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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
美国的经济情况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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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擁有高度發達且多元化的混合經濟體制[32][33][34]，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中規模最大、發展程度最高的經濟體[35]。2025年，按名目國內生產毛額計算，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在購買力平價方面則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25年，美國在人均名目GDP方面位列全球第七，在購買力平價的人均GDP方面則排名第九[36]。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4年美國在全球GDP總量中占比達14.8%（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在名目GDP方面的占比更高，達到26.2%。美元不僅是國際交易中使用最廣泛的貨幣，同時也是全球主要的準備貨幣，其地位由龐大的美國國債市場、石油美元體系以及與離岸美元市場共同支撐[37]。一些國家將美元作為官方貨幣，而在更多國家，美元則在事實層面上成為主要流通貨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經濟整體上保持了較為穩定的成長，失業率和通貨膨脹水準相對較低，同時在科技發展方面持續取得顯著成就。美國經濟的動力主要來源於高生產率、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38]。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中，美國的家庭和雇員平均所得水準位居第六[39]，而在2021年，美國的家庭所得中位數位居所有成員國之首[40]。然而，雖然整體所得水準較高，美國也是已開發國家中所得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41][42][43]。
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德國、韓國、英國、台灣、印度以及越南[44]。作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國和第二大出口國[45]，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美國與多個國家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組成的《美墨加協定》，此外亦與澳洲、韓國、以色列等國已簽署或正在磋商協定[46]。美國的勞動市場靈活性極高，企業普遍奉行自由僱傭政策，勞工的就業穩定性相對較低[47][48]。在社會保障方面，美國的制度效率位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前列，其社會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30%[49][50][51]。
美國的主要製造產業涵蓋航空航太、汽車、電子工業、化工、機械設備與制藥等領域。航空航太與國防工業在全球居領先地位，汽車產業集中於密西根州等地，化工與制藥業則憑藉高研發投入保持競爭力。美國擁有半導體元件生產的核心技術，並且具有完整的設計生產能力，是高科技晶片的最大出口國。美國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氣生產國[52]。2024年，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53]，並且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製造業大國，美國製造業產值約占全球總量的五分之一[54]。美國同時擁有全球最大的國內商品市場，並在服務貿易方面占據領先地位。2023年，美國的貿易總額達到7.4兆美元[55]。在全球500強企業中，有139家總部設在美國[56]，美國由此成為全球跨國企業最為集中的國家之一。美國還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億萬富翁，總財富規模達到5.7兆美元[57]。到2022年底，美國的商業銀行資產總額為22.9兆美元，而美國的全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30兆美元[58][59]。美國的經濟環境在多項國際評比中表現優異，包括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便利指數以及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等。
美國的金融市場在國際上有巨大影響。紐約證券交易所和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按市值和成交量均為全球最大[60][61]。美國還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黃金準備，總量超過8000噸[62]。美國在全球風險投資規模長期保持世界第一[63]，同時在科研與發展資金投入方面也居於首位。截至2024年，美國在各類經濟領域的前沿研究與發展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的3.46%[64]。消費者支出是美國經濟的重要驅動力，2022年消費支出占GDP的68%[65]，而在2021年勞動所得占比則為44%。美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66]，其勞動力市場也長期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使得美國的淨遷移率位居世界前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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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美國的經濟史始於17世紀至18世紀的殖民地時期。自16世紀初起，多個歐洲國家試圖在今日美國領土上建立殖民地，西班牙在今日的佛羅里達發展農牧經濟，法國和荷蘭則與美洲原住民積極開展毛皮貿易。1700年以後，殖民地人口快速成長，進出口貿易隨之擴張。非洲、亞洲以及歐洲，尤其是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成為殖民地主要的貿易夥伴[68]。到了1760年代，英國在北美東海岸已建立了十三殖民地，在重商主義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以農業和貿易為基礎的早期經濟體系，其中南部殖民地建立起依賴奴隸勞動的農業制度，數百萬非洲人因此遭到販賣與奴役 。殖民地不僅依賴海外輸入最終財和奴隸勞動力，也向外輸出農產品與原材料。農戶也從事手工業生產，產品大多用於家庭消費。最大的非農業部門是造船，占總就業人數的5%至20%。18世紀後期，十三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獲得獨立，並迅速從依附性的殖民經濟邁向以農業為主導的國家經濟形態[69][70]。
