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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1989年4月中國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發起的民主運動，最終因解放軍武力鎮壓造成大量傷亡結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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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又稱八九民運、八九學運、天安門起義[11]或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2][12]，廣義上指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以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為引爆點[13]、由中國大陸高校學生發起、持續近兩個月的全境示威運動[14][15][註 4]；狹義上指六四清場，即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央軍委調集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部隊與民警在天安門廣場對示威者進行的武力清場行動[16][1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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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多種被稱為「六四式」的軍事裝備，請見「64式」。
除特別註明外，此條目的時間均以中國夏時制（UTC+9:00）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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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轉折點[20][21][22]，其以武力鎮壓告終，標誌著自改革開放以來推動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邁向失敗[23][24]。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溫和派高層事後被撤職，而在1980年代被推動的自由化改革與民間的「新啟蒙運動」亦就此停止[25][26]，此後官方只批准了很少數量的遊行活動[27]。在中國，六四事件的後果除了造成政治環境大幅度收緊，在經濟方面也直接導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的放緩，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提速[28][29][30][31]。不過六四事件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天安門清場後，多數已開發國家對鎮壓行為表示譴責甚至進行制裁，而開發中國家則多對鎮壓行為表示同情或支援[32][33][34]；儘管東方陣營國家看法不一，六四的慘痛後果令1989年年底東歐出現自由化呼聲時沒有發生流血衝突，學運最終仍有多少影響到東方陣營民主化浪潮的成功[35][36][37]。
迄今在中國大陸，六四事件仍是高度敏感的歷史事件[38][39]。除非遇到必須提及該事件的場合（如黨史[40]、悼詞[41][42]等），六四事件的相關內容一般不會出現在官方媒體上。為了規避言論審查，民間往往使用各種代稱評論該事件[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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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釋義
廣義上，「六四事件」或「六四天安門事件」（簡稱「六四」）指1989年4月始於北京並波及中國大陸的抗議活動，其導火索是胡耀邦逝世以及民眾隨後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13]，因而更廣義的稱呼亦有「八九民運」、「八九學運」等。關於該事件的命名依據，其中一方面是要和過去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重要活動的命名習慣一致（如五四運動、四五運動）[來源請求]，也有人使用「六四運動」描述整起示威活動。與海外聚焦於六四清場的態度不同，在中國大陸境內，使用「六四」系列詞彙提及的範圍較大[45]，涵蓋整個廣義的「八九民運」。
狹義上，「六四事件」得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要求抗議群眾撤離的行動日期（儘管軍隊在6月3日晚上便已開始執行清場），即「六四清場」。中國大陸以外也將該事件稱作「六四鎮壓」或「六四屠殺」[46]。
1989年以來，中國政府主要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指稱從1989年4月中旬（胡耀邦逝世）至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或至1990年初結束（北京市結束戒嚴）的廣義上的「六四事件」；同時中國政府一直維持其對「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定性，[47]「動亂」的時間範圍與「政治風波」即廣義的「六四事件」一致，「暴亂」則局限於6月3日凌晨起的約一日時間，與狹義的「六四事件」一致[2]。
具體來說，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中國政府已經將這場政治運動定性為「動亂」。6月3日局勢升級，中國政府又稱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動亂」與「反革命暴亂」有時候簡稱「兩亂」[48][49]。「暴亂」平息後，1989年6月9日下午鄧小平於中南海懷仁堂發表《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時使用「風波」一詞。至遲在1991年[50][51][註 5]，中國政府和學界就已開始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國）政治風波」「（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等詞[53][54][55]；或簡稱「1989年政治風波」[56][57]等。「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作為專名短語收錄進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系列辭典[12]與《中國大百科全書》[2]，並將英文名定為「Political Turmoil between Spring and Summer in 1989」[2]。同時，「動亂」和「暴亂」的定性也一直維持，出現在介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具體文字中[58][40][59]。「動亂」即整場政治風波，「暴亂」的時間範圍則局限於6月3日凌晨，指自此開始「暴徒打、搶、燒、殺等破壞活動，次日被戒嚴部隊平息」的「動亂發展」。[2]
西方世界在描述該事件的經過時，經常使用「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鎮壓」的說法來稱呼該事件。1990年代時，西方新聞媒體更多使用「天安門大屠殺」這類字詞[60]，但在2010年及其之後的相關報導中逐漸減少其使用[61]；主要是因為多數暴力衝突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62]。不過「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事件」等字詞容易讓人誤以為整個示威活動只發生在北京，而不是中國大陸全境。[61]
在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網站上，關於該事件的相關名稱皆被列為「敏感詞」，為繞過網路審查，許多形容該事件的代名詞應運而生[63]，包括「5月35日」、「ⅥⅣ」、「2^6」、「8平方」、「liu四」、「 IIXVIIIIX」、「陸肆」、「三月九十六號」等。[64][65][66]隨著上述字詞的傳播，如今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網站也將這些視為自我審查詞彙，難以通過其進行檢索。
事件背景
1976年10月6日，時值毛澤東之死的27天後，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等人，調動部隊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毛澤東的政治盟友，文化大革命以政變手段宣告結束[67][68]。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衝擊了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69]，國家由於經濟生產的放緩或停頓而陷入貧困之中[70]，泛意識形態化也深刻地影響了政府的運作與民眾的生活[71]。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大會恢復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同年9月，鄧小平提出撥亂反正的主張，意圖消除文化大革命的負面影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獲得最高權力的鄧小平宣布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推動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同時鄧小平提拔改革派成員擔任要職，其中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在1980年2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以分割華國鋒的權力。同年9月，趙紫陽接替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胡耀邦接替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自此改革派進入最高領導層。儘管市場化的經濟政策為政府博得了部分好感，但人民對官員腐敗和裙帶關係的擔憂亦不斷增長[72]:91-92,10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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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中國長期透過中央制定的計劃定價機制，讓商品價格穩定處在較低水平。但這一舉措也減少了製造者增加產量的誘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採取部分產品價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許價格波動的價格雙軌制。但由於市場上長期產品短缺而物價較高。部分人則可利用權力以低價購入產品，之後再以市場價販售，時謂「官倒」。此外，政府的貨幣供應量增發過多且過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廠無法賺取利潤；但1988年減少貨幣供應後，又使得許多金融貸款無法正常兌現[74]:1。1988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同意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讓價格體系得以恢復正常[75]:127[76]。
但價格管制將放鬆的訊息傳開後，隨即引起民間恐慌，中國各地民眾大量提領現金並購買商品囤積[75]:127。不到兩週內，政府便立即復原價格改革的政策，但價格闖關帶來的影響明顯延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面臨快速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官方提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價於1987年至1988年期間增長30%，許多工薪階層因為無法購買大眾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許多無法獲益的國有企業也被迫削減成本，讓過去擁有工作保障與社會福利的鐵飯碗開始面臨生活的壓力[77]:600-601[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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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湧現了官倒、權錢交易、政治腐敗、特權橫行、貧富分化等大量社會問題[31][79][80]。此外，改革派領導人設想知識分子會在未來發揮主導作用，領導國家實施更多的經濟改革政策。儘管政府陸續設立新的大學，並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額，但情況並未如計劃設想般實際發生。一方面因國家所指導的教育體制，並未充分和市場需求不斷增長的農、輕工、服務業與外國投資等領域結合；另一方面因專精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則必須進入有限的就業市場。新開設的私立企業並不接受國家分配畢業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則由具裙帶關係者取得。其中條件優厚的工作崗位都被取得後，剩下的職位往往是績效較差的部門，掌握實質權力者則在該領域並無專長[77]600-601。[75]81,82,84,89
面對慘淡的就業市場和有限的出國機會，知識分子與學生們認為憑藉處理政治問題，從而能使以上問題得到解決。這讓北京市各個大學的校園中出現了以研究政治為主的小規模「民主沙龍」社團[81][75]:137，這些組織逐漸激發了學生參與政治的興趣[75]:127。受到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朝向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名義上仍保留的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也面臨信任危機[78]:57。對於民營企業的審核制度，則讓許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寬鬆的法律優勢致富，甚至常在過去強調「沒有窮人」的社會中炫耀擁有的財富[77]:600-601[82]。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也普遍對於國家的前途感到幻滅[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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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人們希望中國政府能做出其他改變的作為時，結果政府部門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78]:57。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後，面對伴隨而來浮現的種種問題，領導高層之間在處理辦法上出現分歧。但儘管內部因為意識形態而浮現派系衝突，雙方人馬都需要獲得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援，才能實施各項重要決策[15]。
以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主張進一步實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針。藉由設立允許多種想法的管道，讓民眾能夠表達不滿，並進一步支援改革。改革派成員還包括：胡啟立、萬里、彭沖、習仲勛、田紀雲、鮑彤、閻明復、李銳等[84][85]。
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為首的保守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施行過多激進政策。因而認為重新加強控制以確保社會穩定，並與中國官方的社會主義主張維持一致。保守派成員還包括：王震、李鵬、薄一波、姚依林、鄧力群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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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中國當下官僚主義的「總病根」[86][87][88]。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大提出全面修憲建議[89][90]。但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對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91]。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基[24][28][31][92][93]。
