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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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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美洲历史。美国历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在数万年前，在这片后来成为美国的土地上，当时已有多种美洲原住民在此定居，其后代包括现今574个由联邦政府承认的部落。直到15世纪末，欧洲殖民开始后，原住民社会因战争与疫病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1607年，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在今日弗吉尼亚州建立了詹姆斯敦，标志着美国历史的开始。到了1760年代，英属美洲形成了十三个殖民地，其中南部殖民地建立起依赖奴隶劳动的农业制度，数百万非洲人因此遭到贩卖与奴役。
18世纪的七年战争后，英国在对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但随即对殖民地加征多项税收，并于1773年颁布《不可容忍法案》，企图终止殖民地的自治，引发严重争议。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与康科德战役爆发，美国独立战争正式开始。同年6月，第二次大陆会议组建大陆军，并一致推举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英国最终于1783年9月3日签署《巴黎条约》，承认殖民地的主权，美国遂正式成立。
1788至1789年，华盛顿在首届总统选举中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与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合作，推动建立比部分开国元勋如托马斯·杰斐逊与詹姆斯·麦迪逊所支持的更强大的中央政府。1789年3月4日，《美国宪法》正式实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且仍有效的成文国家宪法[1]。1791年，通过《权利法案》，保障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1803年，时任总统的杰斐逊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国土面积倍增。随着廉价土地的开放与昭昭天命思想的推动，美国殖民者持续向太平洋扩张并定居殖民，与原住民族爆发多次冲突，而新领地是否允许奴隶制度则成为国家争论的核心问题。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第16任总统，引发南方多州脱离联邦，成立主张奴隶制的美利坚邦联。1861年4月，邦联军攻击萨姆特堡，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爆发。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成为战况转捩点，联邦军取得决定性胜利。1865年，联邦最终战胜邦联，维护了国家统一。林肯于同年4月15日遇刺身亡。战争结束后，奴隶制度被废除。随后的重建时期（1865–1877年），联邦政府被赋予保障个人权利的职责。1877年起，南方白人民主党人重新掌权，透过准军事暴力与种族隔离法维持白人至上。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有赖于企业家精神、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数百万移民劳工的加入，美国迅速崛起为全球工业强国。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腐败与低效的不满，催生出进步主义运动，推动多项改革，包括征收联邦所得税、参议员直接选举、原住民公民权、禁酒令及女性投票权的实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保持中立，直至1917年对德国宣战，加入协约国。经历1920年代的繁荣“咆哮年代”后，1929年华尔街股灾引发了持续十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新政”，为民众提供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障[2]。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协助打败欧洲战场的纳粹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太平洋战场则于1945年8月对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后美国占领日本，并参与对德国的战后管理。
战后，美国与苏联进入冷战时期，两国展开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宣传战与代理人战争，包括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1960年代，非裔美国人权运动取得进展，促成社会改革，保障宪法赋予的投票与行动自由。1991年，美国领导多国联军参与海湾战争。随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
后冷战时期，美国频繁介入中东地区冲突。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21世纪初，美国深受2007至2009年金融危机与2020至2023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近年来，美国自阿富汗战争撤军，并干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20年代，美国亦涉入新一轮中东危机，包括红海危机中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及伊朗–以色列战争期间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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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时期
美洲原住民最初是如何以及何时定居美洲，目前尚无定论。主流理论认为，可能早在3万年前，在冰川时期来自欧亚大陆的人类为了狩猎，穿越白令陆桥从西伯利亚进入今日的阿拉斯加，然后向南迁移[3]。这些早期居民被称为古印第安人，随后形成数百个文化上各具特色的族群。其中，克洛维斯文化是北美最早被广泛辨识的人类文化之一，约出现于公元前9100年至前8850年，该文化以其独特的克洛维斯石镞著称，用于狩猎大型冰川时期动物如猛犸象。
各个原住民文化之间差异极大，新大陆的特征正是多元性与强烈对比。当欧洲人准备横渡大西洋之际，美洲原住民已使用数百种语言，并依据半球内多样化的气候环境发展出相应的生活方式。有些族群居住于城市，有些则以小型聚落形式生活；部分部族随季节迁徙，另一些则建立永久定居点。所有原住民群体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历经数千年发展成形、独具特色的成熟文化。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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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东部地区孕育了最早期的筑丘文化。约自公元前600年起，阿登纳人开始兴建大型土墩作为埋葬与宗教用途，这些土墩常常象征着政治与宗教权威。阿登纳文化随后被更为发达的霍普韦尔文化吸收，他们延续了阿登纳人建造土墩的传统，并在广阔的地域内进行工具和货物贸易，建立了一个以长距离贸易为基础的“霍普威尔交换系统”，范围自今日的美国东南部延伸至加拿大安大略湖一带[4]。
到了公元500年左右，霍普韦尔文化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密西西比文化。密西西比文化是一个庞大的部落群体，其核心是位于现代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的卡霍基亚，在12世纪的鼎盛时期，该城人口估计达2万，超越当时的伦敦，整个城市以高达100英尺（30米）的僧侣墩为中心。卡霍基亚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的贸易中心，部分原因是其靠近密西西比河、伊利诺伊河和密苏里河。这些河流形成了从五大湖到美国东南部的广泛网络。密西西比文化融合美洲南方古文明如玛雅文化的阶级制度与祭祀仪式，并与当时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一样依靠狩猎、采集、贸易和农业为生，影响力扩展至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及东部地区[5]。
至15世纪中叶，易洛魁五族（莫霍克族、奥农达加族、奥奈达族、卡尤加族与塞尼卡族）在今纽约州北部地区组成部落联盟——易洛魁联盟，由五十位酋长组成议会协商部落事务[6][7][8]。联盟对周边部落具强大军事影响力，曾经与许多邻近部落交战，后来又与欧洲人交战。随着领土扩张，一些较小的部落被迫进一步西迁，包括欧塞奇族、卡乌族、庞卡族和奥马哈族[9][8]。此外，在东北部伍德兰带，除易洛魁联盟外，还有如阿尔冈昆语族、夏延人与马萨诸塞人等众多部族，他们后来与欧洲殖民者有复杂的互动，包括贸易、结盟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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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部地区的原住民文明起源甚早。公元前10000年，人类已在北美洲广泛定居。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墨西哥中部的古印第安人是美洲最早开始农耕的人，随后农耕知识开始向北传播。约在公元前3000年，今日亚利桑那州与新墨西哥州的谷地开始种植玉米，并发展出原始的灌溉技术，最早的定居农业社会之一是霍霍坎文化[5][10]。
此外，在此区域还有纳瓦荷与阿帕契等纳-德内语系民族，他们约于公元前5000年自阿拉斯加到达了太平洋西北部，沿着太平洋海岸迁至现今美国西南部内陆[11][12]。他们保有半游牧的生活方式，并于后期与普韦布洛人有所接触与融合，这些民族至今仍保留其语言与部分传统文化。西南部的另一支美洲原住民文化为奥沙拉文化，时间约从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600年，属于古风时期的一部分，该文化主要分布于新墨西哥州的查科峡谷与周边地区，以狩猎与采集为主，后期逐渐出现原始农业与定居迹象。奥沙拉人被认为是后来普韦布洛文化的先驱之一，对该地区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普韦布洛文化起源于美国西南部，发展于约公元750年至1600年间，是由更早期的阿纳萨齐人演变而来。阿纳萨齐人自公元前900年起开始建造石造或土坯构造的多层建筑，这些类似居所的建筑通常建在悬崖峭壁上，形成像梅萨维德悬崖宫殿这样的定居群落[13]。有些村庄发展到城市规模，例如位于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的普韦布洛博尼托，曾由800多个房间组成，为当时的社会、宗教与贸易中心[5]。普韦布洛人实行灌溉农业，种植玉米、豆类与南瓜，社会结构复杂，拥有宗教仪式与天文知识，对美洲原住民历史影响深远。
北美大平原与密西西比河中游地区原为冰川时期大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最初，古印第安人猎杀冰川时期的巨型动物，例如猛犸象，但随着这些动物开始灭绝，人们转而以猎捕野牛为食，后来又采集浆果和种子。古印第安人逐渐发展出以野牛为核心的文化与经济活动，尤以福尔松文化为代表。福尔松文化约出现于公元前9000年至前8000年，继克洛维斯文化之后，活跃于今日美国中部与西南部地区。该文化以福尔松石镞为特征，专门用于猎捕已灭绝的古代野牛。
此区域后来成为筑丘文化的活跃范围，其文化逐步演进为密西西比文化的一环。这些文化群体间透过广泛的贸易网络交换商品，包括石材、贝壳、金属与装饰品。考古遗址显示他们与远至墨西哥、加拿大的群体有所互动。至欧洲人抵达前，北美中部地区仍由众多语言与文化各异的部族构成，例如欧塞奇族、庞卡族与奥马哈族等。他们因东部强势的易洛魁联盟与欧洲殖民势力的挤压逐渐向西迁移，适应开阔草原上的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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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西北地区因气候温和且水资源丰富，原住民族拥有物产相对充足的生活条件。早自公元前1000年起，当地社群即开始建立永久村落，依赖鲑鱼资源进行捕捞与储藏。鲑鱼不仅为主要食粮，也成为精神象征与仪式核心，他们会以鲑鱼的形象装饰图腾柱、篮子、独木舟、桨及其他工具。这一带文化群体如海达族、特林吉特族与努特卡族，以木雕与图腾柱艺术闻名。西北原住民社会存在明显阶层制度，并盛行“散财宴”仪式，即透过举办宴会赠送财物来展示地位与权力。这一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使该地成为北美少数具有集中权力体制的原住民地区之一。
夏威夷群岛的人类最早定居确切时间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普遍认为约在公元940至1130年之间，定居者来自波利尼西亚[14]。约1200年左右，来自大溪地的探险者抵达并建立了更具组织的社会结构，标志着夏威夷文明的兴起。此文明在往后六百年内几乎与世隔绝，直到1778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到访为止[15][16][17]。其后不久，卡美哈美哈一世利用欧洲军事技术征服各岛，统一夏威夷，建立夏威夷王国[18]。
波多黎各岛至少有四千年的人类活动历史，最早文化为奥图罗文化。公元1000年左右，来自南美洲的阿拉瓦克人经由小安地列斯群岛抵达，建立起泰诺文化。当西班牙人在1493年到来时，泰诺族群约有三万至六万人，社会由称为“卡西克”的酋长领导[19]。然而欧洲的征服与强制劳役制度，以及新大陆未曾出现过的疾病迅速削弱原住民人口。波多黎各最终于1898年在美西战争后被美国吞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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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地时期（1075年—1754年）
在欧洲历史记录中，对美洲的最早提及可追溯至约1075年，来自中世纪编年史家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的著述，其中提到一个被称为“文兰”（Vinland）的地方。这一名称也出现在北欧的冰岛语文献《文兰萨迦》（Vinland sagas）中，描述了维京人航行至遥远西方大陆的传说[20]。考古学家已在今日加拿大地区发现诺斯人曾经定居的有力证据，虽然他们是否进入新英格兰地区仍有学术争议[21]，但这些早期足迹显示欧洲人在哥伦布之前就可能与美洲接触过。
真正彻底改变大西洋两岸命运的，是15世纪末以后展开的哥伦布大交换，这场交流将人、动植物与病菌带入全新的世界，改变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命运。对欧洲而言，来自美洲的营养作物如马铃薯、玉米与番茄，促进了人口的快速成长；而对美洲原住民而言，却是致命灾难的开始。当欧洲人抵达北美大陆时，原住民族的反应从热情接待到激烈抵抗不等。虽然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但更严重的是欧洲带来的瘟疫，天花与麻疹等欧亚传染病在原住民社会肆虐，由于缺乏免疫力，许多部落在欧洲人定居前就已因瘟疫而瓦解，整个社会结构被彻底改变[22][23]。
自16世纪初起，多个欧洲国家试图在今日美国领土上建立殖民地，但多数早期尝试以失败告终。殖民者往往面临极高的死亡率，原因包括当地疾病、水源污染、粮食短缺、补给不足、与原住民的冲突、以及敌对欧洲势力的攻击等。这些艰困条件考验著殖民者的生存意志，也使得早期定居活动进展缓慢。尽管挑战重重，欧洲人持续将马匹、牛、猪等牲畜引入美洲，这些动物在当地迅速繁衍，对生态与农业造成长远影响。同时，他们也将玉米、番茄、烟草、火鸡、豆类与南瓜等美洲作物带回欧洲，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人的饮食与经济资源[5]。
最早获得巨大利益的是西班牙。哥伦布航行之后不久，西班牙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夺取大量黄金与白银，进一步壮大西班牙王室的财政与军事力量，成为欧洲的霸主。然而，这样的优势并未持久。到了17世纪末，法国、荷兰与英格兰等势力纷纷投入对新大陆的探索与殖民竞赛，希望能复制西班牙的成功。于是，欧洲列强相继在大西洋西岸建立据点，展开了扩张与竞争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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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帝国在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加勒比海及南美地区后，扩展其在新大陆的势力版图，将殖民目光逐渐转向北方，包括今日美国境内的广大土地。透过各种远征与探索，西班牙希望在此地建立宗教与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扩大其帝国势力。然而，殖民过程充满挑战，许多早期的尝试皆以失败收场。
1492年，哥伦布开启了欧洲人在美洲的存在，其后西班牙于加勒比海建立据点，逐步将影响力扩展至包括今日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地区。1513年，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抵达今日佛罗里达，并将该地命名为“La Florida”[24]。西班牙人在美国东南部的初期殖民多为短暂且不成功的尝试，包括1526年在今日南卡罗来纳建立的圣米格尔-德瓜尔达佩（San Miguel de Gualdape）、1528至1536年间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在佛罗里达西岸的探险、1559至1561年于西属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Pensacola）殖民、1567至1568年在北卡罗来纳的圣胡安堡（Fort San Juan），以及1570至1571年在弗吉尼亚的阿哈坎传教站（Ajacán Mission）。这些据点大多因补给不足、疾病横行、与当地原住民冲突激烈或敌对势力攻击而告终。
同时，西班牙探险队很快就到达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密西西比河、大峡谷[25]和大平原[26]。1539年，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深入探索美国东南地区[26]；隔年，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Francisco Coronado）则自亚利桑那出发，远至堪萨斯中部，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地[26]。科罗纳多队伍遗留的马匹散播至整个大平原，使得当地原住民族在数代内迅速掌握骑术，改变了平原印地安人的生活方式[5]。
尽管西班牙征服者希望在佛罗里达找到如墨西哥般的黄金宝藏，但现实与想像相去甚远。西班牙人未能在此地找到大规模财富，却频繁与原住民冲突，并与其他欧洲势力竞争。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与佛罗里达原住民爆发多次战斗。1560年代，西班牙驱逐了定居在今日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1586年，英国私掠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烧毁了圣奥古斯丁的西班牙人定居地。至17世纪初，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势力范围仍主要集中于圣约翰河入海口至圣奥古斯丁一带，总面积仅约一千平方英里。西班牙王室试图在此复制先前于墨西哥与安地斯山脉地区使用的统治手段，包括设立传教站与推行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即授予殖民者使用原住民劳动力的权利。传教士获准进入提穆库亚（Timucua）与瓜勒（Guale）原住民村落，推动天主教信仰的传播与社会控制。