美國獨立戰爭後，美國作為新興國家，經濟仍然以農業為主，城市人口稀少，消費品大多依賴進口。1787年的費城會議，使整個國家成為一個共同市場，並賦予了聯邦政府徵稅、借貸、鑄造貨幣的權力。1790年，塞繆爾·斯萊特成功建造了美國第一家水力紡紗廠，標誌著美國工業化的開端。1793年，伊萊·惠特尼發明軋棉機，大大提高了棉花的採摘效率，推動了棉花的大規模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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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初期，美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超過八成的美國人從事農業勞動。然而，美國經濟已經顯現出在工業領域的成長趨勢。製造業多集中在原材料的初級加工環節，如木材與鋸木廠、紡織業、製鞋業等，這些行業成為早期工業化的核心。1813年，法蘭西斯·卡伯特·洛厄爾首次採用股份集資模式，建立世界上首家一體化紡織廠，美國紡織工業開始起步發展，並在19世紀初期成為美國製造業的主導產業，紡織品成為美國出口的主要大宗物資。1820至1830年代，大規模生產的興起推動了經濟結構的根本轉型，手工業逐漸被工廠取代。1850年代，新英格蘭地區在紡織工業帶領下率先實現工業化。與此同時，政府在法律和政策方面加強了對專利的保護，為技術創新和產業擴張提供了法律保障。美國豐富的自然資源為經濟擴張提供了有力支撐，尤其是土地的廣闊與肥沃，使農民人數持續增加。但隨著經濟逐漸多元化，製造業、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部門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農業。到1860年時，農村人口的比例已降至50%左右，相較19世紀初的八成以上顯著下降[71]，這一變化顯示出美國經濟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上的迅速推進。北方的工業進步被認為確保了北方在南北戰爭中的勝利。
19世紀中期，鐵路運輸的廣泛應用，大幅降低了貨運和客運成本。淘金熱吸引世界各地的勞工和技術人才湧入美國西部追逐「美國夢」。19世紀後期，美國進入了經濟快速成長的「鍍金時代」，從紡織工業分離出來的機械製造工業成為主導產業，並形成帶有「零件標準化、可互換性、高效率大批量生產」的美國製造體系。到了19世紀末，美國已逐漸成長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化經濟體，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五分之一。1895年，美國在工業總產值上超過英國，位居世界第一。從1870年至1900年，國民所得從74億漲到187億美元，換算成1958年幣值人均所得從531美元漲到1011美元，幾乎成長一倍；鋼鐵產量從800噸大幅上升至11200噸，是30年前的14倍。到1900年，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在這一過程中，高工資水準成為美國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72]，工業化的快速擴張帶動了實質工資的顯著成長，從1860年至1890年間增幅達40%，並惠及日益壯大的勞動階層，這種經濟優勢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移民湧入美國。
雖然經濟總體上快速發展，19世紀的美國經濟並非沒有波動，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頻繁出現。1837年的經濟恐慌引發了長達五年的蕭條，銀行大量倒閉，失業率空前上升[73]。1893年經濟恐慌再度引發全國性蕭條，許多鐵路公司破產，勞工不滿情緒高漲，各地爆發罷工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94年的普爾曼大罷工。這些危機反映了當時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顯示出快速擴張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周期性波動中的不穩定。由於經濟結構在數百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現代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難以與早期危機直接比較[74]，但學術界普遍認為二戰後的經濟衰退較之19世紀的危機要溫和一些[75]。
進入20世紀之初，由於新的科技成果、通信技術和規模經濟等因素，使得一些企業能夠跨越地域限制，開展全國性的大規模經營。這些大型企業在快速成長的同時引發了獨占的擔憂，然而它們通過降低成本與擴大產量，使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從而在整體上提升了國民消費水準。美國工人的工資在當時普遍居於世界領先水準，大量勞動者分享工業化帶來的經濟成果[76]。
1920年代，美國迎來了著名的「咆哮的二十年代」。汽車工業的擴張、電力系統的普及以及福利資本主義的實踐，使大眾生活質素顯著提高，消費文化廣泛傳播，城市經濟和娛樂產業空前繁榮。然而，這一盛景在1929年發生了急劇逆轉。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崩盤成為經濟大蕭條的開端，美國經濟迅速陷入低谷。數以百萬計的人失業，企業破產，農產品價格暴跌。面對危機，1933年3月上任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推行新政，國家加強對金融、農業、工業、公共工程與社會保障的干預，通過增加公共支出和改革措施刺激經濟復甦。新政不僅緩解了社會矛盾，也奠定了政府積極調控經濟的政策基調[77]。
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美國經濟的又一重大轉折。戰爭期間，美國本土未直接遭受大規模戰火破壞，這使得其在參戰國中經濟狀況相對較為穩固。戰時生產全面主導了經濟活動，接近40%的國內生產毛額用於軍事需要，消費品生產受到嚴格限制，許多耐用消費品停產，價格與工資受到控制，勞動力大批轉入軍隊服役[78]。儘管如此，戰爭帶動的工業化與技術進步為戰後繁榮奠定了基礎。
戰後，美國進入了新的經濟黃金期。凱因斯主義經濟政策在總統和國會的推動下持續影響著經濟發展。隨著戰爭結束，大量退伍軍人重返社會，伴隨而來的是「嬰兒潮」現象。1942年至1957年間，美國的出生率大幅上升，這既是由於經濟大蕭條時期推遲的婚姻與生育需求得到釋放，也源於戰後經濟的繁榮以及對未來的普遍樂觀情緒。嬰兒潮在1957年左右達到頂點，隨後逐漸減弱。這一時期成為美國現代史上經濟成長最為強勁、社會流動性最為顯著的時期之一。1946年至1973年間，年均成長率達到3.8%，中位家庭所得在此期間上漲了約74%。郊區化、家庭消費與教育擴展推動了經濟繁榮，而「嬰兒潮」帶來了人口的迅速成長，進一步刺激了住宅和消費市場。美國經濟在布列敦森林制度下維持了國際貨幣和金融的穩定。
然而，進入1970年代之後，美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開始放緩。隨著石油危機和停滯性通膨的出現，通貨膨脹、利率和失業率同時處於高位，布列敦森林制度解體，財政政策調控經濟的信心受到削弱[79]。與此同時，全球經濟格局出現新的變化，一些新興經濟體逐漸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差距。在很多情況下，美國的製造業開始轉移至成本更低的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能夠以較低的生產成本製造同樣的產品，即使加上運輸費用仍具備競爭力，從而幫助企業獲取更高的利潤。