隨著改革開放的加速，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問題，經濟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31][79][80]。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79][92][94][95][96]。10月，趙紫陽提議的中央政改小組辦公室成立，具體負責人包括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杰[97]。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他強調：「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 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絡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95][98][99][100] 與此同時，其他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95][98]。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國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並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95]。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開，趙紫陽作了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該報告由鮑彤負責起草，提出並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念[79][101][102][103]。該報告的第五部分詳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將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作為改革的指導性檔案，闡述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79][103]。十三大還首次實行了差額選舉，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後鮑彤又被任命為中央常委政治秘書[79][101]。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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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後，在1978年撥亂反正時，魏京生等知識分子便呼籲政治改革，並在西單民主牆張貼持有不同政見的大字報[104]。此時民眾被允許宣傳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暫時期，又被稱作「北京之春」。但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105]，西單民主牆也於同年12月時被迫封閉[106]。而1978年撥亂反正時期開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促成了全社會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由此誕生了貫穿中國大陸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提倡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提倡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文化熱）[25][107][108]。1983年[中共保守派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曾對「新啟蒙」產生了一定阻礙，但在胡耀邦等人的干預下，清污運動逐漸結束[109][110]。
1986年夏，「新啟蒙」代表人物方勵之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個人訪談之旅，主要談論自由、人權、權力分立等內容[111][112]。隨後方勵之成為當時社會大受歡迎的人物[113]，他的發言記錄也在學生間廣為流傳[114]。對此鄧小平曾警告方勵之主張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和多黨制度，將意味著損害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114]。受到方勵之的演講、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新啟動以及世界各地爆發的群眾運動影響，學生在1986年12月發起示威，抗議改革開放的步伐過於緩慢。其中參與示威遊行的學生提出許多訴求，這包括有經濟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78]:56-57。雖然這次抗議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進行，但很快地學生運動便蔓延至各大城市。對此中央領導階層感到驚慌，並開始指責抗議學生試圖煽動文革式的動亂[115]65。
之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內部指責對抗議活動的態度過於軟弱，以及因為沒有適當處理這次事件而引起社會動亂。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下台，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身分[115]65[116][117]。在胡耀邦辭職後，保守派在鄧小平的支援下順勢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左傾運動，開始打壓支援胡耀邦觀點、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風格者[118][72]:685。這項運動也制止了學生運動的發展，並且使得政治環境一度封閉起來，但胡耀邦也因而獲得改革派人士、知識分子以及學生們的歡迎[75]:138[119]。然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遭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反對，趙紫陽認為保守派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期結束[94][120][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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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東方集團各國亦爆發民主化浪潮。戈巴契夫上台後便於蘇聯實行經濟、政治等各方面改革，力推民主化[123][124]；團結工會於1989年2月在波蘭圓桌會議中爭取合法地位後亦推動民主改革，並在1989年波蘭議會選舉中贏得全部自由競爭席位[125]:37[123]。之後，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相繼發生民主化抗議浪潮，謀求結束本國的獨裁政體。在此背景，崇尚民主思潮的知識份子、留學生與高校學生開始認為：「改革開放」後政制改革過慢、獨裁制度未變，因而出現官倒、腐敗、通脹等社會問題[126][75]:64,215，這使到學生之間開始流傳著徹底的政治改革方可改變現狀的觀點。[127]:33
事件起始與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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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們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激發了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128][129]。大學校園裡陸續出現許多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130]。幾天後，大量海報開始更為直接地提及政治問題，包括新聞自由、民主制度、官員貪污等[75]:147。4月15日後，部分悼念胡耀邦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日，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西安與上海的學生們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131]。
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單純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腐敗、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128][132]。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紀念胡耀邦而製作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75]:148。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以表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內容包括有紀念胡耀邦、討論社會問題等。由於這些行為被視為將阻礙人民大會堂的運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131]。兩隊學生抵達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隨著活動規模的增大，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起草並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政府接受七項要求。一些群眾聚集在紀念碑周圍吟唱愛國歌曲，另外學生也在天安門廣場上主辦演講活動[135]。此時王丹和另一名學生郭海峰進入人民大會堂，與全國人大信訪局的局長會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訪局局長提交七項要求。信訪局長表示會向上級部門提交七項要求，但希望學生不要靜坐，回到學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確認轉交前不會停止靜坐回到學校。王丹和郭海峰迴到人民大會堂外靜坐後，又第二次進入人民大會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級別以上的負責人出面接受七項要求，才會停止靜坐。信訪局長再次表示會向上級反映[136]。之後北大研究所會主席李進進向靜坐學生表示，他會代表學生進入人民大會堂遞交請願書，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請願書，學生應該離開。學生們同意了李進進的呼籲。於是李進進進入人民大會堂交涉。下午六點，人大代表宋世雄、劉延東站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與靜坐的學生打了個照面。[137]
4月18日上午，數千名學生聚集新華門處，要求高層與學生之間展開對話[138]。警方隨即限制學生進入中南海內部，學生則決定原地靜坐示威以表不滿。當天晚上，新華門前聚集了北京的二三千名高校學生，圍觀群眾六七千人。學生「會聚新華門是因為至今政府沒有一個人出來表態」。學生多次齊聲高呼「李鵬出來！」的口號，並六次試圖衝開警戒防線而未成功[115]135[139][140]。4月20日凌晨時分，大批警察和多輛大巴到場圍著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警察將學生拖上大巴。在這過程中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有學生被打傷[141][142][143][144]。新華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訊息指有4名警察被擲來的磚塊、瓶子打傷[139]。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採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145]26。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裡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75]149。在這段期間，代表工人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挑戰建制的傳單[146]。
4月19日，立場靠近改革派的報紙《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便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且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臺的作為[147]。不過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漸趨保守後，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相關的長篇敏感報導內容，雙方爭論不下。直至報紙出廠時間過後總編輯欽本立才勉強同意刪除相關內容，但此時報紙已經出版了，當局只能攔住通過郵局傳遞的《導報》，對於內部直送和街頭販賣的《導報》則無能為力[148][147]。最後江澤民馬上解除欽本立的職務[149]，其果斷的行動贏得保守派的正面評價[150]。但這同一時間引起新聞工作者的反彈，任職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和《中國日報》等中央媒體的新聞工作者發出聯名信，公開譴責江澤民的決定，並且對欽本立和《導報》表達了敬意[148]。此事後來成為新聞改革的主要原因，也使新聞工作者們加入到這場運動。[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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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胡耀邦曾經出任中共重要領導職務，中央決定為其舉行國葬，儀式最後決定在4月22日舉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封閉廣場以舉辦葬禮。約有十萬名學生則在前一天晚上無視命令，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115]147。此時各高校的學生組成了「學生行動臨時委員會」，向當局提出七項要求，並另外提及與胡耀邦有關的三點要求（讓廣場上的學生瞻仰胡耀邦的遺體；讓廣場上的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參加胡耀邦追悼會；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讓他的靈柩在天安門廣場繞一圈，讓在場的數萬名學生為他最後送行）。不過中國官方治喪委員會拒絕了學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應向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會的現況。當局還要求在廣場的學生向東移動，騰出廣場西邊的場地，以便讓追悼會參加者的車輛能夠通過，學生們接受了當局的要求。在4月22日當天早上10點，包括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內的領導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內部參加典禮，並由趙紫陽發表悼詞，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儀式。儘管整個國葬過程向學生直接播出，然而由於紀念活動只持續了40分鐘便宣告結束，學生們到11點也沒看到胡耀邦的靈車，這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情緒更為高漲。這時學生們開始越過天安門廣場西邊的路，涌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他們向官方提出了3點要求，分別是繼續要求胡耀邦的靈車繞著天安門開過；與總理李鵬會面；希望官方媒體能夠公開報道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但官方還是沒有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也沒有派官員與學生見面[115]164[75]152-153[151]。雖然保安人員封鎖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但仍有數名學生共同突破封鎖線。隨後有三名學生（北京大學的郭海峰、張志勇，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152][75]:153。然而三名學生跪了40多分鐘，沒有任何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學生行動臨時委員會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準備罷課抗議。4月22日下午1點30分左右，學生們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他們經過新華門時，高呼「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152][75]:153[153]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間，學生們開始籌劃成立真正的活動組織[131]。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不承認官方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並且自己組織學生會，名字暫定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154]。在4月23日，另一個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但後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華、北大研究生封從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學生楊濤（第四任主席）。隨後高自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155]。然而這樣一個獨立於管轄範圍外的組織成立，挑戰了中國政府對學生的管理地位[75]:154。另外一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援。同時武漢市當地的高校生也組織起來，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145]34。
