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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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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亦是中国四大古都、四大直辖市之一。作为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建城史可追溯至三千余年前，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1]。在历史上，其曾有过蓟城、燕都、燕京、幽州、南京、燕山、中都、大都、北平、順天府、京师等名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长期为上古蓟、燕两国的都城所在。秦汉时期成为帝国北部核心边镇，由于毗邻古代中国北方边境，常受游牧民族侵扰，因而逐渐发展为兼具战略要塞与地方政经中心的要地。[2]
随着契丹（辽）、女真（金）等民族南下，北京先后成为辽南京（陪都）与金中都。至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1368），定都大都（今北京），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全国性政权完全以北京为统治中心的格局[3]。
自1279年起，除1368-1420年（明初）与1928-1949年（民国中期）两个时期外，北京持续作为中国首都，并先后成为明朝（1421年迁都后）、清朝、中华民国前期（1912-1928）及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的政治中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北京也成为十分重要的国际性城市[4]，其被GaWC评为Alpha+级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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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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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域内最早的古人类居住遗迹发现于房山区周口店附近的龙骨山洞穴。北京直立人曾于距今约68万－80万年前在此生活[5]。
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约在距今2.7万至1万年间也于此洞穴群中居住。
北京地区在不晚于1万年前已经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当时该地区人类定居生活固定化，逐渐从山洞中迁徙出来，到平原地区定居[6]。
上古时期
北京早期历史与传说交织。《史记》所载的阪泉之战（约公元前26世纪）据推测可能发生于今北京市西北延庆区一带[7]。此役中黄帝战胜炎帝，实现部落联盟，奠定华夏族基础。其后又在涿鹿（今河北涿鹿，距延庆以西约75公里）通过涿鹿之战击败蚩尤与九黎部落[8]，开启了炎黄子孙开拓华北的历程。
据传黄帝在涿鹿一带建立的幽陵，被视为北京地区最早的聚落雏形。[9]约四千年前，尧在河北-北京地区设立幽都，其后“幽”或幽州逐渐成为北京的重要古称之一。
位于北京东北部平谷区山东庄镇的鱼子山，是中国多处自称为黄帝陵的遗址之一[10]。该地与黄帝的关联至少可追溯至唐代诗人陈子昂与李白在吟咏幽州的诗作中均提及此地黄帝陵[11]。
西周至秦漢
北京地区最早获得考古实物佐证的历史事件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克商时期。
北京市政府现采用公元前1045年作为周初分封、北京建城的官方纪年[12]。《史记》载，周武王十一年灭商后实行分封，在华北地区册封了蓟与燕两个诸侯国[13]。孔子曾记述，武王为彰显正统性，甫下车便册封黄帝后裔于蓟国[14]，同时任命宗室召公奭为燕侯。因召公需留佐周王室，遂由其长子克就封，后世视克为燕国实际奠基者。20世纪出土的燕侯克青铜器群（如克罍、克盉）铭文明确记载“命克侯于燕”等史实，印证了司马迁的记述[15]。
蓟国都城蓟城（又称“蓟丘”）位于今北京城区西南部，具体范围约在广安门外西城区与丰台区交界地带。史籍所载“蓟丘”一般认为即西便门外白云观附近的大型土丘，距广安门北约4公里[16]。燕国早期都城则位于蓟城以南约45公里处（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琉璃河遗址）。
战国时期，燕国发展为“战国七雄”之一，疆域横跨黄河至鸭绿江流域。为防御山戎等游牧民族，燕国在北境修筑长城体系，昌平区残留的燕长城遗迹可追溯至公元前283年，较明长城早约1500余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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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6年，蓟城被秦国攻占，燕室被迫迁都辽东。公元前222年，燕国灭亡，次年嬴政完成统一，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帝国。
秦代（前221年–前207年）推行郡县制，在今北京境内设广阳郡（治蓟城）与渔阳郡（治今密云区）。为加强统治，构建贯通全国的驰道系统[18]。蓟城成为连接中原与蒙古、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蓟，为防御匈奴，敕令修筑渔阳郡段长城并加固居庸关。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燕王臧荼原为反秦起义将领，后归附刘邦，但因叛乱被诛。汉高祖刘邦改封发小卢绾为燕王，后卢绾疑惧投奔匈奴，招致朝廷讨伐[19]。此后刘邦封第八子刘建为燕王，蓟城先后作为燕郡治所与广阳国封地。
据载，西汉初期广阳国辖四县，有20,740户，人口约70,685人。[20]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广阳郡辖五县，拥有44,550户，人口约280,600人。其人口密度位列全国105个郡中的前20位。
汉光武帝改制時，置幽州刺史部於蓟縣。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復為廣陽郡駐所。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河北地区陷入动荡，幽州一度被黄巾军攻占。朝廷倚赖地方武装平叛，致使幽州控制权先后由军阀刘虞、公孙瓒把持[21]。
公元194年，袁绍在乌桓与鲜卑部族骑兵支援下攻占蓟城，之后于易京之战击败公孙瓒[22]，统一河北[23]。
公元200年，官渡之战爆发，曹操击溃袁绍，又于207年北征乌桓平定北方，幽州最终纳入曹魏势力范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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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至隋唐五代
4世纪初，随着永嘉之乱爆发，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蓟城先后由氐族建立的前秦、羯族后赵、鲜卑前燕与后燕等政权控制。
公元352年（前燕元玺元年），前燕景昭帝慕容儁自龙城（今辽宁朝阳）迁都至蓟，使该城时隔五百余年再度成为王朝首都[27]。
公元397年（北魏皇始二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恢复蓟城作为幽州治所的地位[28]。北魏及其后继政权东魏、北齐、北周均延续幽州建置。
北魏于446年自居庸关向西修筑长城至山西，以护卫平城（今大同）抵御柔然。
连年战乱导致华北人口锐减，东魏时期（534-550年）幽州、安州（今密云）与东燕州（今昌平）三地合计仅4600户，约17万人口[29]。
隋朝统一中国后，幽州改称涿郡，仍治蓟城。至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涿郡与邻近的安乐郡（今密云）共有91,658户，人口约45.8万，经济逐渐恢复。
隋炀帝继位后，开凿通往涿郡的大运河，此后历代逐渐修缮，形成今天的大运河[30]。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东征阵亡将士，在蓟城东南敕建悯忠寺（今法源寺）。该寺现位于西城区，是北京城区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31]