此外，部分國家逐漸掌握了此前只有美國及少數已開發國家能夠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全球產業分工格局隨之發生調整。1970至1980年代，美國國內一度流行「日本經濟將超越美國」的觀點，原因在於日本憑藉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和高效率的產業體系，在國際市場上展現出強勁的競爭力。然而，最終這種預測並未實現[80]。雖然美國在這一時期遭遇了經濟成長放緩和產業轉移的挑戰，但其龐大的國內市場、科技創新能力以及金融體系的全球影響力，依舊確保了其在20世紀末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
1980年代，美國在總統隆納·雷根的領導下，推行以減稅和增加國債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雷根經濟學」主張減少政府干預，強調市場自由，體現出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在此背景下，美國經濟在經歷調整後實現了新的成長，但同時也積累了財政赤字與社會分化等問題。1990年代，世界進入資訊年代的浪潮。網際網路的普及推動了所謂「新經濟」的興起，創造了大量全新的商業模式與就業機會，資訊產業與高科技公司成為成長的主要動力，資本市場對相關企業的投資熱情高漲。股市繁榮、生產率提升與低通膨共同塑造了美國經濟的繁榮景象。然而，這一熱潮在世紀末逐漸積聚泡沫，2000年代初網際網路泡沫破滅，眾多通信與網際網路企業遭破產清算，投資市場遭受重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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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國經濟因網際網路泡沫破裂而陷入衰退，此後數年雖然經濟逐步恢復，但就業崗位的恢復卻異常緩慢，出現被稱為「無就業復甦」的現象，就業數據直到2005年初才回到2001年初的水準。2000年代，美國經濟伴隨房地產市場泡沫的膨脹以及更廣泛的債務泡沫。家庭債務與GDP的比例在2001年第一季度為70%，到2008年第一季度已攀升至99%。許多房主在房價高企的情況下不斷以房屋抵押借款以維持消費，從而推高了債務水準，也短期內刺激了GDP成長，但這種成長不可持續。當2006年房價開始下跌時，以抵押貸款為基礎的證券價值迅速縮水，未受監管的非存款類銀行體系因風險暴露而發生類似擠兌的次貸危機。這一體系在規模上已超過傳統的受監管存款類銀行，結果導致大量抵押貸款公司和投資銀行陷入困境。次貸危機在2007年至2008年加劇，並在2008年9月達到頂點，雷曼兄弟的破產與其他金融機關的政府救助成為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的標誌性事件[81]。
2008年的「大衰退」是20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下滑之一。從2008年春到2009年春，美國GDP下降了5.0%。對比之下，美國歷史上其他幾次主要衰退的幅度相對較小，例如1957至1958年的衰退GDP下降3.7%，1973年石油危機後的衰退使GDP在1973年底至1975年初下滑3.1%，而1981至1982年的經濟衰退則使GDP下降2.9%。較輕的衰退包括1990至1991年期間1.3%的產出下降，以及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GDP下滑了0.3%，這次衰退僅持續八個月。與之相對的，美國歷史上最強勁的擴張階段包括1961年至1969年的經濟成長，總體擴張幅度為53%，年均成長率5.1%；1991年中至2000年末的成長幅度為43%，年均成長3.8%；以及1982年底至1990年中的37%擴張，年均成長率4%。
面對金融體系的動盪與經濟的下滑，小布希政府與歐巴馬政府相繼實施銀行救助計劃，並採取凱因斯主義風格的財政刺激措施，包括通過大規模財政赤字支出刺激經濟[81]。同時，美聯準維持接近零利率的貨幣政策，確保流動性與金融穩定。這些政策有效地幫助經濟逐步復甦。2009年至2012年間，美國家庭陸續還清債務，這是自1947年以來唯一出現這種情況的年份，雖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消費與投資的恢復，但也為經濟長期健康發展打下基礎[81]。美國實質GDP在2011年恢復至危機前的高點[82]，家庭淨資產亦在2012年第二季度恢復，非農就業崗位則在2014年5月重新達到危機前水準[83]，失業率也在2015年9月回落至危機前水準。此後，美國經濟持續擴張，成為歷史上第二長的擴張周期[84]。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債水準在21世紀持續上升。公共持有的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31%增加到2009年的52%，到2017年進一步上升至77%。在全球207個國家和地區中，美國在債務水準排名第43位。這一趨勢表明，美國在應對危機與維持經濟成長過程中，財政赤字與債務擴張已成為重要的結構性特徵。
2020年3月起，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美國政府採取大規模「封鎖」措施，導致汽車與工業機械等出口驟降[85]。社交距離政策直接衝擊了消費需求，使美國GDP在2020年第一季度按年率下跌4.8%，創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降幅[86]。同月零售銷售額創紀錄地下跌8.7%，航空業亦陷入低谷。全球媒體普遍將這場經濟衰退形容為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下行，遠甚於2008年的大衰退[87][88][89][90]。就業市場同樣遭受重創。2020年5月美國失業率攀升至14.7%，創下193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準[91]。美聯準主席鮑威爾在當時指出，美國經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未來或面臨低生產率與所得停滯的問題[92]。至2020年5月底，已有超過4000萬美國人申請失業救濟[93]。同時，美國財政赤字在2020年前八個月便已高達1.88兆美元，創歷史新高。
隨著疫苗推廣與經濟重啟，美國經濟在2021年迎來強勁反彈，全年成長達5.7%，為1980年代裡根總統任期以來的最佳表現[94]。然而，這一快速恢復的背後也帶來了副作用。2021至2022年間，美國經歷了歷史性的通貨膨脹浪潮[95]。2022年初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進一步推高油價和通膨。到2022年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漲9.1%，創41年來最高水準。批評者將此歸咎於美聯準的政策反應遲緩以及疫情後供給鏈紊亂等多重因素。雖然美聯準採取升息措施抑制物價，通膨仍在2023年維持高位。當年4月，通膨率仍達4.9%，比美聯準設定的2%目標高出約3個百分點[96]。直到2023年6月，美國家庭的實際所得才由負成長變為正成長，這意味著通膨率低於所得成長。2024年7月份的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回落至2.9%，這是自2021年3月以來整體CPI首次低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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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指標數據
