新的变化。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在2014年超越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在这一指标上保持了逾百年的领先地位。中国在过去40年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三倍以上，使两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出现转变。2017年，欧盟整体的GDP比美国大约高5%，但由于欧盟是一个政治联盟而非单一国家，美国仍保持着全球最大单一经济体的地位，并在名义GDP上继续领先世界。
人均产出方面，美国实际人均GDP（以2009年美元计）在2017年为52,444美元，并自2010年以来逐年上升。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人均实际GDP在196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3.0%，1970年代为2.1%，1980年代为2.4%，1990年代为2.2%，但在2000年代明显放缓，仅为0.7%，2010年至2017年进一步降至0.9%。这一长期增长放缓的原因在学界存在争论，可能涉及人口老化、人口增速与劳动人口增幅放缓、生产率提升乏力、企业投资减少、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缺乏重大技术创新以及劳动群体议价能力下降等多重因素。即使如此，美国在2017年仍在人均GDP排名中位列全球220个经济体中的第20位。
由于政策环境与国际背景对经济表现的共同作用，不同总统任期内经济增长情况差异显著。比尔·克林顿任期内，美国实际GDP累计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罗纳德·里根，再次是贝拉克·奥巴马。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美国实际GDP平均年增长率为1.7%，大约为此前长期历史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一相对放缓的增长趋势，也成为美国经济学界持续关注与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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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美国的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业、林业、渔业与矿业。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农业、林业、渔猎等产业占GDP比重约0.8%；矿业约1.4%；公共事业（如水电等）约1.5%。虽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小，但依旧是重要的经济活动。美国农业资源丰富，耕地与牧地总面积约4.3亿公顷，占全球农业用地的约15%。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与高度机械化、科技化的生产手段，美国农业产出位居世界前列。其粮食总产量约占全球五分之一，尤其在小麦、玉米、大豆、棉花及肉类生产方面均保持领先。美国不仅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长期作为世界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除农业外，美国森林资源亦十分丰富，森林及草地面积总计约6.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33%，林地规模仅次于加拿大与巴西，居世界第三位。林业与渔业共同支持了美国食品与木材加工产业的发展。同时，美国矿产资源同样在全球居于重要地位。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量丰富，有色金属如铜、铅、锌，以及非金属矿物如硫磺、磷酸盐、钾盐等均在世界上占据前列，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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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之一。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制造业（制造业整体）占GDP比重约9.7%，其中耐用消费品占5.2%，非耐用消费品占4.4%。建筑业占约4.5%，批发贸易约5.9%，零售贸易约6.3%，运输与仓储约3.3%。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便逐步成长为工业强国，20世纪初建立起较完善的工业体系。钢铁、汽车与石油化工一度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支柱产业，而电气设备与航空工业也在当时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二战后，美国凭借著雄厚的科学研究与产业基础完成了世界第一台电脑的开发，并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率先突破，逐渐形成了在电子与信息技术上的全球优势。知名企业如英特尔、超微半导体、惠普、戴尔等相继崛起，成为推动美国科技产业与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到21世纪，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值依旧位居世界前列。 2013年，其工业产出达2.4万亿美元，规模超过德国、法国、印度与巴西的总和。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约18%，虽然这一比例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下降，但仍具有显著影响力。美国制造业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石油、钢铁、汽车、机械设备、航太、电子产品、化学、食品加工、消费品及军事工业等领域。其中，航空航太工业尤为突出，美国长期在全球飞机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赛斯纳与通用动力等企业生产了全球大量的民用与军用飞机，产业分布在美国多个州，形成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链。