尽管佛罗里达的统治未臻稳固，西班牙在该地仍然发展了农牧经济与传教系统。1630年代，传教站扩展至佛罗里达狭地的阿巴拉契亚（Apalachee）地区。当时的阿巴拉契亚部落是佛罗里达最强大的原住民族之一，其领地从今日佛罗里达与乔治亚边界延伸至墨西哥湾沿岸。当地农民耕种玉米与其他作物，透过皇家之路（El Camino Real）与圣奥古斯丁连结，发展出区域贸易网络。西班牙殖民者也在圣约翰河以东放牧牛群，农场最远达阿巴拉契亚地区。
在西部地区，1598年胡安·德·奥尼亚特（Juan de Oñate）率领约四百名士兵、殖民者与传教士自墨西哥北上，进入今日新墨西哥地区，开启了美国西南部的殖民历史。这段历史以暴力与镇压开场。当奥尼亚特攻陷阿科马普韦布洛（Acoma Pueblo）—被称为“空中之城”的普韦布洛人城镇时，屠杀约一半居民，包括妇女与儿童。对十五岁以上的男性，他命令砍去一只脚；妇女与儿童则被奴役。经过血腥屠杀，西班牙于1610年在圣菲（Santa Fe）建立了西南地区首个永久性定居点。然由于与墨西哥城距离遥远，且自然环境干燥贫瘠，西班牙人迁居至西南部的意愿不高。到1680年，当地的欧洲人口仅约三千人。殖民者与当地普韦布洛人进行贸易，也剥削其劳动力。当地普韦布洛人口自1600年的六万人骤减至1680年的约一万七千人，主因仍为疫病、战争与压迫性殖民制度。
面对军事远征收效有限，西班牙逐步调整殖民策略，以传教系统作为北美扩张的核心。信仰始终是西班牙殖民正当性的基础，宗教征服与领土扩张从未分离。方济会修士为主的传教士成为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先锋。他们在传播天主教信仰的名义下进入各部落，建立教堂、学校与农场，并与当地社会建立紧密联系。至17世纪初，西班牙传教士已在格兰德河流域与加利福尼亚地区建立数十座传教站，从而巩固了西班牙在北美西部的影响力。透过传教、农牧开发与与原住民的互动，这些传教站不仅为西班牙帝国提供宗教扩展的基地，也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起点，许多今日美国西南的主要城市如圣安东尼奥、阿尔伯克基、图森、洛杉矶与旧金山皆起源于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定居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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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来，欧洲列强相继踏足美洲大陆，展开殖民活动。西班牙早期成功掠夺中南美洲的资源，引起法国等其他强权的关注。法国虽受宗教改革及内部战争困扰，仍积极投入对新世界的探索与经营。新法兰西的形成与发展，成为美洲殖民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
法国对新世界的兴趣始于十六世纪初，当时法国王室资助探险行动，寻找通往亚洲的西北航道。1524年，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受法国王室指派，探索北美东岸，曾抵达今日北卡罗来纳、纽约港与纳拉甘西特湾。他是第一位进入这些水域的欧洲人，为后续法国的殖民奠定基础。1540年代，法国胡格诺派在今日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附近建立卡罗琳堡（Fort Caroline），成为法国最早的北美殖民据点之一。然而，1565年西班牙派遣佩德罗·梅内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率军摧毁该地，并建立了圣奥古斯丁，成为日后美国境内最早的持久欧洲殖民地。
尽管初期尝试未果，法国并未放弃对美洲的拓展。1603年，贸易公司在阿卡迪亚（今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建立皇家港（Port Royal），开展与当地原住民的毛皮贸易。1608年，由萨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领导创立的魁北克市，成为新法兰西的核心据点，也象征法国在北美正式展开殖民事业。新法兰西的殖民策略有别于西班牙与英国。法国人重视与原住民的合作关系，尤其在毛皮贸易方面，法国商人深知倘若压迫或取代原住民，将可能失去获利的来源。因此，他们多半采取合作与互惠的方式经营，建立了相对和平的互动模式。法国殖民者数量远少于西班牙与英国，定居意愿亦较低，多以贸易为主。
法国与原住民的密切关系亦反映在宗教活动与家庭生活上。耶稣会传教士不同于西班牙的方济会传教士，他们不强制聚集原住民于教区内，而是选择与部落共同生活，学习语言，传递信仰。许多法国毛皮商人与原住民妇女通婚，形成了混血后裔，法语中称之为“梅蒂人”（Métis）。这些家庭成为新法兰西社会的重要一环，亦促进双方文化的融合。法国人与居住在安大略湖沿岸的休伦族的关系尤为密切。休伦人参与天主教转化并积极投入毛皮贸易，然而，这段关系也使他们成为欧洲冲突的牺牲者。欧洲传染病对休伦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而法荷之间的贸易与地缘冲突亦牵连休伦人，最终使其人口急遽下降。17世纪中叶，强大的易洛魁联盟自东部压迫其他阿尔冈昆语族部落，迫使后者向法国领地靠拢。这段互动演化出一种历史学者所称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即欧洲人与原住民之间的交流、协商与适应空间。法国商人学习原住民的礼赠与调解文化，原住民则接触欧洲市场与法律。这种文化混合的现象在大湖地区持续存在，直到英国殖民势力与美国拓荒者大量涌入，逐步瓦解当地平衡。
在地理分布上，多数法国殖民者集中于魁北克与阿卡迪亚，但透过贸易路线，其影响力扩展至密西西比河与伊利诺伊河流域。沿着这些河道，法国人在小村落中建立农业社区，向墨西哥湾沿岸输送谷物等资源。路易斯安那地区也逐渐形成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定居模式，并建立了新奥尔良、莫比尔与比洛克西等城市。
法国的殖民政策同时受到国内宗教政策影响。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发布枫丹白露敕令正式禁止新教信仰，导致许多胡格诺派欲逃往海外寻求自由。然而，新法兰西仅允许天主教徒入境，使得这些新教徒无法进入殖民地。尽管如此，仍有少数非法移民设法前往新世界，成为法国殖民历史的一部分。
法国殖民并未以大量移民或强制征服为主轴，其发展模式在北美与英西殖民体系迥异。法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网络，更像是一个依赖毛皮贸易与原住民联盟所维系的商业与宗教据点。这样的策略虽有其优势，却也难以在日益竞争的殖民体系中维持长久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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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初期，荷兰作为一个小型但富裕的海洋国家，于全球殖民竞赛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581年，荷兰正式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国家。1609年，荷兰为寻找通往亚洲的西北航道，雇用英国人亨利·哈得孙进行探险，虽未达成原始目标，但却发现了今日以他命名的哈得孙河流域，并以此声索今日纽约地区的领土，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1621年，荷兰正式授权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在非洲、加勒比海及北美展开殖民事业。曼哈顿岛成为支援其加勒比海殖民地和打击西班牙贸易的据点。
当时的欧洲正经历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动荡，英国与法国因内部的宗教冲突无力对抗西班牙，使得西班牙能够在新世界掠夺巨额财富。然而，西班牙对美洲原住民的暴行被揭露后在欧洲激起广泛关注，被称为“黑色传说”的描述揭示了西班牙对美洲原住民的残酷压迫，包括强迫劳动与大规模屠杀。荷兰与其他欧洲强权遂以人道与宗教的名义，合理化对新世界的殖民行动。
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成立，主要为开发北美的毛皮贸易。然而，早期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管理不善与与原住民的冲突。1626年，荷兰人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自当地的蒙西族人手中“购买”了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成为新尼德兰的首府。该地随后迅速发展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荷兰虽信奉加尔文主义，在北美建立改革宗教会，但对其他宗教与文化保持宽容态度，并与北方的易洛魁联盟建立稳定贸易关系[28]。
荷兰人深知“黑色传说”对西班牙形象的打击，力图避免重蹈覆辙，并根据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的理念，承认原住民拥有与欧洲人相等的自然权利。殖民地官员坚持购地原则，试图用和平手段拓展领土。不过，这些交易常因双方对土地所有权理解不同而产生误会，可能是荷兰人支付给错误的部族，或是原住民并未意识到交易意味着永久割让土地。与法国殖民者相似，荷兰人追求贸易利益而非征服。他们将与原住民的贸易视为殖民地的核心经济活动，携带名为“贝壳串珠”（wampum）的贝珠沿着原住民的贸易路线交换海狸毛皮。这些贝珠由南新英格兰沿岸的阿冈昆族制成，在易洛魁族中具有仪式与外交用途，甚至成为交易中的货币，可购买土地与日用品。
除了贸易，荷兰人亦开始发展农场、村落与木材营地。为鼓励移民，公司实施大庄园主制度（Patroon），授予富有地主大片土地，并由其资助佃农渡海工作。然而，这套制度未能有效吸引足够的移民。由于庄园主制度未能提供足够的劳工，殖民当局于1626年引进十一位非洲奴隶，协助建设新阿姆斯特丹，包括兴建防御工事（今华尔街一带），铺设道路及维持港口运作。为防止种族混居，荷兰亦引进女性奴隶，建立非洲裔家庭。1641年记录了第一场非洲裔婚姻，至1650年，殖民地已有至少五百名非洲奴隶；1660年时，新阿姆斯特丹成为北美最大的城市奴隶人口集中地。
新尼德兰的存在对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扩张构成障碍，导致多次冲突。1664年，英军进攻新阿姆斯特丹，荷兰未能有效防守，殖民地遂落入英国手中，被更名为纽约（New York），其首府亦改称纽约市。1667年，英荷双方签署《布雷达条约》，此举标志着荷兰在北美殖民地的结束，也代表英国在该地区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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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瑞典帝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扮演着主要的军事与政治角色，国力正处于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其他欧洲强权从海外殖民地中获得丰厚财富，瑞典也渴望扩展其在新世界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由瑞典、荷兰及德国共同出资的新瑞典公司（New Sweden Company）于1637年成立，目的是在北美从事毛皮与烟草贸易。首航由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指挥，他曾于1626年至1631年担任荷兰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总督。1637年底，他率领两艘帆船自瑞典启航，横渡大西洋。1638年3月，船队抵达今日特拉华州的特拉华湾，并在当地建立了克里斯蒂娜堡（Fort Christina），以当时年仅十二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命名，这座堡垒瑞典殖民者在北美洲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欧洲人在特拉华河流域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据点[29][30]。
在随后的十七年间，共有十二次瑞典远征自本土出发，最终共有约六百名瑞典人与芬兰人搭乘十一艘船抵达新瑞典。他们在特拉华河两岸建立了农场与小型聚落，殖民范围逐渐扩展至今日的特拉华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等地。在1643年至1653年间，瑞典殖民地的发展在总督约翰·比约恩松·普林茨（Johan Björnsson Printz）的领导下达到高峰，普林茨在任内推动殖民地向北发展，延伸至特拉华河上下游两岸，并兴建了新埃尔夫斯堡堡（Fort Nya Elfsborg），位于今日新泽西州的塞勒姆附近，以封锁来自英国与荷兰的船只。他同时加强军备与商业设施，为新瑞典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同时，瑞典与芬兰移民大致与邻近的荷兰殖民者及莱纳佩原住民和平共处。
然而，普林茨采取的专制治理方式引发不满。部分殖民者上书请求改革，却被视为叛乱，导致普林茨最终返回瑞典。1654年，约翰·瑞辛（Johan Risingh）接替普林茨，成为新瑞典的最后一任总督。瑞辛上任后不久，便试图驱逐位于特拉华河西岸的荷兰势力。他出兵攻占位于克里斯蒂娜堡下游、由荷兰人所建的卡西米尔堡（Fort Casimir），该堡位于今日特拉华州的纽卡斯尔，由于该堡当时缺乏火药，瑞典人未发一枪即成功夺下，并将其改名为三一堡（Fort Trinity）。此举激怒了荷兰新阿姆斯特丹的总督彼得·斯泰弗森特（Peter Stuyvesant）。翌年夏天，他率领七艘武装船舰与三百多名士兵，沿特拉华河反击。由于人数悬殊，瑞典人无力抵抗，于是先后交出三一堡与克里斯蒂娜堡。至此，瑞典对新瑞典的主权宣告终结]][29][30]。
殖民地落入荷兰人之手后，瑞典与芬兰人的影响依然存在。斯泰弗森特允许当地居民以“瑞典民族”自居，自行选择法庭、维持宗教信仰自由、组织民兵、保有土地所有权并继续与原住民贸易。这种半自治的体制一直持续到1681年，直到英国人威廉·佩恩获得宾夕法尼亚与下游三县（即今日特拉华州）的特许状，“瑞典民族”自治才真正结束。虽然新瑞典作为一个独立殖民地仅存在十七年，但其文化与人口影响在当地延续甚久，许多瑞典与芬兰移民及后代在新泽西、特拉华与宾夕法尼亚继续定居。
在西班牙于新世界拓殖一百年后，英格兰终于准备踏上殖民北美的道路。西班牙透过征服和掠夺美洲殖民地，为其带来巨大的财富，使得英格兰对此垂涎不已。在经历宗教改革与政局动荡后，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带领英格兰迈入所谓的“黄金时代”，这段时期的英格兰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伴随着对外贸易和航海探索的蓬勃发展，借由国家支持的生产与贸易制度，积极扩张海外市场，为殖民事业提供基础。
英国的殖民动力在国内多重因素交织下迅速升温。西班牙的强势地位引发激烈竞争，而国内贵族财富增加与社会动荡并存，也推动英国对外寻求新的出路。不过，殖民倡议者往往不单以经济理由为诉求，更披上宗教与道德的外衣。他们宣称海外殖民乃是实践上帝旨意的事业，能够向新世界的异教民族传播基督信仰，进而彰显上帝、英格兰与新教的荣耀。1584年，理查德·哈克卢伊特在《西方殖民论》（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Planting）中详列英格兰殖民的宗教、道德与经济理由。他援引“黑色传说”来强调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残暴行径，并指称英格兰殖民将成为对抗天主教异端的利器，唯有英格兰介入，美洲方有可能免于西班牙的专制与邪恶。此外，他指出殖民事业将为英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不仅可借由开采资源充实国库，亦能取得建构强大海军所需的原料。更重要的是，哈克卢特主张殖民地可作为收容英格兰境内无地流民与失业者的社会安全阀，让贫民得以在新世界重新谋生。
1588年，由于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遭到处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动员无敌舰队，企图摧毁英国海军并推翻伊丽莎白女王。虽然英国舰队规模较小，却凭借机动灵活与战术优势，在与西班牙舰队周旋之际成功拖延其行动，使西班牙舰队被迫转往荷兰寻求补给，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重创无敌舰队，使西班牙的入侵计划彻底失败。这场灾难不仅削弱了西班牙在海上与欧洲的主导地位，还拯救了英格兰的新教政权，为英国海权的扩张铺平道路，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至1600年，英国已整装待发，准备进一步进入北美大陆，展开属于自己的殖民时代。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在北美洲东岸（大西洋沿岸）建立十三个殖民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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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早期在新世界最成功的行动却非建设殖民地，而是国家支持下的私掠行动。伊丽莎白女王授权如约翰·霍金斯与弗朗西斯·德瑞克等人从事对西班牙的掠夺行为，他们袭击西班牙的船队与美洲城镇，这些行动为个人与王室皆带来可观利润。直到1604年，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与西班牙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近二十年的英西战争。由于海上掠夺行为不再能带来稳定利润，英国转而将重心放在实质殖民上。1606年，詹姆斯一世批准成立弗吉尼亚公司，其名称即为纪念被尊为“童贞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期望在新世界发现黄金、白银与其他贵重资源。
1607年，英国人于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河畔建立詹姆斯敦，成为英国在北美第一个成功的永久殖民地。初期的殖民者过于沉迷于寻金梦，对于实际在异域生存缺乏准备与能力。在最初的一年内，由约翰·史密斯勉力支撑著该定居点的基本运作，但在他于1609年返回英格兰后，殖民地很快陷入无政府状态，生命与秩序岌岌可危。直到1616年，詹姆斯敦的情况依然不见起色。自开埠以来，已有约八成移民病死或饿死。整个殖民地几近毁灭，缺乏可赖以为生的产业，严重依赖当地原住民与英国的不定期补给。正当一切前景黯淡之时，烟草的出现扭转了局势。1616年，约翰·罗尔夫将来自特立尼达与圭亚那的烟草品种进行杂交，种植出第一批适应当地气候的烟草作物。次年，詹姆斯敦将第一批烟草运往英格兰。这种美洲原生作物在欧洲供不应求，价格居高不下，从此掀起弗吉尼亚的烟草热潮，并逐渐向马里兰等地扩展。短短十年间，烟草便成为弗吉尼亚的经济命脉。
烟草的种植为英国殖民提供稳定收入，也吸引更多移民踏上北美，但同时带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烟草的种植需大量人手，而英国本地移民远不足以支撑需求。为了鼓励定居与组织管理，弗吉尼亚公司于1619年设立“市民院”，该机构由白人地主组成，象征殖民地有限的代表制度，也标志着英国殖民地初期的自治架构。同年，一艘荷兰奴隶船将二十名非洲人贩卖至弗吉尼亚殖民地，南方奴隶制度由此诞生。随着对劳工的需求攀升，黑奴的进口与使用迅速扩张。然而，詹姆斯敦在发展同时也面对传染病与当地原住民族的威胁，其中1622年波瓦坦联盟对殖民地展开大规模袭击，使殖民者损失惨重。长年困境使得英王詹姆斯一世最终在1624年收回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将该地改为皇家直辖殖民地，正式纳入英国王室管理之下。