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朝廷在今日天津地区设立蓟州，使“蓟”之名正式南迁，今天津蓟州区即得名于此，至此北京蓟城渐以“幽州”为世所知[32]。
盛唐时期幽州发展迅猛，所辖十县从初唐21,098户、约10.2万人，增至742年（天宝元年）的67,242户、37.1万余人。其间曾改称范阳郡（742年），至762年恢复幽州旧称。
为防御契丹、奚等部族，711年（景云二年）朝廷设立六大都护府，幽州成为范阳节度使驻地。755年，节度使安禄山于此起兵反唐，建立大燕政权[33]。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严重动摇国本，此后150年间幽州长期处于半自治节度使统治下。
907年唐朝灭亡后，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于911年建立桀燕政权[34]，913年被沙陀族将领李存勖所灭[35]。随着五代十国格局形成，契丹势力趁势南下，最终推动北京登上中国历史的核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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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金时期
游牧民族契丹在耶律阿保机统领下完成统一，于916年建立辽朝。917年至928年间，辽军曾七度南下围攻幽州未果。
93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利用后唐内部分裂之机，扶持沙陀族将领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36]。作为回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朝，并向辽朝称儿皇帝。石敬瑭割让包括今北京在内的燕雲十六州为辽和金后来对宋朝长江以北地区的威胁打开了门户，直接导致此后四百年间辽、金、元等北方政权相继以此为基础经略华北，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37]。
公元938年，辽朝将幽州升格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其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之外的四大陪都之一[38]，其遗址位于今北京城区西南部。西城区（原宣武区）与丰台区现存多处辽代遗迹，包括牛街礼拜寺、天宁寺、三庙路等。
在辽统治期间，南京城人口从938年的2.2万猛增至1113年的15万，周边区域人口亦从10万增长至58.3万，此增长源于大量契丹、奚、室韦、渤海等北方民族与南方汉人的持续迁入，形成多民族共居格局[39]。
宋朝于960年统一中原后，始终致力于收复燕云故土。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兵围辽南京，但在高梁河之战中惨败于辽军。该战场位于今北京西直门西北侧[40]。
12世纪初，新兴的女真族在完颜阿骨打率领下建立金朝，连续攻陷辽上京、中京与东京。宋朝遂于1120年与金缔结海上之盟[41]，约定联合灭辽后，燕云十六州主要城镇归宋管辖。[42]
1122年春，辽廷在南京拥立耶律淳为主，成功击退两路宋朝北伐军。[43]初夏耶律淳病逝后，辽军汉族将领郭药师率部降宋，并作为先锋突袭南京。宋军虽攻入外城，但萧德妃率残部固守内城皇城[44]。经历三日巷战后，辽军抢先击溃郭药师部队，宋军被迫撤退。
同年冬，金军突破居庸关自北南下直取南京，萧德妃弃城逃往草原，留守辽臣悉数归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采取怀柔政策，准许降臣留任原职并招抚流民返城，同时将南京改称燕京[45]，标志着辽朝在燕京统治的终结与金朝经略华北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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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年春，金太祖依盟约将燕京及周边四州移交给宋，以换取岁贡。[46]交割前，金军已系统劫掠城中文物财富，并强制迁徙全体官吏匠户至金上京（今哈尔滨附近）。至此，宋朝以赎买方式获得了武力未能夺取的燕京故地。宋廷将燕京改称燕山府，但统治仅维持短短三年。
被迁往东北的原南京居民途经平州（今秦皇岛附近）时，劝说节度使张觉助其返乡，[47]这位原辽降金将领转而投宋，宋徽宗不顾“受降即违约”的谏言执意接纳。金军击败张觉后，宋为平息事态处死张觉，此举引发郭药师等辽籍降将的普遍不安[48]。
1125年，金朝以张觉事件为突破口，在密云白河之战大败郭药师[47]。这位曾为宋夺取燕京的将领转而降金，并引导金军直捣汴京。1127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燕山府再度改称燕京，正式纳入金朝直接统治体系。
1153年（贞元元年），金朝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燕京，称为中都。此后元朝、明朝和清朝的都城均建立在北京。
金朝将原辽南京城向西、东、南三面扩展，使城市面积倍增。按现代北京地图对照，金中都范围东北至宣武门，西达北京西站，南抵南二环外。城墙设13座城门（北墙4门，其余三面各3门），今丰台区等地仍存有中都城墙遗迹[49]。金朝通过将皇城置于中都中心位置（今广安门外、大观园以北）突显其政权正统性[50]。
1179年，金章宗在中都东北郊营建离宫，引金水河开凿太液池，并于池中琼华岛兴建大宁宫[51]，成为北京皇家园林体系的重要源头。此处即今北海公园前身。
1189年，横跨永定河的卢沟桥建成，此桥后来因马可·波罗的记载闻名西方，成为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与地标。房山区现存金陵遗址，安葬着包括从上京迁葬至此的十七位金朝皇帝[52]。
在金朝治理下，中都人口从1125年的8.2万激增至1207年的40万，周边区域人口也从34万增长至160万。
1211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队南下，至1213年已控制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
1214年三月，蒙古大军驻扎中都北郊，由成吉思汗与三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同指挥围城[53]。尽管金廷内部发生政变，但中都凭借三重护城河与九百座防御塔楼顽强抵抗。蒙古军中爆发瘟疫后，成吉思汗派遣穆斯林使者札八儿进城议和，最终金朝以割地称臣换取解围。和议条件包括迎娶金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达成协议后，蒙古军队解除包围，退回居庸关以北。[54]
经朝堂激烈辩论，金宣宗于1214年6月决定迁都汴京，中都作为金朝都城共61年[55]。御驾行至卢沟桥时，契丹护卫部队突然哗变投蒙。成吉思汗视此举为金朝违约南扩，遂再度挥师南下。是年冬，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重启围城。[53]
1215年，经历惨烈围城（城中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后，中都十万守军与十万八千户居民开城归降[46]。蒙古军队入城后仍实施劫掠焚毁，城市更名为燕京，人口骤降至1216年的9.1万户（周边地区28.5万户）。在被俘人材中，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力谏成吉思汗改变统治策略，提出“治天下当用天下士”的主张，阻止了将华北农田改为牧场的计划，推动建立包税制体系。其墓今存颐和园昆明湖东岸，成为这段历史转折的重要见证[56]。
1219年，成吉思汗诏请道教全真派宗师丘处机赴中亚觐见，咨问“为治之方”[57]。时年七十六岁的丘处机曾先后拒绝金朝与南宋皇帝的征召，却接受蒙古邀请，从山东启程经燕京辗转至兴都库什山脉的蒙古大营。在1222年的著名对话中，他直言“但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劝诫大汗“止杀保民”，成吉思汗尊称其为"神仙”，敕授大宗师爵位，统管天下道教，并免除全真教赋税。1224年丘处机返归燕京，驻锡太极宫（今白云观），扩建道观并在此羽化。
元朝
1261年，忽必烈巡幸燕京时，目睹金中都废墟满目[58]，遂驻跸琼华岛大宁宫。与其他坚持定都哈拉和林的蒙古贵族不同，忽必烈志在延续中华正统、构建多民族帝国[59]。