然而，美国制造业在就业方面经历了较大波动。 1979年制造业就业人数曾达到历史高点，但2004年已减少约520万个职位，降至1950年以来最低水平。钢铁业的就业人数也从1980年的50万人降至2,000年的22.4万人。这一趋势反映出随着生产力提高、贸易全球化以及产业转移的加速，美国劳力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外迁至墨西哥与亚洲等劳工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地区，而国内则更集中在电信、医药、航空航太及重型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虽然就业机会减少，但保留下来的职位技能水平与薪资水平较高。汽车与电子产业仍是美国重要的出口产品，军工与高阶设备制造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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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并吸收了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劳动力[99]。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专业技术服务、教育、医疗、娱乐与信息科技等多项产业。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占GDP比重约21.3%；专业与商业服务占13.3%；教育、医疗与社会援助占8.8%；艺术、娱乐、住宿与餐饮占4.4%；其他服务（含政府除外）占2.1%。消费者支出在2023年达到近19万亿美元，约占GDP的68%[100]。
其中，金融、保险、航运、商业服务与信息科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纽约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与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全球金融与服务业的重要枢纽。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交易所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资本市场，美国证券与债券市场被视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晴雨表。美国在信息科技与创意产业方面同样具备强大优势。加州的硅谷聚集了微软、苹果、Google、亚马孙与脸书等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推动了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与数位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好莱坞则是全球电影产业的中心，不仅为国内带来大量产值，也在全球产生深远文化与经济影响。教育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独特地位，其高等教育体系吸引了大量国际留学生前来深造，推动人才流动并带来经济效益。旅游业也是重要的第三产业，美国凭借多元自然的景观与文化资源，在全球旅游收入中排名前列。
美国经济拥有高度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往往在特定地区形成集聚，并塑造了当地的城市发展与社会特色[101]。
纽约市被广泛视为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象征着美国庞大的金融业，包括大型银行、投资公司与对冲基金，如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与花旗银行皆将总部设于曼哈顿。美国金融业最早并非诞生于纽约，而是起源于费城，因其曾是美国政治重镇并短暂作为国都。然而，随着纽约凭借天然良港与伊利运河的开通，成为连接大湖区的重要贸易枢纽，逐渐取代费城的地位。181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巩固其金融核心的地位。
在美国西岸，旧金山湾区则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代名词。苹果、谷歌、思科等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均坐落于硅谷，其成形与二战时期的军事需求以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等学府密不可分。当时，美国政府原先重视波士顿的科技潜力，但由于当地交通不便，逐渐将研发资源转移至湾区。硅谷原本以农业为主，却因大学人才的汇聚与政府的资金投入，迅速转型为创新基地。如今，这里不仅是大型科技企业的聚集地，也是创业公司与风险投资的摇篮。
洛杉矶则是美国娱乐产业的核心。好莱坞的名声早已成为美国乃至全球影视与音乐产业的代表。20世纪初期，因托马斯·爱迪生在新泽西掌握电影专利并严格限制产业发展，许多制片公司选择远走加州。洛杉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且低廉的土地价格，使得制片厂得以在当地建立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产业集群。自此，美国影视与音乐产业持续以洛杉矶为核心。
媒体产业则在纽约、华盛顿特区与旧金山之间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纽约与华盛顿凭借政治与经济优势，成为新闻媒体的核心，如《纽约时报》、CNN、彭博与福克斯新闻等皆以此为基地。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交媒体公司则偏向西岸，因为硅谷的科技优势与洛杉矶的娱乐产业能为其提供丰富的人才与资源。
底特律长期以来是美国汽车产业的象征。这与亨利·福特在此地创立汽车工业密切相关。底特律原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加上地理位置既能依靠五大湖的水路交通，又位于芝加哥与纽约之间，能够轻松触及美国主要市场，这些条件使底特律成为“汽车之城”，福特汽车、通用汽车与克莱斯勒等公司皆以此为根据地。
自然资源方面，得克萨斯州因紧贴墨西哥湾，成为美国石油业的重镇，尤其以休斯敦最为突出。而宾夕法尼亚州与阿巴拉契亚亚地区则以煤矿与钢铁闻名，匹兹堡因而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
