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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
中國作家、資產階級活動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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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吉林省長春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家、社會活動家、文藝評論家、人權活動家，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民主中國》網刊主編、是《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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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畢業於吉林大學中文系本科，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文藝學博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後因參與六四事件被捕入獄。他畢生致力於宣傳及參與旨在終結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民主運動，多次被拘捕判刑。1995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關押。1999年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三年。2009年，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並於同年12月25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2010年，劉曉波獲得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1][2]，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3][4]。劉曉波是繼德國的卡爾·馮·奧西茨基（1935年）和緬甸的翁山蘇姬（1991年）之後，第三位在服刑或拘禁期間獲得諾貝爾獎的人[5]，也是歷史上唯一一位從獲獎至辭世未能恢復完全人身自由的諾貝爾獎得主。
2017年6月，劉曉波因確診肝癌晚期而獲中國政府批准保外就醫[6][7]，其後於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與外界隔離的狀態接受治療。7月13日17時35分，醫院宣布劉曉波病情惡化並因多重器官衰竭，經搶救無效逝世，享年61歲[8][9][10][11][12]。他的遺體在北京時間2017年7月15日約6時30分火化，當天中午海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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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总结
视角
1955年12月28日，劉曉波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劉伶為東北師範大學教師。
1962年進入東北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學習，畢業後進入東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學習。[14]
1969年，正逢文革時期，隨父母下鄉到內蒙古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3年下半年，回到長春市。
1974年7月，高中畢業後作為知識青年，被送到吉林省農安縣三崗公社插隊。
1976年11月，回到長春，被長春市建築公司招為工人。[15]
1977年，劉曉波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次年，與王小妮、徐敬亞、呂貴品、鄒進、白光、蘭亞明六位同學組成「赤子心」詩社。[16][17]
1982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研究生[18]。
1984年4月，在《國際關係學院學報》上發表處女作《論藝術直覺》，後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論莊子》，同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留在該系任教，並繼續在一些學術刊物上發表美學和文學評論，其中1985年6月和8月先後發表的《一種新的審美思潮》和《無法迴避的反思──從幾部有關知識分子的小說談起》，支援具有叛逆精神的「新潮文學」，批判當時提倡忍辱負重精神的主流文學作品而初露鋒芒，被作為後來引起文壇震撼的「劉曉波現象」開端。[19]
1986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劉曉波到場以《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為題即興發言，以中國「五四文學」和西方現代派文學為參照，使用當時被認為驚世駭俗的語言批評受到普遍肯定的「新時期文學」主流，並概括為整個中國文化和知識界的問題[20]：
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眾更深更厚！......中國作家仍然缺乏個性意識。這種無個性的深層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條化，中國文化的發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縛感性生命，以道德規範框架個性意識的自由發展......不打破傳統，不像五四時期那樣徹底否定傳統的古典文化，不擺脫理性化教條化的束縛，便擺脫不了危機。
同年10月初，其發言被《深圳青年報》整理發表，國內外報刊紛紛轉載，引起了更大轟動，被稱為 「文壇黑馬」[21]。同月，又發表《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其作品由此從文學評論發展到思想文化批判層面[22]。同年，劉曉波成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博士研究生，並連續在各種刊物上發表文學、美學和思想評論文章。
1987年，他發表首部著作及成名作《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21][23]。
1988年，創刊不久的文學評論雙月刊《百家》第2期開闢了「第一百零一家」專欄，發表劉曉波的《論孤獨》和其他幾位青年學者討論「劉曉波現象」的論文。同年6月，劉曉波發表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其論文答辯會在數百學生自發旁聽下，獲得由九位著名文學評論家、美學家組成的答辯委員會一致通過，成為文學博士，並應聘為該系講師[18]。
1988年8月至11月，劉曉波應邀赴挪威奧斯陸大學作訪問學者，講授中國當代文學。12月至1989年2月，應邀赴美國夏威夷大學作訪問學者，講授中國哲學、中國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並進行該專題的研究[24]。3月至5月，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後因北京發生學生運動回國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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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
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學潮」被迫辭職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病去世，北京及全國高校學生相繼舉辦悼念活動，隨後發展成大規模街頭抗議運動，當時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的劉曉波也隨即回應，參與海外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聲援活動。