经过四年内战巩固权力后，忽必烈于1264年诏令谋臣刘秉忠在燕京筹建新都。尽管1260年已在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启动都城建设，但忽必烈最终选定燕京，因为这里南接华北平原，北控塞外草原，成为连接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理想枢纽[60]。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建国号“大元”，定新都为大都（蒙古语称“汗八里”，马可·波罗记载为“Cambuluc”）[61]。大都营建始于1267年，次年首座宫殿落成，1274年完成宫城整体建设，至1285年全城竣工[62]。1279年元军攻灭南宋残余势力，北京由此首次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大都建成后，上都转为夏季陪都，形成独特的“两都巡幸”制度。
元大都并未在金中都旧址重建，而是向东北方向迁移，以琼华岛（今北海公园白塔所在）与大宁宫为核心重新规划，其城址北至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南至长安街，东西至北京二环路。此举确立了北京延续至今的南北中轴线[63]。元大都的水源系统实现了重大升级，通过引入金水河与高粱河，彻底突破了过去两千年依赖莲花池的供水局限[64]。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修建引水渠道，自西北方向玉泉山引水，经昆明湖（今颐和园）、紫竹院汇入城内积水潭水库，这一水利网络极大增强了大都的水资源调控能力。
元朝扩建京杭大运河连接大都与杭州，并于1293年开通通惠河，这一漕运改善使大都能够稳定获取江南粮赋，支撑了都城人口的持续增长。至1327年，城内人口增长至95.2万人，周边达208万人[65]。
正如忽必烈所愿，元大都成为展示大元帝国多元文化的窗口。马可·波罗将元大都描绘为“举世无双的繁华之城”[66]，孟高维诺在此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天主教教会管区。大都繁华的经济活动吸引了元代最杰出的文学家，关汉卿在此创作《窦娥冤》等剧作，王实甫的《西厢记》也诞生于此[67]。
1328年爆发的两都之战成为元朝统治的重要转折点。尽管大都方面的图帖睦尔最终获胜（即元文宗），但蒙古亲王们在全国范围内的相互攻伐已严重消耗了帝国实力，打破了忽必烈建国以来元帝国内部的政治平衡，为后来红巾军起义创造了政治条件[68]。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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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明朝，命大将徐达北伐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上都，大都皇宫遭焚毁[69]，城市更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安宁”。
明朝初年以南京为京师，两年后朱元璋封十岁幼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平。朱棣就藩后，迅速在北部边境培植军事力量。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引发与燕王朱棣的权力斗争。经过四年"靖难之役"，朱棣于1402年（建文四年）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
1403年（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将其龙兴之地北平改名为北京（意为“北方首都”），并提升至与南京同等的京都地位。这座城市首次获得现代名称“北京”，其所在府级行政区被命名为顺天府。
在1403年至1420年间，朱棣启动了大规模都城重建工程，他兴建紫禁城作为皇权核心，建造天坛用于国家祭祀。1421年正月，朱棣迁都北京，以顺天府北京为“京师”，而原本的京师“应天府”改为“南京”。此次迁都建设塑造了北京城的基本格局，其中紫禁城与天坛至今仍是标志性历史建筑，标志着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正式确立。
明初，元大都人口锐减，渐趋荒废。至1369年（洪武二年），城内居民已缩减至95,000人，周边地区仅余113,000人。[39]因大都北部荒废严重，新城墙北垣南移2.5公里，将积水潭划出城外成为北护城河组成部分；南垣则较元大都南墙南拓半公里，由此奠定北京内城格局。这座拥有九座城门（南侧三门，北、东、西各二门）的城郭，至此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70]。
此后朱棣以北京为基地，多次发动对蒙古的征讨[71]。1424年朱棣驾崩后，其子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将都城迁回南京，但他于1425年病逝。仁宗曾遣其子（即后来的宣宗）赴南京筹备迁都事宜，然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仍定都北京[72]。
1449年（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北京内城防务经历重大考验。瓦剌首领也先挟持明英宗突破长城防线直逼京师，兵部尚书于谦虽闻英宗乞求，仍严拒也先索赎之求，称“社稷为重君为轻”[73]。他力排南迁之议，拥立监国郕王朱祁钰即位，集结22万军民守城。明军以神机火器伏击德胜门外，炮火中击毙也先胞弟；复击退西直门攻势。也先败退漠北，三年后未获赎金即放归英宗[74]。1457年，明英宗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以谋逆罪处死于谦。其东单旧宅后被改建为忠节祠以志纪念[75]。
复辟后的明英宗朱祁镇改元天顺，对拥立之功臣先赏后疑。其中司礼监太监曹吉祥渐生异志。1461年（天顺五年），发生曹石之变。因计划泄露，朱祁镇急令封闭皇城与内城九门，叛军进退失据，终未能攻入宫禁而尽数伏诛[76]。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领喀尔喀部蒙古骑兵袭扰京师，劫掠北京北郊后撤军，未围攻内城，是为庚戌之变。为护卫南郊包括辽金时期形成的居民区及天地坛等重要建筑，明廷开始兴建外城城墙[77]。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获准进入明神宗朱翊钧的宫廷，成为首位得以踏足紫禁城的西方人[78]。他于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创办南堂，该建筑现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此后另有耶稣会士执掌钦天监，主导皇家天文观测事务。
1626年5月30日，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厂火药库发生王恭厰大爆炸，死伤2万多人[79]，原因不明，朝野震惊，中外骇然，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表示要痛加省醒，告诫大小臣工“务要竭虑洗心办事，痛加反省”，并下旨发府库万两黄金赈灾。
明末，北京城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1629年（崇祯二年），原属女真后裔的后金军队自关外突袭京师，明将袁崇焕于广渠门、左安门等外城防区击退来犯之敌[80]。后金汗皇太极北撤后实施反间计，使崇祯帝误信袁崇焕通敌叛国。1630年（崇祯三年），袁崇焕被押赴菜市口刑场处以磔刑[81]。150年后，清乾隆帝为其昭雪平反，其广渠门畔墓园现今已成为纪念祠堂。
1643年，北京内爆发明末大鼠疫重大疫情、造成20多万人死亡，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82][83][84][85]。
1644年4月25日，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李自成虽建立大顺政权，但很快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联军。吴三桂已归降满清并引清军入关，四月下旬联军将李自成逐出北京。
明代的城墙保留到20世纪中叶，即今日二环路所在地[86]，北京被认为是从1425年到1650年，以及从1710年到1825年的世界最大城市[87]。
清朝
1644年，清军以“为明复仇讨贼”之名进占北京[88]。摄政王多尔衮为明崇祯帝举行国葬，并大量留用前朝官员[89]。同年十月，迎幼主顺治帝自旧都盛京迁居紫禁城，正式定鼎北京，确立清朝都城。内城成为八旗专属居住区，汉人迁往外城居住[90]。 此后数十年间，清朝以北京为统治中心逐步完成全国统一，在此执政260余年。[91]此时期的北京仍称京师，京城人口从1644年的14.4万迅速恢复至1647年的53.9万（畿辅地区人口则从55.4万增至130万）。