下表顯示了1980年至2023年的美國主要經濟指標（2024年至2029年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值）。通膨率低於5%時顯示為綠色。[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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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長期居於世界前列。2017年，美國名目GDP達到19.5兆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到了2018年第一季度，名目GDP首次突破20兆美元；在經濟結構上，美國經濟約70%由個人消費支撐，商業投資占比約18%，政府支出約17%，而淨出口則因貿易逆差保持在負3%左右，反映出美國消費驅動型經濟的基本特徵[98]。在經濟成長方面，2017年美國實質GDP成長率為2.3%，高於2016年的1.5%，但略低於2015年的2.9%。2018年四個季度的年化成長率分別為2.2%、4.2%、3.4%和2.2%，其中第二季度的表現是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佳水準。全年實質GDP成長2.9%，為近十年來的最高增速。這一階段，美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後逐漸恢復，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擴張期。然而，2020年因新冠疫情衝擊，經濟陷入急劇下滑。第一季度GDP按年化計算下降5.0%，第二季度則出現了歷史罕見的32.9%的大幅萎縮。在全球範圍內，美國GDP的地位也經歷了新的變化。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GDP在2014年超越美國，在此之前，美國在這一指標上保持了逾百年的領先地位。中國在過去40年間的經濟增速超過美國三倍以上，使兩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相對位置出現轉變。2017年，歐盟整體的GDP比美國大約高5%，但由於歐盟是一個政治聯盟而非單一國家，美國仍保持著全球最大單一經濟體的地位，並在名目GDP上繼續領先世界。
人均產出方面，美國實際人均GDP（以2009年美元計）在2017年為52,444美元，並自2010年以來逐年上升。從長期趨勢來看，美國人均實質GDP在1960年代平均每年成長3.0%，1970年代為2.1%，1980年代為2.4%，1990年代為2.2%，但在2000年代明顯放緩，僅為0.7%，2010年至2017年進一步降至0.9%。這一長期成長放緩的原因在學界存在爭論，可能涉及人口老化、人口增速與勞動人口增幅放緩、生產率提升乏力、企業投資減少、所得不平等加劇導致消費需求不足、缺乏重大技術創新以及勞動群體議價能力下降等多重因素。即使如此，美國在2017年仍在人均GDP排名中位列全球220個經濟體中的第20位。
由於政策環境與國際背景對經濟表現的共同作用，不同總統任期內經濟成長情況差異顯著。比爾·柯林頓任期內，美國實質GDP累計成長幅度最大，其次是隆納·雷根，再次是巴拉克·歐巴馬。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美國實質GDP平均年成長率為1.7%，大約為此前長期歷史平均水準的一半。這一相對放緩的成長趨勢，也成為美國經濟學界持續關注與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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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美國的第一產業主要包括農業、林業、漁業與礦業。根據聯邦準備理事會數據顯示，2025年第一季農業、林業、漁獵等產業佔GDP比重約0.8%；礦業約1.4%；公共事業（如水電等）約1.5%。雖然在國內生產毛額中所佔比例較小，但依舊是重要的經濟活動。美國農業資源豐富，耕地與牧地總面積約4.3億公頃，佔全球農業用地的約15%。得益於優越的自然條件與高度機械化、科技化的生產手段，美國農業產出位居世界前列。其糧食總產量約佔全球五分之一，尤其在小麥、玉米、大豆、棉花及肉類生產方面均保持領先。美國不僅能夠滿足國內消費需求，也長期作為世界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除農業外，美國森林資源亦十分豐富，森林及草地面積總計約6.5億公頃，森林覆蓋率達33%，林地規模僅次於加拿大與巴西，居世界第三位。林業與漁業共同支持了美國食品與木材加工產業的發展。同時，美國礦產資源同樣在全球居於重要地位。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儲量豐富，有色金屬如銅、鉛、鋅，以及非金屬礦物如硫磺、磷酸鹽、鉀鹽等均在世界上佔據前列，為國家工業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原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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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全球製造業大國之一。根據聯邦準備理事會數據顯示，2025年第一季製造業（製造業整體）佔GDP比重約9.7%，其中耐用消費品佔5.2%，非耐用消費品佔4.4%。建築業佔約4.5%，批發貿易約5.9%，零售貿易約6.3%，運輸與倉儲約3.3%。早在19世紀中葉，美國便逐步成長為工業強國，20世紀初建立起較完善的工業體系。鋼鐵、汽車與石油化工一度是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支柱產業，而電氣設備與航空工業也在當時奠定了堅實基礎。進入二戰後，美國憑藉著雄厚的科學研究與產業基礎完成了世界第一台電腦的開發，並在半導體與積體電路領域率先突破，逐漸形成了在電子與資訊技術上的全球優勢。知名企業如英特爾、超微半導體、惠普、戴爾等相繼崛起，成為推動美國科技產業與製造業升級的重要力量。
到21世紀，美國的製造業總產值依舊位居世界前列。 2013年，其工業產出達2.4兆美元，規模超過德國、法國、印度與巴西的總和。美國在全球製造業中佔比約18%，雖然這一比例隨著其他國家的崛起下降，但仍具有顯著影響力。美國製造業涵蓋範圍廣泛，包括石油、鋼鐵、汽車、機械設備、航太、電子產品、化學、食品加工、消費品及軍事工業等領域。其中，航空航太工業尤為突出，美國長期在全球飛機製造業處於領先地位。波音、洛克希德·馬丁、賽斯納與通用動力等企業生產了全球大量的民用與軍用飛機，產業分佈在美國多個州，形成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產業鏈。
然而，美國製造業在就業方面經歷了較大波動。 1979年製造業就業人數曾達到歷史高點，但2004年已減少約520萬個職位，降至1950年以來最低水準。鋼鐵業的就業人數也從1980年的50萬人降至2,000年的22.4萬人。這一趨勢反映出隨著生產力提高、貿易全球化以及產業轉移的加速，美國勞力密集型製造業逐漸外遷至墨西哥與亞洲等勞工力成本較低的地區地區，而國內則更集中在電信、醫藥、航空航太及重型機械等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業。雖然就業機會減少，但保留下來的職位技能水準與薪資水準較高。汽車與電子產業仍是美國重要的出口產品，軍工與高階設備製造在全球市場保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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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產業在美國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貢獻了國內生產毛額的大部分，並吸收了全國超過四分之三的勞動力[99]。服務業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專業技術服務、教育、醫療、娛樂與資訊科技等多項產業。根據聯邦準備理事會數據顯示，2025年第一季金融、保險、房地產、租賃佔GDP比重約21.3%；專業與商業服務佔13.3%；教育、醫療與社會援助佔8.8%；藝術、娛樂、住宿與餐飲佔4.4%；其他服務（含政府除外）佔2.1%。消費者支出在2023年達到近19兆美元，約佔GDP的68%[100]。