农业与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美国中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以及南部部分地区。中西部因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被称为“美国粮仓”，而加州则凭借灌溉系统成为重要的水果与蔬菜供给地。得州与南部则以畜牧业与棉花等作物为主。这些农业资源进一步推动了食品加工业的兴起，如明尼阿波里斯的嘉吉公司与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的泰森食品公司。
国际贸易
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之一，其对外贸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2024年，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核心作用，约有60%的国际交易资金以美元结算。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不仅广泛流通，亦被用作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标准计价单位，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与贸易中的地位。
在区域贸易方面，1994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极大促进了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商品与服务流通。虽然该协定于2018年被《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但此一贸易框架仍是美国贸易体系的重要基石。
然而，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问题。自1976年以来，美国在商品贸易方面持续出现逆差；自1982年起，经常账户亦长期为负。尽管如此，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长期保持顺差，部分弥补了商品贸易的逆差。例如，2013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2,310亿美元，创下新高。从整体数据来看，美国的贸易逆差近年有扩大趋势。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为5,020亿美元；至2017年增至5,520亿美元，一年内增幅达10%。当年，美国进口总额达2.90万亿美元，出口总额为2.35万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逆差为8,07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顺差为2,550亿美元。这是由于美国在制造业产品方面对进口依赖较大，但在金融、科技、知识产权与高端服务领域则保持强势。
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遍及全球，前十大伙伴分别为中国大陆、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韩国、英国、法国、印度与台湾。以中国大陆为例，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商品贸易逆差在2016年为3,470亿美元，至2017年增至3,760亿美元，增幅达8%。同年，美国与墨西哥的商品逆差为710亿美元，与加拿大的逆差为170亿美元。这些数字反映出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关系中，进口规模往往大于出口。
从商品结构来看，美国需大量进口以满足其工业与消费市场需求，进口商品包括矿物油、铁矿石、机械设备、棉纱、玩具、润滑油、钢铁、茶叶、糖与咖啡等。同时，美国的出口商品亦相当多样，既有小麦、玉米与大豆等农产品，也涵盖飞机、汽车、电脑、纸张与工业机床等高附加价值产品。2016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高达4,694亿美元，凸显其庞大的进口需求。至2019年，美国制造业商品出口总额达1.37万亿美元，其中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日本与英国合计占出口市场的35.4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出口企业的数量相对有限，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仅有18%的美国制造业企业从事出口业务；而在所有出口企业中，规模最大的1%就贡献了81%的出口总额。此一高度集中的结构反映出美国出口市场依赖少数跨国企业，如波音、苹果、通用汽车等企业在美国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市场
美国是全球金融体系最发达的国家。以上市公司证券价值衡量，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规模超过世界其他任何交易所的三倍。截至2025年8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总市值约为31.7万亿美元，稳居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之首，该交易所拥有超过2,100家上市公司，涵盖众多蓝筹企业。至另一个核心市场是纳斯达克交易所（NASDAQ），截至2025年8月总市值约为19.2万亿美元，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东京证券交易所，位居全球第三，涵盖超过3,500家上市公司。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相比，纳斯达克更集中于高成长、高波动性的企业，吸引大量机构与散户投资者。由于美国股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波动不仅影响本国经济，也波及全球市场。纽约大学于2014年的研究指出，在短期内，美国股市的变动多由影响风险承担意愿的因素所驱动，而非仅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至于长期的影响，则更多来自于经济冲击如何在劳工与股东之间重新分配生产回报，相较之下，生产力冲击对于股市历史波动的影响相对有限。