然而在4月22日黃昏，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縱火焚燒車輛、房子，並且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115]189[156]；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搶劫，最後這兩個城市共有超過350人遭到了逮捕[157]。隨著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趙紫陽立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會議。對此趙紫陽要求學生停止進一步的抗議活動，而各自回到大學就讀；他亦要求動用所有必要措施來解決動亂行為，而不同級別的政府應該與學生進行開放式對話[14]。李鵬則要求趙紫陽譴責示威群眾，並認為應該要採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不過趙紫陽最後駁回了李鵬的看法。儘管領導高層就回應學生運動的方式意見分歧，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131]，但趙紫陽仍然依照原計劃，應金日成的邀請，於4月23日飛往朝鮮進行國事訪問[158]。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學全面罷課，上海、天津、長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紛紛回應[159]。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約6萬餘名學生繼續罷課。高自聯向政府提出三項要求，要求政府答應才會復課。這三項要求是：1、與國務院有代表性的官員對話；2、政府對新華門事件公開道歉和懲罰兇手；3、國內傳媒如實報導學生運動[160]。
趙紫陽前往朝鮮訪問後，便由留在北京市的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黨政機關。4月24日，李鵬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會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對此北京市官員想盡快解決危機，並認定抗議活動是一場陰謀，旨在推翻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主要領導人。在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158]。4月25日上午，楊尚昆和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藉此抑制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的示威活動[77]:603-606。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高層首次對抗議活動的正式評估，而重要問題的決定仍然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準。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向中國共產黨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161]。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40][162]。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官方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援學生活動[77]:603-606[75]:155。社論發佈的當天晚上，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等的遊行示威，抗議四二六社論。[163]
在高自聯的組織下[164]152[165]，約二十多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1]:8，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14]31。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受到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為首的廣泛支援[15]。組織活動的學生領袖希望藉由這次遊行展現其愛國性質，特意淡化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其中遊行學生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唯親」的問題，不過學生仍強調會繼續「擁護共產黨」[75]:155。這次示威遊行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會見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166]。儘管會談中討論了包括報刊編輯、新華門事件、民主自由等廣泛議題，並獲得一些實質成果，然而包括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則表態拒絕出席[164]194[167][75]:157。
穩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們的民主走上一條更有秩序，法制化的正道。穩定、漸進、理智、秩序、法制，是建設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學的要求
趙紫陽（1989年5月4日）[168]
4月30日，趙紫陽自朝鮮回到北京。然而隨著外界要求當局對示威活動採取更為溫和的態度後，當局內部的分歧反而加劇。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而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鎮壓抗議活動。5月1日，趙紫陽與李鵬在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再次針鋒相對，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做法已證明是毫無作用，因此惟有特別允許示威活動才是唯一選擇[75]:156。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官方應表態支援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77]608。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115]285。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169][77]608。在5月4日當天，有超過100萬名學生[1]:8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115]286，同時再度重申先前提出的要求[170]。新聞工作者首次參與遊行，這些大部分來自央媒的記者編輯，打著「首都新聞工作者」等橫幅，喊出「新聞要說真話」，是當日最震撼的口號，《人民日報》記者的遊行隊伍，記者們騎著單車前往廣場，還舉著一些標語牌，上寫著「人民日報、屬於人民」「一人拍板、集體負責、全民遭殃」等字句。[171]當天，高自聯宣佈《新五四宣言》，呼籲推廣民主政體。上海、南京和廣州等地學生也遊行上街，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172]。而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173]，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新聞自由獲得口頭保障，多數人主張以對話漸進推動民主[75]:159。
再度升級
正當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之際[161]，高自聯領袖不願由正式對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75]:161，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174]。
最後學生決定在戈巴契夫訪華的前兩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讀《絕食書》展開絕食抗議[175][176]；其中學生領袖認為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運動成為一種道德行為並且受到群眾的追捧[77]:612-614。而北京的抗議活動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75]:167。整體來說於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示威活動仍保有秩序，來自北京不同地區的大學學生每天發起遊行以表達抗議要求並且表示團結，同時許多學生也會在行進過程中齊唱《國際歌》[177]。在5月中旬，學生發起絕食行動，促使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表態支援[178]。
1989年5月，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正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由於他是中蘇交惡後首位正式訪華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因此中國官方相當重視此次國事訪問，將其視為關係正常化的象徵。[179]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採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了明顯的放寬，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然而由於擔心示威活動將會失控，鄧小平要求在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除廣場上的抗議群眾。為了達成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仍使用柔性辦法並且指示他的下屬馬上與學生進行談判[77]:612-614。趙紫陽相信此時仍能夠成功藉由愛國主義吸引學生的關切，並且讓學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蘇首腦會議期間讓其他人士知悉內部有動亂跡象的話會使得全國難堪。5月13日上午全國政協副主席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164]263，並且邀請到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以及王軍濤等知識分子[75]:164。閻明復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便舉辦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這也使學生領袖之間陷入了分歧[75]:165。
5月14日時，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意見，呼籲學生應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許多學生卻認為知識分子是為政府發言而拒絕讓步[75]:167。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75]:165。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著不同派系的學生間無法事先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不久學生領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後宣告會議無限期中止[75]:169。之後閻明復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以換取撤離的決定，然而學生之間並沒有理會其勸告[15]。而在隔天閻明復還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且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151]。
最後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學生仍然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也使得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為戈巴契夫訪華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北京首都機場內進行。這次中蘇首腦會晤於中蘇交惡30年後進行[180]。相比之下，此時學生仍然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運動；這為此次會談帶來了尷尬，進而促使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75]:170。其中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高峰會時，學生群眾則在附近天安門廣場上發起示威活動[77]:612-614。而在5月16日戈巴契夫與趙紫陽會面時，趙紫陽在國際新聞媒體前告訴戈巴契夫：
| “ | 同鄧小平同志的進階會晤，是你這一次北京之行的高潮。鄧小平同志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我們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型和經驗。我們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正式的決定，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布，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還需要他掌舵。這個訊息我們沒有向外公布過，今天是第一次向戈巴契夫同志透露。[181] | ” |
對此，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的這句話是要將處理學生運動失當的過錯歸咎於他[182]。這項言論也標誌著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分裂[77]:612-614。
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援、同情。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184]。
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間，數百萬名北京市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此次遊行打破1949年以來北京市最大規模遊行人數紀錄，一些媒體報道人數達300萬，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對5月17日當天的不完全統計則稱有120萬左右的各界民眾參加了遊行，北京市公安局對參與大遊行的機構有一份不完全的統計：北京高校60餘所，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機關46個，科研單位18個，北京市的中專、中學、小學60餘所，新聞出版單位14個，外地的大學22所，北京的工廠、公司78個，醫院9個，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宗教18個，農村2個，文藝團體6個，體育界3個，飯店、財貿7個[185]；而參與者還包括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警察人員、國務院等國家機關和中央直屬機關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基層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青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75]:171。
此外一些中國民主黨派黨員致信給李鵬以表達意見，而中國紅十字會也特別下達通知並且安排大量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為絕食群眾提供醫療服務[186]。北京1000多名知識分子聯署發表了《五一六聲明》，聲援學生，批評政府對學運的動亂定性。作家巴金、詩人艾青、學者季羨林等參與簽名[187]。首都新聞界的遊行人士開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橫幅，人民日報的「旗幟鮮明地反對4.26社論」和「新華社北京5月16日電:今日無新聞」的橫幅，諷刺新聞審查制度。四個民主黨派中央委員會主席費孝通（民盟）、孫起孟（民建）、雷潔瓊（民進）、周培源（九三）向趙紫陽致函公開呼籲信，信中肯定學生訴求，並「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註 6]亦分別發出緊急呼籲，並被人民日報刊登。全國政協委員、一級教授侯建群和趙敏順走在遊行示威的最前面，他們的橫幅是：「強烈要求政府立即答應學生三點要求」「救人更要救國」。[188][189]根據新華社報道，七十七歲高齡的著名學家季羨林親身前往廣場探望學生，在學生的攙扶下一步一顛地走進絕食學生中，擁抱著仰臥在地上的弟子，老淚縱橫。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橫幅寫著「學生愛國，我愛學生！」數學家陳景潤和王元共同疾呼「學生們的負擔太重了，讓我們承擔一些吧！」[190]歌唱演員李谷一、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人來到紀念碑下的學生指揮中心，她們30多位政協委員到此是為向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呼籲，督促政府儘快對話。[191]
在天安門廣場，甚至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為表明態度在博物館樓頂升起在運動中具有象徵性的V字手勢旗，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和工作人員亦組成隊伍，手持橫幅走出故宮，表達對絕食學生的支援。[192]遊行中罕見的出現了往來不參與社會運動的宗教人士，佛教僧侶舉起「金剛怒目 大雄無畏」「弘法自由 廣度眾生」等標語[193]，基督徒、神職人員與神學院教職人員亦在遊行中舉起十字架[194]，穆斯林們舉起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經文支援學生，並藉此表達尊重穆斯林習俗的訴求。[195] 北京市數十間醫院的醫護人員身穿白大褂參與遊行，並志願為絕食中身體不適的學生提供救助，一些醫生在勸導學生過程中激動落淚；包括首鋼、東風、吉普、鐵道部等在內的各產業和組織及大中企業的工人參與遊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車，周邊縣區的農民更乘坐農耕載具組成車隊前往市中心參與遊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斷；北京市有公安幹警志願前往廣場為學生派發飲料，也有人數眾多的公安警察人員的遊行隊伍沿途遊行向群眾比V字手勢，贏得群眾熱烈的掌聲歡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遊行隊伍經過人民大會堂東門時，不斷呼喊:「不給官倒貸款！」「凍結官倒帳戶！」；海關總署的聲援隊伍喊道:「官倒走私，鐵證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現場聲援；中國人民警官大學的七百多名學生在18日凌晨自發來到廣場協助學生維持秩序，保證了從廣場東南口至前門之間救護車道的暢通無阻[196]；中小學生亦參與遊行，並有身戴紅領巾的小學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條心」等口號。[197]