其中，金融、保險、航運、商業服務與資訊科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產業。紐約作為美國第一大城市與經濟中心，同時也是全球金融與服務業的重要樞紐。紐約證券交易所與那斯達克交易所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資本市場，美國證券與債券市場被視為世界經濟的重要晴雨表。美國在資訊科技與創意產業方面同樣具備強大優勢。加州的矽谷聚集了微軟、蘋果、Google、亞馬遜與臉書等全球領先的科技公司，推動了資訊服務、電子商務與數位經濟的快速發展。美國好萊塢則是全球電影產業的中心，不僅為國內帶來大量產值，也在全球產生深遠文化與經濟影響。教育產業在美國經濟中佔據獨特地位，其高等教育體系吸引了大量國際留學生前來深造，推動人才流動並帶來經濟效益。旅遊業也是重要的第三產業，美國憑藉多元自然的景觀與文化資源，在全球旅遊所得中排名前列。
美國經濟擁有高度多元化的產業結構，不同產業往往在特定地區形成集聚，並塑造了當地的城市發展與社會特色[101]。
紐約市被廣泛視為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華爾街象徵著美國龐大的金融業，包括大型銀行、投資公司與避險基金，如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史坦利與花旗銀行皆將總部設於曼哈頓。美國金融業最早並非誕生於紐約，而是起源於費城，因其曾是美國政治重鎮並短暫作為國都。然而，隨著紐約憑藉天然良港與伊利運河的開通，成為連接大湖區的重要貿易樞紐，逐漸取代費城的地位。1817年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成立鞏固其金融核心的地位。
在美國西岸，舊金山灣區則成為全球科技產業的代名詞。蘋果、谷歌、思科等大型科技公司的總部均坐落於矽谷，其成形與二戰時期的軍事需求以及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高等學府密不可分。當時，美國政府原先重視波士頓的科技潛力，但由於當地交通不便，逐漸將研發資源轉移至灣區。矽谷原本以農業為主，卻因大學人才的匯聚與政府的資金投入，迅速轉型為創新基地。如今，這裡不僅是大型科技企業的聚集地，也是創業公司與風險投資的搖籃。
洛杉磯則是美國娛樂產業的核心。好萊塢的名聲早已成為美國乃至全球影視與音樂產業的代表。20世紀初期，因托馬斯·愛迪生在紐澤西掌握電影專利並嚴格限制產業發展，許多製片公司選擇遠走加州。洛杉磯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且低廉的土地價格，使得製片廠得以在當地建立規模龐大的基礎設施，逐步形成產業集群。自此，美國影視與音樂產業持續以洛杉磯為核心。
媒體產業則在紐約、華盛頓特區與舊金山之間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紐約與華盛頓憑藉政治與經濟優勢，成為新聞媒體的核心，如《紐約時報》、CNN、彭博與福克斯新聞等皆以此為基地。而隨著網際網路時代的發展，社交媒體公司則偏向西岸，因為矽谷的科技優勢與洛杉磯的娛樂產業能為其提供豐富的人才與資源。
底特律長期以來是美國汽車產業的象徵。這與亨利·福特在此地創立汽車工業密切相關。底特律原有雄厚的製造業基礎，加上地理位置既能依靠五大湖的水路交通，又位於芝加哥與紐約之間，能夠輕鬆觸及美國主要市場，這些條件使底特律成為「汽車之城」，福特汽車、通用汽車與克萊斯勒等公司皆以此為根據地。
自然資源方面，德克薩斯州因緊貼墨西哥灣，成為美國石油業的重鎮，尤其以休士頓最為突出。而賓夕法尼亞州與阿帕拉契亞地區則以煤礦與鋼鐵聞名，匹茲堡因而成為重要的工業城市。
農業與畜牧業則廣泛分布於美國中西部、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以及南部部分地區。中西部因肥沃的土壤與適宜的氣候，被稱為「美國糧倉」，而加州則憑藉灌溉系統成為重要的水果與蔬菜供給地。德州與南部則以畜牧業與棉花等作物為主。這些農業資源進一步推動了食品加工業的興起，如明尼阿波里斯的嘉吉公司與阿肯色州斯普林代爾的泰森食品公司。
國際貿易
美國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大國之一，其對外貿易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至2024年，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發揮核心作用，約有60%的國際交易資金以美元結算。作為全球主要準備貨幣，美元不僅廣泛流通，亦被用作黃金、石油等大宗物資的標準計價單位，進一步鞏固了美國在國際金融與貿易中的地位。
在區域貿易方面，1994年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創造了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極大促進了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之間的商品與服務流通。雖然該協定於2018年被《美墨加協定》（USMCA）取代，但此一貿易框架仍是美國貿易體系的重要基石。
然而，美國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問題。自1976年以來，美國在商品貿易方面持續出現逆差；自1982年起，經常帳戶亦長期為負。儘管如此，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長期保持順差，部分彌補了商品貿易的逆差。例如，2013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達到2,310億美元，創下新高。從整體數據來看，美國的貿易逆差近年有擴大趨勢。2016年，美國貿易逆差為5,020億美元；至2017年增至5,520億美元，一年內增幅達10%。當年，美國進口總額達2.90萬億美元，出口總額為2.35萬億美元。其中，商品貿易逆差為8,070億美元，而服務貿易順差為2,550億美元。這是由於美國在製造業產品方面對進口依賴較大，但在金融、科技、智慧財產權與高端服務領域則保持強勢。
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遍及全球，前十大夥伴分別為中國大陸、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國、韓國、英國、法國、印度與臺灣。以中國大陸為例，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商品貿易逆差在2016年為3,470億美元，至2017年增至3,760億美元，增幅達8%。同年，美國與墨西哥的商品逆差為710億美元，與加拿大的逆差為170億美元。這些數字反映出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進出口關係中，進口規模往往大於出口。
從商品結構來看，美國需大量進口以滿足其工業與消費市場需求，進口商品包括礦物油、鐵礦石、機械設備、棉紗、玩具、潤滑油、鋼鐵、茶葉、糖與咖啡等。同時，美國的出口商品亦相當多樣，既有小麥、玉米與大豆等農產品，也涵蓋飛機、汽車、電腦、紙張與工業工具機等高附加價值產品。2016年，美國經常帳戶逆差高達4,694億美元，凸顯其龐大的進口需求。至2019年，美國製造業商品出口總額達1.37萬億美元，其中加拿大、墨西哥、中國、日本與英國合計占出口市場的35.44%。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出口企業的數量相對有限，出口高度集中於少數大型企業。200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僅有18%的美國製造業企業從事出口業務；而在所有出口企業中，規模最大的1%就貢獻了81%的出口總額。此一高度集中的結構反映出美國出口市場依賴少數跨國企業，如波音、蘋果、通用汽車等企業在美國出口中占據主導地位。
金融市場