清朝基本沿用了明代北京城的空间格局，八旗（含满洲、蒙古与汉军八旗）分别驻守内城八座城门并依门而居。在京城西北郊，清代帝王营建了多座大型皇家园林：康熙帝于1684年在明代清华园旧址（今北京大学西门外）修建畅春园；18世纪初又始建圆明园，后经乾隆帝增建欧式巴洛克风格园林景观；1750年乾隆帝再建清漪园（即颐和园）。这两座夏宫既是清代皇家园林艺术的巅峰之作，也见证了帝国的衰颓——二者均在晚清遭西方列强劫掠[92]。
北京现存的老字号企业多创于清代。御医乐显扬于1669年创办的同仁堂，于1723年获准成为清宫御药房独家供药商。主营京帮菜的回民饭庄白魁老号，首店于1780年在隆福寺旁开业[93]。烤鸭自元代起即为宫廷御膳，15世纪已出现面向市肆的烤鸭店，但真正使北京烤鸭享誉全球的是1864年创立的全聚德——其引入的挂炉烤制法由此奠定了现代北京烤鸭的基准。
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率团抵达北京，虽未能说服乾隆帝放宽贸易限制或准许英国在京设立常驻使馆，但此行观察到清王朝统治体系中的隐患，这些发现对此后中英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潜在影响[94]。
1803年2月，发生嘉庆帝遇刺事件。1813年9月，癸酉之变中天理教军队进攻北京，攻入紫禁城。
1853年8月28日，太平军攻克临洺关镇，北京大批人口逃离，全城戒严，人心惶惶之际，物价飞腾，米珠薪桂，一片混乱。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中击溃清军，随后攻破北京城，联军统帅额尔金勋爵下令焚毁圓明園，咸丰帝逃至承德。10月至11月，清政府与英法俄在礼部衙门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国家在北京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各国使馆集中于紫禁城东南侧的东交民巷使馆区[95]。
1886年，慈禧太后挪用筹建北洋水师的官款重建清漪园（即颐和园）[96]。
1891年11月，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等人发动辛酉政变，开始两宫听政。
1897年6月30日，连接北京和天津的津芦铁路建成通车[97]:73，这是北京首条商业铁路。
1895年，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名举人在宣武门外“公车上书”，起草万言奏章呈递光绪帝。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颁布明定国是诏，启动戊戌变法，期间7月3日，京师大学堂成立，即后来的北京大学。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在荣禄与北洋将领袁世凯策应下诛杀维新党人，囚禁光绪帝于瀛台[98]。
1900年6月，義和團進入北京，燒毀城內教堂，並圍攻东交民巷使馆区。8月，八國聯軍攻佔北京，解救被义和团围攻的各国公使。外军占领北京及直隶地区期间实施劫掠，慈禧太后仓促西狩，直至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方返京[99]。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同西方诸国在北京西班牙公使馆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清廷赔付巨额庚子赔款，使清政府税源枯竭，统治根基进一步动摇。美国将其所得赔款部分用于资助留美中国学生。1911年，庚子赔款奖学金项目利用退款在清华园创办留美预备学堂，即为清华学堂。1912年学堂更名清华学校，后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
1902年1月，慈禧和光绪帝回到北京下罪己诏。
1905年，清廷户部与民间资本共同创办户部银行，此为中国首家中央银行[100]。该机构在辛亥革命后改组为中国银行，开启了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历史传统。
中華民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急召袁世凯率北洋新军南下平乱。袁氏在军事镇压的同时，亦与革命党展开谈判[101]。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创立中华民国并就任临时大总统。经南北议和，孙文同意以袁世凯支持清室退位为条件让渡领导权。2月12日，袁世凯迫使摄政的醇亲王接受《清室退位诏书》，隆裕太后代表六岁的溥仪颁布诏书[102]。
作为让渡领导权的条件，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应设于南京。2月14日，临时参议院以20票对5票的初步表决结果支持定都北京，另有两票主张武汉、一票支持天津。多数议员认为在北京接管政权有利于巩固和议成果，张謇等人更指出建都北京可防范满清复辟与蒙古分裂。但孙中山与黄兴主张定都南京以制衡袁世凯的北方势力，黎元洪则提出武汉作为折中方案。[103][104]。次日临时参议院重新表决，结果以19票对6票通过南京方案，武汉仍获两票[104]。孙中山遂派蔡元培、汪精卫组成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105]
袁世凯表面欣然应允，却在2月29日晚纵容曹锟所部发动壬子兵变，通州、天津、保定等地一时间相继骚动。这场精心策划的乱局成为袁氏托词坐镇北方的借口。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南海设为总统府与官邸[106]。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北京为首都，月末北迁集会。
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抵达北京，受到袁世凯及数千民众的隆重欢迎[107]。在湖广会馆，孙中山、黄兴与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联合多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108]。
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正式国会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取得多数席位[109]。当国会着手制定宪法之际，袁世凯对权力共享举措采取抵制态度。他未经国会审议即与外国银行团签署数额巨大的善后大借款，以扩充其军事力量。这笔在东交民巷汇丰银行签署的贷款，使中国盐税征收权实际落入外人之手[110]。
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111]，引发孙中山于1913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然兵败流亡。袁世凯随后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总统并驱逐国民党议员，1914年初解散国会，同年五月废止《临时约法》[112]。
1915年12月，袁氏悍然称帝，建立中华帝国（1915–1916），旋即引发南方各省护国战争[113]。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6月在北京病逝，遗留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展开长达十二年的政权角逐。此间北京北洋政府更迭八任总统、五届议会、二十四届内阁，颁布至少四部宪法。
与前朝更迭时不同，清室倾覆与袁世凯称帝闹剧并未导致北京人口锐减：1910年全市人口为785,442人，1913年约为67万，至1917年回升至811,566人。同期京畿地区人口从170万增长至290万。1917年北京位列广州、上海、汉口之后成为中国第四大城市，并在全球首都规模中排名第七。
1917年6月，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国会重新召集。