隨著報導限制的打破，各大媒體開始刊登社會各界的聲援，5月17日-19日被評為「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198]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次在電視新聞中播出了天安門廣場上情況的如實報道，而央視的部分新聞工作者和職工亦組成人數龐大的遊行隊伍前往長安街遊行，並且拉起巨大的橫幅，點名要求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兼央視台長艾知生辭職；而人民日報5月18日在頭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 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註 7]為標題的新聞，成為該報歷史上「最具政治開放性」的版面，以極大的篇幅詳細報道了北京市各行各業的人在遊行中的訴求和對絕食學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參照了在遊行中出現的部分反政府標語，並統計列出了多個參與聲援的工廠和醫院等單位組織的名稱，而人民日報社過千名職工也參加了遊行，其中不少在新聞屆有名望的進階編輯記者亦在其中；工人日報連續刊登《北京電子管廠萬名職工發出呼籲》等工人階級層面表態和參與民運的報道以及各總工會幹部對工人呼籲的積極回應。[199]
而在戈巴契夫離開中國後，許多外國記者仍決定繼續留在中國並且報導於首都北京市進行的抗議活動，這使得學生運動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並且也讓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呼籲中國政府保持克制[200][201]。
除了北京當地，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甚至連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機關都遭到了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178]。但是，中國中央領導高層遲遲沒有對北京發起的示威活動給出明確的定位，這使得地方當局不知道如何處理當地的學生運動。而且因為示威活動合併了許多範圍廣泛且關注點不同的社會議題，中國政府無法清楚分析哪些議題可以談判，乃至於不清楚示威活動提出了哪些訴求。與此同時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75]:171。在種種因素所形成的龐大壓力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一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75]:181。
5月17日上午，天安門廣場學運廣播站播出了嚴家其跟包遵信發起聯署的《517宣言》。《517宣言》表示鄧小平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當天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費孝通、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致函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與學生進行對話。當晚鄧小平開會時表示北京必須實施戒嚴。[202]
5月18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並且希望能夠安撫受到大眾關注的絕食行為[75]:181。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復原《四二六社論》並且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對此李鵬則表示政府主要關切的是因為絕食而送往醫院診治的患者。儘管這次討論僅取得了少數實質成果，但是學生領袖也因此得以在國家電視臺重要節目上有了出現的機會[203]。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訊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凌晨4時50分時藉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 “ | 我說我覺得我們現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趕快結束這個絕食……你們不能夠在已經絕食六天到七天，現在還是要堅持這一條「一定達到滿意了才停止絕食」，但是那個時候就晚了。沒法補償了。你們還年輕啊，同學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都已經老了，無所謂……你們停止絕食，中國政府決不會就這樣子，就把對話的門關起來了。決不會。你們所提的一些問題，我們黨會繼續討論……大家都這麼一股勁的，年輕人啊，我們都從年輕人過來過，我們也游過行，我們也臥過軌，我也知道當時那種情況。沒有想後果怎麼樣。但事後一想啊……首先你們要冷靜地想想今後的事。現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過八天、九天、十天嗎？[14]15[204] | ” |
5月23日，北京再次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遊行隊伍喊出讓李鵬下台的口號。[187]
1989年5月23日下午2時，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三位瀏陽青年毀損了天安門的毛澤東畫像。他們起初為了聲援抗議學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然而他們的主張較其他學生過於激進。余志堅和喻東嶽曾向學生領袖建言獻策，但並未獲得答覆。三人認為無法和學生有進一步對話，便於5月22日開始策劃對毛澤東畫像的破壞行動。[205]他們先是於附近購買了20顆雞蛋並填滿油漆，之後抵達畫像附近準備展開行動。三人先於天安門城樓懸掛「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標語，不久便將盛滿顏料的蛋殼扔向毛澤東畫像上。事後，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分別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206][207]
戒嚴清場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爲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一連串遊行後，以鄧小平及李鵬為首的強硬派決定以武力解決示威，陳雲、楊尚昆和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亦支援出兵[61]。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151][134]18。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134]18。鄧小平警告說如果北京市進行中的抗議活動不迅速平息的話，意味著中國將冒著經歷內亂的風險，該觀點亦得到其他保守派的支援[210]。鄧小平隨後表示應該宣布戒嚴以表達政府無法容忍抗議活動持續進行的立場[134]20，同時為了證明戒嚴有其作用而決定將示威群眾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倡導者的「打手」，並且指稱是幕後籌劃的人士試圖打擊現政府的統治並且進一步實現他們個人的野心[211]。
同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南海制定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212]，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14]10。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但相對的李鵬以及姚依林都表態支援宣布戒嚴的決定。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喬石則提到雖然他反對政府再做出進一步的讓步，但是他本人並不認為實施戒嚴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而楊尚昆和薄一波則強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須遵循鄧小平的命令，之後楊尚昆更動用其權限開始調動軍隊進入首都北京市。[134]22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軍方領導人以及中共黨內元老會面。鄧小平親自主持會議，並表示：實施戒嚴是唯一的選擇，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宣布他「錯誤地」選擇胡耀邦和趙紫陽擔任他的繼任者，並且決定從此將趙紫陽隔除在高層領導會議外。鄧小平還誓言要強硬處理趙紫陽的支持者，並且對此開始進行宣傳工作[151]。5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正式宣布實施戒嚴[40]，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213]30,31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軍隊則藉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214]，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215]。當天下午，楊尚昆當面明確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為指揮，全權指揮戒嚴行動[216]。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阻止其進退，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217][218]。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5月21日，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七位上將與前國防部長致函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央軍委，呼籲軍隊不能鎮壓群眾，建議不要讓軍隊入京，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著人民群眾」。[219]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央軍委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178][220]，同時有軍用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散發傳單，警告學生立即離開[221]:5。然而儘管示威群眾成功逼使軍事部隊撤離被視為抗議活動「扭轉頹勢」的表現，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仍然不斷於中國各地調動部隊以準備展開之後的行動[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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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學生運動的內部分裂進一步加劇。5月下旬，由於沒有明確一致的領導，抗議活動愈發混亂[222]，同時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大批群眾也使示威隊伍內部出現嚴重的衛生問題[223][224]。侯德健建議學生領袖舉行公開選舉以選出發言人，但遭到學生團體的反對。而王丹則認為中國政府將在近期發起軍事行動以鎮壓示威，因此主張讓學生先從廣場暫時撤回校園，並另外組織相關團體，但該提議遭到主張繼續佔領廣場的強硬派學生反對。隨著派系衝突日漸增加，各派系開始爭奪位在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心，期望能夠藉由控制擴音器的方式掌握學生運動的控制權。各派系也開始派人前往火車站，迎接從全國各地過來聲援的學生們，以為自己的派系拉攏支援。學生團體開始指責其他派系的成員別有用心，比如指責他們勾結政府成員並且試圖藉由學生運動獲得個人成就。[15]
5月26日，中直工委發布《關于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速結束動亂的指示的緊急通知》，要求全體黨員認清當前的嚴峻形勢，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必須堅守工作崗位，並協助行政領導做好工作，團結廣大幹部和群眾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門遊行或搞「所謂的聲援活動」[225]。5月27日，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港台藝人上台獻唱，以表示對示威者的支援。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約150萬香港群眾聚集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226]。而在這期間，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多國政府也針對中國發出旅遊警告。之後北京市的報刊上則陸續發表許多呼籲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並且結束學生運動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於《北京日報》刊載的《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這篇文章中指稱，示威運動內部的混亂和無序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這些文章也使得許多不願意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感到憤怒並且開始組織抗議行動[134]:353，數千名學生便列隊自行遊行至北京街頭以表達不願意撤離天安門廣場[134]:362。隨後劉曉波、周舵與高新三名知識分子以及臺灣歌手侯德健宣布發起第二次絕食活動[227]，並且希望能夠藉此重新提振民主運動[228]。而由於長期佔領天安門廣場後許多學生都漸漸感到疲累，原先學生內部的溫和派與強硬派之衝突也漸漸停息，他們開始展開對話[229]。之後劉曉波等人在發表的聲明中提到絕食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公開批評政府，同時提醒學生們他們現在的事業是值得奮鬥的，並且促進學生能夠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以提出繼續改革的要求[134]:363。
6月2日晚間，一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定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134]:366。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攜帶武器進入城市[15]，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230]。學生隨後於中南海門口之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氣體驅趕[231]。另外一批沒有攜帶武器的部隊從人民大會堂出現後很快遭到抗議群眾包圍，混亂中有數人受傷[15][232]；之後雙方原地坐下並且開始吟唱歌曲，最後部隊撤退回到人民大會堂大廳內[220]。3日傍晚，中國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廣播稱戒嚴部隊將會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233]。
6月1日，李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關於動亂的實質》報告，指稱示威群眾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並稱抗議學生不打算撤離廣場，同時示威活動也獲得廣泛支援。隨後國安部也提交報告，強調資產階級與自由主義已滲透到中國各處，西方觀念給學生帶來負面影響。安全部亦認為美軍部隊介入學生運動，期望藉此推翻現政府的統治。這份報告在中國政府內部成功營造出脅迫感，為之後的軍事行動提供理由。同時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報告，指出部隊已經做好協助穩定首都現狀的必要準備。種種因素讓大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接受了戒嚴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說法，也同意之後以武力清場解決政治危機的方案[134]:330,335,338,343,349。
6月2日，隨著學生的抗議運動有所增加，高層以武力解決政治危機的看法更加鞏固。同日，高層再度召開會議，最終同意實施清場以「能夠結束暴亂並且恢復首都秩序」[234]。他們一致認為應儘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但如果示威群眾不願配合的話，部隊也被授權使用武力完成任務。國內報紙當天還報導軍隊部署於北京市十大重要關鍵地區[229]。[134]:355-362
6月3日下午4時30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見軍方領導人、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和國務院秘書長羅幹[115]912，最後確定有關戒嚴實施的具體辦法[234][213]。會議確認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果斷採取強硬措施扭轉局勢。會議決定當日夜採取行動，「由周衣冰同志統一指揮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力量，迅速開進天安門廣場，堅決執行戒嚴任務」[235]。在清場的當天晚上，領導人分別於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監督執行狀況[234][236]。
在此期間，不少解放軍進階軍官和士兵對清場令持抵制態度。