4月20日，香港《明報》報導《胡平、劉曉波、陳軍等十人共同發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糾正錯誤》：「對大陸目前的學運表示關注」，要求「重新審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加入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款，開放民間報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
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發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提出：「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嘗試著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們，能在公開支援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行程。」同日起草《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與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主席胡平共十位中國留學生、學者聯署發表並轉發到國內。隨後，劉曉波中斷到1990年才回國的計劃，於1989年4月26日離開美國，27日回到北京，並立即參與學運活動，向「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轉交了他與民聯首任主席、新建「中國民主黨」主席王炳章等留學生、學者的捐款數千元美金和萬餘元人民幣。
5月13日，北京數百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靜坐，劉曉波次日到廣場支援和協助學生，參與廣場絕食團的宣傳、撰稿、講演、募捐等活動，應邀負責《北師大絕食團通訊》籌款、組稿、編輯和發行，並參與「首都各界聯合會」的籌建工作。他起草並散發了《致北師大黨委的公開信》、《告海外華人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士書》、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我們的建議》等傳單。[25][26]
6月2日，發表《六·二絕食宣言》，與周舵、高新和台灣歌手侯德健開始48～72小時絕食，為此獲得廣場上學生的信任，得以於6月4日清晨與包圍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談判後，說服數以千計的學生安全撤離，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慘案[27]。香港《南華早報》冠以劉曉波、侯德健、周舵及高新四人「四君子」稱呼[a][28]，與《明報》也有此稱[b][29]。
6月6日，劉曉波被拘捕，隨後被中國官方媒體公開指控為操縱學運的「黑手」。6月24日，《北京日報》發表署名王昭的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此後當局又發表批判文集《劉曉波其人其事》。同年，劉曉波出版的《形上學的迷霧》和《赤身裸體，走向上帝》兩本書與其它作品一起遭禁。與此同時，劉曉波在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上作證，未見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上殺人。
同年9月，劉曉波被開除公職，於1991年1月在北京市中階人民法院受審，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被作為「重大立功表現」而免予刑事處分釋放[30]。
出獄後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從事寫作，並參與人權活動。1992年，在台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該書對其作證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進行懺悔（書中所講事實是並未看到死人，但是為自己去作證的行為懺悔），同時又做自我辯護，引起作家鄭義等人的嚴詞批評。[31]
由於劉曉波抨擊時政、關注民間維權、呼籲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國當局進行民主憲政改革，他也成為了中國當局重點監控的人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時期（如六四周年、兩會、黨代會等），劉曉波都會被中國當局實施某種程度的軟禁，要求不得外出、訪友，甚至限制電話或網路等的對外通訊[32][33][34]。
1993年1月起，劉曉波應邀出訪澳洲和美國，接受文獻紀錄片《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並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對「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很大爭議。同年5月，謝絕海外一些朋友留下避難的建議，又返回中國。[35]
1995年2月20日，劉曉波起草並與包遵信、王若水、陳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聯署發表《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提出了近期改革的7專案標與遠期改革的5專案標。5月，他又和陳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行程——「六四」六周年呼籲書》，並與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劉念春、江棋生等共14人發起聯署，但他在正式發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監視居住」的形式單獨關押在北京郊區，到1996年1月才被釋放[35]:196。
1996年8月，劉曉波到廣州與王希哲相見，討論了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商定向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對當前我國若干重大國是的意見》，在兩黨簽署和平協定《雙十協定》51周年的10月10日發表，也稱《雙十宣言》，包括兩岸統一的政治基礎問題、西藏問題、關於健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的問題、釣魚臺問題等四項，但在該宣言正式發表的前兩天，劉曉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隨後以「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三年，被關押到大連勞動教養所。1996年11月與劉霞結婚[36][37]。1999年10月7日，勞教期滿獲釋，此後在北京從事寫作[38][39]。
2000年左右，在台港出版了兩本著作，《向良心說謊的民族：劉曉波文集》（臺北市: 捷幼出版，2002年）[40][41]，《劉曉波劉霞詩選》（香港：夏菲爾出版，2000年）[42]，[35]:242[41]。同年7月，參與創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後改名為獨立中文筆會）。2003年11月當選第一屆會長，2005年11月2日再次當選連任第二屆會長。2006年，與張祖樺、蔡楚等人共同接辦《民主中國》[43]。2007年10月在獨立中文筆會的會員大會上不再參選會長，而繼續擔任理事，直到2008年12月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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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劉曉波發起並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並與300多名中國各界人士一同簽署。該憲章於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以及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時發表。《零八憲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風格寫成，主要是呼籲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44]。至2013年12月，該憲章有13,000多個簽章。[45]
被捕與受審