1917年，北洋政府面临是否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策危机，是为府院之争[114]。黎元洪罢免主战派段祺瑞，邀军阀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率辫子军入城后，竟解散国会，于7月1日拥立清废帝溥仪重登皇位，是为张勋复辟。黎元洪仓皇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这场帝制闹剧仅维持十二天，段祺瑞“讨逆军”便收复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避难。在段氏主导下，中国正式对同盟国宣战，派遣十四万华工支援西线战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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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段祺瑞在日本资金支持下操纵新国会选举，其安福俱乐部成员控制议席，这个被称为安福国会的立法机构得名于中南海附近的安福胡同[116]。
1919年春，作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派出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然而《凡尔赛条约》竟将上述权益转让日本。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5月4日，北京十三所院校三千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抗议西方列强背信弃义与安福政府媚日卖国，五四运动爆发。游行队伍试图进入使馆区受阻后，转赴参加和会的亲日派外交次长曹汝霖宅邸，捣毁其家并殴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警方逮捕三十二名学生引发更广泛声援，数周内运动席卷二十二省二百余城镇，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积极响应。六月底，政府被迫承诺拒签和约，罢免曹章职务并释放被捕学生[117]。
五四运动在北京开创了学生运动的传统，并对现代中国产生深远的政治文化影响[118]。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胡适等知识分子倡导以新文化取代传统秩序，陈独秀、李大钊等运动领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当时涌入北京的青年中，有位湖南籍学生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李大钊助理，1920年离京赴沪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直至近三十年后方重返北京，成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领袖。[119]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8月，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北京建立。
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体系内的军事强人分裂为不同派系，为控制中央政府及首都展开激烈角逐。
1920年7月，受五四运动严重削弱的段祺瑞皖系政府，在直皖战争中被直系吴佩孚、曹锟逐出北京，安福国会被解散[120]。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成功击退张作霖奉系的挑战[121]。
1924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和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部下冯玉祥突然倒戈并发动北京政变，于10月23日控制京城，囚禁总统曹锟，拥戴段祺瑞复任临时执政，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22]。
1924年11月，冯玉祥派国民军包围紫禁城，并公布《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强迫废帝溥仪取消帝号、离开皇城[123]。
1925年1月1日，孙中山抱病抵京，疾呼段祺瑞吸纳民众力量实现国家统一，此后参加善后会议。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灵柩暂厝碧云寺[124]。
1925年，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对抗受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冯氏对在京活跃的国共两党采取包容态度，此时北京已成为学运温床。五卅运动期间，90所学校的1.2万名学生沿王府井游行至天安门声援上海示威。随着燕京大学（1919年）和天主教辅仁大学（1925年）等私立高校创办，北京学生规模显著扩大[125]。11月，李大钊组织要求段祺瑞下台的首都革命，学生与工人焚毁《晨报》馆舍，最终遭武力驱散[126]。
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部分领导层在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
1926年3月17日，冯玉祥国民军驻守天津大沽口炮台时与运送奉系军队的日本军舰发生交火。日方指责中国违反《辛丑条约》，联合其他七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京师至出海口间所有防御工事。这一行径引发国共两党左翼联合组织的学生抗议，两千余人赴执政府请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军警开枪造成五十余人死亡、二百余人受伤，酿成“三一八惨案”[127]。当局随即通缉李大钊等国共人士，李大钊等人避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未几冯玉祥兵败，段政府倒台。张作霖于5月1日控制北京后，国共两党转入地下活动。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了安国军政府。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搜查苏联使馆逮捕李大钊。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国共人士在京师看守所被处以绞刑[128]。
张作霖掌控北洋政府直至1928年6月，此时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军会师京畿。张作霖被迫撤离北京返回东北，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129]。北京被和平移交给获胜的国民政府，后者随即迁都南京并将孙中山灵柩奉安中山陵。北京被改名为“北平特別市”，同時撤銷“京兆地方”。自1421年（永乐十九年）以来首次，北京更名北平（韦氏拼音：Peip'ing）[130]。
1929年3月2日，原张宗昌旧部发动兵变，乱军占据雍和宫并在城内制造恐慌，但迅速被镇压。
1930年6月，北平被降為河北省轄市“北平市”，同年12月復升為院轄市“北平市”。
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曾短暂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但最终被张学良东北军接管——少帅此时已宣布东北易帜支持蒋介石[131]。
北洋时期（1912-1928年），北京完成了从封建帝都向现代城市的转型。全市人口从1912年的725,235人增长至1921年的863,209人[132]。市政当局重新规划城墙与城门体系，铺设拓宽街道，开辟有轨电车线路，并首次制定城市规划与功能分区法规。[133]
自国都降格为普通省城，北平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深受制约。政治地位的跌落伴随着财政收入锐减、就业机会流失与行政辖区的萎缩，资本也随政治权力同步撤离。1921年，总部设于北京的各大银行资本曾占全国最重要23家银行总资本的51.9%，至1928年骤降至2.8%，1935年更跌至零记录[134]。
随着周边州县划归河北省管辖，北平行政区划大幅缩减，自明以来首次丧失对农业区与流域的管理权，连通往通州电厂的有轨电车供电系统也超出市政管辖范围[135]。南京国民政府驳回了北平市要求收回宛平、大兴等郊县的请求[136]。这座依托历史遗迹与高等学府的故都，最终以旅游教育与文化中心定位，获称“中国波士顿”[137]。但其相对活跃的商业活动依然吸引着华北地区人口的流入，至1935年，城区人口达111万余，周边区域约348.5万人。
1931年，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夺取东北后，北平持续面临日寇蚕食华北的威胁。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中方被迫签订《塘沽协定》，将长城防线控制权拱手让予日军，并在关内设置百公里非军事区，使北平北方屏障尽失[138]。