第38集團軍指揮官徐勤先少將以「軍令不全不合法、沒有正式書面通知」為由拒絕服從動員令。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療腎結石，親眼目睹了學生的抗議活動。他擔憂，動用軍隊鎮壓抗議會產生惡劣的後果，玷污人民解放軍的聲譽。[237]其後被軍事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其因這一舉動被媒體評價為「抗命」軍官，2009年徐勤先在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已經過去的事情，做了就沒有什麼後悔的。」[238]
第28軍團6月4日早上在木樨地被群眾包圍，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斷的質疑和哭訴，並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後，軍心動搖棄車不顧，整支部隊就此停滯不前。[239]中國官方出版的《戒嚴一日》則稱軍隊停滯不前原因是遭到示威者投擲的催淚彈襲擊。[240]受28軍的狀況影響，戒嚴部隊指揮部派遣直昇機到西長安街上空督戰，用高音喇叭呼喊28軍受阻就堅決反擊。[241]結果直昇機遭到一群示威者用被軍隊拋棄的422號裝甲車上的高射機槍掃射驅逐。[242][240]下午五點整支部隊撤走，28軍成為唯一成建制沒有抵達上級所指定的戒嚴執勤位置的部隊。事後軍長何燕然和政委張明春因「執行不力、指揮錯誤」被降級調任。
6月3日晚間，各個國營電視臺陸續警告北京市民不要外出[115]913[243]126-128；但受到前兩週成功阻擋軍隊的激勵，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頭以阻止部隊行進[115]921。軍隊從北京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面；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面[230]。晚上10時左右，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里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向示威者開槍[9][230][244]。群眾對於軍隊下令實彈射擊感到驚訝，進而開始向部隊丟擲物品[230]。當天晚上，32歲的283廠技術工人宋曉明成為首位被證實的死者[230]。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體會碎裂，從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178][245]。10時30分，由於民眾將雙節無軌電車推到路上並放火焚燒，行進的軍隊被迫停留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約5公里的木樨地，試圖清除這些臨時路障[246][115]922。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試圖攔阻軍方車隊，但第38集團軍再度開火，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178][134][236]。根據天安門母親運動調查後提出的死者報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236][9][246]。另外士兵還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開火，造成在建築陽台或室內有人因而遭到槍殺[220][236][244]，這包括數名在公寓觀察事態發展的中國高級官員[236]。第38集團軍最後以裝甲運兵車將電車車廂撞開，並持續與嘗試倉促搭建路障或組織人鏈的示威群眾對峙[236][115]{[頁|923}}，之後部隊行經長安街經過南禮士路、復興門、西單到天安門期間都有造成傷亡[230][247]。而負責南面的空降兵第15軍傘兵也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且在珠市口、天橋和前門等地也造成平民傷亡[9]。但是亦有說法認為該類說法均為遠距離觀察導致的失真，在現場的CBS記者羅斯也稱並未有士兵開槍，而僅僅試圖驅散人群，這使得究竟是否發生開槍事故存疑[248]。直至6月4日凌晨，虎坊橋一帶仍然傳出槍聲。[244]
有說法稱部隊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且造成死傷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開始以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115]924，甚至縱火焚燒軍車[115]915。中國當局表示軍隊主要是為了自我防衛而動用武力，並提出部隊的傷亡證明使用武器正當，而在報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燒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毆打致死的紀錄[145]177。而吳仁華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時軍方開火後群眾才開始向部隊做出反擊[249][213]58。不過在驅離過程中，亦有學生和居民試圖保護遭攻擊的士兵，而大多數的軍事單位則拒絕執行對平民開槍的命令[250]。
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在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採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晚上10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瞭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訊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一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鬱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凌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稱一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251]
大約凌晨12時15分，軍方開始發射照明彈以提供夜間照明[252]，並且第一輛63式裝甲運兵車自天安門廣場西側出現，從前邊道路快速通過，大約五分鐘後出現第二輛裝甲車，兩者均往東長安街駛去[233]。凌晨12時30分左右則有2輛裝甲運兵車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學生便陸陸續續向軍方車輛丟擲水泥塊[253]。之後003號裝甲指揮車突然發生故障而無法移動，示威群眾便用棍棒破壞車輛並且以澆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燒。而因為車輛遭到焚燒而緊急逃出的3名軍人則被示威群眾毆打，但學生則組織警戒線並且護送3人到位於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急救站醫治。之後在承受極大壓力的情況下學生領袖曾經一度放棄非暴力手段並且準備展開報復行動，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擴音器呼籲學生準備對抗「無恥的政府」。但最後她和李錄同意繼續維持和平手段的做法，並且沒收學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塊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視為武器的物品。[251]
凌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254]。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裡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開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61]。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部署[251][115]916。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115]917。凌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243]129；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254]」大約凌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杆公開砸壞另一支無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立場。[251]
之後，曾在木樨地看見軍隊槍殺民眾的高自聯常委邵江呼籲由知識分子帶領示威群眾撤離廣場，並且表示已有太多人喪生。劉曉波原本不願撤離廣場，但最後被說服，並與周舵、高新、侯德健同學生領袖商討撤離問題[254]，不過包括柴玲、李錄和封從德等人在聽到撤離意見後最初都拒絕撤離[254]。凌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255]。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115]917，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闢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115]917。凌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254][256]」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一同唱起《國際歌》[115]918，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一項清場任務。[251]
凌晨4點30分時，天安門廣場重新開啟照明並行射一連串的紅色訊號彈[233]。與此同時，部隊開始從四面八方逼近紀念碑[40]，隨後部隊在聚集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示威群眾周圍10公尺處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來後先是嘗試說服事先知情的學生領袖接受他與部隊的協定，在大約4時32分侯德健透過學生的廣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隊達成談判，然而許多第一次知道這次會談的學生則氣憤地指責他過於膽怯。封從德之後則在廣播中解釋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召開緊急會議，而將以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示威學生之後的集體行動。但儘管「堅守」的聲音比起「撤離」還要來得更加響亮，封從德仍然表示「撤離」意見較為多數而決定帶領群眾撤離天安門廣場[246]。不過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衝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145]179；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裝置。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251]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40][246][257]，不過由於當時坐在廣場北部的學生頗多，因此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233]。而這時軍方則要求那些拒絕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必須加入撤離行列[145]179，除了以對空開槍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眾撤出廣場外[115]920，並且還調動59式戰車部隊封鎖前往廣場的道路[115]919[258]。而據從北側撤離的學生所說，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233]。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膠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258]。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膠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233]。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戰車發射催淚彈並且衝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259][260][261]。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178]，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178][262]。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會嘗試重新前往佔領廣場空地[178][263]。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264]。[251]
事件後續
6月4日後，在北京市區，軍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僅持續數日，便逐漸恢復穩定。次日，西方媒體拍到一名男子於東長安街[265]隻身阻擋行駛中的戰車車隊，這一圖像旋即轟動世界各地，被視為六四事件的標誌性相片[266]。之後港澳地區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佔當時澳門人口的一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267]，另外也有一些國家也對於軍隊清場一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訊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在廣州，數萬學生曾將主要幹道海珠橋占領了四天，整個城市交通陷入癱瘓。到8日，因軍隊即將進城，人潮只得散去。[268] 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269]。而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間，西安市當地學生也發起大規模遊行活動，並且聯合參與罷工的工人開始設定路障[134]:399,404。不過6月8日時陝西省人民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經穩定下來，並且提出「先穩住動亂分子，盡量避免發生正面衝突、激化矛盾」的執行方針[134]:410。
上海則是在6月5日時由學生發起示威遊行，並且開始擺設路障，工廠工人亦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議行動，一時間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廠為此被迫停工，市工業用電量下降。這些舉動使得鐵路與道路交通陷入癱瘓，同時早上許多大眾交通工具也無法正常提供服務[134]:389，英國廣播公司則報導說：「數萬名工作人士因而無法正常上下班。[270]」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復通行。然而當天晚上8時30分，來自北京的161次列車撞死在光新路道口6名嘗試要封鎖火車來往的群眾，另外6人受傷。晚上10時時現場便聚集超過30萬人，而群眾也開始毆打火車司機以及工作人員並且焚毀數輛火車車廂以表達不滿，造成包括郵政車在內的9節車廂被燃毀，滬寧、滬杭鐵路中斷[134]:403[271]:1199。6月7日時，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等學校學生紛紛強占各自學校的禮堂以及教學大樓，並且將其安排成靈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134]:407。越來越多學生們參與架設路障阻礙交通的行動，但在聽聞上海也有可能戒嚴後便有3,000多人決定暫時離開校園。當天晚上，上海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談話，並且提到：「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我們只追求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134]:410」
6月5日時，武漢當地約有20,000名大學學生決定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不滿，另外示威群眾也有的封鎖武漢長江大橋的交通，有的集結在武昌站前的廣場[134]:400。第二天學生繼續在街頭遊行示威並使當地交通被迫中斷，同時約有10,000名學生決定直接在鐵軌上靜坐抗議，這導致來往北京、武漢到廣州的鐵路路線被迫中斷，此外學生還鼓勵當地各大大企業的工人發起罷工活動[134]:405。6月7日凌晨學生們開始以公車和路障阻礙交通，並紛紛於各處架設靈堂來紀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然而一小群激進的學生攔下一輛貨運列車並且開始在列車上潑灑汽油，不過在準備焚燒時成功被警方阻止。但這使得當地警方與居民關係漸趨緊張，居民開始提領現金，搶購物資[134]:408。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當地學生發起遊行活動並四處發表演講，此外示威學生亦封鎖附近聯絡交通並嘗試聯合工人發起罷工。6月7日早上7時左右，包括河海大學在內幾間大學400多名學生以4輛公共汽車封鎖南京長江大橋，封鎖持續到傍晚，而以南京大學學生為主的在校學生則在中央門各處擺放路障。一直到當天下午4時以後學生與群眾才被說服並撤離，交通也一度恢復[134]:409。然而6月8日，南京大學與河海大學等校的學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一公里的交通，同時學生們也陸陸續續於南京長江大橋上靜坐表達不滿。對於學生激烈的反應，中共江蘇省委認為當地局勢已漸趨失控，並陸續向學生表示公安部將會嚴懲行動的策劃人[134]:413。