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在过去数十年间亦发生明显的集中化趋势。1988年时，全美约有12,500家存款少于3亿美元的小型银行，以及约900家规模较大的银行。经过无数的并购之后，到2012年小型银行数量减少至4,200家，而规模较大的银行则增至1,800多家。根据资产规模排名，美国前十大银行包括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国合众银行、纽约梅隆银行、北美汇丰控股以及第一资本金融公司。
美国金融业自20世纪中期以来快速成长。1947年，金融业仅占全国非农业企业利润的10%，但至2010年已上升至50%。同期，金融业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5%增加至7.5%，在企业总利润中的占比也从10%升至20%。与此同时，金融业员工薪资的增长幅度与全美最顶端1%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走势密切呼应。以纽约市为例，金融业的平均年薪从1981年的8万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万美元，而该市的平均薪资则仅从4万美元增至7万美元，凸显金融业回报的高度集中。
然而，金融业的快速扩张并非毫无争议。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金融业的规模已大到拖慢经济增长的程度。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普蓬的研究则估算，美国每年在金融服务上超支约三千亿美元，并认为该产业需要缩减20%。哈佛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在2014年进一步计算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劳工每赚取一美元，能为GDP增加五美元；相对之下，金融业劳工每赚取一美元，则使GDP减少0.60美元。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结果也与此一致，认为金融业的过度扩张阻碍了经济增长，并削弱了以研究与开发为基础的产业发展。
就业市场
截至2017年，美国劳动人口总数约为1.604亿人，仅次于中国、印度和欧盟，居世界第四。美国的就业主体主要由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构成，其中私营部门吸纳了大约85%的就业人口，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合计雇用了约14%的劳动人口。整体上美国的就业结构以市场驱动为核心，但政府依然是重要的雇主之一。在企业规模的分布上，小企业是美国经济与就业的核心支柱。全国超过99%的私营部门雇主为小企业，总数接近3000万，约64%的新增就业职位来自小企业。与此同时，大企业同样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雇佣了大约36%的劳动人口，其中不乏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司。例如，沃尔玛不仅是全球营业额最高的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雇主，仅在美国境内就雇用了约140万人。
就业类型方面，美国劳动人口中白领群体所占比例持续上升。2000年时，白领劳动者占劳动人口总数的34%，而到2022年这一比例已达到44%，反映出美国经济在服务业和知识型产业上的转型趋势。同时，大约28.4万劳动人口同时拥有两份全职工作，另有760万人在全职工作之外还兼职。不同种族与族裔群体亦活跃于就业市场，约占美国人口35%的少数族裔群体，包括西班牙裔、非洲裔、亚裔与美洲原住民，共拥有410万家企业。这些企业的年产值接近7000亿美元，并提供近500万个就业职位，成为美国多元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入水平方面，美国长期保持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的领先位置。2008年美国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52,029美元，而美国雇员的平均收入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出现了“脱钩”现象，即生产率持续提升，但工资增长相对缓慢，这种趋势对美国就业结构和社会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
工会在美国就业体系中的作用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当前大约12%的美国劳动人口是工会成员，其中多数在政府部门就业。工会会员数在过去几十年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同步减少。世界银行将美国评为全球在雇佣与解雇灵活度方面最为便利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在法律层面保障带薪休假或带薪病假的发达经济体，并且也是世界上少数没有将带薪育婴假作为法定权利的国家之一。国际工会联合会在2014年和2020年两次对美国劳工权益进行评估，均给出了5分制中的第三级低分，即4分。2023年乐施会的研究也显示，美国在劳工保护方面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后。与此同时，美国工作环境中还存在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冗长以及就业不稳定等现象。据研究估算，由于管理压力与恶劣工作条件，每年额外造成约12万人的过早死亡，使得工作环境成为美国的第五大死亡原因[102]。
受到经济周期、社会结构和产业转型的影响，美国的失业状况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截至2017年12月，美国官方失业率为4.1%，约合660万人失业。与此同时，政府采用更广义标准的U-6失业率（包括兼职不足就业人群）为8.1%，对应约820万人。在这一时期，美国总人口为3.27亿人，劳动人口约为1.606亿人。
在2009年至2010年间，金融危机与“大衰退”带来的冲击导致美国出现“无就业复苏”的问题。长期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仅2010年1月就有超过600万人寻找工作时间超过六个月，这种状况尤其严重影响了年长者。2009年经济衰退结束后的一年中，移民群体增加了65.6万个就业岗位，而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却流失了超过100万个岗位，这部分原因与美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变化相关。2010年4月，美国官方失业率为9.9%，但广义U-6失业率高达17.1%。从2008年2月至2010年2月，因经济原因被迫兼职的人数增加了400万，达到880万人，在短短两年间增长了83%。到2013年，尽管官方失业率已经下降到8%以下，但长期失业人口比例依然偏高，同时家庭收入持续下降，显示经济复苏伴随着就业不足。直至2014年5月，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才恢复至2007年11月危机前的水平，就业市场逐渐回暖。