1935年5月，秘密签订的《何梅协定》迫使中国政府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并压制民众抗日活动[139]。同年6月《秦土协定》则强令曾于长城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撤离察哈尔，该部最终移驻北平城南苑一带[140]。 1935年11月，日本在通州扶植号称“脱离中央”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个傀儡政权控制了北平以东二十二县，包括今北京市域内的通州、平谷地区[141]。
面对日益紧迫的危机，故宫博物院文物于1934年南迁南京，中南海内开始构筑防空工事[142]。东北流亡民众的涌入与高校群体的聚集，使北平成为抗日情绪的中心。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抗议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43]。
1937年7月7日，驻守北平西南宛平城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借故侵略的日军，史称七七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亦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144]。随着停战谈判破裂与战事升级，日军在航空兵支援下于七月下旬对平津地区发动总攻。城南激战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他们与后来战死的张自忠将军，成为北京现行街道命名体系中仅有的三位现代人物[145]。相较于其他中国城市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北平城区得以幸免大规模巷战与毁损。
日军在华北占领区设立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北平改称北京并定为“首都”。该政权后与汪伪政府合流，但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日军手中。
抗战期间，国立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迁至未沦陷区，与南开大学共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46]。辅仁大学因圣座与轴心国的中立关系得以保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遭日军强行关闭，美籍教职员被囚禁，其中部分人员由在京郊开展游击战的共产党武装营救。顺义区焦庄户村至今保存着抗战时期修建的地道战设施，内含地下指挥所、会议室及伪装出入口等战争遗迹[147]。
1938年，日军在北平秘密组建细菌武器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其实验室分布于天坛、北海及协和医院附近[148]。与更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类似，1855部队培育强致病性菌株并在战俘身上进行致命实验[149]。该部队研发的病原体在战争期间使用约70次，造成华北地区超过10万平民死亡[150]。1943年该部队在城南释放霍乱菌株测试毒性，导致1872名居民丧生[151]。这些行径公然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对生物武器的禁令。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1855部队立即开始销毁罪证，十日后撤离北平，其活动痕迹几近湮灭[152]。该部队成功规避东京审判，其暴行直至后世史学家研究才逐渐揭露[153]。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虽曾试图组建联合政府，然内战阴云始终未散。为阻止中国爆发全面内战，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来华调停[155]。1946年1月10日，军调部在北平成立，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调查华北与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156]。同年6月，停战协定濒临破裂，马歇尔调停终告失败。
1946年圣诞节前夕，北大女生沈崇在东单被两名美军士兵强暴，触发全国范围反美示威，美军最终由北平撤军[157]。
1948年的北平作为傅作义指挥的华北剿总驻地，集结了55万部队。此时城区居住着150万居民，周边区域另有410万人口，其中包括国民党当局从东三省空运疏运至北平的2万余名学生，此举既为缓解围城地区的粮食压力，也为防止青年投奔解放区[158]。这些流亡学生抵平后仅获微薄配给，却无法恢复学业。当食粮耗尽后，学生前往市府请愿遭青年军开枪镇压，造成至少9人死亡、48人受伤的七五惨案[159]。事件引发全国声讨，副总统李宗仁与傅作义接见学生承诺追责，蒋介石虽同意青年军撤离北平，但在八月仍逮捕超过250名学生运动组织者[160]。
1948年11月29日，在东北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12月24日攻克西北要塞张家口，次年1月15日拿下东南门户天津。随着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溃败，傅作义及其所率20余万守军被困于北平孤城[161]。经过数周秘密和谈，傅作义于1949年1月22日同意率部出城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此举使古都免受战火摧残，百万市民与历史建筑得以保全。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和平入城。2月3日，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162]。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163]。北京（北平）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权力中枢。
1949年春，代总统李宗仁作最后努力寻求停战。4月1日至12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但中共方面拒绝接受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方案[164]。4月23日，解放军渡江战役重启，旋即于次日攻占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更名为北京，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16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告成立。
新政权在北京迅速建立社会新秩序。人民政府成立数周内即颁布禁娼令，全市224家妓院被查封，1308名性工作者被送入妇女生产教养院接受性病救治与职业技能培训[166]。鸦片烟毒于1952年全面禁止。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列强丧失在使馆界驻军设领的特权。拒绝承认新政府的美国、法国与荷兰等国，于1950年前被迫撤出领事机构与军事驻地[167]。新的使馆区在城墙东侧的三里屯逐渐形成，东方集团与第三世界国家盟友在此开设外交机构[168]。
1949年11月，北京市长聂荣臻主持召开城市规划会议，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在天安门以西10公里处的五棵松、三里河与钓鱼台建设新行政中心，以完整保留古城墙围合的历史城区格局。苏联顾问则主张将政府建筑集中于旧城核心区，特别是天安门广场周边[169]。他们认为利用现有城区安置公务人员更为经济，若在郊区新建行政中心则需配套建设大量住宅。苏联专家同时呼吁北京发展工业，指出当时工人仅占城市人口的4%，而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应当壮大无产阶级队伍[170]。苏联方案最终成为主导，影响了此后十年的北京城市规划。
天安门广场经扩建成为举行大型公共集会与阅兵的场所。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均于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竣工[171]。