六四清場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272]。儘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了撤離職位的處分，或者接受檢討和人人過關。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聯播》上，新聞主播杜憲與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搭檔在負責報導此次事件時表現出悲痛情緒。事件之後央視過關學習，杜憲和薛飛的態度不改（二人受調離處分，三年後先後離職），而李瑞英、張宏民等人經檢查符合要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之子的吳曉鏞和英語播音員陳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273]，後來吳事後被捕，陳則被禁止出國。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252]。而包括吳學燦在內的一些編輯人員則因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274]。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然而許多廣播公司仍然無視這些禁令而嘗試藉由電話向外界報告情況，而許多相關的拍攝影片紀錄也很快被偷偷地運出中國大陸，這也包括西班牙電視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攝的天安門廣場情勢獨家紀錄[275]。而在軍事行動期間一些外國記者則遭到中國政府的騷擾，其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羅斯以及搭檔攝影師便遭到中國大陸當局拘留，然而他仍然不斷透過行動電話報導天安門廣場的情況[276]。之後幾名報導中國大陸當局派遣部隊清場的外國記者在隨後幾個禮拜遭到驅逐出境，而其他記者則持續遭到當局騷擾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單之中[277][278]。中國大陸當局告知各國駐上海領事館稱無法保證記者的人身安全，並開始要求每家新聞媒體必須遵從新頒布的準則內容[279]。
6月9日，鄧小平在其他高層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而這也是自從學生發起示威活動以來鄧小平首次於公開場合出現[40]。鄧小平在之後演講中稱呼因為六四事件而喪生的解放軍士兵為「烈士」[280][281]，並且指出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現政府，希望能進一步「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282]。鄧小平認為示威者之所以不斷強調包括官員貪污在內的有關投訴，是為了掩蓋其底下試圖將當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動機[283]。他之後還以此觀點表示：「這整個都是仍堅持帝國主義之西方世界的計劃，他們企圖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逐一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然後將它們帶往另一條充斥著國際資本以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284]」
為了排除同情天安門廣場示威群眾的幹部，中共領導高層發起了長達一年半的整頓方案以「嚴格處理內部強烈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的黨員」。根據報導，有將近四萬名中國官員被調查其在抗議期間的作為，有超過30,000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職位因此被迫調動，甚至估計有超過一百萬名公務員的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評估[211]27-30。而在這一期間，幾名中國外交官則前往國外要求提供政治庇護[285]。而抗議行動造成中國當局決定加強其作用，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化措施遭到復原，同時中國回到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來源請求]並且重新控制新聞出版和大眾媒體。不過六四事件使得中國大陸當局瞭解到無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彈和催淚氣體等充足的鎮暴裝置，因此在這次抗議行動結束後中國大陸各個城市的鎮暴警察陸續獲得非致命的相關裝備。同時六四事件還促使得中國大陸當局決定增加國內維穩開支，並且擴大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在鎮壓城市抗議活動時的權限[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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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成功控制天安門廣場後，中國官方開始針對示威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並撤除支援抗議群眾的黨政官員職務[287]。根據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市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其中有市民因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監禁[288]，還有人被判死刑[221]:6[289]。許多參與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後陸續流亡海外，柴玲、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便透過黃雀行動，逃往西方各國[290][291][292]，之後則被中國政府長期禁止回國[293]。不過陳子明和王軍濤則是在1989年年底準備流亡時遭到逮捕，中國大陸當局指控他們為整起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於1990年判處他們13年有期徒刑[294][295]。
中國大陸有關當局陸續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計數萬名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群眾。根據對話基金會援引的各省級人民政府的資料，在1989年春天時有1,602名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人士被判處有期徒刑[296]。許多人被安排至監獄監禁或者被送往勞改營，並且被禁止與他們的家人會面。而相關單位除了時常對這些涉嫌參與示威活動的群眾以酷刑施壓外，還將這些持有不同意見者與殺人犯或者強姦犯安排在同一個牢房內；同時，由於許多人遭到逮捕，牢房空間不足，甚至沒有足夠的空間供所有人入睡[211]30。上海監獄和勞改隊開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亂」為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飄揚，共和國的旗幟》等錄影[297]。截至2012年5月，仍然至少有2名參與抗議活動者被關押在北京市，另有5人下落不明[296]。另外曾經擔任趙紫陽助手的鮑彤則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和進行反革命宣傳，並於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298]。
王丹和趙常青則是少數幾位被列為通緝犯且遭到逮捕的學生領袖，王丹先是被判處4年的有期徒刑[299]，在1998年以保外就醫的理由離開監獄，並獲准移民前往美國居住[300]；他而後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主要從事學術工作[301]。趙常青因為被視為一名在抗議活動中影響力較小的公眾人物，在獲得為期6個月的監禁後獲得釋放，但之後由於繼續要求中國展開政治改革而再度遭關押。吾爾開希在事件後逃往臺灣，並長期在台灣中央廣播電臺從事政治評論員的工作[302]；之後他曾三度表態願意自首，並希望返回中國大陸探視親人，不過最後都被遣返回臺灣[303]。李錄則在華爾街成為投資銀行家，並且成立了一家公司[301]。柴玲先是流亡法國，之後再轉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後來她於美國高科技公司工作，並成立了關注中國大陸女性權益和計劃生育問題的非營利組織女童之聲[301][304]。
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期間，禁止酷刑委員會舉辦第四十一屆會議，並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19條審議了會員國提交的報告。當中禁止酷刑委員會對於中國當局處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擔憂，認為儘管許多家屬提出「在1989年6月4日於北京鎮壓行動中遭殺害、逮捕或失蹤」的申訴，但中國當局卻遲遲沒有展開調查[305]。同時禁止酷刑委員會也提到中國大陸當局並未告訴家屬相關人士的下落，而對過度動用武力的負責人也無任何行政或者刑事處分[305]。2009年12月，中國政府回應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建議，表示已經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完全結案[306]，並強調當時採取及時且果斷的手段是必要而正確的[306]。中國政府還認為將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運動」扭曲了事件反政府的本質[306]，並且認為這些意見與禁止酷刑委員會的職責並不符合[306]。
死傷人數
由於中國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死傷人數的資料模糊且出現多種版本，單是死亡人數的估計便從百餘人至上萬人都有[308]。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據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309][310]。袁木還提到有5,000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士官和士兵受傷，而包括違法暴徒和圍觀群眾在內、有2,000名平民受傷[309][311]。根據北京市警方的調查，在北京市被殺死的平民「包括大學教授、技術人員、政府官員、工廠工人、小型私營企業擁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學生和小學學生等，其中最年輕的僅有9歲」[134]:437。而自中國政府於6月6日召開新聞發表會後，六四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和天安門廣場傷亡問題便不斷出現爭論，有「死者都在天安門廣場外」[312]與不同日期的說法。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展開軍事鎮壓後，便不斷控制任何資訊的發布；之後則嚴格禁止在中國境內研究相關主題，使得今日對於實際死亡和受傷人數仍然不清楚。各方來源提供的傷亡估計，各說各話下亦有很大的出入，聲稱人數從無人喪生至數千人喪生的說法都有[10]。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9年第11號）中記錄的資料顯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及公安部門警察有數十人死亡，6,000多人負傷；非軍人有3,000多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醫護人員、群眾。[313]1990年7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向國務院提交的內部檔案《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中統計，1989年整個事件期間全國共有931人死亡，2.2萬餘人受傷。其中北京有群眾523人（北京學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學生171人，外地職工、居民和農民229人，另有身分不詳者21人）、軍警45人死亡，另有11570人受傷。[314]
海外報道的死亡人數一般顯著多於大陸報道。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檔案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訊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檔案）。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檔案顯示，有中國國務院職員（名字在檔案中被塗黑）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萬多名平民死亡，這是目前最高的數字。[7]
1989年6月21日，紀思道在《紐約時報》專欄提到因為缺乏實物證據，而很難確認傷亡的實際人數，但也提到「合理數字應該是大約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喪生」[8]。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則表示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看見軍隊向未持有武器的群眾開火，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員工也曾前往現場蒐集部隊殺害民眾的證據[315]，走訪北京附近的這些醫院後認為約有數百人遭到槍殺[316]。子女因為這次事件喪生的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則共同成立了天安門母親運動，持續嘗試調查死者家屬，並記錄死者相關資訊[9]；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失蹤與死傷者清單，1999年有155人、2005年有187人、2010年有195人[9]，2011年8月有202人[9]。在天安門母親運動所蒐集的死者資料中，除了直接死於六四事件的民眾外，還包括4名自殺人士，以及6月4日後因抗議活動而被殺者[9][317]。
另一方面，根據吳仁華對於戒嚴執法行動的相關研究，除去治安人員外只有15名軍人經確認是在相關事件中被殺死[249]。在死亡原因已經確認的15名軍事人員中，有6名士兵是因為搭乘的卡車翻覆，車體著火而喪生[134]；一名隸屬第39集團軍宣傳單位的攝影師因為沒有穿著制服，在拍照過程中遭到槍殺；7月4日，一名第24集團軍排長因為心臟麻痺逝世[249]。剩下7名軍事人員的死亡原因，吳仁華認為應該是排除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時，在任務過程中陣亡[249]。
此外，中國各地仍有示威者傷亡，數量由於當地記者較少、缺少特意記錄而難以估計。但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據稱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間接導致死者增加[269]。位於成都的天府廣場因此也被稱為成都「天安門」[318]。
至今大多認為絕大部分的槍擊事件，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以外處。另外也有報導指稱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後，軍隊仍在北京音樂廳附近向學生開火[8]。有文章認為，槍擊發生區域並非天安門廣場，而是在通往廣場的大道上[321]。而中國政府在6月6日召開的新聞發表會上，軍事發言人張工堅持表示並無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遭到槍殺，軍隊亦沒有使用戰車輾壓在廣場的民眾[309][311]。鄧小平在6月9日的談話中提到：「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280]」清場期間負責監督執行狀況的戒嚴部隊副指揮遲浩田，則在1996年訪問美國時堅持強調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人死亡[322]。西方的新聞媒體則廣泛報導稱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屠殺。柴玲便表示戰車進入天安門廣場後輾壓帳篷，並殺害堅持不肯離去的學生；一些從廣場撤離的學生則認為，有群眾因待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而遭到殺害。[323]之後軍方出動直升機清理天安門廣場，更讓懷疑論者認為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廣場發生屠殺的事實[258]。
但侯德健、潘文等同樣在待在紀念碑旁的人士，紛紛表示儘管在天安門廣場有聽到槍聲，但並沒有看到任何針對示威群眾的大規模持槍射擊，或是戰車輾壓群眾的情況發生[324]。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也指出：他當時就在廣場上旁人民大會堂，看到的是和平清場，並稱外電所說的「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不是事實[325]。六四事件親歷者吳仁華表示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遭到警察和軍人的襲擊，並且傳出許多慘叫聲，但學生們很快被迫撤離了。[326]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有許多記者不能確定天安門廣場上是否發生屠殺，僅可以確定廣場外有大規模槍擊發生[319]。美國國務院內部針對事件提出總結時，則提到：「屠殺發生在長安街等北京主要幹道，而不是在天安門廣場本身。[327]」這些說法使得之後記者依照現有證據進行判斷，認定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並沒有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喪生[328]。在維基解密洩露的外交電報中，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待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智利外交官加洛，便告知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在廣場上並未目擊到群眾遭遇槍擊，在這期間只有聽到零星的槍聲[258]。不過另一篇外交電報提到一名執行清場任務士兵的母親，從自己兒子口中得知當時隸屬的部隊安排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並曾使用機槍掃射而造成許多平民喪生[329]。儘管電報中提到無法驗證來源是否真實，但仍然被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當作目擊者報告看待[329]。
各方反應
維基文庫中與此條目相關的原始文獻：