而在国际上，美国在二战后时期的失业率一度偏高，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其失业率普遍低于欧元区，并在大多数年份保持显著差距。与此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55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占55%，工业占比在30%至35%之间，农业则在10%至15%之间。到1980年，服务业比例已超过65%，工业降至25%至30%，农业就业不足5%，标志着就业结构向服务业高度集中。不同群体间的失业差异也十分明显。2009年男性失业率为9.8%，显著高于女性的7.5%。在种族层面，白人失业率为8.5%，而非裔美国人高达15.8%。青年群体面临的失业压力更为严重，2009年7月美国青年失业率达到18.5%，创下自1948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2013年5月非洲裔青年的失业率更是高达28.2%。
新冠疫情爆发对美国失业形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一度达到14.7%，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2.9%，为美国现代经济史上罕见的萎缩幅度。尽管如此，随着经济逐步重启和政策刺激，失业率在2020年6月回落至11.1%。随后，美国失业率持续快速下降，到2021年已降至3.9%。2023年5月，失业率保持在3.7%的水平，接近历史低点，显示疫情后的就业市场在短期内恢复较快。
收入与财富
美国家庭收入是衡量经济状况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家庭收入的变动反映了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和劳动市场的变化。201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逐渐恢复，中位数家庭收入缓慢回升，但增长速度有限。2016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59,039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一数字仅略高于1998年的纪录，显示中产阶级家庭的购买力在过去近二十年间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显示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增长，但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并未显著提升。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位居首位，但美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2010年时从2007年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四位，与加拿大的中产阶级收入持平，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显示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中产阶级收入优势正在减弱。
2020年，美国的整体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7,521美元，而个人收入中位数（针对15岁及以上的个人）为35,805美元。对于全职工作者，2020年的个人收入中位数达到56,287美元。家庭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61%的家庭拥有两个或以上的收入来源。这种双收入家庭的普遍性使得家庭收入整体高于个人收入。此外，若将收入按五分位数划分，2022年个人收入前五分之一（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达到117,162美元，显示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现象。
2023年，实际中位数家庭收入达到80,610美元，较2022年的77,540美元增长了4.0%，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统计上显著的年度增长。不同族裔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存在差异，部分群体的经济改善速度快于其他群体，白人家庭的实际中位数收入增长了5.4%，非拉丁裔白人家庭增长了5.7%。然而，黑人、亚裔和拉丁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在同一时期内并未出现显著变化。
此外，家庭收入的增长还受到教育水平的影响。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家庭收入与户主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家庭，其收入中位数显著高于仅有部分大学教育或更低学历的家庭。例如，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家庭在2018年的收入中位数为73,446美元，而拥有副学士学位的家庭为51,970美元。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初开始被系统化衡量以来，呈现出明显的历史波动。自1915年前后有数据以来，收入分配的差距曾在1920年代与2000年代达到高峰，而在1950年至1980年间，收入差距相对缩小，这一阶段被称为“大压缩”。然而，随后的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进入了一个被学术界称为“大分化”的时期。在已开发的后工业化国家之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居于首位。顶端1%的市场收入份额依然在过去数十年间大幅上升，从1979年的9.6%攀升至2007年的20.7%，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回落，2016年仍维持在17.5%的高位。