新英格兰殖民地自1620年起陆续建立，其成立动机与弗吉尼亚等地的英国殖民地有明显差异。虽然来到新英格兰的移民亦期待经济上的收获，但宗教信仰在该地的政治、文化与殖民实践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7世纪迁居新英格兰的英国人并非全为清教徒，但清教徒在新英格兰的政治与宗教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新英格兰最初的殖民行动源于清教徒对宗教迫害的逃避。在英国宗教改革（约1530年起）后的百年间，清教徒一直致力于“净化”英国国教会，反对其保留的天主教仪式与架构。1620年，一群分离派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原计划前往弗吉尼亚，但途中遭遇风暴，被迫在今日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登陆。为建立基本的社会秩序，他们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自我约束于一套共同的规则之下，奠定了自治政府的基础。然而，首个冬天他们遭遇严寒与饥荒，约有半数人不幸丧生[32]。后来在当地万帕诺亚格原住民的协助下，殖民者学会了种植玉米等技术，逐渐在新大陆立足。
当查理一世于1625年即位后，清教徒在英国的处境恶化，被视为极端与不安分的宗教分子。于是，自1630年至1640年间，约两万名清教徒展开“大迁徙”，横渡大西洋前往新英格兰，期望在北美建立一个更纯正的宗教共同体，暂时离开英国以实现改革理想。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十年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于1630年正式成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在初期获得了自治特许，并由创办人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出任首任总督，建立起一套具高度自治性的政治体制。然而，这样的宗教与政治结构亦引发内部争议。清教徒社会中的异议者如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批评温斯洛普对原住民的不公对待及宗教上的不宽容，最终于1636年离开马萨诸塞，创建了基于宗教自由原则的普罗维登斯殖民地，即后来的罗得岛。此外，康涅迪格河流域与今日新罕布什尔、缅因沿海地区也陆续出现英国殖民者定居的据点。
与南方的殖民地如弗吉尼亚形成对比，新英格兰的移民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迁移。这些移民多属英国社会的中产阶层，他们在新大陆所建立的社区往往模仿英国家乡的结构，形成由自耕农组成的小镇聚落。由于新英格兰的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且地势多山，不适合种植需大量劳力的大宗作物，种植园经济与奴隶制度在当地无法普及。由于农业条件受限，当地转而开发水力资源，利用河流建设谷物磨坊与锯木厂，并依托众多天然港口发展对外贸易。工业中心周边逐渐形成紧密的村镇社区，而波士顿迅速崛起为北美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成为新英格兰的经济与文化核心。因此，新英格兰形成了一种基于混合经济的小型自给自足体系，包括小农经营、木材加工、捕鱼、造船及大西洋贸易。然而，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与原住民族的冲突亦不断升级。1637年的佩科特战争与1675年爆发的菲利普国王战争，皆为该地区最严重的武装冲突。
在17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对位于弗吉尼亚与新英格兰之间的广阔区域关注甚少。该地区相较前两者拥有显著的自然优势，中部殖民地的气候比切萨皮克湾地区和新英格兰更为温和，且拥有三条重要的可通航河流：萨斯奎汉纳河、特拉华河与哈得孙河。早期，瑞典人与荷兰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分别为特拉华河畔的新瑞典与哈得孙河畔的新尼德兰。与荷兰在全球其他地区建立的大型殖民地相比，新尼德兰显得相对次要。然而，荷兰西印度公司为了保住该地区毛皮贸易的利益，于1625年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虽然荷兰政府对定居于新尼德兰的居民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但殖民地人口始终稀少，这使其在1650年代至1660年代期间易于受到英国的攻击。1664年，新尼德兰正式被英国接管，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以纪念查理二世之弟、出资发动此次远征的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尽管荷兰人在1667年短暂夺回该地，但最终仍无法保持统治。此后，由于阶级与族群冲突，纽约殖民者在1688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对英国当局展开反抗。至十八世纪，拥有荷兰血统的居民依旧对英国文化同化表现出抗拒，甚至令纽约的英国圣公会信徒抱怨此地“更像一个被征服的外国省分”。
查理二世与约克公爵在获得新尼德兰后，希望加强英国对大西洋沿岸的掌控，表面上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税收，实际上则是借由设立专属殖民地，如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与卡罗来纳群地，用以偿还英国国内的政治债务与财务承诺。1664年，约克公爵将哈得孙河与特拉华河之间的土地授予两位英国贵族，这些地区随后被划分为东泽西与西泽西两个殖民地。西泽西的地主之一为威廉·佩恩。佩恩于1681年创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旨在为宗教异见者提供庇护所，包括贵格会、卫理公会与阿米什人[33]。殖民地首府费城在短短数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中部的商业重镇。除了贵格会徒聚居城市外，来自德意志的移民也大批迁入宾夕法尼亚的山地与伍德兰区，而苏格兰-爱尔兰人则向西方边境拓展。
中部殖民地拥有肥沃土壤，使其成为北美主要的小麦与其他谷物出口地区。此外，茂密的森林资源为木材与造船业提供丰富原料，这些产业在中部地区发展繁荣。宾夕法尼亚在纺织与铁器制造方面也取得成功，进一步丰富了中部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与多元结构。
英属美洲的南部殖民地包括马里兰省、弗吉尼亚殖民地、卡罗来纳省（1712年分为北卡罗来纳与南卡罗来纳）以及乔治亚省。这些地区以农业为主，与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城镇化与多元经济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南部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模式奠基于大庄园制度、小农经济以及大量依赖奴隶的劳动体系。
在弗吉尼亚之后，南部第二个成立的英国殖民地是马里兰。马里兰于1632年由英王查理一世特许建立，最初旨在作为天主教徒的避难所。查理一世将切萨皮克湾北端约1200万英亩的土地授予其好友与政治盟友第二代巴尔的摩勋爵赛西尔·卡尔弗特。卡尔弗特期望借由该殖民地获取财富，同时为英格兰饱受新教压迫的天主教徒提供安身之所。在王室天主教倾向的庇护下，第一批由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共同组成的移民团于1633年底离开英格兰，于1634年3月抵达马里兰。这里的中产阶层移民得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土地与机会，马里兰凭借烟草种植迅速繁荣，没有重蹈弗吉尼亚早期遭遇的艰难困境。
1670年，卡罗来纳省建立。卡罗来纳的建立为查理二世在东海岸巩固英国势力与偿还政治、财政债务的重要一环。他将该地赐予八位贵族，即卡罗来纳的领主（Lords Proprietor of Carolina）。他们仿效巴巴多斯殖民地的模式，在南部推动类似的农业发展。1670年，三艘来自巴巴多斯的船只抵达阿什利河口，建立查尔斯顿。此举公然挑战西班牙对该地的主权声索。与以烟草为经济主轴的弗吉尼亚不同，卡罗来纳拥有更为多元化的出口商品，如稻米、靛蓝与木材，查尔斯顿成为该地区的重要贸易港口。卡罗来纳在1712年正式分为北卡罗来纳与南卡罗来纳。北卡地区由于与弗吉尼亚接壤，早期便有不少移民入驻，并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农业社会。而南卡则因沿海肥沃土地与优越港口而发展出大型种植园，成为稻米与靛蓝的重要出口地。
1732年，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建立乔治亚殖民地，作为西班牙佛罗里达的缓冲区及英国境内贫民与前囚犯的改革性安置地[33]。虽然初期强调社会实验与人道精神，但乔治亚最终也步入南方典型的种植园经济轨道，并引进奴隶制度以支撑劳动力需求。整体上，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活动对劳动力需求极大，使得该地区的奴隶人口比例远高于英属美洲其他地区，并在18世纪逐渐形成一个由庄园主阶级主导、奴隶制度迅速扩张的社会结构，为日后美国南方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
革命时期（1754年—1781年）
美国革命的直接起因可追溯至七年战争结束后大英帝国对殖民地政策的重大调整。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是一场横跨欧洲、美洲、亚洲与非洲的全球性战争，巴黎和约的签署标志着战争的结束。法国割让其大片北美殖民地于英国及西班牙，其结果使英国获得前所未有的领土扩张，包括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北美大陆与法属加拿大，同时也巩固了对印度的控制。然而，这场胜利背后的代价极为沉重。英国的国债几乎翻倍，达到年收入的十三倍以上，而帝国疆域的扩张也迫使其承担起更高的军事与行政成本，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西部边界的防卫上。为了解决这些财政与管理问题，英国政府在1760年代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直接控制，这也引发了殖民地日益激烈的反弹。1763年，王室颁布《皇家公告》，禁止殖民者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定居，以避免与原住民的冲突并减少军费开支，但许多殖民者曾在战争中与英军并肩作战，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有权进入这片土地，对此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其中反对最强力的是乔治·华盛顿与富兰克林[32]。
英国国会进一步尝试征税以填补战后财政赤字。1764年通过的食糖法虽试图以已有税项强化执行，但真正引发殖民者大规模反对的是1765年的印花法令。该法首次对殖民地内部征收直接税，要求包括报纸、法律文件甚至扑克牌等在内的印刷品使用附有税章的纸张，象征已缴税。此前殖民地仅缴纳进出口关税等间接税，从未承受此种直接赋税，因此普遍认为此举侵犯其作为英国臣民的基本权利。“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声迅速席卷北美，引发抗议风潮[34]。1765年10月，来自九个殖民地的27名代表在纽约集会，包括班哲文·富兰克林、小詹姆斯·奥蒂斯等人，联合提出抗议。迫于压力，英国国会于1766年2月撤销《印花法令》，但同时通过《声明法案》，重申其有权“在所有情况下”制定适用于殖民地的法律，试图维护国会的主权。
1767年，英国再次尝试通过《汤森法令》课税，对铅、玻璃、茶叶等商品征收进口税。虽然这类税被视为间接税，但殖民者仍认为该法令是仅针对向殖民地出口的商品而征收的特殊关税，目的是单独从殖民地获取收入。1768年，英军为镇压抗议者而进驻波士顿，最终酿成1770年的波士顿大屠杀事件。五位殖民者丧生，其中包括非裔水手克里斯帕斯·阿塔克斯。事件震动英国国会，导致除茶叶税外的所有税项在1770年3月被撤销。为拯救财政困难的东印度公司，国会于1773年通过《茶叶法》，允许公司直接在殖民地销售茶叶并免除伦敦出口税。尽管此举可使茶价大幅降低，殖民者仍认为购买这些茶相当于承认国会的课税权，因此坚决抵制。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居民化妆成原住民，登上停泊港口的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港中，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
英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硬回应。1774年，国会通过一系列惩罚性法案，包括《马萨诸塞政府法》、《波士顿港口法》等，合称“不可容忍法案”，彻底剥夺马萨诸塞的自治权，并实施军事管制。此举不仅未能孤立马萨诸塞，反而促使其他殖民地产生更强的集体意识。各地成立通讯委员会与省议会，纷纷仿效马萨诸塞组织地方政权，实际控制地方政府与法院。1774年9月5日，除乔治亚外的十二个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为统一应对英国政策展开协调。会议期间通过《殖民者权利宣言》，重申殖民者拥有与本国臣民同等的权利，包括只能由其选举代表课税及享有陪审团审判等基本保障。最重要的举措是通过《大陆协定》，提倡抵制英国商品，建立统一的经济与道德行动纲领，并赋予普通民众前所未有的参政角色。这份文件堪称当时最激进的政治声明之一，虽未立即改变英国政策，却为接下来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35]。
当第二次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再次召开时，马萨诸塞的战火早已点燃。1775年4月，列星顿与康科德的交火标志着战事正式爆发。波士顿硝烟四起之时，大陆会议则陷于政策路线的分歧。马萨诸塞的激进代表，如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与约翰·汉考克，主张支持当地民兵，认为应立即强化军事行动。然而，来自纽约、新泽西与费城等中部殖民地的代表则持温和立场，倾向寻求与英国的和解。会议最终达成妥协，决议接管马萨诸塞民兵，并组建大陆军，推举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36]。同时，温和派亦草拟《橄榄枝请愿书》，向英王表达殖民地渴望恢复与母国往日和谐关系的诚意，但当时多数人已意识到，和解的希望日益渺茫。《橄榄枝请愿书》于1775年8月13日抵达英国，但尚未递交前，乔治三世已于数日前颁布《镇压造反与叛乱宣言》，认定北美殖民地已受“危险且心怀不轨者”误导，正“叛逆地筹备、组织并对我们发动战争”。同年10月，乔治三世在国会发表演说，断然否定殖民者的请愿，声称其行动明显意图建立一个独立帝国。
1776年初，“独立”成为民间公开辩论的议题。各地市镇会议纷纷通过支持独立的决议案。此时，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迅速改变了社会舆论气氛，这本小册子由刚从英国移民到费城的托马斯·潘恩撰写，他强烈抨击君主制度，质疑英国帝国统治的正当性，并写道：“让一座岛屿永远统治一整个大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常识》以简明语言、圣经典故与激烈措辞吸引了广泛读者，在殖民地迅速传播，对公共舆论产生巨大影响。1776年5月10日，距离正式宣布独立尚有两月，大陆会议通过一项关键决议，呼吁尚未建立革命政府的殖民地尽速行动，接管地方政权，并草拟新宪章。此举实为对英王政府主权的实质否定，可视为大陆会议首次向独立迈出的正式步伐。6月7日，弗吉尼亚代表理查·亨利·李提出著名的《李氏决议文》，主张“这些联合殖民地现在是，并且理当是，自由而独立的州；它们解除对英国皇室的一切效忠义务，并应完全终止与大不列颠之间的所有政治联系”。
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李氏决议文》，正式宣布十三个殖民地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两日后，即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由大陆会议通过并签署，正式公布于世。该文件由托马斯·杰斐逊为主要起草人，强调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之权利，并主张政权的正当性建立于人民的同意之上[37]。《独立宣言》表现了美国开国元勋所奉行的共和主义理念，明确拒绝英国的君主制度[38]。自此，每年的七月四日遂成为美国独立日[39]。
美国独立战争始于列星顿与康科德的冲突，远在大陆会议正式宣布独立之前[40]。1775年，英国政府原以为，只需透过战争的威胁与少数几次针对殖民地军需物资的突袭，便能压制叛乱；然而，这些突袭最终演变为全面的军事冲突。1776年3月，大陆军在乔治·华盛顿的指挥下首次获得重要胜利，成功围困波士顿并迫使英军撤离。1776年夏，英军自波士顿南撤后抵达纽约，史上最大规模的英国远征军也陆续抵达，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德国黑森佣兵。纽约不仅具战略位置，便于控制哈得孙河、孤立新英格兰地区，亦有大量效忠英王的居民，尤其集中于商人与圣公会教徒之中。英军总司令威廉·何奥随即展开纽约及新泽西战役。1976年10月，英军对布鲁克林与曼哈顿发起长岛会战，并于11月攻占纽约市，大陆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至新泽西。为扭转劣势，华盛顿率军在圣诞节当晚横渡特拉华河，带领他仅存的数千名士兵突袭驻扎在特伦顿的黑森佣兵，取得战术胜利，进而在普林斯顿再下一城，这些小规模但关键的胜利，使大陆军夺得急需的补给并大大提振了士气，为此前纽约失利带来转机。
1777年，大陆军在纽约北部取得更具决定性的胜利。英军将领约翰·伯戈因自加拿大率军南下，原计划与威廉·何奥自曼哈顿北上的部队会合以控制哈得孙河，但何奥未通知柏戈因便转攻费城，但进展缓慢而未能支援约翰·伯戈因同时向北推进的战役，最终，柏戈因于萨拉托加之役遭大陆军击败，此役成为战争的重要转捩点。身处巴黎的班哲文·富兰克林一直致力争取法国支援，萨拉托加之胜使法国相信美方胜算提升[41]，于1778年2月6日与美方签订《美法友好贸易条约》，随即转化为军事同盟，罗尚博伯爵率领特别远征军抵达美国，将美国独立战争升格为全球战争，英法于欧洲与印度同时开战。何奥在占领费城期间辞职，由他的副手亨利·克林顿爵士将军接任。 1778年，克林顿奉命撤离费城，并将部队集结在纽约市，以防法美联军发动攻击。英国逐渐意识到欧洲传统的正面交战与夺城策略难以适用于北美。华盛顿亦从纽约失利中汲取教训，认为未经完善训练的大陆军无法与正规英军正面抗衡，遂转而采用游击式策略，避免大规模会战，改以灵活的骚扰与消耗战，维持部队完整，令战争得以持续。
1778年后，英军将重心转向南方战线[42]，认为当地对英王忠诚者较多。自弗吉尼亚至南卡罗来纳与乔治亚的战役中，英军接连攻下主要城市，却因兵力不足，无法有效控制占领区。一旦英军撤离，当地效忠派与爱国者间随即爆发激烈内战，亲人反目的情形屡见不鲜。至1781年，英国已同时与法国、西班牙与荷兰开战，国内对北美战争的支持迅速减弱。美军与法军把握英军南方战略的漏洞展开反击。10月，华盛顿自纽约南下弗吉尼亚，意图包围英军南方主力查尔斯·康沃利斯将军部队。康沃利斯正于约克镇等待自纽约的补给与增援，但法军舰队先一步封锁港口，随后大陆军与法军联合展开约克镇围城战，迫使英军于同月投降。英军再度失去一整支部队，使其战略陷入崩溃，英国国内也失去战斗意志。随后，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又持续了两年，但北美的战火基本上停息。1783年9月3日，英国批准了《巴黎条约》，承认了美国的主权和独立，美国独立战争宣告结束[43]。
邦联时期（1781年—1789年）
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十三个州以《邦联条例与永久联盟》为基础，组建了最初的邦联议会。这部条例于1781年正式获得批准，成为当时美国的基本法。由于殖民地在反抗英国中央集权统治的背景下独立建国，《邦联条例》有意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邦联议会被赋予极有限的权力，将更多权力保留给各州。然而，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很快面临制度设计上的严重缺陷。政府在《邦联条例》之下无法征收税款、无权设立常备军，也无法强制执行全国性法律或推动重要经济政策[44]。尽管它可以发行货币和管理外交事务，但在实际运作上严重依赖各州的配合，也没有任何权力强制要求各州支付拖欠的费用。因此，整个国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无法有效偿还战争债务，也无力推动统一的经济政策来振兴贸易与生产。到1786年，美国面临国家信用破产的边缘。