針對六四事件，中共的立場認為：為了控制事態，使用武力是必要的[330]，而這也維繫了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穩定社會秩序[331][332][333]；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被外國記者問到關於此事件的問題時，都會不斷重申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334]。在6月30日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陳希同做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2019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系列辭典》將六四事件的大環境歸納為西方滲透與和平演變、黨內少數領導同志的思想問題、幹部腐敗問題損害群眾形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等等，將直接原因歸納為「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利用「黨在工作中的失誤」和「人民群眾對物價上漲、特別是對一些幹部中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藉著群眾悼念胡耀邦「大肆散播謠言」，「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12]。至於在官方出版的歷史文獻中，則在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2021年2月第1版）中始[來源請求]有所提及，書中首度出現了標題為《經受政治風波的考驗和治理整頓的完成》的關於六四事件的正式記載。這份史料將六四事件稱為「1989年政治風波」，並收錄了關於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論在內的事件相關內容。在文中的後幾小節中，也記錄了官方對此的反思與相關措施，內容涉及貪污問題的解決、經濟政策的調整[335]:267-278。後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路版）[註 9]中亦收錄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該事件的定性是「1989年春夏之交，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發動的一場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政治動亂」，並認為1990年1月10日北京解除戒嚴為這場「風波」的結束日，即「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的鬥爭取得勝利」[2]。
同時，中國政府不斷控制有關六四事件的大眾印象，當提及此事時，媒體必須同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說法保持一致[330]。政府還推出相關白皮書，以說明其對此事的觀點；之後中國政府內部匿名人士將這些檔案運出海外並且在2001年時藉由公共議題出版《天安門檔案》。六四事件30週年前夕，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場風波和動亂，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和平息了這場動亂，是正確決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國內穩定。中國在之後三十年間，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337][338]。中共中央則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中提出《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特別用一段篇幅指出該事件，並譴責反共的外部勢力，在文中透過定性八九民運的發展影響和發表正式看法，著重強調了政府在「抵禦風險和駕馭複雜局面」方面的作用。決議參照了鄧小平的評價，指出在二十世紀末出現了「國際大氣候」（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國內小氣候」（經濟改革的諸多問題），該局勢下因[誰？]操弄而導致了「八九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暴」，此後國家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決議由此綜合了後續一系列政績等進行總體結論[339][340]。
但對於六四事件，許多當時的黨政官員也存在各自不同的見解，其中陳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多次為流血事件感到遺憾[341]，而當時擔任趙紫陽政治祕書的鮑彤則多次呼籲中國政府應該平反示威活動。楊尚昆則在1998年逝世前向軍醫蔣彥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國當局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並且認為將來有一天該事件將會獲得糾正[342][343]。
事件發生後，包括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在內的媒體開始借用國際新聞諷喻國內時事[344]。6月4日，《人民日報》以粗黑字型刊出題為「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殺害學生」的文章。同版，有文章報道波蘭訊息，以「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為肩題；主題用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345][346]。對中東局勢的報道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戰車對付平民」。在「社會」版，則有「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一文[347]。6月5日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不僅以醒目文字報道波蘭領導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還用字幕打出「以總理承認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義」[344]。
儘管中宣部已要求媒體「噤聲」，甚至威脅「誰報道誰負責」，《人民日報》仍然在頭版用花邊框刊出《北京這一夜》一文，首先披露了戒嚴部隊進城並開槍的訊息[348]。後來《北京這一夜》刪節，但由於版面已經固定，原本預留一千餘字的空白中僅餘不下兩百字，使得《北京這一夜》的花框內留下不少空白，被稱為是在「開天窗」。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英語廣播員在4日凌晨的廣播中稱，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並稱電台同事在事件中遇難，廣播員最後說：「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候收聽我們的廣播」[349][347][350]。中央電視台的兩位主持人杜憲、張宏民在播報6月4日晚《新聞聯播》時身著黑衣，雙眼浮腫，語速緩慢，主持人杜憲一度在播報中哽咽。當時的《新聞聯播》為全國播出的錄製節目。[344][350]。
事後，學運期間主張新聞改革、同情學生的胡啟立、閻明復等領導被撤職[350]。人民日報社總社長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也被撤職。私自在6月4日刊發人民日報號外的編輯吳學燦更被判處四年徒刑[351]。北京廣播電台英語部負責人吳曉鏞被調離，其父亦受牽連，整個英語部的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352]。報導此次事件表現悲痛情緒的四名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分別是杜憲、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事件之後央視內部組織「過關學習」，李瑞英、張宏民符合留任要求，而杜和薛則被調離新聞聯播播音崗位。後薛飛1991年從中央電視台辭職，翌年杜憲也從央視離職[353]。
曾有中國媒體藉由阻擋戰車之類似圖像來低調紀念六四事件，例如在2010年6月1日時南方都市報在兒童節特刊登出一幅描繪有戰車車隊圖像的漫畫[354]。
事發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對於該事件的做法評價不一。多數國家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武力驅離示威群眾，許多西方國家亦一度實施經濟制裁，並實行武器禁運至今[134]。對於中國政府通過武力鎮壓處理抗議活動的方式亦引起多數國家的批評[355]，其中西方國家政府和新聞媒體更是對此嚴厲譴責[356]。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亞洲國家在抗議期間持續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國家電視臺減少相關報導以免損害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另一方面也對於因解放軍清場而死亡的民眾表達同情之意[357]。而多數對該事件作出反應的非洲國家則認為該事件屬於中國內政，並且對該事件表示同情。[358]根據日本外務省在2020年12月23日公開的1989年前後外交檔案[359]，日本政府在6月4日當天決定對中國和睦，並反對西方對中國制裁[360]。而包括朝鮮、巴基斯坦、古巴、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以及一些中東和非洲國家則表態支援中國政府的作法，並譴責相關的抗議活動[356]。許多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為表支援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活動，於歐洲、美洲、中東和亞洲等地的城市發起示威，開始在網際網路上架構提供新聞服務的《華夏文摘》，並且建立非政府組織中國民主後援國際；而在中國軍隊以武力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後，這些海外華人則組織如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等團體，這些團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361]。
然而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政府對於天安門廣場上抗議活動的處理方式破壞了自身的國際聲譽。許多西方國家的新聞媒體從原本計劃採訪5月舉行的中蘇首腦會議轉向報導有關早期戒嚴行動的情況，示威群眾抓住這個機會並且開始為國際電視臺的觀眾製作標誌和旗幟，而這也使得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學生的抗議活動多表示同情。中國政府對於如何處理媒體報導示威活動一度猶豫不決，這也為中國記者和海外記者報導抗議活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抗議活動的影像紀錄在事件之後20年強烈影響了西方對於中國的看法以及其對華相關政策[362]。其中一男子阻擋戰車行進的圖像變成該事件重要的標誌，該男子被稱為「坦克人」，且長期在西方社會成為公民反抗專制政權的象徵[363]。《時代》雜誌更是以「無名的反抗者」為名將其列為20世紀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364]。
另外一方面，對於當時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來說，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得社會大眾恐懼中國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是否會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365]。對此香港總督彭定康試圖針對立法局展開政治改革，但這也讓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發生摩擦。而對於許多香港民眾來說，對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的鎮壓成為了一個轉捩點，許多民眾因此對中國政府失去了信任[366]；此外當時香港市民普遍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地位感到不確定，這些因素使得1997年前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許多人前往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國家生活。英國政府為了阻止人才隨著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讓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權計劃，授予部分香港民眾正式的英國公民身分[367]。而自1990年後，香港每年都有數萬名民眾參與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辦的大型「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活動。香港在1997年主權轉移給中國後，相關的紀念活動仍在持續進行，直至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368]。
六四事件過後，澳門支援示威的部分人士或組織遭到壓力或攻擊，例如兩個高調爭取平反「六四」的組織被暴力襲擊，當中「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在負責人聶國瑞（後來曾任香港亞洲電視駐澳門記者）遭人以玻璃瓶襲擊頭部後宣佈解散，而民聯會的成員則因職業威脅、家庭壓力、經濟封鎖和暴力襲擊而四散，當時任職中國銀行經理的吳國昌受壓辭職，在青洲小學任教的區錦新也被解僱，後來更被人用木棍襲擊，民聯會除了區錦新和吳國昌以外的成員大多退出。後來二人先後從政，透過直接選舉進入立法會，直到現在兩人仍然堅持舉辦六四悼念集會[369][370][371][372]。據吳國昌說，在1990年代針對民主派的打壓行動中，有部分堅持平反「六四」和抗議警方濫權的人被清算，由於當時親共勢力已控制澳門社會，故可輕易而舉地打壓反對者，被打壓人士的處境有突然失業、做生意的突然被斷供貨、舖位被收回、銀行戶口被凍結，同時面對著暴力威脅，有被暴力襲擊的人報警後於事無補，也沒有記者願意報道。他們中的部分人最後妻離子散，甚至露宿街頭[372]。
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外交形象從展開現代化改革的反蘇盟友，轉變成為鎮壓示威群眾的威權主義國家。之後反對中美自由貿易的藍隊成員也多次提及六四事件，並以此認為中國對於維護世界和平和美國自身利益都將構成威脅。六四清場的訊息也對中國經濟產生顯著影響，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與部分外國政府都要求暫停給中國提供貸款[373]；而除了許多外國直接投資的承諾遭到取消外，中國的旅遊觀光業收入也從原先的22億美元減少至18億美元[374]。國務院總理李鵬在1992年1月31日訪問安理會時就表示，對華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政策嚴重妨礙國家主權[375]。
同時歐盟與美國都決定針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政策，並且持續到今日。由此，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防支出從原先1986年的8.6%提升至1990年的15.5%，過去十年以來國防經費開支不斷減少的情況得到了逆轉[374]。中國長期呼籲歐洲聯盟和美國解除禁令，並獲得一定數量的歐洲聯盟成員國支援。2004年時，法國總統希哈克便提議歐洲聯盟解除禁令，同時獲得德國總理施羅德的支援。而自2004年以來，中國則開始表態稱武器禁令「已經過時」，損害了中國與歐盟間的關係。但中國在2005年3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激化了臺灣問題，數個歐盟理事會成員復原了原先有關解除武器禁令的支援[376]。
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公開反對解除禁令，而美國國會議員還建議：如果歐盟解除禁令的話，應該對歐盟實施軍事技術的轉讓限制。2005年7月，擔任歐洲聯盟輪值主席國的英國政府也反對解除禁運，在多次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巴羅佐當選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之後，解除歐盟武器禁運變得更加困難[377]。另外一方面，歐洲議會則長期反對解除針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限制，雖然每次提案反對理由多是稱沒有必要解除禁令。歐洲議會多次反對解除任何有關中國武器禁運的提案，使得中國只能夠向其他國家尋求軍事裝備的供應。儘管過去中國與蘇聯一度處於緊張關係，但是中國仍然長期從東方集團國家購買武器裝備並且實際成為其主要武器來源。其他曾願意供應武器裝備給中國的國家還包括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這類合作關係也漸漸停止[378]。
事件影響
六四事件的發生直接導致了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趙紫陽被免去黨內外所有職務[379]，胡啟立等許多同情抗議的官員也被免職或降級，江澤民被提拔為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11]28。而許多參與抗議的人士則流亡海外，並被政府禁止回國[293]。這次風波後，強硬派抬頭，改革開放政策停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恢復；原先在1980年代逐漸開放的人權、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暫止進行[380][381]。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根據該法，原則上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依照該法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期間，反對實施戒嚴的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均遭免職[40]。不過相較於趙紫陽隨後遭到軟禁並且持續到2005年逝世為止[382]，其餘三人仍然保留黨籍，而同樣支援改革派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5月24日提前從美國返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後[383]，便被中國政府以健康理由拘留並實施軟禁。同樣，在「改變自身想法」後，萬里從軟禁中獲釋[384]，之後萬里繼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職務，直至1993年任期屆滿後退休。