为腾退工业厂房、政府机构与住宅建设用地，旧城大量历史街区被拆除，诸多古典园林宅邸被改造为宿舍、校舍与办公楼[172]。西郊与东郊兴建起大型工厂区[173]，国家领导人入驻中南海。古城墙因年久失修，于1960年代修建北京地铁时被拆除，原址建成了今日的二环路[174]。
1952年10月2日至12日，北京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承办的首个大型国际会议。会议由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筹办，来自37个国家的400余名代表出席。此后新建的居民区和平里即得名于此盛会[175]。
北京自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最集中的中心。经过院系调整，原受外资资助的大学或被接管转为公立——燕京大学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后者从城内沙滩红楼迁至燕大原址（即燕园），辅仁大学则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原根据地院校的迁入，以及中央各部委新建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北京高校数量显著增加[176]。
1949年至1958年间，北京市行政区域持续从河北省划入土地。最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发生于1958年，当时一次性并入通县（今通州区）、顺义、大兴、良乡（今属房山区）、房山、平谷、密云、怀柔及延庆九县，新增面积11,988平方公里，使全市总面积达到16,800平方公里[177]。至1958年，全市户籍人口达6,318,497人，其中31.5%居住在城墙范围内，29%分布于近郊区，其余人口散居于远郊城镇及农村地区。城市规划部门据此将北京的目标人口规模设定为一千万人[178]。
1958年大跃进期间，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北京新建的公寓楼不设厨房，居民在提供免费膳食的公共食堂用餐。北京市民被动员起来，利用个人金属物品大炼钢铁[179]。这场运动加速了北京城墙的拆除，拆下的砖块被用于建造炼钢炉。然而，这些炼钢炉生产出的低质量生铁并不适合工业用途[180]。
三年困难时期，作为首都，北京市民的生活比起国内其他地区要相对较好，但依然出现商品匮乏、粮食不足的现象[181]。随着经济困难和灾害的规模日益显现，中共中央于1962年初在北京紧急召集了全国各地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总结
视角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旨在变革中国社会和文化面貌的政治运动，其发端和最终停止都发生在北京，对这座城市和国家乃至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运动初期，北京的政治与文学界人士成为批判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副市长兼历史学家吴晗，其作品《海瑞罢官》曾获好评[182]。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指责该作品意在为彭德怀翻案，得到支持后批判升级。随后，攻击扩展至“三家村”，一个由吴晗、编辑邓拓及北京文学界人士廖沫沙合写的专栏，三人被指借文章影射政治。他们的倒台又牵连出北京市长彭真，此事进一步波及彭真的盟友、国家主席刘少奇。北京市政府成为文化大革命首批受冲击的对象，其领导层被激进派取代[183]。
1966年春，随着高层权力斗争的加剧，北京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被鼓励参与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布，正式启动了旨在清除党内及国家内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如彭真）的文化大革命。5月25日，北京大学几位初级教员在聂元梓带领下，撰写大字报，指责校方阻挠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摧毁反革命及亲赫鲁晓夫分子。聂元梓最初受到校方斥责，但6月2日，其大字报获支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84]6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举行首次批斗会，公开谴责教师。江青亲赴校园支持学生。至7月29日，北京所有大学和高中停课，学生全面动员加入文化大革命。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一群学生组建了首个“红卫兵”组织，旨在保护革命免受敌人威胁。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纷纷效仿。8月，红卫兵受到赞扬，并被号召“炮轰”政府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运动迅速扩散，红卫兵获准在全国免费乘火车并得到食宿支持，以传播革命。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八次红卫兵集会，吸引了超过1100万青年参加[185]。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红卫兵受到鼓舞，运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86]。在停课并推翻学校管理层后，红卫兵将矛头转向社会上更广泛的“革命敌人”。他们搜查阶级敌人的住宅以寻找罪证，砸毁被视为封建文化遗留的文物，并对被指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和文化名人展开批斗[187]。从8月18日首次集会后的一个月内，红卫兵在北京市搜查了11.4万户人家[188]。在8月和9月红卫兵狂热的高峰期，至少1772人丧生[189]，许多人被逼自杀或被红卫兵殴打致死，包括老舍、容国团等名人。[190][191][192]。
到1967年，随着学校关闭和权威人物被推翻，红卫兵派系开始争夺对他们所占领机构的控制权，[193] 冲突逐渐演变为武斗。1968年，毛泽东下令军队接管政府、大学和工厂，解散红卫兵并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前往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数十万北京的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和牧区。此后北京市仍有多起武斗事件发生，如1968年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城市建设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城市规划更无法正常编制[97]:95。
文化大革命加剧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约30万城市居民被动员起来，修建了复杂的地下掩体，设计可容纳40%的城市人口以应对核攻击。北京地下城于1969年至1979年间建成，后来被改造成地下购物中心和博物馆[194]。
1969年10月1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通车，北京成为全中国第一个拥有地下铁路的城市。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将访问中国，并于1972年2月进行历史性访问，在北京会见毛泽东，游览长城，还从北京动物园接收一对大熊猫，并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5]。尼克松访华以及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标志着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196]。1971至1972年间，30多个国家（主要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北京东部的使馆区开始扩展，新增外交使团建筑、酒店、商业机构，最终发展成为城市的中央商务区。