这种松散联盟的弱点在1786年马萨诸塞州的“谢司叛乱”中暴露无遗[45]。退伍军人丹尼尔·谢司领导农民武装反抗地方政府的高税收与债务追缴，最终由本杰明·林肯将军临时向波士顿商人筹资组建志愿军方能平息叛乱，事件突显出邦联政府缺乏应对内部动乱的能力，引发人们对国家稳定性的严重担忧。与此同时，西部领土的管理也成为邦联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1780年代，部分原属各州的西部土地被让渡给邦联政府，这些地区逐渐组织为联邦领地。大量定居者移居至西北地区，促使这些地区日后升格为州。然而，美洲原住民对于土地被侵占的不满日益升高，西北部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被称为西北印第安战争。由多个部族组成的西北联盟得到英国的秘密支援，而邦联政府对边疆定居者的援助却极其有限，进一步显示中央政府的无力。
在邦联制度下，邦联议会的运作日益瘫痪。由于《邦联条例》规定任何州都拥有对任何提议的否决权[46]，除非有九个州同意，否则重大议案无法通过，部分议案甚至要求13州全体一致，到1787年前后，邦联议会几乎已放弃日常治理。许多革命领袖如华盛顿、富兰克林和鲁弗斯·金等人对共和国前途深感忧虑，开始意识到现行政府架构无法保障美国的未来。面对多方困局，各州的民族主义者开始积极推动改革。在1786年9月召开的安纳波利斯会议上，来自五个州的代表们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制宪会议来讨论对现行制度的修改。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费城会议在独立厅召开，除罗得岛州外其余十二州的议会均派出代表参加。原本的目的在于修订《邦联条例》，但随着会议的进行，代表们决定另起炉灶，拟定一部全新的《美国宪法》。
新宪法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具有实权的中央政府。与《邦联条例》相比，《美国宪法》不仅设立了总统职位，赋予其行政权与军事指挥权，还赋予国会征税与立法的权力。此外，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将联邦政府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三权完全平等，并且互相制衡，防止权力集中，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与法治原则[45]。1787年9月17日，《美国宪法》草案在费城制宪大会上正式签署。1788年7月4日，费城居民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联邦游行”，以庆祝美国联邦政府的即将建立。1788年9月，在足够多的州完成对宪法的批准后，联邦政府得以开始组建[47]，1789年1月7日举行首届国会议员选举，2月4日举行首届总统选举，3月4日正式启动新政府，由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市召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迈入宪政时代。尽管邦联时期的制度被认为是失败的实验，但它提供了重要的过渡经验，为日后的制度改革与国家整合奠定了基础。
1790年7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定都法案》，批准在波托马克河畔设立国家首都，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共同向联邦政府捐赠了一块面积为100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联邦首都的选址，即后来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共和时期初年（1793年—1830年）
美国于1789年举行首次总统选举，由选举人团一致推举乔治·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48]。从1790年代到1830年代的早期共和时代，这个时期标志着美国从宪政架构的奠基逐步迈向稳定的国家体制，并见证了联邦政府的扩大与美国政党制度的兴起，以及国内外政治挑战的出现与回应。
华盛顿执政期间的重要成就是成功建立一个获得全国人民认可的强大联邦政府[49]。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主导下，联邦政府接手各州的战争债务，成立美国第一银行，并制定统一的关税与税收体系，为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财政基础。为了推动这一系列计划，汉密尔顿组建了联邦党，使其成为支持强大中央政府与商业发展的主要政治力量。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趋势也引发反对声音。为回应反联邦派对个人自由的关切，国会于1791年通过《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条文，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与其他基本权利，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政府权力过大的疑虑[50]。与此同时，托马斯·杰斐逊与詹姆斯·麦迪逊联手成立民主共和党，主张农民利益、分权原则与限制联邦权力。这场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演变为美国历史上首次政党体系，史称“第一党系”[51]。
1794年，华盛顿政府与英国签署《杰伊条约》，旨在修复与前宗主国的外交关系。该条约由汉密尔顿与华盛顿力推，却遭到民主共和党的强烈反对。民众对条约的态度成为选民政治倾向的分水岭，政党对立日益激烈。除了政治分歧，新政府亦面临来自边疆地区与社会底层的挑战。西北印第安战争与切罗基战争等原住民冲突，持续困扰边境地区。而1794年的威士忌暴动，则是宾夕法尼亚西部农民对联邦政府课征烈酒税的不满之举，迫使华盛顿亲自调派军队平息暴动[52]。
在完成两届任期后，华盛顿拒绝寻求连任，开创了美国总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53]。1796年，联邦党的约翰·亚当斯在激烈竞争中击败杰斐逊当选总统。亚当斯执政时期正值美法关系恶化，美国进入准战争状态。联邦党趁机通过《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试图压制共和党势力，并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下扩建军队，准备应对法国可能的入侵。然而，亚当斯另辟蹊径，派遣使节团与法国谈判，成功化解危机。此举导致联邦党内部分裂，削弱其政治地位[54][55]。
1800年总统选举中，托马斯·杰斐逊以压倒性票数击败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象征民主共和党全面胜出，同时也是美国政治权力首次在党派之间移交。杰斐逊的当选支持者被视为“1800年的革命”，不仅因为党派更替，更因为他代表了对精英统治的挑战，以及普通白人男性更直接的政治参与。杰斐逊的当选被视为平民政治意识兴起的象征，许多非精英阶层视其为草根政治的代言人。他本人亦强调，总统必须获得全民信任，并视选举胜利为人民透过理性与和平手段改革政府的结果。他致力证明一个由自由人民主导的政府不会导致混乱，而是能够带来持久的团结与秩序。
杰斐逊秉持共和主义理念，崇尚小农经济，认为独立耕作者与庄园主才是共和国的基石。他对城市、工厂与银行存有疑虑，也对联邦政府和司法机构抱持不信任态度。他尝试削弱联邦法院的权力，然而在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主导下，最高法院的职能逐渐明确，特别是在1803年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首次确认法院有权推翻违宪的法律，此举为司法审查制度奠下基础[56]。在国内政策方面，杰斐逊力图实践其简政节支的理想。他削减联邦税收、缩减政府预算，甚至缩编正规军至三千人。他主张美国应远离欧洲事务，维持和平，因此也致力减少国债，并在首任期内废除所有内部税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自由民的经济机会。
杰斐逊总统任内最为人称道的成就是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杰斐逊十分关注美国对密西西比河出海口——新奥尔良港口的控制，因其对西部农民的农产品出口至关重要。当法国于1800年秘密从西班牙手中重新取得路易斯安那时，他深感忧虑。由于海地爆发奴隶起义，黄热病肆虐，加上欧洲战争压力，使拿破仑无力掌控其美洲领地。于是，拿破仑提出以1500万美元出售整个路易斯安那领地，这笔交易使美国获得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袤土地，让美国的国土一夕间几乎倍增，为拓展西部定居提供了无限潜力[57]。为了探索这片新领土，杰斐逊支持数次探险行动，最著名的即为刘易斯与格洛克远征，他们绘制地图、调查资源，并与当地原住民族接触，为日后的拓荒奠定基础[58]。
在外交政策方面，杰斐逊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大西洋上的航行自由问题。英法两国皆不尊重美国的中立立场，尤其英国强行征召美国水手进入其海军，引发极大愤怒。1807年，英军攻击美国舰艇切萨皮克号，更让国内爆发战争呼声。然而，杰斐逊选择采取“和平胁迫”策略，推动《禁运法》，关闭所有对外贸易港口，试图迫使欧洲国家尊重美国中立。这项策略引发广泛争议。虽然其初衷是以非暴力手段避免战争，但实际效果却重创美国经济。
1812年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次关键性的冲突，背景源自国际与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这场战争作为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不仅是美国与前宗主国的全面战争，亦牵涉到原住民联盟与欧洲列强等多方势力，反映出年轻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脆弱与抱负，并成为凝聚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事件。1808年，托马斯·杰斐逊卸任总统后，美国国会废除了先前实施的贸易禁运法案，英国则稍微放宽对美国船只的限制。尽管禁运政策在国内并不受欢迎，杰斐逊依然相信若有更多时间，和平施压的策略将能成功。然而，与英国的紧张关系并未随之消散。
1812年战争的起因，主要可归结为两组国际问题。第一是自1793年法国大革命后英法交战不断，美国希望在英法战争中维持中立的贸易地位。第二则与殖民与革命时期的历史延续有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英国帝国在多方面产生冲突，然而英国当局对美方诉求显得漠视与强硬。多重摩擦最终激化了美国民意。英国海军不断侵害美国船只的中立权，并强征超过一万名美国水手投入与拿破仑的战争。此外，英国也被指支持中西部敌对印第安部族，试图建立亲英印第安屏障国，以阻止美国西扩[59][60][61][62][63]。虽然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极力反对战争，担忧其对与英贸易的影响，但国会仍于1812年6月18日对英国宣战[64]。
战争初期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大西洋战区，从1812年持续至1813年春，当时英国仍集中兵力对抗拿破仑，因此美国尝试入侵英属北美加拿大各省，并派遣初建的海军出战英国舰队。战争初期，美国民兵常因不愿远离家园而士气低落，数次入侵加拿大均以失败告终。英军对美国实施严厉的海上封锁，导致商业停滞、国库破产，新英格兰地区的不满进一步升高，甚至出现私下走私援助英国的行为。第二阶段是1813年至1814年间，战事集中于加拿大与五大湖地区，美军开始取得初步胜利，特别是在伊利湖与西北领地战场，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掌控了伊利湖制海权，并在加拿大击败特库姆塞领导的印第安联盟[65]；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则在东南部击溃当地印第安势力，为美国向中西部拓展扫除障碍。
第三阶段主要为南方战区，1814年初拿破仑的溃败使英国可将更多军力投入北美战场，加强封锁美国港口。8月24日，英军突袭华盛顿特区，焚烧白宫与国会大厦，重创美国士气，但在进攻巴尔的摩时遭遇美军顽强抵抗。英军十九艘舰艇对麦克亨利堡展开长达二十七小时的轰炸，却未能攻下，目睹这一场景的美国诗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于船上创作诗篇，后来成为美国国歌《星条旗》的歌词。北方战线同样出现转机，美军在纽约州普拉茨堡的尚普兰湖战役成功击退英军入侵。1815年初，杰克逊在新奥尔良之战中大获全胜，重挫英军。虽然此时和平谈判已经完成，消息尚未传达至前线。1815年2月18日，美国正式宣布胜利，并公布《根特条约》内容，战前边界得以恢复，战事告终。在这场混乱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之后，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制度逐步成熟，亦是美国至今为止最后一次被敌对军队入侵本土大陆。这场被誉为“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冲突，使美国人更加认同联邦政府地位，强化了国民自豪感[66]，也促使社会开始接受常备军队的必要性，取代过去对民兵制的依赖[67]。
在1815年新奥尔良战役的胜利带来全国性欢欣鼓舞之后，联邦党渐渐失去民意支持[68]，其建立在菁英统治与美德政治观之上的理念难以应对平民政治声音的壮大，民主共和党则因拥抱共和政治语言而崛起，并承诺扩展投票权，使政治领导与选民建立更直接的联系。杰斐逊、麦迪逊与门罗等领导人推行土地政策，让更多公民能够购地定居并取得选举权。在他们的领导下，美国新增七个州。至1824年，全国仅有三州仍对投票者设有财产门槛。1816年，随着联邦党逐渐式微，其最后一位总统候选人鲁弗斯·金败给门罗，从此不再掌控国会或白宫。
为了保护在英国封锁期间所建立起来的新兴工业，共和党政府也推行了保护性关税政策。这些政策曾经是联邦党的主张，但如今在联邦党式微之际，共和党人主动吸纳了这些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和党渐渐变得包容原本对立的意见，并在詹姆斯·门罗总统于1817年至1825年两任任期中刻意淡化党派分歧，推动国家朝向一致与和谐。这一段期间被后世称为“美好年代”（Era of Good Feelings），象征着美国政治从第一政党体制向新格局过渡的时期。同时，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与多数共和党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先前允许美国第一银行倒闭的决定是不明智的，因为该银行的关闭在战争期间严重阻碍了军费与政府资金的筹措。为了修补这一失误，他们于1816年在外国银行家的协助下设立了美国第二银行，以稳定美国的国家金融体系[69][70]。在外交政策方面，门罗总统于1823年发表声明，强调欧洲列强不应再在美洲殖民或干涉独立国家的事务，即所谓的门罗主义。这项政策明确表达了美国理想主义的立场，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里程碑[71]。门罗主义不仅强化了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也显示出国家在经历战争与党派变动后，逐步建立起更坚定的国际定位。
然而，这段所谓的“美好年代”仅维持了短短十年。门罗总统卸任后，民主共和党便因支持与反对安德鲁·杰克逊的路线分歧，而分裂成民主党以及国家共和党 (或称辉格党)，标志着美国政坛进入“第二党系”时期[69][70]。两党都主张其继承杰斐逊的共和主义。民主党主张扩张选民权、限制联邦政府权力、支持西部拓殖与平民利益；辉格党则强调国会主导、主张设立国家银行与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时期政党组织高度发展，选举动员普及化，报刊与集会成为政治竞争的重要工具，形成了美国早期高度参与的民主政治文化。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之间的美国，经历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宗教复兴运动，即“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这场由新教徒发起的宗教运动起始于1790年代，并于1820年以后迅速扩展。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浸礼宗与卫理宗教会，其传教士在此运动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至1840年代，此运动虽已过高峰[72]，然而它所带动的教会成长与宗教组织发展，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信徒加入福音派教派，而新的宗派亦应运而生。
此一时期的美国正经历社会急速变动，国民一方面对未来怀抱希望，另一方面亦对变化带来的道德挑战感到不安。许多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两个重要的途径：灵性复兴与社会改革。第二次大觉醒不仅是对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的反动，也重新唤起了新教徒对信仰与道德责任的热忱。复兴运动将信众纳入遍布全国的宗教共同体之中，并赋予他们传福音的使命感。参与者多怀抱着改造尘世社会、实现天国理想的愿景，积极参与禁酒、废奴与妇女平权等改革运动，力求解决各种社会弊病。
政府停止对教会的直接支持后，进一步促成美国独特的宗教市场化现象。此一变化促使各宗派必须依靠自身吸引信徒、发展教义与组织，其中尤以卫理宗的成就最为显著。卫理宗信徒在18世纪末尚不足千人，但至19世纪中期已占全美教会信徒的34%，成为最具规模的教派。1784年，卫理宗领袖脱离英国国教会，自组美以美会（美国卫理公会）。
美国革命时期提出的平等与自由理念，亦渗透至宗教信仰之中，激发了对正统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批判。在这股潮流下，灵性的平等成为社会民主化的一部分。革命削弱了旧有的社会阶层与行为规范，为更平民化的宗教领导与参与方式铺平了道路。普通信徒，尤其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也开始在宗教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打破了以往神职精英的垄断。
然而，随着宗教复兴运动的扩张，原本看似统一的教派亦出现内部矛盾。卫理宗和浸礼宗虽然迅速成长，但也因为对教义、改革、教会治理方式、社会问题（如奴隶制）等方面存在歧见，在1820至1830年代之间接连出现分裂。有些教徒希望教会回归早期更纯粹的福音精神，有些则强调现代社会改革与福音使命的结合。这种动荡环境间接促成了多个新教派的兴起[73]，例如巴顿·沃伦·斯通的基督会、威廉·米勒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
扩张与改革（1830年—1848年）
19世纪初，美国迅速将工业革命的技术融入新兴的商业经济中，展开了一场被称为“市场革命”的社会变革。在之前的18世纪时期，美国的商业发展仍较为缓慢。然而，随着1793年至1815年间欧洲大陆因法国大革命战争陷入混乱，美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增加。1790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020万美元，到1807年已增至1.83亿美元。虽然美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但国内交通不便导致运输成本高企，严重阻碍著经济的整体发展。1816年，一吨货物横渡大西洋只需9美元，但在国内花费相同费用只能够在陆地上运送30英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工厂生产，也成为蒸汽船与铁路蒸汽机车的核心技术，为国内交通网络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进而重塑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迅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1815年，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强调，由国家出资建设道路与运河的重要性。