而江澤民之後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385]。江澤民在上海市處理具有改革派傾向刊物、積極回應四二六社論的作法，使得他贏得保守勢力的支援。這次抗議活動也讓原本依照1982年憲法與往常慣例採取的權力分立有所修正，過去為了防止毛澤東的個人統治以及相關的過激行為，中國共產黨決定廢除毛澤東終身擔任的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同時重新設立自1975年被廢除的國家主席職務，並將其列為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職務，同時實際上真正擁有政治權力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以及中央軍委主席則由不同人擔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間，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同時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秘書長，掌握軍權，並且公然與另一位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決裂，轉向主張使用軍事武力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一派；這使得官方政策變得不一致、不連貫，明顯阻礙行使權力。出於這一原因，同時考慮到對外交流的身分需要，自1993年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主席由同一人出任[386][387][388]。
鄧小平離開領導層後，隨著「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陳雲、楊尚昆、薄一波、習仲勛等元老亦逐漸淡出政壇。之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等人組成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接班。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稱「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對政治風波採取了果斷措施」[389]，大規模逮捕示威民眾和支持者，並鎮壓其他地區進行的抗議活動；同時嚴格控制國內新聞媒體對事件之報導，並禁止外國記者將相關相片和採訪影像傳送至國外。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在後鄧小平時代一直延續下來，直至習近平任內推行修憲後才被廢除。
由於此時受到示威抗議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採取保守態度，並認為示威抗議的原因便是由於改革速度過快的結果[381]。因此，主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在六四後失去了一定影響力，這迫使他選擇與保守派妥協[390]。支援改開政策的趙紫陽被迫遠離政治核心，而在保守派的壓力下鄧小平也與國家政策決定開始疏遠[381]。在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體確立後[151]，鄧小平便在稍後以江澤民為「合格的總書記」為由讓其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自己則退出了領導高層[391]。然而政府改革開放腳步過慢一方面引起地方領導人的強烈批評，另一方面，1991年蘇聯解體使得鄧小平的影響力在保守派勢力中逐漸恢復。
1992年，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講話，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其中，鄧小平批評在示威抗議結束後掌權的社會主義強硬派，並且稱讚創業精神和其他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最初該意見遭到中國相關媒體的忽視，但是最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則發布正式命令確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作法[381][392]。鄧小平的九二南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六四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自此重新提速[393][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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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的審查機制嚴格限制有關六四事件的討論，並採取措施攔截或審查相關訊息[396]，其中教科書也幾乎沒有記載此事[397]；即使不得不有所提及的時候，相關內容也多是以中國官方觀點編寫而成[398]。在抗議結束後，政府查禁了許多有爭議的電影和書籍，關閉了多家報社、出版社。在往後1年內，中國國內近12%的報紙、13%的社會科學期刊、150部電影遭取締，還有將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歇業，此外，官方還宣布其已查獲3200萬本違規書刊和240萬份違禁影像[399]。之後有關六四事件的新聞媒體內容和網際網路資源都因為實施審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鎖。受金盾工程影響，包含六四事件的網路內容在中國境內會遭封鎖，無法瀏覽[400]。
中國大陸有許多文學作品因與六四事件相關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許多該事件期間抗議詩歌的《六四詩集》便遭禁止，而小說《紫禁城》也因涉嫌六四內容遭到查禁[401]，就連採訪趙紫陽或鮑彤的書籍都遭到查禁[402][403]，其中包括由楊繼繩秘密採訪趙紫陽、整理其他否決中國政府決定之資料後撰寫而成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404]，以及受到政府壓力而無法出版的宗鳳鳴著作《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等書[405]。比較特別的是在2009年5月時，趙紫陽祕密錄下的錄音紀錄成功偷運至海外，並且《改革歷程》一書得以編寫出版[406]；而在2010年時，另一本依據李鵬在六四事件期間的日記整理後也以《李鵬六四日記》為名出版[407]。
在中國的網路上搜尋「六四」或者是「天安門」等相關詞語，則只會提供經過審查後的結果[408][398]。在中國的網站伺服器一般不能提供六四事件的相關資訊，而部分伺服器在國外的網站則長期遭受防火長城封鎖。在六四前夕，中國大陸各影音平台均會以「系統維護」為理由，禁止使用者使用彈幕功能、修改個人資料或發言；而各VPN供應商也會在每年六四前夕受到網路攻擊或干擾[44]。另外，中國大陸的社群媒體對與六四事件相關的關鍵詞也實施了封鎖，公民實驗室自2009年起記錄了近3500個被封鎖的關鍵詞[44]。在2006年1月時，谷歌同意在其中國大陸頁面審查有關六四事件和其他中國政府認為「敏感」之內容[409]，不過2010年1月時宣布撤除相關的審查合作[410]。
而後十餘年間，整個運動的壓制開始略有鬆綁以來，仍不少教科書談及六四事件時大多以「清場」而非「鎮壓」來形容事件，並以「平息事件」來結尾。而於香港，當地的教育局公布的課程修訂大綱中沒有提到「六四事件」，而被問及時表示因為「未有納入的事件因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然而重大的九二南巡與此事件直接相關）[411]。2012年2月，中國政府放寬對趙紫陽的內容審查，百度百科首次出現關於趙紫陽的文章[412]。媒體紀錄片方面，2021年6月20日央視放映了《敢教日月換新天 第十一集 舉旗定向》，片中採取了1989年之後中國開始加速體制問責，此後社會相對獨立國協國家急速發展的口吻，並以客觀上逐漸得到了高度肯定的政治評價做結[413]。
但是，中國政府相關的審查卻存在實踐上的矛盾。例如每年6月初（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的網路媒體集體對更換頭像、更改使用者暱稱做出的限制和相關言論控制的增強，甚至還因此出現了對此並不知情的網路紅人因「踩雷」而被封殺的相關事件，這樣的做法反而導致對此事件不知情的民眾產生疑問甚至進而設法得知這一事件，形成兩難[414][415][416]。
六四事件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分水嶺，此後針對政治體制的改革均被中共視為禁忌；而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亦再未發生，中國的民主氛圍每況愈下[417]。21世紀後，大量中國公民均不願談及該話題，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部分改革支持者亦不渴望政治變革，轉而專注經濟改革。[418][419]而許多中國公民都不知道有關六四事件的情形[420]。不過每逢6月4日，中國政府並不允許與六四事件相關的活動存在[330][421][422][423]，例如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2009年6月4日，中國政府便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加強警備，其中除了穿著制服的民警與武警成員外，還有數百名便衣警察出現在廣場上[424]。之後新聞媒體工作人員被拒絕進入廣場內[424]，那些試圖在廣場上拍攝或者採訪持不同政見者的記者則遭到短暫拘留[425][426]。而在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前夕，高瑜[427]、浦志強、徐友漁、郝建、劉荻、胡石根等人則因為參與相關紀念活動而遭到逮捕[428][429][430]。另外每年六四事件週年紀念期間，中國政府亦會關閉全球社群網路服務的網站連結並且加強對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監視[431][400][432]。
但在這般情況下，以丁子霖為主要發起者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等人士或者組織仍然會繼續報導有關六四事件的經過[408]，而多年來一些中國民眾也呼籲中國政府重新評估抗議活動，補償遇難者家屬[433]，如天安門母親運動便要求賠償、平反受害者並且歸還在中國與海外所籌到的募款金額[333][434]。而曾經參與軍事鎮壓的前軍人張世軍更是向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發表了公開信，期望政府能夠就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其歷史價值，但隨後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435]。不過雖然中國政府從未正式承認在六四事件期間有從事不法行為，但在2006年4月時則在政府首次公開的情況下接受六四事件相關受害人家屬的申訴，並且以「困難補助」的名義向在四川死亡的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賠償將近70,000元人民幣。1989年6月6日周國聰在成都市遭到警方拘押，2天後逝世。這一舉動獲得中國許多活動家的歡迎，但是一些人則將這案例視為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的舉動，並不認為它是預告中國官方立場將有所變化的行動[436][437]。
直到八九民運三十周年，即2019年時，六四事件的話題在中國仍然是敏感話題。法國廣播電台報道認為，一批香港記者在事件三十週年之際，以攝製紀錄位片、撰寫文章和口述當年事件的所見所聞的方法，傳承歷史真相；另一方面，法廣認為一些親建制派傳媒由過往不主動提及事件以達到讓人遺忘的目的，轉為以諷刺、批評及錯誤論述等方法營造「六四事件可以爭拗」的現象[438]。中共中央機關報在運動中期稱其為「動亂」，後譴責為「反革命暴亂」，至今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仍為敏感話題，仍被嚴格限制討論或悼念[439]。儘管事件本身對中國現政府的影響力不斷減弱，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仍有許多人主張「轉型正義」[64][77]:634。
在此事件結束後多年，特別是進入2000年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民眾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並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及軍事強國。國家實力的提升，中國民族主義高漲，使得對中國大陸民眾因經濟差距倒向「西方懷抱」的擔憂被消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得以穩固。[440]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認為，中國政府的受信任度和合法性仍然很高，其從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87%[441]。研究還發現，有87%的中國人滿意他們的政府，74%的中國人認為他們的政府正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
在此背景下，中國社會對六四事件中政府措施持否定態度的輿論觀點逐漸減少，以至近乎消失。從2010年代開始，支援政府的立場更是不斷升溫，政府武力結束事件的方式更多地獲得認可，對事件本身的負面評價則同時增加[來源請求],持有否定觀點的甚至包含當年事件中的民主派人士[442][443][444][445]。而中國大陸的部分公眾人物（如馬雲）還開始在言論中參照六四清場這一事件，其立場則直接體現出對政府的支援[446]。六四清場中，政府使用戰車清場的方式更是被大量中國大陸民眾認為是暴力鎮壓最為有效的手段。例如2019年6月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爆發所造成的陸港之間民間輿論的嚴重對立，在中國大陸民眾呼籲中央政府直接以武力鎮壓結束的呼聲中，即有人提議使用六四清場方式，出動戰車驅離，直接結束運動[447]。
流行文化
在學生示威活動遭到鎮壓後，於1989年6月4日在羅馬舉辦演唱會的英國搖滾樂團治療樂隊，在最後安可曲中將「信仰」一詞改為「今日於中國死去的每個人」[448]。比利·喬在其1989年9月發布的單曲專輯《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中，則以「中國處於戒嚴狀態」將六四事件作為倒數第二個歷史事件參照[449]。而前衛搖滾樂團海獅合唱團則在創作的歌曲《日落城之王》中使用天安門廣場來作為印象圖片，同時歌曲內也出現「6月4日的傀儡國王」等歌詞[450]。同年11月時瓊·拜亞在她的專輯《Speaking of Dreams》中亦以歌曲《中國》來紀念六四事件，之後她亦說到專輯是為了「堅持非暴力手段而付出巨大代價、已經永遠改變中國面貌」的天安門廣場上之學生[451]。R.E.M.在1991年推出《閃亮快樂的人》，在專輯歌曲上諷刺性的安排有關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宣傳內容翻譯[452]。1992年，羅傑·沃特斯也推出專輯《歡愉致死》，在歌曲《看電視》中對於西方世界就六四事件的反應進行沉思[453]。2013年，AKB48推出專輯《Team A 6th Stage「目擊者」》，其中歌曲《目擊者》疑似影射六四事件，導致在2014年SNH48引進同名專輯時該歌被刪除[454]。2020年10月15日，阿根廷藝術家尼柯西亞發行的專輯 《Fang Yin》中的單曲《1983，空間報告》直接使用了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聯播》（從「北京的態勢急轉直下」起）作為背景音樂[455]。
在1992年時，由李國豪主演的電影《龍霸天下》則於電影中出現六四事件的部分場景，在電影中李國豪扮演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死亡的美國政府僱員其兒子[456]。《辛普森一家》「咕咕雞飯」一集中，當辛普森一家參觀天安門廣場時，看到廣場上的一塊石碑上寫著「1989年，在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生」[457]。《蓋酷家庭》「Death Has a Shadow」一集的一個切出鏡頭中，彼得·格里芬在天安門廣場將一名中國男子向前推以阻擋戰車[458]。2009年6月3日，英國廣播公司則播出紀錄片《凱特·阿迪重返天安門》，由記者凱特·阿迪再度前往中國並且回憶在1989年所目睹的事件發生經過[459]。2024年6月，親歷六四的華裔旅英作家以筆名Lai Wen發表小說《天安門廣場》，《泰晤士報》書評形容其是「80年代北京版的埃琳娜·費蘭特」。[460]
在華語世界，在1990年由麥當傑指導的《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是由六四後的「黃雀行動」為背景展開的故事。[461]同年由徐克導演的電影《倩女幽魂II》，及其由黃霑創作、張學友演唱的片尾曲《人間道》以「大地江山，怎麼會變成血海滔滔，世間怎麼儘是無間道」等歌詞，影射六四事件[462]。2006年時由中國導演婁燁執導拍攝的《頤和園》同樣提及六四事件，並有數個影像在實際的北京街道上拍攝[463]。該片在中國大陸被禁止公開上映[464]。華語樂壇較為知名的涉及六四歌曲，還包括謝安琪《家明》，萬能青年旅店《在這顆行星所有的酒館》（歌詞以「酒館」代指「戰車」），達明一派《回憶有罪》，以及李志的《廣場》、《1990年的春天》，《人民不需要自由》等[465]。
中國藝術家岳敏君以六四事件為靈感而創作的油畫作品《處決》在2007年時成為拍賣價格最為昂貴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466]。而同樣是中國藝術家的王興偉則將原本受傷學生躺在單車上抬離現場的新聞相片，以企鵝圖像加以取代並且重新繪製出油畫作品《新北京》[467]。2019年4月，德國徠卡相機公司上線了一支名為「徠卡：獵手」的系列廣告片，因片中涉及中國的部分提及六四事件，此片被中國封殺[468]。
2020年11月13日發售的遊戲《決勝時刻：黑色行動冷戰》，前導預告中出現了一秒有關該事件的畫面，該預告片也因而在中國被下架。而後發布了經過修剪編輯的預告片（僅刪減畫面，未刪減音訊）[469][470]。2022年6月3日，中國帶貨主播李佳琦的銷售直播中出現了一款和路雪（Wall's）多層冰淇淋，隨後直播遭到中斷，被普遍認為是因冰淇淋造型類似戰車，令人產生六四聯想。李沈寂109天後低調復出。[471][472]
參見
注釋
參考來源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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