若仅从税前与转移支付前的收入来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近，但在经过税收与转移支付调整后，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则显得更高，显示其财政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较弱。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23年当前人口调查年度社会与经济补充》（CPS ASEC）报告，2023年家庭收入分布中的最低五分位平均市场收入约为20,400美元，最高五分位平均市场收入约为353,800美元，顶端1%家庭平均市场收入约为2,300,000美元，最高五分位的平均收入约为最低五分位的17.3倍，顶端1%家庭的平均收入约为收入中位数（80,610美元）的28.5倍。
这样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现象，也对政治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学者指出，不平等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放缓、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贫困率上升，以及家庭负债依赖增加，进而提高金融危机的风险。此外，不平等也可能加剧政治极化，使政策讨论更加分裂。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众多，包括高阶管理人员薪酬相对于一般工人的大幅上升、金融化进程加快、市场集中度提升、工会化率下降、高收入群体有效税率下降，以及新技术变革更有利于高学历人群等。
在衡量方法上，不同数据来源与统计方式往往得出差异明显的结果，例如采用现金收入（市场收入）或是税收与转移支付之后的可支配收入，会得出不同的衡量值。基尼系数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衡量工具，其值在0时表示完全平等，在1时则表示极端不平等。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2018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85，创下新高；2020年升至0.488，2021年进一步升至0.494，这些数值均以税前现金收入为基础，显示出持续恶化的趋势。
美国的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具有一定的累进性，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平等。美国的税制通常是收入愈高，税率愈高，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有家庭负担者，不仅不需缴纳联邦所得税，甚至可能透过子女税收抵免与所得税抵免等税务优惠获得净补贴。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2016年美国市场收入下的基尼系数为0.59，但经过税收与转移支付调整后降至0.42，显示财政政策对缩小差距仍有作用。
美国的家庭净值总额在过去数十年持续攀升，并在2023年创下新高，显示出经济资产的不断增长与积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家庭财富一度大幅缩水，2005年至2011年间，家庭财富中位数下降了35%，由106,591美元降至68,839美元。然而，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这一数字又逐渐回升。在2016年，美国家庭平均净值约为78.2万美元，家庭净值中位数为97,300美元。到2023年，美国家庭平均净值为1,059,470美元，中位数为192,084美元。平均值的提升反映出高净值家庭推高整体平均水平，但中位数仅约19万美元，显示半数家庭累积财富仍有限。
财富不平等在美国的表现甚至比收入不平等更加显著。早在1979年，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24%的财富。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2%。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2017年9月的报告，至2016年，最顶端1%的家庭已控制全国38.6%的财富，显示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达到了历史高点。到了2023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财富的30%，虽略低于之前，但仍显示高度集中，这1%的家庭总净值约为43万亿美元。财富结构方面，房地产净值是最重要资产来源之一。2025年3月，美国房屋净值超过35万亿美元，住房净值占中位家庭总净值约43%。
在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高达80%的所有金融资产[103]。这种不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仅次于瑞典。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继承财富的效应，使得许多人在累积资产时拥有“先天优势”。政策研究所于2012年9月的研究指出，美国福布斯400大富豪中，超过六成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家庭背景，由此可见财富累积不仅与个人努力有关，也与家庭出身密切相连。根据2009年的数据，全球约30%的百万富翁居住在美国。2008年，《经济学人》智库估计，美国境内的百万富翁数量达到1,660万人。2011年的统计进一步指出，美国约占全球亿万富翁的34%。仅在2024年，美国十九大富豪（包括伊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等）财富便增长了1万亿美元，占全国总财富的1.8%，这一比例已超越2023年的1.2%[104]。