美國是全球金融體系最發達的國家。以上市公司證券價值衡量，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的規模超過世界其他任何交易所的三倍。截至2025年8月，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總市值約為31.7兆美元，穩居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之首，該交易所擁有超過2,100家上市公司，涵蓋眾多藍籌企業。至另一個核心市場是那斯達克交易所（NASDAQ），截至2025年8月總市值約為19.2兆美元，僅次於紐約證券交易所和東京證券交易所，位居全球第三，涵蓋超過3,500家上市公司。與紐約證券交易所相比，那斯達克更集中於高成長、高波動性的企業，吸引大量機關與散戶投資者。由於美國股市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波動不僅影響本國經濟，也波及全球市場。紐約大學於2014年的研究指出，在短期內，美國股市的變動多由影響風險承擔意願的因素所驅動，而非僅與總體經濟基本面相關。至於長期的影響，則更多來自於經濟衝擊如何在勞工與股東之間重新分配生產報酬，相較之下，生產力衝擊對於股市歷史波動的影響相對有限。
美國銀行業的結構在過去數十年間亦發生明顯的集中化趨勢。1988年時，全美約有12,500家存款少於3億美元的小型銀行，以及約900家規模較大的銀行。經過無數的併購之後，到2012年小型銀行數量減少至4,200家，而規模較大的銀行則增至1,800多家。根據資產規模排名，美國前十大銀行包括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高盛、摩根史坦利、美國合眾銀行、紐約梅隆銀行、北美滙豐控股以及第一資本金融公司。
美國金融業自20世紀中期以來快速成長。1947年，金融業僅占全國非農業企業利潤的10%，但至2010年已上升至50%。同期，金融業所得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從2.5%增加至7.5%，在企業總利潤中的占比也從10%升至20%。與此同時，金融業員工薪資的成長幅度與全美最頂端1%所得群體的所得比重走勢密切呼應。以紐約市為例，金融業的平均年薪從1981年的8萬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萬美元，而該市的平均薪資則僅從4萬美元增至7萬美元，凸顯金融業報酬的高度集中。
然而，金融業的快速擴張並非毫無爭議。201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項研究指出，美國金融業的規模已大到拖慢經濟成長的程度。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托馬斯·菲利普蓬的研究則估算，美國每年在金融服務上超支約三千億美元，並認為該產業需要縮減20%。哈佛大學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在2014年進一步計算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勞工每賺取一美元，能為GDP增加五美元；相對之下，金融業勞工每賺取一美元，則使GDP減少0.60美元。國際結算銀行的研究結果也與此一致，認為金融業的過度擴張阻礙了經濟成長，並削弱了以研究與開發為基礎的產業發展。
就業市場
截至2017年，美國勞動人口總數約為1.604億人，僅次於中國、印度和歐盟，居世界第四。美國的就業主體主要由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構成，其中私營部門吸納了大約85%的就業人口，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合計雇用了約14%的勞動人口。整體上美國的就業結構以市場驅動為核心，但政府依然是重要的雇主之一。在企業規模的分布上，小企業是美國經濟與就業的核心支柱。全國超過99%的私營部門雇主為小企業，總數接近3000萬，約64%的新增就業職位來自小企業。與此同時，大企業同樣在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僱傭了大約36%的勞動人口，其中不乏全球規模最大的公司。例如，沃爾瑪不僅是全球營業額最高的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私人雇主，僅在美國境內就雇用了約140萬人。
就業類型方面，美國勞動人口中白領群體所占比例持續上升。2000年時，白領勞動者占勞動人口總數的34%，而到2022年這一比例已達到44%，反映出美國經濟在服務業和知識型產業上的轉型趨勢。同時，大約28.4萬勞動人口同時擁有兩份全職工作，另有760萬人在全職工作之外還兼職。不同種族與族裔群體亦活躍於就業市場，約佔美國人口35%的少數族裔群體，包括西班牙裔、非洲裔、亞裔與美洲原住民，共擁有410萬家企業。這些企業的年產值接近7000億美元，並提供近500萬個就業職位，成為美國多元化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得水準方面，美國長期保持在經合組織國家中的領先位置。2008年美國家庭的所得中位數為52,029美元，而美國雇員的平均所得在全球主要已開發國家中居於前列。然而，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所得成長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出現了「脫鉤」現象，即生產率持續提升，但工資成長相對緩慢，這種趨勢對美國就業結構和社會所得分配產生了深遠影響。
工會在美國就業體系中的作用經歷了明顯的變化。當前大約12%的美國勞動人口是工會成員，其中多數在政府部門就業。工會會員數在過去幾十年持續下降，與此同時勞動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也同步減少。世界銀行將美國評為全球在僱傭與解僱靈活度方面最為便利的國家之一。然而，美國也是唯一一個沒有在法律層面保障帶薪休假或帶薪病假的已開發經濟體，並且也是世界上少數沒有將帶薪育嬰假作為法定權利的國家之一。國際工會聯合會在2014年和2020年兩次對美國勞工權益進行評估，均給出了5分制中的第三級低分，即4分。2023年樂施會的研究也顯示，美國在勞工保護方面在已開發國家中排名靠後。與此同時，美國工作環境中還存在工作壓力過大、工作時間冗長以及就業不穩定等現象。據研究估算，由於管理壓力與惡劣工作條件，每年額外造成約12萬人的過早死亡，使得工作環境成為美國的第五大死亡原因[102]。
受到經濟周期、社會結構和產業轉型的影響，美國的失業狀況在不同時期表現出明顯的波動。截至2017年12月，美國官方失業率為4.1%，約合660萬人失業。與此同時，政府採用更廣義標準的U-6失業率（包括兼職不足就業人群）為8.1%，對應約820萬人。在這一時期，美國總人口為3.27億人，勞動人口約為1.606億人。
在2009年至2010年間，金融危機與「大衰退」帶來的衝擊導致美國出現「無就業復甦」的問題。長期失業人數達到創紀錄的水準，僅2010年1月就有超過600萬人尋找工作時間超過六個月，這種狀況尤其嚴重影響了年長者。2009年經濟衰退結束後的一年中，移民群體增加了65.6萬個就業崗位，而本土出生的勞動者卻流失了超過100萬個崗位，這部分原因與美國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結構變化相關。2010年4月，美國官方失業率為9.9%，但廣義U-6失業率高達17.1%。從2008年2月至2010年2月，因經濟原因被迫兼職的人數增加了400萬，達到880萬人，在短短兩年間成長了83%。到2013年，儘管官方失業率已經下降到8%以下，但長期失業人口比例依然偏高，同時家庭所得持續下降，顯示經濟復甦伴隨著就業不足。直至2014年5月，美國的非農就業人數才恢復至2007年11月危機前的水準，就業市場逐漸回暖。