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1976年3月20日，牛坊小学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悼念周恩来，随后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许多花圈上附有纪念总理的诗作，通过隐喻批评“四人帮”。到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传统扫墓节日，广场上摆满了花圈和诗作，估计有200万市民前往悼念。次日，“四人帮”下令警方没收并销毁花圈，封锁广场禁止进一步进入。在与居民的冲突中，数百人被捕，是为四五运动[197]。
9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病逝，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于一年后建成[198]。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协助下发动怀仁堂事件，“四人帮”被捕[199]。1977年，全国高考得以恢复，大多数下乡的知青也返回城市。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平反，推翻了对四五运动的定性，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200]。随着国家领导层政策转向，北京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政治开放期，称为“北京之春”。
进入改革开发时代后，北京的城市规划迈向新方向。1980年4月，在审查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申请时，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了北京发展的指导原则：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北京应成为国际交流中心，以支持中国对外开放；作为面向世界的窗口，北京应成为全国最整洁、干净和风景优美的城市，还应努力在科技、文化和教育方面跻身世界先进水平[201]。
为缓解严重的住房困难，北京市以“统建”和“房改”相结合的方式，在当时的城区边缘建设了劲松、团结湖、左家庄等一大批大型居住区[202]。1987年，北京二环路北半环机动车道建成通车[203]。在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举办权之后，北京启动了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亚运村等项目，改变了北京北部的城市面貌[204]。
在商业领域，计划经济时代的流通体制被逐步打破。1980年代，北京个体工商户数量激增，秀水街、大栅栏商业街成为小商品经济的代表[205]。中关村的兴起，在1980年代后期汇聚了大量科技企业，此后更是被誉为“中国硅谷”[206]。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许多大学生及普通市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及抗议，史称“八九民运”。
5月20日，18万解放军进入北京实施戒严。
6月3日晚，解放军戒严部队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掩护下强行进入北京市区，在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期间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最终，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失势，江泽民成为中共新任总书记。戒严状态一直持续至1990年1月11日。
1990年9月，北京市成功举办第11届亚洲运动会，1993年首次申办奥运会时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1994年和1995年，北京市先后承办了第六届远南运动会和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8年11月，北京市开始再次申奥。
1999年6月，建筑界名家贝聿铭与吳良鏞、周干峙、张开济、华揽洪、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联名向北京市政府提交意见书《在急速发展中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指出应该顺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北京旧城进行积极的、慎重的保护与改善，而不是“加速改造”，建议编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完整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8]。
2001年7月13日，北京市赢得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同年举办了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则分别于2008年8月和9月成功举办。
2012年7月21日，北京发生特大暴雨，79人死亡[209][210][211]。
2014年，北京市被中央政府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212]，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13]。该年11月10日至11日，北京市举行APEC峰会。2015年至2016年，北京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214][215][216]。
2015年，北京市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217]，成为全球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获批，将北京市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同时指出“老城不能再拆”[218]。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庄二村新康东路8号聚福缘公寓发生一场重大火灾，19人遇难[219]，此后北京政府展开颇具争议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活动[220]。同年，北京市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并列为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主平台“三城一区”。2019年1月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迁至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221]。
2020年1月12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两名2019冠状病毒病疑似患者，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北京爆发[222]，北京市也于该年1月24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23]，此后随着疫情缓和，北京市于4月30日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二级响应[224]，6月6日更一度下调至三级响应[225]，本地确诊病例也于6月8日暂时清零[226]，但6月11日爆发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使得北京市再次进入二级响应状态，相关确诊病例至7月6日已累计335例，此后未有增长，7月20日北京市将应急响应机制再次下调至三级[227]，此后北京市仍保持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
2020年8月27日，国务院批复了涉及东城、西城两区的《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228]。
2022年7月25日至26日，首届北京文化论坛举办。[229]
2024年4月，全球首个人工智能街区概念在北京市海淀区提出[2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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