纽约州于1825年建成伊利运河，这条长达350英里的人工水道连接了五大湖与哈得孙河，进而通向大西洋。农产品得以从内陆快速送至东岸城市，而东部工业产品也能反向供应中西部农民。伊利运河的成功掀起全国运河建设热潮，俄亥俄州在1840年前建成两条从伊利湖通往俄亥俄河的运河。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在纽约的哈得孙河开通首条商业蒸汽船航线，随后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上的蒸汽船日益繁盛。至1830年，已有超过200艘蒸汽船在美国内河航行。
美国最早完全由联邦资金兴建的公路是国家公路（National Road），于1806年获国会批准，1811年在马里兰州坎伯兰动工。至1818年，道路已延伸至当时属于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并于1830年代穿越俄亥俄州与印第安纳州，抵达伊利诺伊州的万达利亚。该公路促进了俄亥俄河谷及美国中西部的拓殖与商业发展。大量拓荒者经由此路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行，各沿线小镇如坎伯兰、尤宁敦、布朗斯维尔、华盛顿及惠灵迅速成长为商业与工业中心。
美国首条长距离铁路——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于1827年在马里兰州动工，一群巴尔的摩商人为了与当时计划兴建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竞争而创立了美国第一家铁路公司，旨在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农产品运送至切萨皮克湾。随后，费城、波士顿、纽约与查尔斯顿等城市也纷纷投资兴建铁路。1837年经济恐慌后，政府对于大规模投资趋于谨慎，尽管如此，公共部门仍持续支持铁路建设。到1860年，全国铁路总长已超过三万英里，构成横贯东北与中西部的绵密运输网。
市场革命的另一显著成果是城市的快速兴起与都市劳工阶层的形成。1820年，全国仅有纽约一个城市人口超过十万；到1850年，包括新建的芝加哥在内，已有六个城市达此规模。新技术与基础建设推动了城市扩张。伊利运河确立纽约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布法罗、雪城和罗切斯特都是在运河旁成长起来的城市。蒸汽船则使圣路易斯与辛辛那提成为贸易中心，而芝加哥则因成为铁路交汇点而迅速崛起。宾夕法尼亚州煤矿的开发与蒸汽动力的应用，令制造业重心亦从新英格兰逐渐转向中西部。
1848年，自由党在全国大会首次提出女性选举权的政治主张。翌月，在塞内卡福尔斯召开了首次妇女权利大会，与会者签署《妇女权利宣言》，要求女性享有包括投票在内的平等权利[74]。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中，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露西·斯通及苏珊·安东尼等人成为领袖人物。1850年，斯通与保利娜·赖特·戴维斯共同举办首场全国妇女权利大会[75]。
美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间的人口与领土皆迅速扩张，拓荒者不断将定居边界向西推进[76][77]。部分地区的美洲原住民以武力抵抗，但最终多数被移民与军队压制，并在1830年后陆续迁往西部保留地[78]。该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授权总统与原住民族签订条约，以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交换东部各州的部落领地[79]。此举旨在将包括“文明五部落”在内的原住民族从美国东南部的优良土地上移走[80]。迁移过程造成大量死亡，其中切罗基族的“眼泪之路”最为著名，16,543名被迫迁徙的切罗基人中，约有2,000至8,000人死于途中[80][81][82]。佛罗里达的部分塞米诺尔族则拒绝迁往西部，并与美军长期作战，史称塞米诺尔战争。
最早在美国西部定居的，是来自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这些加州居民被称为“加利福尼奥人”（Californios）。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潮吸引了逾十万名被称为“49人”的淘金者，使加州人口急速膨胀。至1880年，旧金山已成为太平洋沿岸的经济中心，人口达二十五万，构成极为多元的社会。自1830年代初至1869年，超过三十万移民经由俄勒冈小径及其支线迁往加州、俄勒冈及西部其他地区，这些篷车队徒步需耗时五至六个月[83]。
“昭昭天命”是一种认为美国移民注定要向整个大陆扩张、“从大洋到大洋”的观念。虽然该词在1845年才正式提出，但其思想可追溯至建国初期。首先，许多美国人相信本国的价值与制度足以支撑其在整个半球的领导地位[84]；其次，密西西比河以西（甚至包括加勒比地区）的土地被视为应由美国主导政治与农业改良的地方；第三，天意与宪法共同赋予美国推行救赎与民主化的使命。这些信念推动许多美国人积极追求民主制度的扩张，即便他们未必使用“昭昭天命”一词。然而，该观念并非普遍被接受，温和派与辉格党人如亨利·克莱及亚伯拉罕·林肯更倾向发展城市与工业，而非扩张农地；民主党人尤其詹姆斯·洛斯·朴克则强烈支持扩张，并在1844年的关键选举中胜出。
1845年，国会经过激烈辩论，同意吞并得克萨斯共和国，导致与墨西哥爆发战争。美军多线入侵墨西哥，最终攻占墨西哥城并取得决定性胜利[84]。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结束战争，民主党内一度有人主张吞并整个墨西哥，但南方白人反对，理由是墨西哥人口多为混血，若全数纳入将破坏美国作为“白人共和国”的定位[84]。最终，美国仅取得得克萨斯及人口稀少的加利福尼亚与新墨西哥。同年，加州发现黄金，吸引大量移民，而联邦政府为清理土地，对当地原住民族实施了后来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种族灭绝”的政策[85]。
与此同时，美国与英国透过和平协议划分俄勒冈地区，美国取得的部分改名为俄勒冈领地[86]。19世纪中叶，农业对鸟粪作为肥料的需求促使美国于1856年通过《鸟粪岛法》，允许公民代表国家占领未被宣称主权且富含鸟粪的岛屿。依此法律，美国在太平洋与加勒比海共吞并近百座岛屿，截至1903年，其中66座被正式承认为美国领土[87]。
自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前二十年间，美国各州的奴隶制度出现显著变化。受到革命理念中平等观念的启发，加上北方地区对奴隶劳动的经济依赖程度较低，北方各州陆续废除奴隶制度，导致自由黑人数量显著增加。这一时期南方部分地区，尤其是上南方的州份，也开始放宽解放奴隶的规定，促使自由黑人的比例上升：从1792年不到非白人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到1810年已超过百分之十。到1810年，全美黑人中已有13.5%属于自由人。1807年，虽然当时美国国内已有约四百万名奴隶，国会仍通过了《禁止进口奴隶法案》，终止美国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
奴隶制度在市场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至1832年，在价值十万美元以上的美国公司中，纺织业占比高达83%。这些以自由劳工为主的工厂却依赖南方棉花供应。随着北方工业扩张，对棉花需求激增，加速南方种植园制度的发展与奴隶制度的扩张。棉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作物，出口量由1815年的15万包增加至1859年的454万包。1790年至1860年间，约有一百万名奴隶由上南方输送至下南方的棉田。尽管北方声称与奴隶制度划清界线，其工厂对奴隶生产的棉花需求，以及银行对奴隶制的融资，实际上仍支持着这一体系的延续。
内战及重建时期（1848年—1877年）
1848年中叶，美国国内的核心争议围绕着奴隶制度的扩张问题[88]。当时北方反对奴隶制度扩张的力量与南方维护奴隶制度的势力尖锐对立。至1860年，南方已有约四百万名奴隶。虽然北方中主张立即废奴的人数不多，但多数北方人反对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并希望使其走向消亡[88]。然而，北方废奴运动亦引发暴力反应，如1838年宾夕法尼亚厅反奴隶协会被焚事件[89]。
奴隶对制度的抗争既有和平方式，也有暴力行动。加布列·普罗塞（1800年）、丹麦·韦西（1822年）、纳特·特纳（1831年）与约翰·布朗（1859年）等人的起义震动南方白人社会，促使南方加强对奴隶的监控并限制自由黑人权利。南方民主党人则宣称奴隶制度对经济、社会与文化均有益，甚至对奴隶本身也是福祉[88]。他们认为，若奴隶经济突然结束，将对南方造成致命冲击，引发大规模失业与混乱，因为奴隶劳动是南方经济的基础[90]。南方庄园经济因欧洲对原棉的强劲需求而极具盈利能力。北方城市与地区工业亦透过银行、航运及制造业（包括纺织厂）间接地支持着南方的奴隶制度。此外，南方州因奴隶人口按比例部分计入人口总数而在国会中获得更多席位，进一步加强其政治影响力。
1850年的《妥协方案》似乎暂时解决了新领土的奴隶制争议，该方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同时不对犹他及新墨西哥的奴隶制度施加联邦限制[91]。然而，其中的《逃奴法》成为争议焦点，要求各州在追回逃亡奴隶时配合奴隶主。此前，根据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逃至非蓄奴州的奴隶被视为获得自由[92][93][94]。1854年，《密苏里妥协》因《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被废除。该法案由斯蒂芬·道格拉斯推动，主张以“人民主权”决定各领土奴隶制的合法性。此举激起反奴势力的愤怒，促成新兴的共和党成立。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移民蜂拥至堪萨斯，争夺投票权，并引发被称为“流血的堪萨斯”的小型内战。至1850年代末，共和党已掌握几乎全部北方州及选举人票，坚持奴隶制不得扩张，并终将自然消亡[95]。
1857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Dred Scott v. Sandford）中裁定《密苏里妥协》违宪，且自由黑人并非美国公民。此判决激怒北方，并令共和党担忧该裁决可能成为进一步扩张奴隶制的工具[92][93][94]，从而加剧了南北之间的政治裂痕，为南北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
亚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胜出后，南方七州于1861年2月8日脱离联邦，组成以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的美利坚联盟国[96]。4月12日，南军攻击南卡罗来纳州的桑特堡，南北战争爆发。林肯随即号召各州民兵夺回要塞、保护华盛顿特区并维护联邦[97]。此后，另外四州脱离联邦并加入南方阵营。部分蓄奴州如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与密苏里留在联邦，成为边境州。战争期间，弗吉尼亚州西北部脱离南方，成立新的联邦州西弗吉尼亚[98]。
第一次牛奔河之役使双方认识到战争将漫长而艰苦[97]。西部战场上，联邦军在佩里维尔与夏罗等战役取胜，并藉联邦海军的铁甲炮舰掌握河道优势[99]。东部战场则屡遭挫败，麦克莱伦在半岛会战未能攻下南方首都里士满，被罗伯特·李在七天战役击退[100] 。1861至1862年间，双方积极征兵训练，联邦军稳固边境州并逐出南军[101]。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在1862年底至1863年初屡获胜利，但冒险北上进攻宾夕法尼亚，意图夺取物资并削弱北方战意。
林肯于1863年1月1日颁布《解放奴隶宣言》，解放南方指定地区三百万奴隶。同年7月，盖茨堡战役成为转捩点，李军被波多马克集团军击败后退返弗吉尼亚[102][101]。随后，联邦军立即被重新部署，以镇压纽约市的征兵暴动。这场暴动由抗议南北战争征兵制度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发起，并针对该市的自由黑人社群[102] 。
同月，格兰特将军在维克斯堡之役控制密西西比河，将邦联一分为二。1864年，威廉·谢尔曼自查塔努加南下攻占亚特兰大，胜利稳定了北方共和党的选情，帮助林肯赢得连任。谢尔曼不断向南方海岸进军，沿途几乎无人抵抗，南方大片地区遭破坏，无法再为邦联军队提供。格兰特春季展开消耗战，逼迫李退至阿波马托克斯围困。1865年4月，邦联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投降。投降后的第六日，林肯被当时小有名气的演员和邦联同情者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用枪暗杀身亡。至6月，联邦全面控制南方并解放所有奴隶[103]。
南北战争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工业化战争之一，广泛运用铁路、电报、蒸汽船与批量生产的武器，并动员工厂、矿山与船坞[104] 。对外贸易依然活跃，北方向英国供应粮食与棉花，换取工业品与志愿兵。联邦海军在海上封锁了邦联港口。战争共夺走约七十五万名士兵生命，以及无数平民，北方20至45岁男性约一成、南方18至40岁白人男性约三成丧生[104]，许多黑人在战争与重建时期亦遭受重大损失[105]。
自南北战争结束延续至1877年的美国，面临着废除奴隶制和将前联邦州重新纳入联邦所带来的法律、社会和政治挑战，这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重建时期。林肯总统于1863年提出所谓“百分之十计划”，主张只要南方各州有一成选民宣誓效忠联邦，即可重新加入联邦，并支持赋予黑人选举权[106]。然而，1865年4月，林肯遭到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刺杀，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延续战后复原的艰难历程[107]。
战争结束后，美国西部开始快速开发与移民定居，最初依赖篷车队与内河运输，随后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于1869年建成，加速了人员与物资的流动。许多北欧移民在大草原地区获得廉价甚至免费的农地，银矿与铜矿的开采亦推动了西部经济的兴起[108]。铁路的修建为美洲原住民带来更多冲突。当地原住民首领与移民签订土地协议时，双方对协议的理解截然不同。原住民无法理解移民的私有财产观念，认为自己依旧可以在土地上自由打猎。为了生存，许多原住民购买枪械，袭击移民宅地、篷车队、铁路以及美国骑兵。与此同时，美国白人大量屠杀原住民赖以为生的野牛，数量从1860年的一千五百万头急剧减少至1885年的仅两千头。原住民被迫迁往贫瘠的土地种植作物，但因不习惯农耕，也无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因长期与美军交战，使部分土著族群几近灭绝。至19世纪末，大部分原住民已被赶入保留地。
在南方，大量黑人刚获得自由便面临饥荒与失业的威胁，联邦政府成立了首个大型救助机构——自由民局，由军方运作，负责提供粮食、住所及其他援助，并接收原奴隶进行安置与协助ref>Cimbala, Paul A. The Freedmen's Bureau: Reconstructing the American South after the Civil War. 2005.</ref>。战后通过的三项宪法修正案大幅扩展了黑人公民权，被统称为重建修正案。1865年的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度[109]，1868年的第十四修正案保障黑人平等权利与公民身份[110]，1870年的第十五修正案则禁止以种族作为剥夺男性投票权的依据[111]。
尽管如此，前邦联成员在战后头两年仍控制着多数南方州政府，直到1866年选举后，共和党激进派掌握国会主导权。约翰逊总统主张对前邦联官员宽待，因而与国会对立，最终遭到弹劾，虽然参议院未能以一票之差将其罢免，但他的实际权力已被削弱。在共和党主导下，国会推动的重建政策包括赋予黑人男性选举权，并暂时禁止许多前邦联领袖担任公职。新的共和党州政府由自由民、来自北方的新移民（被称为“提包客”）以及本地白人南方共和派（被称为“南方叛徒”）组成，并获得驻军支持。然而，这些新政府被反对者指责为腐败，并侵犯白人权益[112]。这些重建政策引发南方白人至上主义反扑。1867年，三K党成立，以暴力手段反对黑人公民权与共和党统治。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于1870年实施《三K党法》予以镇压。然而，1874年前后，白人联盟与红衫军等准军事组织相继出现，公然以恐吓与暴力干预黑人投票[112] 。自1870年代起，保守派民主党与白人民主联盟逐步夺回南方政权，到1877年已完全掌控[112]。
重建时期的结束与具争议的1876年总统选举密切相关[97][113][114]。最终的1877年妥协让共和党候选人海斯赢得总统职位，交换条件是撤走南方所有剩余的联邦驻军，以安抚南方的民主党人[115]。此后，南方逐步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自1890年至1908年间，南方各州透过人头税与读写测验，使黑人与贫困白人选民在法律上几乎完全被剥夺投票权。种族隔离在吉姆·克劳法的框架下被暴力地强制执行，成为南方社会的长期现象[116]。
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1877年—1914年）
在美国历史上，“镀金时代”一词由马克·吐温提出，用以形容19世纪后期美国财富与繁荣急剧扩张，但其背后隐藏着政府普遍贪腐与社会不平等的时期[117]。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迅速，尤其集中在北部与西部地区。铁路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增长产业，而各类轻工业、重工业、石油、采矿与金融业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工业化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实质工资的显著增长，从1860年至1890年间增幅达40%，并惠及日益壮大的劳动阶层。到1890年，美国工厂工人的平均年薪已由1880年的380美元上升至584美元，涨幅达59%。同时，联邦政府亦随营商环境的转变制定了相关法律，试图在经济扩张的同时维持市场竞争与公平环境。1887年根据《州际商业法》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以遏止铁路公司对小型货主的价格歧视；而1890年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则明确禁止企业垄断和托拉斯行为[117]。
在镀金时代，美国东北部的工业区开始出现了由技术工人组成的工会，他们借由团结来维护专业技能，争取提升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塞缪尔·龚帕斯自1886年至1924年间领导美国劳工联合会，协调多个工会共同行动。同时，面对沉重债务与小麦、棉花价格下跌，许多农民投身人民党，期望透过政治力量改善经济困境，使其一度成为南方和西部地区的重要政治势力[118]。1893年经济恐慌引发全国性萧条[119]，许多铁路公司破产，劳工不满情绪高涨，各地爆发罢工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该事件最终由联邦政府派兵镇压，并造成暴力冲突与人员伤亡；参与罢工的尤金·德布斯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党的领袖，持续推动劳工权益与社会改革[120]。
1890年代后期，国内掀起了一股关于“自由银”的争论，支持者主张以白银扩张货币供应以结束经济萧条[120]。然而，金融与铁路界强力反对，坚持金本位才是挽救经济之道。在1896年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击败支持自由银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并在任内恢复繁荣，推行金本位制并提高关税[121]。从1870年至1900年，国民收入从74亿涨到187亿美元，换算成1958年币值人均收入从531美元涨到1011美元，几乎成长一倍；钢铁产量从800吨大幅上升至11200吨，是30年前的14倍。到190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122]，工业生产总值与人均收入位列全球第一[123]。美国银行体系在此时期也出现重大变革，1908年首家信用合作社成立，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为金融市场提供了更稳定的运作框架[124][125]。除了在1907年与1920年经历短暂衰退外，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繁荣，直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122]。