《零八憲章》起草後，劉曉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監視居住。12月11日中國人權活動人士對劉曉波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表示擔心。12月14日，香港支聯會三團體在香港中聯辦外示威要求釋放劉曉波[46]。
2009年6月23日，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經中國檢察機關批准逮捕[47]。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階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一審判決書[30]指控劉曉波在「觀察[48]」、「BBC中文網」等境外網站上發表《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等「煽動性」文章，抨擊中國政府。劉曉波還在《零八憲章》中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49]等多項主張，試圖煽動顛覆政府，判決後劉曉波表示將提出上訴[50]。
2010年2月11日，北京市進階人民法院駁回劉曉波的上訴，維持原判[51]。
劉曉波於2010年5月26日開始，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同年10月8日，在服刑期間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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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民間
2009年12月10日，328名《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和簽署人發表聲明，表示願意跟劉曉波共同進退，寧願被判刑。在《我們願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聲明說，如果劉曉波被起訴，那麼作為《零八憲章》的簽署人，每一個人都是案件的組成部分，「對劉曉波的起訴就是將我們每一個人都置於審判席上；如果判處劉曉波先生有罪，也等於判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我們只有和劉曉波先生共擔刑罰」[52]。
2010年1月，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通過電話等方式詢問了100多位中國知識分子對劉曉波獲刑的看法，在徵得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將其看法發表於Twitter[53]。
2010年1月15日，新華社前社長胡績偉、前副社長李普、記者戴煌及學者何方發表公開信，信中稱對劉曉波被判刑「感到困惑不解」，「劉曉波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主要罪證是提出了『中華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年輕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們這些老同志都記得：『聯邦共和國』的口號是早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就提出來的，『七大』黨章黨綱又重申的正確口號。我們黨正是依靠這個正確口號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針政策，才贏得各族人民的支援，從而擊敗了中國國民黨，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54][55]」15日後，20名人士，包括中共元老前毛澤東秘書李銳、李普、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散文家袁鷹、詩人兼評論家邵燕祥、律師張思之等聯署公開信，要求復原對劉曉波的一審判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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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院副所長，歷史學博士維亞切斯拉夫·別洛克列尼茨基教授表示，諾委會將和平獎授予劉曉波的決定出乎他的意料，去年諾委會將和平獎授予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有多重意義。諾委會今天做所的決定可能會帶來政治後果，會導致中國和西方關係變冷。
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安全中心主任阿列克謝·阿爾巴托夫認為，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問題早已具有政治色彩。[57]
2009年12月25日，劉曉波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時，香港支聯會、四五行動、天安門母親等民運組織成員遊行以示抗議[58]。
12月27日，20多名香港市民在深圳羅湖橋靜坐聲援劉曉波，其中包括記者等多人被當局扣查[59]。《明報》也作出了關於這個群組的報道[60]。
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西·裴洛西發表聲明，呼籲國際社會譴責中國拘捕劉曉波的舉動[62]。美國國務院表示，中國應該立即釋放劉曉波，並尊重所有中國公民應具有國際所公認表達他們意願的權利。國務院發言人凱利表示，自劉曉波被拘捕以來，美國就劉曉波的案件和中方官員已進行了多次交涉。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言人史雯珊對此案表示關切，使館一等秘書梅儒瑞亦指出美國政府呼籲對劉案進行公平審判[63]。
歐盟輪值主席國瑞典政府代表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發表聲明表示「判處著名異議人士劉曉波11年監禁是非常『不恰當的』。這一判決結果有理由讓人們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及司法公正狀況感到擔憂。[64]」歐盟同樣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並結束對簽署《零八憲章》的其他人員的騷擾和拘留[65]。
對於審判結果，德國總理梅克爾表示「震驚」，並希望中國對此案加以修正；德國外交部長基多·威斯特威勒對此案「深表憂慮」；德國聯邦議會議長諾伯特·拉默特認為該案「令人驚恐」[66]。
2009年12月26日，法國外交部對劉曉波被判重刑發表公告，呼籲中國當局履行與歐洲聯盟人權對話中所作的承諾。對於中國重判劉曉波，法國深感憂慮[67]。
劉曉波的庭審以及宣判引來國際社會的矚目，但北京方面拒絕任何其他國家的傳媒以及外交官出席旁觀庭審，並指出「外國外交官會干涉法庭審判」[68]。劉曉波因發表零八憲章被刑事拘留後，引來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
國際間包括大赦國際、人權觀察、記者無國界和國際筆會等機構，也不斷呼籲中國政府將他釋放[69]。
2009年12月28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對劉曉波被判刑發表公開聲明，認為「中國政府對劉曉波這樣表達言論自由人士的肆意判刑，顯然違背了國際人權公約的基本準則，以及中國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精神」[70]。
2010年3月10日，全球150多名學者、作家、律師和人權倡議者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的聯名信中，呼籲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推動釋放劉曉波，來表明中國將以認真的態度來實現法治的目標[71]。
2010年10月25日，人權團體「Freedom Now」發布由15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署的公開信，包括前南非開普敦的聖公會大主教杜圖、東帝汶天主教主教貝洛、美國前總統卡特、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伊朗人權運動家伊巴迪、北愛爾蘭社會民主勞工黨前領袖約翰·休姆、藏人行政中央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肯亞環境運動家旺加里·馬塔伊、北愛爾蘭前總理特林布爾、瓜地馬拉原住民運動家莉戈貝塔、波蘭前總統華勒沙、北愛爾蘭女性和平運動家貝蒂·威廉斯及美國反地雷運動家喬迪·威廉斯等人。信中向時任聯合國祕書長的潘基文以及G20成員國領袖呼籲，希望他們在G20韓國首爾高峰會期間，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釋放劉曉波與解除對劉霞的軟禁的請求，讓他能夠自由通訊[72]。