而在國際上，美國在二戰後時期的失業率一度偏高，但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其失業率普遍低於歐元區，並在大多數年份保持顯著差距。與此同時，美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1955年，服務業就業人口占55%，工業占比在30%至35%之間，農業則在10%至15%之間。到1980年，服務業比例已超過65%，工業降至25%至30%，農業就業不足5%，標誌著就業結構向服務業高度集中。不同群體間的失業差異也十分明顯。2009年男性失業率為9.8%，顯著高於女性的7.5%。在種族層面，白人失業率為8.5%，而非裔美國人高達15.8%。青年群體面臨的失業壓力更為嚴重，2009年7月美國青年失業率達到18.5%，創下自1948年以來同期最高水準，2013年5月非洲裔青年的失業率更是高達28.2%。
新冠疫情爆發對美國失業形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2020年4月，美國失業率一度達到14.7%，創下歷史最高紀錄。第二季度國內生產毛額下降32.9%，為美國現代經濟史上罕見的萎縮幅度。儘管如此，隨著經濟逐步重啟和政策刺激，失業率在2020年6月回落至11.1%。隨後，美國失業率持續快速下降，到2021年已降至3.9%。2023年5月，失業率保持在3.7%的水準，接近歷史低點，顯示疫情後的就業市場在短期內恢復較快。
所得與財富
美國家庭所得是衡量經濟狀況和中產階級生活水準的重要指標，家庭所得的變動反映了經濟環境、人口結構和勞動市場的變化。201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逐漸恢復，中位數家庭所得緩慢回升，但成長速度有限。2016年，經通膨調整後的實際家庭所得中位數達到59,039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然而，這一數字僅略高於1998年的紀錄，顯示中產階級家庭的購買力在過去近二十年間幾乎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顯示美國經濟雖然有所成長，但中產階級的實際所得並未顯著提升。美國的平均家庭所得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位居首位，但美國的家庭所得中位數在2010年時從2007年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四位，與加拿大的中產階級所得持平，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的中產階級所得差距也在逐漸縮小，顯示美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中產階級所得優勢正在減弱。
2020年，美國的整體家庭所得中位數為67,521美元，而個人所得中位數（針對15歲及以上的個人）為35,805美元。對於全職工作者，2020年的個人所得中位數達到56,287美元。家庭所得與個人所得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61%的家庭擁有兩個或以上的所得來源。這種雙所得家庭的普遍性使得家庭所得整體高於個人所得。此外，若將所得按五分位數劃分，2022年個人所得前五分之一（最高所得群體）的平均所得達到117,162美元，顯示出所得分配的不均等現象。
2023年，實際中位數家庭所得達到80,610美元，較2022年的77,540美元成長了4.0%，這是自2019年以來首次出現統計上顯著的年度成長。不同族裔群體的所得成長速度存在差異，部分群體的經濟改善速度快於其他群體，白人家庭的實際中位數所得成長了5.4%，非拉丁裔白人家庭成長了5.7%。然而，黑人、亞裔和拉丁裔家庭的所得中位數在同一時期內並未出現顯著變化。
此外，家庭所得的成長還受到教育水準的影響。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家庭所得與戶主的教育程度密切相關。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的家庭，其所得中位數顯著高於僅有部分大學教育或更低學歷的家庭。例如，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的家庭在2018年的所得中位數為73,446美元，而擁有副學士學位的家庭為51,970美元。
美國的所得不平等自20世紀初開始被系統化衡量以來，呈現出明顯的歷史波動。自1915年前後有數據以來，所得分配的差距曾在1920年代與2000年代達到高峰，而在1950年至1980年間，所得差距相對縮小，這一階段被稱為「大壓縮」。然而，隨後的不平等程度不斷加劇，進入了一個被學術界稱為「大分化」的時期。在已開發的後工業化國家之中，美國的所得不平等程度居於首位。頂端1%的市場所得份額依然在過去數十年間大幅上升，從1979年的9.6%攀升至2007年的20.7%，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回落，2016年仍維持在17.5%的高位。
若僅從稅前與轉移支付前的所得來看，美國的所得不平等程度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近，但在經過稅收與轉移支付調整後，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則顯得更高，顯示其財政政策對所得再分配的作用較弱。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23年當前人口調查年度社會與經濟補充》（CPS ASEC）報告，2023年家庭所得分布中的最低五分位平均市場所得約為20,400美元，最高五分位平均市場所得約為353,800美元，頂端1%家庭平均市場所得約為2,300,000美元，最高五分位的平均所得約為最低五分位的17.3倍，頂端1%家庭的平均所得約為所得中位數（80,610美元）的28.5倍。
這樣的所得不平等不僅是經濟層面的現象，也對政治與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經濟學者指出，不平等可能導致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放緩、社會階層流動性下降、貧困率上升，以及家庭負債依賴增加，進而提高金融危機的風險。此外，不平等也可能加劇政治極化，使政策討論更加分裂。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眾多，包括高階管理人員薪酬相對於一般工人的大幅上升、金融化進程加快、市場集中度提升、工會化率下降、高所得群體有效稅率下降，以及新技術變革更有利於高學歷人群等。
在衡量方法上，不同數據來源與統計方式往往得出差異明顯的結果，例如採用現金所得（市場所得）或是稅收與轉移支付之後的可支配所得，會得出不同的衡量值。吉尼係數是一種國際通用的衡量工具，其值在0時表示完全平等，在1時則表示極端不平等。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8年美國的吉尼係數達到0.485，創下新高；2020年升至0.488，2021年進一步升至0.494，這些數值均以稅前現金所得為基礎，顯示出持續惡化的趨勢。
美國的稅收與轉移支付政策具有一定的累進性，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平等。美國的稅制通常是所得愈高，稅率愈高，低所得群體特別是有家庭負擔者，不僅不需繳納聯邦所得稅，甚至可能透過子女稅收抵免與所得稅抵免等稅務優惠獲得淨補貼。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數據，2016年美國市場所得下的吉尼係數為0.59，但經過稅收與轉移支付調整後降至0.42，顯示財政政策對縮小差距仍有作用。
美國的家庭淨值總額在過去數十年持續攀升，並在2023年創下新高，顯示出經濟資產的不斷成長與積累。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家庭財富一度大幅縮水，2005年至2011年間，家庭財富中位數下降了35%，由106,591美元降至68,839美元。然而，隨著經濟逐步復甦，這一數字又逐漸回升。在2016年，美國家庭平均淨值約為78.2萬美元，家庭淨值中位數為97,300美元。到2023年，美國家庭平均淨值為1,059,470美元，中位數為192,084美元。平均值的提升反映出高淨值家庭推高整體平均水準，但中位數僅約19萬美元，顯示半數家庭累積財富仍有限。