然而，镀金年代并非全然繁荣。一些历史学者认为，至少在这段时期的部分阶段，美国实际上呈现出金权政治的特征[126][127][128]。随着金融家与工业巨头如J.P.摩根与约翰·D·洛克斐勒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与此同时，南部地区的贫困现象依然普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使得财富高度集中问题更为显著并引发争议，许多人担忧国家的平等精神正逐渐流失[129]。中产阶级对政治腐败、效率低下，以及政府无力解决城市与工业化带来的新问题感到不满，于是自1890年代起，进步主义运动应运而生。进步派呼吁对政治、教育、医疗与工业等落后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革，并透过揭露丑闻的“扒粪”记者报导，曝光商业与政府腐败以及城市贫困状况。他们推动反垄断法，要求政府监管肉类加工、药品与铁路等行业，并推动了四项宪法修正案（第十六至第十九条），分别确立联邦所得税、参议员直选、禁酒令与妇女选举权[130]。
在镀金时代，美国迎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欧洲移民潮，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充足劳动力，也在许多原本人烟稀少的地区形成多元社群。自1880年至1914年间，移民数量达到高峰，超过二千二百万人移居美国[131]。这股移民浪潮延续了南北战争前的趋势，但至20世纪初，意大利人、波兰人及东欧犹太人的比例逐渐上升，而爱尔兰与德意志移民的比重则开始下降。多数新来者为缺乏技能的工人，但很容易就能在矿场、磨坊与工厂找到工作，也有部分为工匠与农夫，在大平原购置廉价土地定居。贫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恶劣的劳动条件，加上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传入，促成了美国劳工运动的兴起[132][133][134]。
虽然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需要大量移民劳动力，但社会对于移民的反感情绪却与日俱增。自19世纪中叶起，移民来源地逐渐由北欧与西欧转向南欧、东欧及亚洲，这些新移民往往较为贫困，大多不谙英语，且多信奉天主教或犹太教。19世纪末，美国社会普遍出现限制移民的呼声，担忧外来人口会破坏美国的种族、经济与道德基础。从1870年代至1920年代，联邦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法律，限制甚至禁止特定群体入境，并借此管控将加入美国社会的移民类型。批评者认为，这些规范将种族主义、阶级偏见与族裔歧视制度化，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1875年，加州反华浪潮促使国会通过《佩奇法案》，禁止有犯罪前科者、被强迫输入的亚洲劳工，以及以卖淫为目的输入的女性入境，实际上主要针对华裔女性。1882年5月，《排华法案》颁布，全面暂停华工入境，使华人成为首批因种族而遭移民限制的群体，并由此产生“非法移民”的概念[135]。同年8月，《移民法》通过，拒绝接纳无法自给、贫民、精神病患者及有刑事罪名者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士。随着南欧与东欧移民（如意大利人、犹太人、斯拉夫人与希腊人）数量增加，呼吁更严格限制的声音进一步高涨。1885年，为回应美国工人对廉价外劳的抱怨，国会将依劳工契约由美国雇主引进的外籍劳工列入禁止入境名单，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在太平洋、拉丁美洲、中东等地积极推动自身利益，并在对外政策上展现出近似帝国的姿态。美国的对外扩张，不仅涉及军事力量，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延伸，在这一时期的美西战争、美菲战争，以及西奥多·罗斯福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外交方针中得到具体展现。这些行动引发国内关于帝国主义与建国理想冲突的辩论，尤其是在菲律宾问题上争议尤为激烈。
1898年至1902年间的美西战争与美菲战争，成为美国对外干预的重要转折点。长期以来，古巴人民多次试图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西班牙将军瓦莱里亚诺·魏勒采取“集中营”政策，强迫大量古巴平民迁入军事管制区，引发国际关注。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担忧美国公民与财产安全，于1898年初派遣缅因号战列舰驶入哈瓦那港，然而2月15日晚发生爆炸事件，造成逾三分之二船员丧生。虽然调查原因尚未定论，舆论普遍将责任归咎于西班牙，双方谈判破裂后，美国国会于4月25日正式宣战[136]。
战争进展迅速，西班牙军队很快溃败，7月17日失守圣迭戈·德古巴，8月12日双方停火，12月签署《巴黎条约》。条约规定美国取得西班牙的关岛、波多黎各与菲律宾，古巴则在美国严格监督下独立[137]。同年，美国亦在推翻夏威夷王国的商人支持下，通过纽兰兹决议完成对夏威夷群岛的并吞，获得珍贵的农业资源与太平洋战略港口珍珠港。
1899年初，菲律宾领袖埃米利奥·阿奎纳多就任第一共和国总统，并与美军爆发武装冲突。同年4月，美国国会批准《巴黎条约》，以2,000万美元换取菲律宾主权。尽管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反对对菲律宾的控制，称其为帝国主义[137]，麦金莱政府仍下令占领并镇压当地反抗。1899年至1902年间的美菲战争极为惨烈，伤亡远超美西战争，游击战与陌生地形让美军将之与印第安战争相提并论。罗斯福总统于1902年宣布战争结束，但零星抵抗仍持续至1910年代。
在美西战争中声名大噪的西奥多·罗斯福，于1900年当选副总统，并被于1901年因麦金莱遇刺而继任总统[138]。罗斯福致力将美国海军打造能够远洋作战的“蓝水海军”，于1904至1907年间建造十一艘战列舰，并引入新技术与造船厂建设，以扩展美国海上力量。他主张将夏威夷纳入美国势力范围，不仅出于经济与军事利益考量，也为防范日本扩张威胁西岸安全。罗斯福视美国势力范围不仅涵盖夏威夷与加勒比地区，还包括太平洋大部分地区。当日俄战争改变区域势力平衡时，他斡旋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因而在19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西半球，罗斯福奉行“巨棒政策”，以军事力量确保美国在战略要地的主导地位。他持续干预拉丁美洲事务，古巴在1902年名义上独立后，美国仍对其实质控制，同时亦维持对波多黎各的统治。1903年，他派遣海军支持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换取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1904年，罗斯福发表“罗斯福推论”，扩展门罗主义，宣称美国有权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出现行政或财政问题时采取先发制人的干预行动，以维护加勒比与周边地区的稳定与秩序。这一系列举措使美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一个地区性强权转变为全球性影响力国家，其政治、经济与军事干预足迹遍布太平洋、加勒比与亚洲，并奠定其20世纪国际地位的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年—1945年）
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明确宣布中立，并强调美国必须在“名义与事实上”都保持中立，这一政策获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然而，在全球经济联系紧密的情况下，“中立”的含义并不明确。美国与英、法两国的经济联系尤为紧密，两国从美国获得的贷款与物资远超德国。1914年10月，威尔逊批准向交战国提供商业信贷，随着战事扩大，美国愈加难以维持公正立场。与协约国的贸易与金融往来，最终将美国一步步推向战争。虽然德国、英国与法国彼此宣布封锁，但美国的军火与物资出口仍呈繁荣之势。英国海军的封锁虽然造成商船被拦截与商业损失，但德国潜艇的不加警告的无限制攻击更为致命。1915年5月，德国击沉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造成逾百名美国人丧生。此事与其他对美英船只的袭击激起美国民愤，加强了参战呼声。1917年4月4日，美国国会对德宣战[139]。
1917年5月18日，国会通过《义务征兵法》，此法避免了南北战争时期以缴费免除服役的争议做法。至1918年夏，约翰·潘兴将军率领的美国远征军以每日一万人的速度抵达欧洲，而此时德国已无力补充兵员损失[140]。为了压制国内的反战声音，分别制定了1917年的《间谍法》与1918年的《1918年煽动法》，超过两千人因公开反对战争而入狱[141]。
1918年11月，协约国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有逾470万美国男性参军，其中包括约400万陆军，60万海军，8万海军陆战队。美国伤亡惨重，超过十万人丧生，其中约五万三千死于战场，其余多死于疾病。战争动员期间，国内许多女性积极加入军事与民间组织。陆军与海军部门允许女性担任多种行政职务，腾出更多男性进入作战部队。约有两万五千名护士在陆军护士团与海军护士团服役，分派至国内与海外，另有约百名女医师受聘于陆军。
1919年巴黎和会上，《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作出了惩罚严厉，而威尔逊则寄望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并希望在国际事务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威尔逊在国会关于宣战权的争议上拒绝与共和党妥协，最终参议院否决条约与加入国际联盟的提案，美国选择奉行单边主义[142][143]。俄国十月革命的余波引发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掀起“红色恐慌”，并驱逐被视为具有颠覆意图的外籍人士。
战争尚未结束之际，一场新的威胁席卷而来——流感大流行。虽然在进步时代已推进了医疗设施和医学的进步[144]，但1918至1919年间，美国仍有约五十五万人死于“西班牙流感”，阵亡士兵中死于流感者数目甚至超过战死沙场者[145][146]。疫情在停战后仍持续蔓延，直到1920年代初才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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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美国，经济迅速扩张，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随着电力的普及与科技的进步，使家庭电器、成衣、方便食品等消费品大量涌入市场。家庭电器的消费额在1919年至1929年间增长逾一倍。亨利·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模式，推动汽车价格降低，让中等收入家庭也能拥有汽车。至1925年，福特工厂平均每十秒就能生产一辆T型车。1920年，美国注册汽车数量为900多万辆，至1920年代末已激增至近2,700万辆，美国人的汽车拥有量超过英、德、法、义四国总和。汽车的普及不仅改变交通方式，也催生加油站、餐馆、汽车旅馆与广告牌等产业，并带动公路旅行热潮。
同时，美国电影在全球电影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一些来自中欧与东欧的犹太裔移民及后裔在洛杉矶附近的好莱坞创立了好莱坞六大片厂，至1930年代初，随着拍摄成本上升，少数大型制片公司逐步垄断了产业。电影已成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日常娱乐之一，每周观影人数从1912年的1600万攀升至1920年代初的4000万。广播电台则将音乐传递至全国，爵士乐——源于新奥尔良非裔社群的美国独特音乐风格——透过电台与唱片风靡全国，因此这十年也被称为爵士时代。
南方的种族关系在此时依旧紧张，暴力事件不断。大量非裔美国人因“大迁徙”离开南方，前往北方寻求机会，纽约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哈林区的黑人居民数量由1910年的9.1万余人增至1930年的32.7万余人，增幅达257%，同比白人仅增长20%。哈林区的文化活力催生了哈林文艺复兴，并推动了当时所称的新黑人运动。同时，三K党在1920年代卷土重来，但随着丑闻与内部分裂，其势力在1920年代末急剧衰退，至1930年仅剩三万名成员。
女性在1920年代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在1920年通过后，女性获得选举权，并在贫困、公共卫生与教育等领域推动改革。许多女性早已投身禁酒运动，促成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于1920年1月生效，禁止生产与销售酒精饮品。其他改革者则倡议降低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争取联邦教育资助，以及推动和平与裁军。一些人士主张制定保护妇女与儿童的专门法律，而爱丽丝·保罗与全国妇女党则呼吁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取消一切基于性别的法律区别，但该提案最终未能在国会通过。
禁酒令在1920年实施后，酒类生产与销售转入地下，城市中的走私酒市场逐渐落入帮派掌控，各帮派为争夺地盘而爆发冲突。纽约的意大利裔走私者逐步组成黑手党犯罪网络。直到1933年，罗斯福总统才推动废除禁酒令。
经济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史上的关键时刻。在整个1920年代，农产品价格不断降低，工业利润大幅增长，美国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这波经济成长还被宽松的信贷政策和低利率环境推波助澜。到了1920年代末，股票市场泡沫不断膨胀，最终在1929年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崩盘，引发金融恐慌，并暴露多重经济结构性问题，例如收入不平等扩大、消费需求下降、农村经济崩溃、投资过度扩张与投机泡沫破裂等因素，共同将美国推入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股市崩盘后，民众在恐慌情绪下停止借贷与消费，依靠债务推动的工业需求急剧下降，零售业销售量减少，企业只得裁减员工以降低成本，失业人口激增，使得消费进一步萎缩，形成价格下降与失业恶化的恶性循环。失业率由1929年的3%暴增至1933年的25%，民间慈善救济组织无力应对庞大的失业与贫困人口，而胡佛总统对危机的消极态度，使民怨高涨。在货币政策上，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股市投机的反应过度，选择提高利率并收紧信贷。当银行出现挤提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亦未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而是放任银行倒闭，进一步加深市场恐慌，导致全国陷入银行倒闭潮，直到1934年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这一连锁危机才得以遏止。
当1932年总统选举举行时，美国已陷入大萧条第三年，选民以压倒性票数选出民主党籍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斯福新政是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长期改革与救济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失业救济与保险、公共住房、破产保险、农业补贴及金融证券监管[147]。联邦政府设立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青年则可参与平民保育团（CCC），被安排到联邦、各州与地方政府的自然资源保育工作。公共工程管理局（PWA）负责大规模基础建设，并由各州引入销售税以资助计划[147]。
新政奠定了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147]，并组成了新政联盟，助力罗斯福在1936年、1940年与1944年成功连任总统[147]。1935年至1936年的“第二新政”进一步向左倾斜，通过《瓦格纳法》加强劳工工会力量。至1936年，罗斯福新政享有空前支持度，但保守派势力依然设下障碍。罗斯福在第二任期试图藉“法院填塞计划”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以削弱保守阻力，却以失败告终。美国经济在1936年基本复苏，但长期失业问题直到二战出现后才彻底解决。1939年起，欧洲战云压顶，新政逐渐淡出焦点，战争成为国家优先事务。进入1940年代，多数救济计划在保守派联盟重新掌控国会后被废止，新政时代就此落幕[147]。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主要专注于国内事务。1930年代，国会通过多项《中立法》，以避免卷入国际冲突。然而，随着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反纳粹情绪逐渐升温，这一政策开始与现实冲突[148]。罗斯福总统初期将美国定位为“民主兵工厂”，承诺为同盟国提供全面的财政与军事物资支援，并通过《租借法案》提供装备，但暂不派遣作战部队[148]。
1941年12月，日本为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而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舆论全面支持参战[149]。随后，罗斯福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将逾12万名日裔美国人迁往集中营[150][151][152]。美国与英国、苏联及中华民国并列为“同盟国四警察”共同对抗轴心国，在欧洲战场对抗德国及意大利，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153][154]。
战争期间，美国向盟军提供资金、粮食、石油、技术及人力，同时全力动员国内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155]。战时生产的需求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军工产业带动生产复苏，彻底结束了大萧条带来的长期失业问题，数千万工人进入更高生产力的职位，劳动力短缺促使企业招募女性与非裔美国人。战时生产委员会负责经济动员[155]，大多数耐用品供应稀缺或受严格配给，工业城市亦面临住房短缺，物价与工资受到管制，民众储蓄率提高，为战后经济成长奠基[156][157]。
1942年，美国遏止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扩张。在失去菲律宾、珊瑚海战役打成平手后，美国海军在6月的中途岛战役重创日军，并在东所罗门海战及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取得优势，使日本南进计划受挫。美军随后夺取新几内亚，并击退了日本对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入侵，开始进攻日本控制的千岛群岛。
在欧洲战场，美军于1942年11月投入到北非战役，随后在1943年参与突尼斯战役和入侵西西里岛，于1943年9月入侵意大利，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崩溃。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诺曼底登陆，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随后在诺曼底战役中逐步将德军逼退。盟军于法国南部发动龙骑兵行动，迫使希特勒下令撤出诺曼底。1945年，罗斯福逝世，由杜鲁门继任总统。西线联军在会师柏林前停下，让苏联红军完成攻占柏林的任务。纳粹政权于5月正式投降，欧洲战争结束。