獲得諾貝爾獎
2010年1月19日，世界性作家組織「國際筆會」屬下美國筆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克瓦米·安東尼·阿庇亞提名劉曉波角逐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南非圖圖大主教等多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美國、挪威等國的部分國會議員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相繼推薦劉曉波為和平獎人選[73]。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宣布，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以「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為由，向其頒發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1][74]。如果排除的國籍有爭議的達賴喇嘛[c]，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d]。
其妻劉霞接受有線電視台記者呂秉權電話訪問時心情激動，感謝每位支援劉曉波的人，並希望正在監獄中的丈夫能到挪威領獎[75]。劉曉波在獄中得知自己獲獎後，表示應把獎項獻給六四事件的亡靈，並認為最應得獎的是「天安門母親」[76]。
2010年10月，劉霞曾前往錦州監獄探望並告訴他獲諾貝爾和平獎之事；劉霞返回後便受到軟禁[77]，不可打電話、出門買菜也不被允許[78]，且告訴她軟禁行動會持續到2011年1月底。劉霞的父親表示，他也被禁止和女兒見面，家人自從10月後便一直沒有再收到她的來信。12月，劉曉波被通知，他不可和家人會面。劉曉波兄長劉曉光說道，家中的電話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當天便被切斷[79]。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向其頒發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表示，諾貝爾委員會把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完全違背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之後，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網、新華網等先後刊登大量文章批判劉曉波、西方國家和諾貝爾和平獎[e]，與中國官方關係密切的國外人士和媒體也相繼批判本次諾貝爾和平獎[f]。
2010年12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挪威諾委會將2010年的諾和獎授予因違反中國法律正在服刑的罪犯，是在公開支援中國境內違法犯罪行為，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公開挑戰和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80]。2010年12月9日，姜瑜又表示：「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不支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諾委會的任何做法都無法改變劉曉波的犯罪事實」，並表示「美國眾議院審議通過的『祝賀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決議案』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81]。
2010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報》頭版以「亞殘運會開幕」為主題的圖片，被海外媒體認為其實另藏含義。報導指，背景圖以空凳子紀念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過，南方報業否認了該圖片另有寓意。[82]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異議人士中，許多和劉曉波有關係者被監視、軟禁、限制出境[78]。劉霞和劉曉波見過一次面之後便被軟禁，和外界失去聯絡[77]。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以及英國廣播公司等新聞媒體從奧斯陸傳出的電視訊號和相關網站由於早已在中國大陸被封鎖，因此一切有關頒獎的訊息均被封鎖。人權人士被禁出國，劉曉波的妻子又被禁與外界接觸[78]。
在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如人民網、新華網等）上，劉曉波依然被定性為一個試圖分裂國家的政治罪犯。[83][84][85][86][87]
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不承認劉曉波的諾貝爾獎得主身分，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中多認定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2010年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在奧斯陸設有大使館的65個國家中，一共有17個國家並未參加典禮。BBC報導稱，部分國家因自身政治體制與中國相似而抵制頒獎典禮，但也有部分國家承認受到中國政府的壓力。[88]
在奧斯陸設有大使館，但未出席諾貝爾和平獎的國家名單如下，除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依英文之字母順序排列：
阿富汗、
古巴、
埃及、
伊朗、
伊拉克、
哈薩克、
摩洛哥、
巴基斯坦、
菲律賓、
俄羅斯、
沙烏地阿拉伯、
斯里蘭卡、
蘇丹、
突尼西亞、
委內瑞拉、
越南。
聯合國和多個西方國家或地區的政府（亦包括日本、韓國和以色列）多發表聲明對劉曉波獲獎表示祝賀或歡迎，眾多人權組織也要求北京當局釋放劉曉波和異見人士，不過金磚四國、東協、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媒體大多對此事保持沉默，某些媒體拒絕置評劉曉波。阿盟秘書長除拒絕慰問劉曉波外，也拒絕出席和平獎頒獎禮作抗議。這些國家中，僅南非、巴西、印度、泰國及印尼之代表出席這次頒獎禮，其他出席的非西方國家還有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智利和土耳其。
美國總統歐巴馬對劉曉波及妻子劉霞無法到挪威領取諾貝爾和平獎感到遺憾，指劉曉波信奉的是普世價值，進行和平抗爭，應盡快獲得釋放。另外，緬甸反對派領袖翁山蘇姬發表錄影片段，指爭取自由及民主的人，經常受到歧視，認為全球的人權捍衛者，應受到更好的保護[89]。
英國廣播公司[90]、德國之聲[91][92]、美國之音[93]、及《明報》[94]都設立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報導專輯。
罹癌逝世
2017年6月，媒體傳出劉曉波重病的訊息。隨後劉曉波的代理律師莫少平向媒體證實了劉曉波罹患肝癌晚期、已獲准保外就醫的訊息；同年6月26日，遼寧省監獄管理局證實了這一訊息[95]。
依據北京官方訊息，6月7日，經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組成的由院內肝膽、腫瘤專家等22人參加的醫院救治小組會診，確診為原發性肝癌伴全身性轉移。隨後應劉曉波親屬請求，院方邀請8位元中國國內知名腫瘤專家組成醫療救治小組，為劉曉波制定了治療方案，隨後又邀請了多位中醫專家為劉曉波進行中醫調理。劉曉波本人獲準保外就醫，包括劉曉波妻子劉霞在內的多名親屬均在瀋陽，並獲准探視陪護劉曉波[96]。而官方也已邀請和允許美國、德國醫療組和專家來華參與救治劉曉波[97]。
6月28日，在劉曉波罹癌保外就醫後，遼寧省瀋陽市司法局當晚首度公開其病情，指劉曉波是上月底發現可疑症狀離監就醫，聲明又指劉曉波本身有B肝病史。而YouTube當日傳出劉曉波獄中生活以及接受體檢治療的影片。[98]
除了官方公布的訊息，民間也開始營救劉曉波的緊急行動。截至6月29日，境內外超過1397人透過聯署方式發出《緊急呼籲：還劉曉波徹底自由》[99]，但是因為訊息封鎖，中國大陸和國外民眾均無法了解詳實狀況[100]。國際社會對劉曉波的病情關注超過中國國內，全球154位元不同領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聯署公開信， 要求中國政府遵循人道主義原則允許劉曉波和妻子劉霞到美國治療[101]，歐洲議會決議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102]。 美國和德國都表示願意接納劉曉波進行治療[103]。長期被監視的劉曉波妻子劉霞透過朋友傳遞給外界家屬的願望：「希望劉曉波出國去治療」。但是這一請求沒有被官方獲准，外界也難以透過正常管道與官方機構斡旋，甚至無法前往探望。維權人士莫之許、溫克堅等前往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查詢劉曉波的情況，但是被告知沒有劉曉波其人[104]。