美国的房地产自有率在近数十年内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但在长期内大致保持于六成以上。2004年第四季房地产泡沫时，房地产自有率曾创下69.2%的历史高位。在2007年至2009年的大衰退期间，数百万套房屋因止赎而流失，导致自有率一路下降。2014年自有率约为64.5%，至2016年降至近50年最低点63.4%。随后因经济复苏与低利率刺激购屋需求，自有率逐年回升，2020年达66.6%。然而，2021年起受通胀与房价飙升影响，自有率再度下滑，至2024年约为65.0%。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住屋空间相对宽裕，平均每人居住面积超过700平方英尺（约65平方米），比其他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多出50%至100%。同时，美国家庭在各类生活设施与消费品的拥有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然而，这种相对充裕的居住条件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轻松置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18至34岁的美国年轻人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在130年来首次超过任何其他居住形式，反映出高房价对新世代造成的压力。
与收入增长未能追上房价升幅进一步凸显了置业负担问题。201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七成以上的郡县，房屋价格对平均劳工而言日益难以负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住房建设大幅放缓，导致长期性的供给不足。2019年，美国全国住房短缺约为380万套，且在新冠疫情期间与其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种短缺使租金与房价持续攀升，直接影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稳定性。
随着居住压力的上升，部分大城市甚至出现了愈来愈多居民不得不居住于车辆中的情况。2018年起，在洛杉矶、波特兰与旧金山等高楼价城市，选择住在汽车里的人数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全国楼价中位数亦快速上升。2017年美国房屋的中位销售价格为199,200美元，而到2023年2月，中位价格已升至392,000美元，涨幅接近一倍。2024年，美国房屋购置的门槛愈加严峻。在全国约一半的城市中，工薪阶层若要购买住房，其年收入需达到10万美元以上，这一数字远高于多数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再加上利率的上升，房贷成本进一步增加，许多潜在购房者被迫退出市场。
美国的贫穷问题长期以来是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议题，其复杂性体现在相对贫穷与绝对贫穷的差异、族群与区域间的差距、以及社会安全网的不足。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相对贫穷率便持续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显示收入与生活品质的不均衡在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然而，若以市场收入来衡量的绝对贫穷率，美国数值则相对较低[105]，这突显出不同衡量方法对于贫穷状况呈现出的差异。
历史上，美国的官方贫穷率在1959年至1962年间曾超过两成，但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起“向贫穷宣战”后，贫穷率逐步下降，至1973年降至历史低点的11.1%。然而，随后几十年间，贫穷率并未持续下滑，反而受经济危机影响而起伏不定。2007年时的贫穷率为12.5%，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迅速上升，2010年达到15.1%的高点。此后逐年下降，至2019年降至11.6%。2020年因新冠疫情冲击略升，但随着政府补助与经济复苏，2021年起再度回落。至2023年，美国贫穷率约为11.1%，接近历史低点。
过去二十年，美国极端贫穷（收入低于贫穷线50%）的比例大致维持在5%上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极端贫穷人口显著上升。根据研究，自1996年至2011年间，美国极端贫穷家庭（收入低于贫穷线50%）数量翻倍，约有150万个家庭每日生活费不足两美元。这些群体往往集中于城市中的贫民区。从2000年至2009年，居住于此类社区的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生活于这些社区的居民通常面临教育资源不足、犯罪率偏高、健康风险较大、金融与信贷渠道受限，以及就业机会有限等困境，使得脱离贫穷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随后极端贫穷数字虽略有回落，但新冠疫情期间再次恶化。至2022年，极端贫穷者约占人口5.2%，其中美洲原住民、非裔与拉丁裔儿童受影响尤深。儿童贫困方面，2013年，有1,670万儿童居住于粮食不足的家庭，较2007年的数字增加约三分之一。儿童贫困率在2021年为5.2%，但因疫情与税收补助终止，到2022年激增至12.4%，约有9百万名儿童生活在联邦贫穷线以下，缺乏稳定的食物、住所与医疗照护。
贫穷亦与无家可归者现象紧密相连。根据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2024年的年度无家可归者评估报告，当年全美约有77.1万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二十三人。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在紧急收容所或过渡性住房安置，另有三分之一则露宿街头、栖身于废弃建筑或其他不适合居住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约44%的无家可归者有工作，显示收入不足以负担住屋开销是无家可归现象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社会安全网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较不完善，无论在降低相对贫穷或绝对贫穷方面的效应均明显低于富裕国家平均水平。联合国于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更指出，美国仍有超过五百万人生活在“第三世界般的环境”[106]。社会学者马修·戴斯蒙德在著作中指出，美国在工业化国家中提供的工资属于偏低水平，这使得“在职贫穷人口”规模持续膨胀，而这群体大多数已年逾三十五岁[107]。社会科学家马克·罗伯特·兰克则强调，美国贫穷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于经济与政治层面的结构性缺陷，而非仅仅是个人因素[108]。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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