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实施“跳岛战略”直逼日本本土。收复菲律宾的过程中爆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莱特湾海战[158]。战争期间，美国展开曼哈顿计划，秘密研制原子弹[159]，并于1945年7月16日首次试爆成功[160]。1944年11月，美军赢得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后控制马里亚纳群岛并建立基地，便利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并在硫磺岛与冲绳岛战役中获胜[161]。美国原本计划登陆日本本土，但最终于8月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二战全面结束[162]。在二战期间，全国共有约40万名军民丧生[163]。
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并占领了德国部分地区[164]。随后，美国于1946年承认菲律宾独立[165]。二战结束后，核武器再未被使用，主要强权之间进入相对稳定的“长久和平”，但冷战的竞争随即展开[166]。
冷战时期（1945年—1991年）
美国尽管在二次大战中付出沉重代价，但由于美国本土未曾遭战火波及，在战胜国中损失相对较小。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科技领域成为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的力量。战后，美国与苏联并列为世界两大超级强国。1945年，美国参议院批准加入新成立的联合国，象征着美国从二战前的孤立主义转向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67]，并与其他主要同盟国共同构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核心[168]。1947年，美国成立中央情报局（CIA），以加强全球情报与战略运作。
战后的美国外交以重建欧洲并遏制由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目标。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建立在支持西欧与日本的基础上，并采取“围堵政策”以防止共产主义扩散[169]。1947年，杜鲁门主义正式被提出，美国向希腊与土耳其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以防止巴尔干地区落入共产势力之手[170][166]。1948年，美国以“马歇尔计划”取代零散的援助措施，向西欧注入巨额资金，消除贸易壁垒，并建立现代化的企业与政府的管理制度[171]。战后对欧援助总额达250亿美元，相当于1948年美国GDP的近一成[171]。
1949年，美国打破长期不在和平时期缔结军事同盟的传统，主导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集体防御制衡苏联[171]。而苏联则组建华沙公约组织作为回应，并形成以“铁幕”为象征的东西方对立[171]。同年，苏联首次成功试爆核武器，核战风险急剧升温，但由于“相互保证毁灭”的威慑，双方避免直接爆发核战，转而在全球展开代理人战争，彼此间不正面交锋[171]。
1950年代，美国在亚洲先后介入朝鲜战争和越战，并在第三世界推翻多个左翼政府以阻止共产影响扩张，其中包括1953年伊朗政变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169]。在国内，反共情绪高涨，“麦卡锡主义”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下展开，广泛调查并指控政府与商界的共产渗透。好莱坞成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重点对象，同时，同性恋群体也在“薰衣草恐慌”政治清洗浪潮下遭到迫害[172]。
1952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总统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胜出[173]。他上任后结束了朝鲜战争，并避免卷入其他国际重大冲突。在国防政策上，他倾向依赖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与洲际导弹等先进科技[174]，并大幅削减陆军预算以支持空军发展。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艾森豪威尔致力于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国内，他终结了麦卡锡主义，扩大社会安全制度，并在任内促成两党合作，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治理局面[174]。
战后经济自1948年后持续繁荣，美国进入长期的经济高峰期。到1950年代中期，约六成美国人达到中产阶级生活水准，比起在1928年至1929年间仅有约三成大幅增加。1947年至1960年间，美国劳工的实质平均收入增幅与此前半个世纪的累计增长相当。经济条件使得大多数家庭能够负担宽裕生活与生育较多子女，形成了1945年至1964年间的婴儿潮。同时，大批美国人从市中心迁入市郊社区，改变了城市与人口分布格局[175]。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1957年，当九名非裔学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高中入学时遭到州长威胁，艾森豪威尔派遣第101空降师维持秩序，保障学生安全。自1950年代后期起，全美特别是南方的制度化种族歧视，受到日益壮大的民权运动挑战。罗莎·帕克斯与马丁·路德·金领导了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反对种族隔离。尽管面临多次暴力威胁，他们坚持抗争一年，直至最高法院命令该市取消巴士上的隔离制度。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史上首枚人造卫星，发射该卫星的R-7火箭具备将核弹头投送至美国上空的潜在能力，引发美国社会对苏联军事与科技优势的忧虑，即史普尼克危机，并由此开启太空竞赛。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并大规模增加联邦对科学教育与研究的支持，以提升美国在科技与太空探索领域的实力[176]。
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其任期内，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加快步伐，越南战争的介入程度加深，并先后发生猪湾入侵与古巴导弹危机。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177][178]。他推动国会通过“伟大社会”计划[179]，回应民权运动诉求、废除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推行联邦医疗保险、扩展社会福利、为各级教育提供联邦资助、支持艺术与人文发展、推进环保行动，以及一系列扶贫政策[180][181]。
非暴力民权运动人士持续组织直接行动，如1963年的伯明翰运动与1965年的塞尔玛至蒙哥马利游行，期间运动者多次遭受暴力对待。与最高法院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等判决以及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相呼应，一系列立法如1964年《民权法案》、1965年《选举法案》与1968年《公平住房法》相继通过，终结了合法化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182]。同时，原住民社群抗议联邦法院与政府未能履行条约承诺，美国印第安运动（AIM）成为活跃的抗争组织。墨西哥裔农民工人领袖塞萨尔·查韦斯则在1960年代开始组织加州低薪农工，最终成立全美首个成功的农场工人工会——美国农场工人联合会（UFW）[183]。
冷战背景下，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大众对战争的厌恶加剧了国内原有的社会运动力量。女性主义与环保运动逐渐成为重要政治力量，民权保障亦持续推进。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使社会在“文化战争”中更加分裂，但同时带来更自由的社会观念[184]。反战、反主流与追求自由的青年运动，造就了1960年代的嬉皮士文化。嬉皮士提倡和平、爱与与自然和谐共处，反对越战与传统价值观，批评政府对公民的权益的限制、大公司的贪婪、传统道德的狭窄和战争的无人道性，崇尚迷幻音乐、非传统宗教、嬉皮时尚及集体生活，他们常参与音乐节与抗议活动，成为当时反文化的象征。1960年代出现的美国新左派，主要由年轻知识分子与学生组成，代表组织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他们批判冷战思维、种族隔离与越战，并倡导参与式民主、民权运动及社会平等，强调文化解放与反主流价值观，对当代政治与社会运动影响深远。
对种族融合进展的失望，催生了如“黑人权力”等更激进的政治潮流[185]。1967年夏季同时出现了提倡和平与爱的“爱之夏”，以及伴随全国性骚乱的“漫长炎夏”，其中底特律骚乱是美国历史上最多人死亡的暴动事件之一。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186]。1969年石墙暴动则成为现代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端[187]。
女性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在196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畅销书《女性的奥秘》，批判美国文化中将女性价值局限于妻子、母亲与家庭守护者的观念。1966年，弗里丹与他人创立全国妇女组织（NOW）以推动妇女权利[188][189]。女权运动逐步壮大并获得媒体关注[190]。1972年，《平等权利修正案》被提交国会讨论，但最终因保守派动员而遭否决[190][191]。然而，在这段时期通过的多项联邦法律确立了女性在薪酬、就业、教育、信贷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并禁止怀孕歧视。各州也将配偶虐待与婚内强奸定为犯罪，最高法院裁定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适用于女性。社会观念逐渐接受两性平等。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案中裁定堕胎为基本权利，此议题至今仍是美国社会的争论焦点。
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至1974年担任美国总统，其内政多延续新政与“伟大社会”时期的政策[178][192]，同时推动新的施政方向。他倡导“新联邦主义”，主张将部分联邦权力与责任下放至州政府，然而在民主党主导的国会面前，部分提案受阻。例如，他提出的联邦福利制度改革未获通过，但其中针对年长与残障低收入者的补充保障收入（SSI）计划获得立法。虽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采取低调推进的立场，但行政部门仍执行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推行全美首个平权行动计划。他创立环境保护局，并促成包括《清洁水法》在内等重要环保法案的通过[193]。经济方面，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成为1970年代经济困境的开端。国内反战运动高涨，其中肯特州立大学的反战示威遭到国民警卫队镇压成为了整个反战运动的最高潮。
在外交上，尼克松任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开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在美苏之间利用彼此的不信任推行缓和政策[192]。他与苏联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与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同时，他推动“越南化”政策，将越战作战责任逐步交由南越承担，并于1973年签订和平协议，促成美军撤离及战俘释放，结束了美国在越南的直接军事介入，这场战争共夺去58,000名美国士兵的生命。
1969年，尼克松在任内见证了美国太空计划的高峰——阿波罗11号于7月20日成功登陆月球，尼尔·阿姆斯壮与巴兹·艾德林完成登月行走，并与尼克松通话，象征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取得重大胜利。然而，尼克松的政治生涯最终因水门事件而终结。该事件涉及他掩盖手下人员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行动，曝光后引发广泛政治风暴，严重削弱其政治支持。面对弹劾威胁与政治基础瓦解，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职，成为首位主动辞职的美国总统，由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194]。
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1975年4月30日，四三〇事件标志着越南战争正式结束。美国在战争后期已逐步撤军，但失败的结果对国内士气与外交信誉造成深远影响。战后，美国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内战与危地马拉内战等支持右翼分子，反制左翼武装；在南美洲，则支持阿根廷与智利等国的军事独裁，参与由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推动的“兀鹰行动”，针对流亡政治异议人士展开跨国暗杀行动[195][196][197]。
福特任内，美国亦面对严峻的经济困境。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源于中东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禁运，油价从每桶不到3美元飙升至超过13美元，并导致美国出现汽油配给制。能源价格上涨与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滞与通胀并存的局面[198]。国内汽车、电子与日用品市场逐渐被外国产品侵蚀，失业与高利率同时加剧民众的不满。这次石油危机促使时任总统福特于1975年12月签署《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建立了战略储备石油（SPR）制度，但福特在应对经济衰退与国内信任危机方面成效有限，为日后的选举落败埋下伏笔。
1976年，民主党籍的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带着改革与诚信形象上台[199]。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是1978年促成以色列与埃及签署《戴维营协定》，为中东和平进程迈出重要一步。然而，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新政权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同年11月，伊朗学生冲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66名美国人为人质，引发长达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重创卡特的支持度。
在经济方面，卡特任内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肇因于伊朗革命与随后的两伊战争，导致原油供应锐减，油价从每桶14美元涨至35美元。能源价格飙升进一步推高通胀与失业率，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虽然卡特推动能源节约与经济改革，但在高通胀、高失业与国际局势动荡的压力下，政策成效有限。1980年大选中，卡特败于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200]。1981年1月20日，就在卡特任期结束后数分钟，伊朗方面释放了最后的美国人质，为其总统生涯划下复杂的句点。
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并在1984年以压倒性优势连任[201][202]。他以保守主义为核心，推行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透过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及放宽对商业的管制来刺激经济增长。1981年颁布的《经济复苏税法》成为其经济政策的重要支柱[203][204][202]。里根亦着手削减新政与“伟大社会”时期的多项计划，重塑联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5][178]。
上任初期，美国经济陷入1981至1982年的衰退，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然而，随着通胀率下降与市场信心回升，经济自1983年起迅速复苏，经济增长率从1982年的4.5%攀升至1984年的7.2%[206][207]。这波扩张成为美国史上最持久的经济成长期之一，失业率至1984年中已回到1981年的水准，并持续下降至里根任期结束。不过，经济繁荣的同时，无家可归者与贫富差距问题亦日益严重[208][209]。
在国内治安方面，随着制造业外移，部分城市贫困加剧，毒品交易盛行，并引发霹雳可卡因流行与犯罪率上升。里根政府扩大“毒品战争”[210]，加重毒品犯罪刑罚，导致监禁人口急增，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受影响最深。1980年至1997年间，因涉及毒品犯罪入狱的人数由5万飙升至40万。对于艾滋病危机，政府反应迟缓，甚至禁止发布可靠资讯，间接造成感染率攀升[211][212]。
外交与军事上，里根推动大规模军备扩张，造成财政赤字增加。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与1986年轰炸利比亚在国内广受支持，但对尼亚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康特拉的援助，却因伊朗门事件引发争议[213]。此外，他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企图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苏联认为此举违反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可能使美国获得重大军事优势，因此一度中止裁军谈判[214]。尽管如此，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至1988年间举行四次高峰会，成功缓和紧张关系，并于1987年签署《中程导弹条约》。里根任内的政治重整与经济复苏，使其成为20世纪末美国政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总统之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于1989年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冷战结束的关键时刻，成功引导美国与苏联进入新的关系阶段。同年，美国对巴拿马展开军事行动，推翻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1989年12月3日，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几周之后，布什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峰会上共同宣布冷战结束。随后，布什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密切合作，克服苏联的顾虑，推动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强权。
后冷战时期（1991年至今）