2017年7月5日，劉曉波的家屬對外界透露，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治療的劉曉波，星期三病情惡化，肝功能變差，承受不了治療，已停用所有中、西醫抗癌藥[105]。7月6日，維權人士曾金燕發表《劉曉波病情加重，我們應該怎麼做？》，再次呼籲中國政府允許劉曉波「到海外在完全自由的狀況下治療」[106]。
2017年7月6日，據路透社援引德國外交部訊息來源報導 [107]， 一名德國癌症專家2017年7月6日已到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治療看劉曉波，但沒有透露檢查的結果。美國國務院也正在協調一名美國醫療專家前往中國為劉曉波提供醫療檢查[108]。
7月8日，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官方網站發布訊息稱德國海德堡大學醫學院外科系主任Markus W Büchler教授和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放療系Joseph M.Herman教授到該院對劉曉波病情進行會診[109]。會診後認為劉曉波罹患晚期肝癌，全身多處轉移，目前已經處於終末期。病人大量腹水，病情嚴重，考慮到緩解全身症狀，可複查平掃MRI，進一步評價肝臟狀況，再決定是否可以行門脈癌栓介入和/或放射治療緩解病情。如果肝功能改善，可考慮進一步試用免疫等治療。繼續目前營養支援、止痛和一般支援治療等，儘可能提高病人生存品質。據美國之音報導，有接近劉曉波親屬的訊息來源稱，會診中劉曉波思維清楚，表達清晰，不時講英語。他強烈要求到國外治病，首選德國，美國也可以。在一旁的劉霞、劉暉支援曉波的要求，希望儘快獲得批准成行[110]。
7月9日，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發表了參與劉曉波會診的德美兩國專家，發表聯合聲明，稱劉曉波須儘快被移送海外就醫[111]。聲明中，兩位專家同意中國醫學界對劉曉波肝癌的診斷，但表示在治療方面仍存在其他選項，包括介入式治療和放射治療。根據當前情況，劉曉波可移送海外接受治療，而且必須要儘快移送。美德兩間癌症中心及大學皆同意接收劉曉波，並提供最佳的醫護。這個聲明與中國醫大一院網站上的發布的「美德專家稱劉曉波到國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不同[112]。
7月10日，在例行發布的《劉曉波病情通報》中，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表示：「患者今日腹脹加重，腹膜炎，血壓下降，急性腎功能不全，不全腸梗阻，肝臟平掃MRI結果提示肝癌病灶增大，門脈廣泛癌栓，肝臟被膜下病灶局部破裂出血，腹腔種植轉移灶增多」[113]。醫院同時附帶表示「上述情況，家屬已知情」。儘管希望渺茫，外界仍然期待中國當局不要錯過最後機遇。藝術家艾未未對英國衛報表示「關押劉曉波是歷史錯誤」[114]。同日，英國和歐盟敦促中國確保劉曉波自由選擇就醫方式、就醫地點，並取消對劉曉波、劉霞及家屬的一切限制[115]。 支聯會在當晚6時開始在中聯辦外舉行「釋放劉曉波出國治病」接力靜坐，直至劉曉波獲安排出國治病[116]。
7月11日，醫院表示，「患者目前仍在積極搶救中，存在腹腔感染、腹膜炎、感染性休克、器官功能不全。已於昨日開始持續性腎臟替代治療（CRRT），今日繼續加強抗感染治療和器官功能支援治療」。外界判斷肝臟和腎臟基本衰竭，靠晝夜24小時血濾，或已進入肝昏迷。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譴責當局對劉曉波出國就醫要求予以拖延是蓄意謀殺。他表示，讓劉曉波出境非常簡單，只要領導人「一句話」就能成行，卻偏偏不肯說[117]。同日，德國總理府的發言人表示，梅克爾總理希望中國基於人道考慮，放行劉曉波接受治療。身處美國的劉曉波國際代表律師簡瑟爾（Jared Genser）發表聲明稱，已準備好有足夠設施的醫療專機，以及相關醫護人員，在中方批准後便可快速地送劉曉波出國治療[118]。 不過應該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119]第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被判處刑罰尚未執行完畢的，不准出境（雖然存在例外）。
7月12日，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劉曉波兄弟劉曉光夫婦、劉曉暄夫婦被國保警察看管在一別墅內，通訊被控制，劉霞和劉暉也同親屬失去聯絡兩天，但此說法與劉曉光在律師陪同下所發布聲明衝突。另有劉家6名親屬要求見劉曉波，當局要求其依照「監獄法」提出申請[120]。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官方網站一度無法訪問，出現502錯誤，更添加了外界新的不安猜測。網站恢復後最新的病情通報顯示：肝臟功能進一步惡化，在持續性腎臟替代治療（CRRT）下總膽紅素繼續上升至114μmol/L，經輸注血漿後凝血酶原時間（PT）29.2s，仍存在休克及器官功能衰竭[121]。
7月12日下午，醫院再次發出病情通報：患者病情進行性加重，存在腎功能衰竭、亞急性肝功能衰竭（Child-Paugh分級C級）、呼吸功能衰竭、自發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不全腸梗阻、瀰漫性血管內凝血[122]。
7月13日17時35分，劉曉波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病逝[124][125][126]。當天深夜，醫院方面召開了記者會，指劉曉波安詳病逝，沒有任何痛苦，當時妻子劉霞及兄弟等親屬都在床邊，逐一與劉曉波告別，劉曉波囑咐劉霞好好生活。院方還表示劉曉波被發現患癌時已是末期，不適宜移動，又稱劉曉波未提出出國治療，且劉曉波病情發展異常迅速，腫瘤增大以星期計算[127]。翌日，瀋陽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網站上貼出劉曉波救治經過影片[128]。
曾先後擔任挪威首相、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委員托爾比約恩·亞格蘭稱，劉曉波是第二位因在國家監視下死亡而未能前去領獎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第一位是納粹德國時代的卡爾·馮·奧西茨基[129]。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發表一份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官方聲明，主席Berit Reiss-Andersen代表委員會寫道：「劉曉波通過對共產黨政權在中國的壓迫行動進行非暴力反抗，為增進各國人民友愛做出了貢獻」「中國政府對他的早逝負有重大責任」，並稱劉將繼續作為「所有為自由、民主和更美好世界而奮鬥之人士的強有力象徵」[130]。4月份應邀[131]到訪北京結束了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外交糾紛[132]的現任挪威首相埃爾娜·索爾伯格表示：「我得知劉曉波逝世後深感悲痛。幾十年來，劉曉波都是人權和中國進一步發展方面的中心聲音。」[133]
此外，聯合國人權事務進階專員扎伊德·拉阿德·海珊、歐盟執委會主席尚-克洛德·容克及歐盟高峰會主席唐納·圖斯克、美國總統唐納·川普、德國總理梅克爾、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等也表達了哀悼[124][134][135][136][137]。德國、英國、法國、美國與聯合國人權高專一併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停止軟禁劉曉波遺孀劉霞，以及允許她在想離開的情況下離開中國[138]。
逝世後不久，香港人進行悼念劉曉波的燭光靜默遊行
7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時稱，劉曉波屬罪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依法依規並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全力救治，要求有關國家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主權，不要干涉中國大陸內政[139]。該段對話與此前劉曉波相關問題一樣，均未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網記錄上[139]，而該部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傳媒可以選擇報導內容，外交部也可以選擇什麼上網、什麼不上網[14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後於下午向外國提出抗議[141]。