財富不平等在美國的表現甚至比所得不平等更加顯著。早在1979年，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國24%的財富。而到2012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2%。根據聯邦準備理事會2017年9月的報告，至2016年，最頂端1%的家庭已控制全國38.6%的財富，顯示財富分配的不均衡達到了歷史高點。到了2023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30%，雖略低於之前，但仍顯示高度集中，這1%的家庭總淨值約為43兆美元。財富結構方面，房地產淨值是最重要資產來源之一。2025年3月，美國房屋淨值超過35兆美元，住宅淨值佔中位家庭總淨值約43%。
在美國，最富有的10%人口持有高達80%的所有金融資產[103]。這種不平等程度在已開發國家中居於前列，僅次於瑞典。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繼承財富的效果，使得許多人在累積資產時擁有「先天優勢」。政策研究所於2012年9月的研究指出，美國富比士400大富豪中，超過六成出身於相當富裕的家庭背景，由此可見財富累積不僅與個人努力有關，也與家庭出身密切相連。根據2009年的數據，全球約30%的百萬富翁居住在美國。2008年，《經濟學人》智庫估計，美國境內的百萬富翁數量達到1,660萬人。2011年的統計進一步指出，美國約占全球億萬富翁的34%。僅在2024年，美國十九大富豪（包括伊隆·馬斯克、傑夫·貝佐斯等）財富便成長了1兆美元，占全國總財富的1.8%，這一比例已超越2023年的1.2%[104]。
美國的房地產自有率在近數十年內呈現出明顯的波動，但在長期內大致保持於六成以上。2004年第四季房地產泡沫時，房地產自有率曾創下69.2%的歷史高位。在2007年至2009年的大衰退期間，數百萬套房屋因止贖而流失，導致自有率一路下降。2014年自有率約為64.5%，至2016年降至近50年最低點63.4%。隨後因經濟復甦與低利率刺激購屋需求，自有率逐年回升，2020年達66.6%。然而，2021年起受通膨與房價飆升影響，自有率再度下滑，至2024年約為65.0%。
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美國的住屋空間相對寬裕，平均每人居住面積超過700平方英尺（約65平方米），比其他高所得國家平均水準多出50%至100%。同時，美國家庭在各類生活設施與消費品的擁有率也明顯高於其他國家。然而，這種相對充裕的居住條件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輕鬆置業。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發布的報告顯示，18至34歲的美國年輕人中，與父母同住的比例在130年來首次超過任何其他居住形式，反映出高房價對新世代造成的壓力。
與所得成長未能追上房價升幅進一步凸顯了置業負擔問題。2019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美國七成以上的郡縣，房屋價格對平均勞工而言日益難以負擔。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住宅建設大幅放緩，導致長期性的供給不足。2019年，美國全國住宅短缺約為380萬套，且在新冠疫情期間與其後情況進一步惡化。這種短缺使租金與房價持續攀升，直接影響了中低所得群體的居住穩定性。
隨著居住壓力的上升，部分大城市甚至出現了愈來愈多居民不得不居住於車輛中的情況。2018年起，在洛杉磯、波特蘭與舊金山等高樓價城市，選擇住在汽車裡的人數顯著增加。另一方面，全國樓價中位數亦快速上升。2017年美國房屋的中位銷售價格為199,200美元，而到2023年2月，中位價格已升至392,000美元，漲幅接近一倍。2024年，美國房屋購置的門檻愈加嚴峻。在全國約一半的城市中，工薪階層若要購買住宅，其年所得需達到10萬美元以上，這一數字遠高於多數家庭的實際所得水準。再加上利率的上升，房貸成本進一步增加，許多潛在購房者被迫退出市場。
美國的貧窮問題長期以來是社會與經濟開發中的核心議題，其複雜性體現在相對貧窮與絕對貧窮的差異、族群與區域間的差距、以及社會安全網的不足。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的相對貧窮率便持續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顯示所得與生活品質的不均衡在社會結構中根深蒂固。然而，若以市場所得來衡量的絕對貧窮率，美國數值則相對較低[105]，這突顯出不同衡量方法對於貧窮狀況呈現出的差異。
歷史上，美國的官方貧窮率在1959年至1962年間曾超過兩成，但在林登·詹森總統發起「向貧窮宣戰」後，貧窮率逐步下降，至1973年降至歷史低點的11.1%。然而，隨後幾十年間，貧窮率並未持續下滑，反而受經濟危機影響而起伏不定。2007年時的貧窮率為12.5%，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迅速上升，2010年達到15.1%的高點。此後逐年下降，至2019年降至11.6%。2020年因新冠疫情衝擊略升，但隨著政府補助與經濟復甦，2021年起再度回落。至2023年，美國貧窮率約為11.1%，接近歷史低點。
過去二十年，美國極端貧窮（所得低於貧窮線50%）的比例大致維持在5%上下。2008年金融危機後，極端貧窮人口顯著上升。根據研究，自1996年至2011年間，美國極端貧窮家庭（所得低於貧窮線50%）數量翻倍，約有150萬個家庭每日生活費不足兩美元。這些群體往往集中於城市中的貧民區。從2000年至2009年，居住於此類社區的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生活於這些社區的居民通常面臨教育資源不足、犯罪率偏高、健康風險較大、金融與信貸管道受限，以及就業機會有限等困境，使得脫離貧窮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隨後極端貧窮數字雖略有回落，但新冠疫情期間再次惡化。至2022年，極端貧窮者約占人口5.2%，其中美洲原住民、非裔與拉丁裔兒童受影響尤深。兒童貧困方面，2013年，有1,670萬兒童居住於糧食不足的家庭，較2007年的數字增加約三分之一。兒童貧困率在2021年為5.2%，但因疫情與稅收補助終止，到2022年激增至12.4%，約有9百萬名兒童生活在聯邦貧窮線以下，缺乏穩定的食物、住所與醫療照護。
貧窮亦與無家可歸者現象緊密相連。根據美國住宅及都市發展部2024年的年度無家可歸者評估報告，當年全美約有77.1萬人處於無家可歸狀態，相當於每一萬人中有二十三人。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在緊急收容所或過渡性住宅安置，另有三分之一則露宿街頭、棲身於廢棄建築或其他不適合居住的場所。值得注意的是，約44%的無家可歸者有工作，顯示所得不足以負擔住屋開銷是無家可歸現象的重要原因。
美國的社會安全網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較不完善，無論在降低相對貧窮或絕對貧窮方面的效果均明顯低於富裕國家平均水準。聯合國於2018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更指出，美國仍有超過五百萬人生活在「第三世界般的環境」[106]。社會學者馬修·戴斯蒙德在著作中指出，美國在工業化國家中提供的工資屬於偏低水準，這使得「在職貧窮人口」規模持續膨脹，而這群體大多數已年逾三十五歲[107]。社會科學家馬克·羅伯特·蘭克則強調，美國貧窮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可歸結於經濟與政治層面的結構性缺陷，而非僅僅是個人因素[108]。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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