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干预并未减少。老布什政府在1990年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组建国际联军发动海湾战争，最终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结束其并吞行动。此外，除了入侵巴拿马事件外，老布什时期美国亦介入索马里内战、波斯尼亚战争与克罗地亚独立战争中的冲突。国内方面，洛杉矶于1992年因警察暴力事件爆发大规模骚乱，引发种族与社会矛盾的激烈反应。
1992年，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他的执政时期恰逢资讯年代带来的经济机遇，互联网的普及创造了大量新商业模式与就业机会[215]，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并在多年努力后实现了30年来首次联邦预算平衡。外交上，克林顿政府在海地与科索沃等地展开军事行动，以推动地区稳定与人道干预[216][217]。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掀起所谓的“共和党革命”，并提出“与美国有约”政策纲领[218][219]。纽特·金里奇成为众议院议长，推动共和党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治言论[218][220][221]。
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发生后，克林顿展现的领导力使其支持率上升[222]，并于1996年顺利连任。然而，克林顿的第二任期爆发桃色丑闻。1998年，众议院以其在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关系事件中涉嫌作伪证为由，对他提出弹劾，但最终参议院宣告无罪而未迫使其下台[223]。
2000年3月，纳斯达克指数在5个月内飙涨一倍，升上5135.52点历史高位，但随后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使大量科技公司股价暴跌[224]。随后的总统大选在共和党候选人乔治·沃克·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之间极为胶着，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争议引发全国关注[225]。最终，最高法院裁决结束计票，布什赢得选举[226]。
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于200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不久便面临震惊世界的九一一恐怖袭击。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成员劫持四架商用客机，分别用作自杀式攻击。两架客机撞入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另一架则撞击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五角大楼。第四架班机在乘客与机组人员奋力夺回控制权后，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一处空地。世贸中心所有建筑部分或全部倒塌，周边地区遭受严重破坏，下曼哈顿笼罩在有毒尘埃中。此次袭击共造成2,977人死亡，成为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袭击。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小布什于同年9月20日宣布展开反恐战争。2001年10月，美国与北约部队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庇护基地组织及其领袖本·拉登的塔利班政权[227]。然而，拉登成功逃往巴基斯坦，开启了长期的全球追捕行动[228]。为防范未来攻击，美国加强国内安全措施。《爱国者法案》扩大了政府监控通讯的权力，并取消联邦执法机构之间情报分享的法律限制[228]。同时，政府在关达那摩湾设立拘留营，无限期关押海外被捕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引发关于人权与国际法的争议[229][230][231]。国土安全部亦于此时成立，负责统筹联邦反恐事务[228]。
2003年3月，美国以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232][233]。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受到大部分美国盟友的赞同，但也有少数国家如法国和德国表示反对。然而，战后调查发现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并不准确。此次战争推翻了伊拉克政权并俘获侯赛因，但也引发国际间的大规模抗议，并在国内逐渐失去支持[234][235]。同时，美国还支持东欧国家如波兰和捷克等加入欧盟和北约。
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重创新奥尔良，城市防洪堤溃决，造成约1,800人丧生，并引发对政府救灾效率的广泛批评。2007年，面对多年来伊拉克反抗势力的暴力行动，小布什实施增兵战略，向当地增派部队[236]。虽然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伊拉克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
2008年，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即“大衰退”[237][238]。这场危机涉及多重重叠的经济问题，包括房地产市场崩盘、次贷危机、油价飙升、汽车产业危机、失业率攀升，以及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环球金融风暴。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市场恐慌，威胁整体金融体系稳定[239]。自10月起，联邦政府通过两党支持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向金融机构提供2,450亿美元贷款，以挽救经济[240][241]。
贝拉克·奥巴马于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242]，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具多种族背景及非裔身份的总统[243]。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他推行《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44]及《消费者汽车回收补助法》[245] ，并签署《多德–法兰克方案》以加强金融监管[246][247]。此外，奥巴马还推行《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健保”），旨在提高美国健保覆盖率并减少人民在医疗费用的开支[248]。随着经济与劳动市场逐步复苏，失业率开始下降，虽然经济持续增长，但生活成本上升的速度超过工资增幅[249][250] [251]。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催生了占领运动与茶党运动等新的政治潮流[252]。
2009年，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禁止酷刑[253][254]，关闭中央情报局的海外秘密监狱[255][256]，并尝试关闭关达那摩湾拘留营，但遭国会阻碍[257][258]。同年，美军宣布撤出伊拉克[259]；在阿富汗战场，奥巴马增派三万名士兵稳定局势，并计划于2014年开始撤军。2011年，美国与北约介入利比亚内战[260]；同年5月，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行动中击毙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虽然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接近瓦解，但其分支仍活跃于也门等地，美方加强使用无人机追捕领导层[261][262]。同年10月，奥巴马派遣部队前往中非打击圣灵抵抗军[263]。
2012年，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国会僵局依旧[264]，并在其第二任期初爆发自克林顿时代以来首次政府停摆[265]。同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造成重大伤亡，奥巴马推动的枪支管制改革未能通过[266]。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造成三死逾260伤[267]。2013年，美国加入《巴黎气候协定》，表明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同年，美国在尼日尔展开反恐行动[268]，并秘密训练叙利亚反抗军对抗伊斯兰国，该计划于2014年公开并扩大执行[269]。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在中东扩张，美国本土发生多起受其启发的恐怖袭击，包括2015年圣贝纳迪诺枪击案[270][271][272]。自2014年起，美国与盟国对伊斯兰国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273][274]，直至2021年结束。同年12月，奥巴马正式结束阿富汗作战任务[275]。
在国内社会议题方面，虽然美国经济逐步恢复，但奥巴马任内出现空前的政治对立，种族矛盾和党争日益加剧。2014年，密苏里州弗格森市非裔青年迈克尔·布朗遭白人警察开枪击毙，而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该警察，引发2014至2015年的大规模抗议与骚乱[276]。LGBT权益方面，奥巴马于2010年废除了《不问，不说法案》，使同性恋者可以公开身份在军队服役[277]。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温莎案承认同性婚姻的联邦法律地位，并在2015年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中裁定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化[278][279]。
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在普选票较少的情况下但凭借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第45任总统[280]。其当选过程引发争议，联邦调查局与国会展开调查，检视俄罗斯是否干预选举以助特朗普胜出，并调查其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官员是否有勾结。2019年的《穆勒报告》结论认为俄罗斯确实试图协助特朗普，但未发现“明确”勾结的证据[281][282][283]。
特朗普任内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对庇护申请者施加更多限制，推动扩建美墨边境墙，并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移民入境。特朗普的多项政策遭司法挑战[284][285][286]。他任内任命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巩固了保守派多数[287]。外交与经济方面，他与中国展开贸易战[288]，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并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2018年，政府实施将非法入境家庭分离的政策，引发公众强烈反弹而最终取消[289][290]。
在此期间，美国政治极化加剧[291][292][293]。#MeToo运动揭露职场性骚扰与性侵指控[294]，多名名人涉入丑闻[295][296]。“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因多起非裔人士遭警方击毙事件而获广泛支持[297]；白人至上主义活动亦有增长[298][299][300]。2017年女性大游行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之一[301]。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2016年奥兰多夜店枪击案、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及2018年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引发更多枪支管制呼声[302][303]。
2019年，一名举报者指控特朗普扣留对乌克兰的援助，要求其调查亨特·拜登的商业活动，而亨特的父亲、民主党人乔·拜登是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的竞争对手[304]。特朗普因此被指控滥用职权与妨碍国会而遭弹劾，参议院于2020年宣告无罪[305]。
2019年底，新冠疫情自中国开始扩散[306]。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全球大流行[307]。美国各州及地方政府实施居家令，以减缓病毒传播与医疗挤兑。到4月，美国确诊数居全球之首，达10万例[308][309][310]；4月11日死亡人数达两万人[311]；截至2022年5月，累计死亡数达一百万[312]。疫情亦导致失业率创下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纪录[313][314]。2020年12月，美国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315]。
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国性抗议与骚乱，焦点集中于警察暴力与种族歧视[316]。多个组织开始改革以消除制度性种族主义[317]。同年，围绕邮寄选票与疫情的阴谋论广泛流传[318][319]，“QAnon”和深层政府阴谋论获得关注[320][321][322]。多座主要城市爆发极左翼反法西斯团体与极右翼“骄傲男孩”等组织的冲突[323][324]。
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乔·拜登击败特朗普[325]。特朗普多次声称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与操纵[326][327][328]，引发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遭冲击事件[329][330]，参与者包括特朗普支持者与右翼民兵组织。此事件被广泛形容为企图政变[331][332]。特朗普被指控为煽动叛乱而再度被弹劾，成为美国史上唯一两度遭弹劾的总统[333][334][335]，最终参议院宣告无罪[336][337]。
乔·拜登于2021年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而副手卡玛拉·哈里斯成为美国首位非裔、亚裔及女性副总统[338]。拜登完成了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阿富汗撤军行动。在撤离过程中美国与盟友共撤出逾十二万人，但阿富汗于同年8月迅速落入塔利班之手[339][340][341]。为刺激经济并应对新冠疫情，拜登签署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规模达1.9兆美元[342]。他亦推动《重建美好法》，试图扩大社会安全网，但此计划与选举改革法案皆未能在国会通过[343]。任内，他成功签署涉及基础建设[344]、枪支管制[345]、抑制通货膨胀[346]及退伍军人医疗保障等多项法案[347]。面对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的传播，政府实施了新的防疫限制措施[348][349][350]。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庞大的军事与经济援助，累计金额达数百亿美元[351]，并与北约盟国协调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亦向乌方供应包括火炮与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先进武器，同时加强北约东翼防御[352][353]。国内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裁定宪法不保障堕胎权，推翻罗诉韦德案与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引发全国性抗议[354][355]。
2023年，美国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并协助保护红海航运免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356]。2024年5月，前总统特朗普因伪造商业文件以隐瞒向成人影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被判34项重罪成立，成为首位被定罪的前总统[357]。同年7月，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美国案中裁定总统享有部分刑事豁免权，为特朗普即将面临的选举颠复审判提供法律优势[358][359][360]。7月下旬，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参选[361]。在选举季，特朗普两度遭遇暗杀未遂[362]，最终在大选中胜出[363][364]。
2024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成为史上少数非连任而再次当选的总统之一。特朗普上任首日便特赦约1500百名因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而定罪的人士。仅在任期的首个月，他便签署约七十项行政命令，数量远超近代前任总统，其中部分命令已面临司法挑战[365]。在移民政策上，他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寻求庇护者入境、恢复美墨边境国家紧急状态、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并试图终止出生公民权。他任内首项立法为关于抓捕非法移民的《莱肯·莱利法案》。此外，他设立由企业家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以削减联邦开支、精简官僚体系，并主导大规模裁减公务员。
在国际事务上，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与《巴黎气候协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关税加征措施，对加拿大与墨西哥发起贸易战，延续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他多次表达希望并吞加拿大、格陵兰及巴拿马运河的意愿。对于加沙战争，他提出美国接管加沙走廊、强制将巴勒斯坦人迁至其他阿拉伯国家，并将该地改建为旅游度假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一度暂停对乌提供情报与军事援助，并向俄方释出让步，要求乌克兰以一半石油与矿产作为美方援助的回报，且表示乌方对战争负有部分责任。最终，在乌克兰同意潜在停火后，美国恢复援助[366]。
2025年7月4日，特朗普签署具争议性的《大而美法案》，大幅重塑联邦政府的预算结构。该法案将约一百七十万非法移民获得联邦医疗补助的资格，并大幅增加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经费，同时使联邦赤字增加四兆美元，法案亦削减绿色新政及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的资金，民主党议员则一致反对立法[367][368]。
参见
注释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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