中國大陸媒體普遍冷處理此事，有報導的大多也未用中文，如《環球時報》英文版和外語播出的中國環球電視網[141][142]；其中《環球時報》英文版刊發的評論文章指責西方國家為政治目的利用劉曉波，並讓其誤入歧途，認為他的悲劇來源於在西方支援下選擇與中國對抗、逆歷史潮流[143]。
新浪微博亦封鎖相關關鍵詞的搜尋、刪除和悼念沾邊的內容，在中國社群媒體微博搜尋「劉曉波」、「劉先生」、「劉曉B」、「劉XB」、「L曉波」、「LX波」、「L曉B」、「LXB」、「Xiaobo」、「648」、「小波」等，頁面也依舊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尋結果未予顯示」，還暫時隱藏了「蠟燭」表情及「諾貝爾」、「零八憲章」、「沒有敵人」、「八六學潮」、「八九民運」、「海葬」、「劉霞」等等字眼，使用者甚至無法傳送任何含有「RIP」三個連續字母的微博[142][144][145]。另據《紐約時報》報導，加拿大公民實驗室的研究表明，騰訊旗下社交軟體微信將眾多可能聯想至劉曉波的詞組設為國內帳戶的敏感詞，並在私人聊天中啟用了圖片過濾（包括劉曉波的圖片以及對他悼念的相片）；此外，在訊息因自我審查而不能顯示的情況下，該軟體不會對使用者進行任何通知[146]。與此同時，自劉曉波逝世後，相關部門亦加強了對政治人物及事件隱喻有關的關鍵詞的審查力度，小熊維尼自此成為中國大陸網路敏感詞[147]。
根據路透社報導，瀋陽市政府在7月15日舉行記者會，指根據家屬意願，以及北方風俗，遺體已於早上火化，並進行簡短告別式。[148]告別式上，劉霞看似相當虛弱，還需家人攙扶[149]。劉曉波的大哥劉曉光在7月15日官方舉行的記者會上宣稱中國官方對家屬對葬禮的要求一一配合，據劉曉光稱，「海葬是當地風俗習慣，也是家屬的決定，數年前，其妹妹去世時也是海葬，自己去世也希望海葬」，而劉霞是因為身體衰弱沒有出席記者會，強調中國大陸官方「並沒有進行強迫」。劉曉光也多次感謝黨和國家並讚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據了解，這場記者會只有劉曉光出面，現場雖有安排英文即時翻譯，但全程未開放媒體發問；且劉曉光說完就離去，對記者發問也沒做任何回應。[150][151][152][153]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及蘋果日報報導，據同樣參與六四事件的盧四清在香港建立的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透露，劉曉波家屬前夜表明欲冰存遺體，讓親友瞻仰遺容，官方卻試圖讓遺體盡速火化，藉口「死者當地風俗習慣」以海葬方式抹去所有痕跡，但劉曉波家屬隨後強烈否認願意海葬。[154][155]
7月15日下午，瀋陽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再次召開記者會，瀋陽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言人張清洋表示，劉曉波的骨灰中午已撒入大海[156]。
9月9日凌晨，香港教育大學的民主牆貼有「恭喜劉匪曉波魂歸西天，祝賀劉霞永被我黨軟禁」的簡體字大字報，內容被指冒犯劉曉波及其妻劉霞[157]，並使香港教育大學涼薄大字報事件越演越烈[158]。教大校方對於校內民主牆繼貼有奚落蔡若蓮喪子標語後，兩日內再次出現冒犯性的標語表示遺憾[159]；而根據訊息人士透露，劉曉波家屬對此回應稱「海外什麼人都有，對標語的內容『不想知道』」[160][161]。
觀點言論
在80年代文化熱中國社會全面推崇全盤西化的背景下[162]，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報》（現《開放雜誌》[163]）主編金鐘採訪劉曉波：「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劉曉波回應：「我認為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麼是『中國特色』。」對於金鐘問，「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香港式）歷史變革」的問題，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當金鐘指出其「十足的『賣國主義』」做提問時，劉曉波回應：「我參照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爾後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言論被新華社用來批判他的「賣國主義」，民間亦對此有所批評。[164][165]西方哲學家研究中國哲學的全盤西化派別時，提到了劉曉波及他這一番言論是這派別裡言辭最尖銳者。[166]
在劉曉波後來的寫作中，也有懷疑西方文化的內容。例如，1989年3月，劉曉波在《〈中國政治與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後記》一文中提到他造訪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後「驚覺自己的思想竟如此膚淺」，「正因為我的民族主義立場和企圖藉助於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所以我對中國的批判是以對西方文化的絕對理想化為前提，向西方文化文明『獻媚』」，又批評多數西方人「仍對非西方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認為「在未來，西方文明無法拯救人類。」[167][168][169]
劉曉波本人曾在2006年澄清，表示其「三百年殖民地」這句話的本意「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他也表示「不會用接受採訪時的不假思索來為自己犯眾怒的言論作辯解，特別是在民族主義佔據話語制高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170]
2009年12月23日，劉曉波在獄中發表文章《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稱其「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感受到檢察官、監獄管教的尊重，稱讚所在監獄的環境與管理，應「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並認為中共「和諧社會」理念是一種進步。劉曉波進一步陳述道 [171]：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型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行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此外，劉曉波還認為中國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反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 [172]。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 [172]。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172]。
劉曉波對近代日本評價頗差，在其文章《中共與日本右翼：均不道歉》中認為由於日本政要與民間越來越大熱衷參拜靖國神社、文部省篡改教科書美化歷史，「似乎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之勢，已經不再是民間的極右勢力，也日益明顯地變成日本政府的選擇。」、「現在的中國，不再是東亞病夫，甚至在軍事上已經屬於亞洲的強國，但日本的極右勢力仍然歪曲侵華歷史，日本政府也不向中國人真誠道歉。特別是在德國人的對比之下，中國人對日本人就更感到憤怒。」不過他也認為中國人對侵華歷史的態度上也有問題，在抗議活動上「韓國的反日是朝野共同發力」，而「中國的反日是民間熱而政府冷」。劉曉波進一步認為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在於：「日本野蠻的戰爭觀念」、「日本人的畸形民族優越感」、「中國人本身的窩裡鬥和自私懦弱」、「中共執政後對歷史的偽造」、「美日同盟與中日較力」。此外，他還認為「中共的戰爭觀念與日本右翼是一樣的，也是成王敗寇的實用主義的戰爭觀和歷史觀。」。針對日本極右勢力的打擊，劉曉波更認為中國應：「一方面，中共政權首先要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歷史…使西方世界沒有在道義上姑息日本而孤立中國的理由，讓日本軍國主義殘餘像納粹主義殘餘一樣，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千夫所指的人類公敵」、「另一方面，中國應該與韓國結成反日聯盟，並聯合其他亞洲受害國家…使之在道義上陷於孤家寡人的困境之中。」
不同於中國大陸學界主流，劉曉波對孫中山的評價比較負面，與國民黨和共產黨對他作為「中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普遍推祟不同，劉曉波稱孫中山真正的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其次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也就是政治獨裁；大量史料證明，孫中山不管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劉曉波根據孫中山死前的所作所為，認為若孫統一中國，不會施行他許諾的「三民主義」，極有可能是一代極權君主。中國政黨史上，孫中山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之傳統；中國新聞史上，孫中山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中山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思想的宣傳員。[173]
劉曉波表示中國大陸的教育制度有一點令世界各國無法企及，即它通過教育把人變成一個奴隸。這個制度不但沒有一點變化，而且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套程式已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164]
劉曉波2006年9月在《今日陳良宇 昨日陳希同》一文中認為「陳良宇案」中，時任政治局委員的陳良宇被扳倒，並非因為腐敗，而是胡錦濤和溫家寶挽回因周正毅案的失敗而造成的權威流失、高層權爭和對政治局常委黃菊等更高層的上海幫構成威懾，向海內外昭示了自身權力的鞏固並警告那些企圖挑戰胡溫中央的黨內豪強[174]。
劉曉波2005年文章（《觀察》首發）提出，「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就是大陸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大陸一天不走向自由民主，兩岸就一天無法展開真正的談判，也就更談不上未來的統一了。[175]
選擇統一，不是選擇強制和奴役，不是刺刀下的不對等的談判，而是選擇自由與解放，是沒有武力威懾的、和平的、對等的談判。無論是統一的手段還是統一的結果，皆應該以促進具體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為目的。
如果大一統只意味著面子上的民族尊嚴，而無視具體個人的尊嚴，只為了一黨政權的利益而無助於民眾的福祉，只是強權大國武力威逼下的統一，而不是平等協商下的統一，那麼這樣的尊嚴、利益和統一還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為訴求的。
家庭
劉曉波父親劉伶，1931年生於吉林省懷德縣，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2011年9月因肝病逝世。[176][177]
母親張素勤，曾在東北師範大學保育院工作，1973年之後在同校行政處做收發工作。[176][177]
長兄劉曉光，大連進出口服裝公司經理、幹休所領導[178]。撰寫劉曉波自傳的余杰指劉曉波在生前曾告知他其在六四之後就與身為「共產黨小官僚的大哥」斷絕關係[178]。
二兄劉曉暉，歷史學者，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主要從事東北近現代史暨博物館學研究[179]。
四弟劉曉暄，1957年出生，廣東工業大學能源與材料學院教授[180][181]，從事光功能高分子材料和光固化應用技術研究[182]。1995年時曾報考清華大學博士生，但因劉曉波的政治活動，未獲准參加考試[180]。
五弟劉曉東，1990年代初因心臟病早逝[177]。
劉曉波的第一任妻子為陶力，兩人育有一子劉陶（後改陶陶），兩人在六四事件之後離婚。1996年，劉曉波和第二任妻子劉霞結婚。
著作
| 出版時間 | 書籍名稱 | 出版社 |
| 1988年 | 《審美與人的自由》博士論文 |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 1988年 | 《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1989年 | 《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李澤厚對話》 | 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
| 1989年 | 《形上學的迷霧》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1989年 | 《赤身裸體，走向上帝》 | 時代文藝出版社 |
| 1989年、1990年 | 《思想之謎與人類之夢》（二卷） | 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
| 1990年 |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 台北唐山出版社 |
| 1992年 | 《現代中國知識人批判》 | 日本德間書店 |
| 1992年、2017年 |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六四回憶錄 | 台灣時報出版 |
| 2000年 | 《劉曉波劉霞詩選》 | 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 |
| 2000年 | 《美人贈我蒙汗藥》[g] | 長江文藝出版社 |
| 2002年 |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 台灣捷幼出版社 |
| 2005年 | 《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 勞改基金會 |
| 2006年6月 | 《單刃毒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批判》 | 美國博大出版社 |
| 2009年10月 | 《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 |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
| 2009年12月 | 《天安門事件から「08憲章」へ》 （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 |
日本藤原書店 |
| 1986-2006年2月 | 《劉曉波部落格文集》 | 網路版 |
| 1986-2008年 | 《劉曉波文集》 | 網路版 |
評價和紀念
劉曉波「沒有敵人」的言論在較激進民主派中有爭議性[183]。因此他一般被視為溫和民主派[184]。流亡華府的魏京生告訴法新社：「以我的觀察，諾貝爾和平獎之所以頒給劉曉波是因為他與絕大部分的民運人士不同。他對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態，對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評。」[184]
在各界看好劉曉波奪下諾貝爾和平獎寶座之際，10多名因推動中國民主活動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集體發表公開信反對劉曉波取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時揭露此前曾曝光的《呼籲頒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185]公開信是發起人盜用他人姓名所進行的連署活動。《紐約時報》報導，在這封發表的「反對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公開信中，包括曾在六四民運期間向毛澤東遺像丟雞蛋而入獄16年的魯德成與在六四運動中被流放貴州的袁紅冰等14人皆連署。其中公開信主要聯絡人倫敦大學學院許毅稱：「他（劉曉波）的行為是為自己謀名利，在關鍵的時刻表現軟弱，沒有辦法成為楷模。」並表示「若他真的得獎，那真是像吞下一隻蒼蠅這麼噁心。」但即使連署者全是反共的民運人士，也有外界質疑公開信是為中國當局打手，不過這種說法被許毅反駁[186]。
前學運領袖柴玲說，上次與劉曉波見面，已經是89年6月3日晚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開槍後，認為劉曉波的文章「我沒有敵人－最後陳述」，十分令人感動，而劉曉波的謙卑令人尊敬，相信六四亡靈及天安門母親，都會為劉曉波得獎感到安慰[187]。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在獲獎後稱劉曉波，「希望能夠儘早地獲得自由、儘早地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體制。」[188]
負責把《零八憲章》翻譯成英文的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說，劉曉波起初非發起憲章的領袖，但確是憲章重要起草人。他形容憲章運動中的劉曉波「如撲火燈蛾，無懼於赴湯蹈火」[189]。美國《時代雜誌》將劉曉波與翁山蘇姬、曼德拉、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一同列為「十大政治犯」之一[190]。
政治科學家貝瑞·沙烏曼（Barry Sautman）等人反對劉曉波對伊戰和巴以衝突的態度[191]。貝瑞·沙烏曼還與人類學家嚴海蓉在《南華早報》發表《劉曉波該得搞笑諾貝爾和平獎》一文指出，諾貝爾和平獎是無道義可言的政治獎，西方視中國為潛在對手，像劉曉波攻擊和批判中國就會增加自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機會[192]。
2015年6月10日至14日，接受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邀請的緬甸反對派領袖翁山蘇姬（後任國務資政）率領全國民主聯盟代表團進行了首次訪華之旅[193]。她到訪了北京、上海和雲南三地，並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和中共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恆。[194]據博訊網報導，有訊息稱，她曾向習近平表示她個人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情況表示關注，習近平並沒有正面回應此問題，她私下也對中共對媒體和輿論高度的控制力表示驚訝，因為她發現自己此程除了中方有限的個別媒體跟訪，全程沒有一家西方媒體跟隨。
金鐘後來回憶劉曉波提出「三百年殖民地」言論時，認為劉曉波當時這樣講有兩層內涵，一是對殖民地的評價。以英屬香港時期為例，在九七回歸前，港大最後一次民調中，「你最後選擇一次香港前途」的統計中，超過一半的回答是「維持現狀」，即維持英國人管治的「殖民地」現狀；另一層內涵是其個人風格。劉曉波被稱為「黑馬」，其表達方式一針見血，放言無忌。以觀念之誇張而言，近代維新派思想家譚嗣同為變法圖強，主張「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195]，而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亦曾主張「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最好分為二十七國。」[196][197]
旅美政論作家陳破空表示「劉曉波以最悲慘的方式告別人世，見證了新納粹的誕生。而新納粹中共腐敗集團對劉曉波的迫害與謀殺，其陰險、變態與兇殘程度，遠遠超過當年的納粹德國[198]。」
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際，一批美國國會議員致信華盛頓特區市長葛瑞（Vincent Gray）和哥倫比亞特區議會，他們提議將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門前的街道更名為劉曉波路。他們還表示，此舉將鼓勵所有人權活動家繼續戰鬥下去[199]。華盛頓特區議會主席曼德森在議會上表示：「有時候，命名一個街道的舉動，哪怕是象徵性的舉動，也能促進世界人權的發展」，曼德森呼籲美國國會對街道更名的建議舉行投票，同時街道更名提議得到美國國會多黨派議員的支援。中國當局則稱此舉是「挑釁行為」[200]。
2014年5月，美國眾議院預算分配委員會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政府將華盛頓特區中國駐美大使館所在的International Place NW更名為Liu Xiao Bo Plaza（劉曉波廣場）。按照美國法令相關程式，該命名議案在通過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之後，再進入眾議院、參議院兩院協商的階段。此前，中國駐美大使館曾表示抗議稱，美國人不會希望看到以一個罪犯的名字為街道命名。[201]
2014年6月24日，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在投票中通過將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所在的西北區國際廣場3505號更名為「劉曉波廣場」，但它還需經眾院和參院表決通過，再由國務卿克里簽字才能生效。[202][203]
在大陸社群平台上，有網友在劉曉波去世後通過各種方式繞過網路審查來紀念他。在2010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時，劉曉波身處獄中，諾獎協會在頒獎晚會上擺放了一張空椅子向劉曉波致敬，空椅子的圖片也因此廣為流傳，甚至「空椅子」這三個字也成為了敏感詞。[204]為繞過審查，劉曉波的崇拜者們使用「王曉波」或「劉老師」稱呼劉曉波；夜色中的天安門廣場也被賦予了紀念的意涵。[205]劉曉波逝世之時，有中國大陸的歌手創作了紀念劉曉波的說唱。[206] 2017年7月14日，在洛杉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館出現了對其的組織紀念活動[207]。
2017年11月，雕塑家陳維明在美國完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塑造的雕像，題為「牢籠中的劉曉波[208]」。
2018年7月13日，洛杉磯民主同仁追思紀念劉曉波逝世一周年。
2019年4月15日，作為紀念六四30周年活動之一，捷克首都布拉格DOX藝術中心舉辦劉曉波雕像的揭幕典禮。劉曉波雕像揭幕儀式在布拉格舉行完畢後，雕像將在全球巡展[209]。
2019年7月13日，洛杉磯民運組織集會紀念劉曉波逝世兩周年。
2023年12月28日，在劉曉波冥誕這天，中國人權在紐約曼哈頓時代廣場和中央公園紀念劉曉波。[210]
2024年9月11日，劉曉波銅像在愛爾蘭高威大學揭幕。高威大學臨時校長麥克休（Peter McHugh），讚揚劉曉波為「先行者」：「在高威大學校園內安放劉曉波半身像，符合我們社群追求人權的價值觀。這也象徵著我們努力表彰那些在人權道路上走在我們前面的人。我希望這個銅像能成為和愛爾蘭人權中心接觸的人們，以及我們的學生、工作人員、研究人員及校友持續的靈感泉源。」高威大學愛爾蘭人權中心主任穆拉利表示，劉曉波一生追求人權和民主，在逆境中展現非凡勇氣，挑戰司法不公和濫用國家權力的現象，值得世人尊敬。人權活動家周鋒鎖說：「在我看來，這是世界級的一個藝術品，顯示了劉曉波的堅韌，還有悲憫的情懷。這個雕塑的意義主要還是在中共把劉曉波挫骨揚灰、毀滅對他的記憶的情況下，我們要記住劉曉波。這個雕塑代表的就是對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關注，也是對中共的譴責。」[211]
獎項和榮譽
- 1990年與1996年兩次獲得美國人權觀察「海爾曼人權獎」[8]。
- 2003年，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第十七屆「傑出民主人士獎」。
- 2004年12月21日，無國界記者和法蘭西基金會頒發的2004年度「捍衛言論自由獎」[8]。
- 文章《「新聞腐敗」不是新聞》（《開放》月刊2004年1月號）獲得2004年第九屆香港「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 文章《權貴的天堂 弱者的地獄》（《開放》月刊2004年9月號）獲得2005年第十屆香港人權新聞獎大獎[8]。
- 文章《汕尾血案的始末和背景》（《開放》月刊2006年1月號）獲得2006年第十一屆香港人權新聞獎優異獎[212]。
- 2007年8月，亞太人權基金會「良知勇氣獎」。
- 2009年3月，捷克「在困境中的人」（People in Need）救援組織「人與人」 （Homo Homini）人權獎[213]。
- 2009年4月，美國筆會「巴巴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寫作獎」[8][214]。
- 2010年10月4日，人權觀察「艾莉森·黛絲·弗基斯非凡運動獎」。
- 2010年10月7日，德國筆會赫爾曼·凱斯滕獎[215]。
-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1][2][216]。
- 2014年5月29日，與許志永並列榮獲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頒發的「2014年度民主獎」[217]。
- 獨立中文筆會榮譽會長，德國、美國、葡萄牙、捷克、澳洲雪梨筆會榮譽會員。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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